北漂自述：我到底为了什么活在这儿？
大家从不同的地方来到北京，试图从1号线上找到一个入口，把自己嵌入这个城市，在这里安顿自己的人生。
长安街在上，一号线在下。上面8条车道，灯火通明，横贯北京东西，是世界上最长、最宽的街道。而地下则以3分钟一班的车次，45年不变的路线，每天穿过31.04公里，把约150万人运到23站点，那相当于北京常住人口总量的1/13。
从东单向东，一路出建国门，过永安里，至国贸CBD商区，写字楼越来越多，世人眼中的精英沿长安街沿线一路向东聚集。楼越来越高，地价、房租也一路飙升，那代表着名望、财富、位置。
而西单以西，出复兴门，入木樨地，一路西行，由商转政：过了繁华的金融街，进入财政部和计委所在地，接着就是首都博物馆、中科院，一路下去，浓浓的府院气息。
再往西又一番气象。文气渐弱，兵气渐浓，八宝山是有名的革命公墓，至于公主坟、万寿路一带，则是全国军事中心，军政司令部所在地了。
一号线展开，就是这个城市的生活层级，站点本身似乎带上了某种隐喻，成了某个阶层、某种生活的入口。
人们从不同地方来到北京，抱着不同的目的，通过不同路径，以不一样的代价，扎进1号线，投入各自的北京生活。
28岁的李征（化名）渐渐开始对自己在京打拼的意义感到困惑。
一、四惠东
每天，李征（化名）从出租房走到四惠东坐1号线，从起点经11站到西单，再转4号线坐12站，一个半小时到达上班地。回程再一个半小时，经23站。
当李征拎着小公文包，锁着眉头急匆匆从写字楼里走出来的时候，他的状态有点儿游离，那样子看似温吞却又烦躁，整个人充满了矛盾。
这个地道的山东汉子今年才28岁，却已经有点儿沧桑了。父母种地，一个男孩就这么考到了北京。人虽然出来了，面临着这个大城市的一切新鲜东西，可一套价值观还留在玉米地那里。
眼下他正跟“么么哒”较劲。他刚从体制内的公务员跳出来，在一家企业上班，负责微信平台，他指着那界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真的不适应，“这不是矫情吗？”他激昂地说，“话不好好说，干吗要用‘亲’‘么么哒’？‘冰淇淋’不叫冰淇淋，干吗要叫‘甜品'？”
他皱着眉头跟记者讨论，似乎那是关乎体面的大事。“我喜欢严肃一点的东西。”他指的严肃是那种人民日报体，或者几个学者来讲课或交流，探讨一些哲学、文学、艺术类的问题。
可他必须学习“么么哒”的用法，非常努力地造出“博雅塔，么么哒，我来了”的句子。说的时候他很嫌恶，就像每一个字都要花他钱似的。
一旦工作本身让他没了兴趣，上班就变成了一件需要忍耐的事情。上班从一出门开始就是一段艰难的旅程。作为1号线始发站，四惠东在2000年通车，1号线东侧始发站第一次从西单东延到了东四环外，这也是1号线最近一次的扩延。一条线从此穿起了朝阳、东城、西城、海淀、石景山五个区。又因这一站靠近立交桥，客运、地铁、公交方面都是重要的交通枢纽，这里的日客流量超过20万次。
此前很长时间，四惠东近北京郊区，多是小商品市场，档次、服务效率都不高，住在这里的也是小商贩、打工者、底层务工人员。可1号线一路向东，加上CBD东扩，四惠及四惠东有了新的价值。这个西起大北窑，东至高碑店文化园的地带，搭乘地铁至国贸缩短到了20分钟以内，它因辐射CBD商务圈、与国贸距离最近、而房租又能被普通小白领承受，很快成了的那些写字楼里白领的首选，这一带房子开始炙手可热。
每天，大批住在通州、燕郊的小白领在这里换乘。在天桥下排队30分钟等地铁，五六趟过去仍挤不上去车是完全正常的。在哪个门口，跟哪群人一起上也大有讲究，最好能选中一个强大的人流，顺势被推上去，这个地铁口流行一句话：“选好团队比个人努力更重要。”
李征也不例外。每天，他要拿出3个小时，上车，换乘，一路西进北上，周而复始，那感觉就像每天都比别人少活了3个小时似的，每天像圆形笼子里的仓鼠一样一直循环地跑，上班是为了下班，下班为了睡觉，睡觉为了第二天再上班。
时至今日，他仍然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在体制内不行，现在到了体制外也不行；老家那一套不行，大城市这一套也不适应。他在两套标准里出出进进，左摇右摆，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很纠结。
当初进体制，有多少是自己的意愿，多少是为了满足老家那边对他“出人头地”的期待，他已经分不清了。2009年从烟台大学毕业，又考上人大专业硕士，对一个农村孩子来说，这是不错的成绩了。初来京时，他颇有几分踌躇满志，一心想取得一个父老乡亲所认同的位置。那渠道很清晰：拿户口，进体制，熬两三年，做上副主任、主任，攒钱买房，结婚生子，逢年过节衣锦还乡。
刚进体制的时候，他和所有年轻人一样，以为自己可以改变或影响什么。“我想把大家的心气儿都捋顺了。”为这，他专门做了一个单位内部微信公号，每天推送员工事迹，单位故事。这是分外工作，本以为是锦上添花的事，却被老板找去谈话：“小李啊，你要在这个微信公号上制定一个规矩，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这个宣传口径要把握好。”
李征蒙了，怎么解释领导就是听不进。
再就是一遍一遍地开会，学焦裕禄，学到晚上10点再讨论两小时，领导带头表示：焦裕禄是我的神。
轮到他发言时，他大着胆子说出真话：“焦裕禄死了二三十年，兰考还是一个贫困县，我觉得当干部没必要成公仆，办事儿就行，我给你服务，你用纳税来滋养我，把这个互相服务的关系搞好。不然累死也是无效的。”
一句话惹毛了领导。那时他已经动了离开体制的念头。这只是最后一根稻草而已，更根本的原因是他看不到升职的希望，之前干得热心，以为可以提干，却没了希望，原来的下级做了他的领导。这下级之前来北京开会，叫他李总，给他倒酒，现在反过来叫他“小李”，酒也轮到他倒了。
离开体制那天，他坐到领导办公室里，“我想走。”领导一惊，“小李啊，我们这么培养你，你作为一个党员干部，你怎么能……”“领导”，李征打断他，“我只是一个党员，我不是干部。”
这是他的第一次叛逆。内心里更深的厌恶压倒了出人头地的想法。骨子里，他一直比同龄人更焦虑，那几乎是一种潜意识，学生阶段他已经开始找工作，同龄人都在享受校园时光，读书恋爱，而对他来说，这一切都没有意义，如果它们不能指向一件事：好工作。“好”当然是指物质方面的：稳定有保障，能支持一份殷实的生活。
研一那年，他在两个机会之间犹豫。一个是中国移动徐州分公司的offer，另一个是去爱尔兰交流一年。他犹豫了，到手的那份工作框住了他，家里劝他，“出国也就一年，工作可是一辈子的事！”
对父母那辈人来说，工作就是铁饭碗，找到一个必须抱牢，“出国”属于不务正业。李征很矛盾。一直以来，他都在自己的价值观和父母传统的评价体系里摇摆不定。瞧不起一张户口，又必须得到它；骨子里讨厌官僚主义，又真心想进体制。一切机会面前他都倾向于传统的价值观，但当中又透出不甘。
他犹豫了很久，最终抛下手边这份工作去了爱尔兰。爱尔兰很美，人也悠闲，在湖边散步，不时有鸽子飞起来。他却不安起来：太轻松了，将来怎么办？回国怎么办？工作怎么办？
一旦学业、工作、结婚、生子这四件事儿里，有哪一环衔接不上，他马上陷入焦灼。好像这一步接不上，就永远接不上了。
他发现，那些固有的东西，正根深蒂固的留在自己脑子里，逃也不是，顺从也不是。一年里，他的口语没进步，见闻没增加，吃也克制，玩儿也小心，按部就班地在爱尔兰过了一年中国生活。
他感到自己正陷入尴尬：一回老家，邻居围上来，“李征，你都三十了，还没结婚……”“我才28”他反驳。再就是问户口，问房子，问一个月赚多少。之前，这一套曾经指导着自己全部的奋斗路径，可现在他听着，突然一阵厌烦。
自己离老家远了，可北京这个城市并没有接纳他，观念、生活上他仍然没有接轨。如果他胆敢不结婚，不买房，他简直无法踏到老家的土地上，无法活在邻居的眼光里。
挤地铁挤烦了，他偶尔也会皱起眉，抚着额头问：“我到底为了什么活在这儿？为了父母吗？父母不在身边；为了舒服吗？还是为了更高的意义，可哪儿又有更高的意义呢？”
他开始睡不着了。女朋友家里催着结婚，一套房子首付60万，女方那边已经准备好了一半，他这份就是拿不出来，家里帮不上一点儿忙。
睡前，他偶尔会问女朋友，咱在这儿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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