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海归夫妻的六年生活
文/赢萱
我有些伤感，为何总要到了分离的时候才懂得珍惜，若是从一开始我俩就能这样共处的话，就不会把幸福的时光浪费在争吵和责难上了。
正文：
我嫁给楚铭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是天作之合——包括我们自己。
我毕业于上海交大，随后进入上海的贝尔市场部工作，主攻集团大单业务。我是在浦东一个新厂区的通讯业务招标中认识楚铭的，他代表西门子公司前来参加竞标。
那次的竞争非常激烈，我们都表现出了志在必得的态度以及充分的努力——尽管，最后阿尔卡特出乎意料地竞标成功，我和楚铭却在竞争中惺惺相惜，慢慢成为了朋友。
楚铭是个各方面都很优秀的男人，复旦的高材生，本来，他在大四那年就以高分获得了托福和GRE的PASS，但是因为他的父亲突发心脏病去世，他不得不暂停出国的原计划留在上海工作处理父亲的后事以及陪伴悲痛的母亲。
然后，我俩的距离慢慢拉近，由恋人到了婚姻。我们一起贷款在虹口区买了一套120平米的房子，当房子装修完毕后，我们领取了结婚证。
新婚的热情过后，我们回到了正常的工作生活状态，每天早上7点准时起床，他坐公汽转地铁到莘庄搭乘公司的通勤车，我到南京西路文华大厦等我单位的通勤车，到了单位便是昏天黑地的8小时忙碌，拜上海的拥挤交通所赐，我俩回到家的时候多半都是华灯已上了，于是一起在附近的永和、振鼎鸡甚至麦当劳胡乱吃上一顿当是晚餐。回到家洗完澡大概已经在10点以后了，说不上两句话便都倒头睡去。到了周末，一起睡个懒觉、然后处理一下堆积一周的家务，浑浑噩噩中两天时间似乎溜得飞快，接着就又是星期一了。
结婚半年后，我们就再也找不到婚姻的兴奋点了：每个月的薪水除了还贷和存下1万元外，我俩还能各自捏着几千块钱零花，可是，我们一点都不快乐——我们有钱，但彼此都不需要对方的钱；我们有家，但120平米的房子就像一个临时旅馆……
对于那种生活，楚铭的不满并不比我少，终于，在一个周末为了家务的分配问题，我俩爆发了婚后的第一次战争，不过，我俩谁也占不了上风——因为我们谁也不能证明自己为这个家做的事情比对方多：我俩收入持平、上下班时间一致、工作强度类似……最后，我只能恨恨地叹一口气——这该死的般配！
夫妻吵架这种事情就和灯泡坏掉一样，只要有第一次，就不愁第二次，我俩的争吵频率很快从几个月一次发展到每月一吵再到每周一闹，到了后来，我俩见面的时候脸都臭臭的，谁都不愿意先和对方打个招呼。床上的被子变成了两床，尽管同睡在一张床上，我们秋毫不犯。在分居冷战一个月后，我悲哀地想，或许，我俩的婚姻到头了。
就在日子不知道该如何继续的时候，楚铭和我好好谈了一次，他说他也觉得我们的婚姻出了问题，他决定去考托福，打算去美国留学。他说我们可以选择马上离婚，也可以考虑利用他留学的时间先暂时分开一段时间给对方独处的冷静时间，如果觉得这段婚姻真的没有存在价值的话再离婚。我们选择了后者——因为我们都找不出一个恨不得马上离开对方的理由。
随后，楚铭在托福中考出了618的高分，他开始向美国的各大高校寄出自己的奖学金申请，当位于伊利诺伊州的西北大学工商企业管理专业的录取通知书遥遥而来的时候，我俩的日子蓦然就要变得以天以小时来计算了。
出国前的日子里，楚铭办理了辞职在家准备，也就在那时，我充分领略到了他的温情：每天早上，我会在早餐的香味里醒来，洗漱完毕后桌上是一碗热气腾腾的泡饭加上4个小味碟的各种小菜；吃完早饭，楚铭会送我去文华大厦陪我等通勤车，等我上车了再向我挥挥手，目送车子远去；白天我在办公室忙碌的时候，会收到他的电话或短信，或者问我晚上想吃什么，或者告诉我他在街上找到了我很久以前就想要的一个小玩意；下班的时候，他又早已在通勤车停*点等着我了；回到家里，干净得一尘不染，简单而可口的晚饭已经在餐桌上摆得整整齐齐；等到周末的时候，他会有耐心地推醒我，陪我去逛街、在外面吃饭……这是我一直想要的生活，只是，我有些伤感，为何总要到了分离的时候才懂得珍惜。
当楚铭终于去了美国以后，蓦然冷清下来的生活让我觉得寂寞而空虚，我甚至找不到一点能够让自己开心的理由——原来我还是离不开他的——这是我对我们婚姻最后的结论。于是，我决定去美国陪读，对于我的这个决定，楚铭表现出了出乎意外的惊喜和支持，不过，他也委婉向我透露：美国的生活不像我们以前想象的那么美好。
3个月后，楚铭给我发来了齐全的证明材料，我很快获准签证，开始了我的美国陪读生涯。
与我的陪读生涯携手而来的，是窘迫的生活：我们在上海购房的时候向工商银行申请了30万贷款，没有来美国前，我俩的月薪加起来大概2万5的样子，我俩是那种不喜欢欠债的人，因此，我们选择的是无定额还款，手里有了钱就全部还给了银行。当我们来美国时，还有18万的贷款在虎视眈眈。为了保有那份房产，我在出国前在上海花旗银行办理了与工商银行的异国联程账户，我们每个月必须在伊利诺伊州的达菲尔德花旗银行存入200美金作为上海房子的分期付款。
因为我的到来，楚铭搬出了免费的学生宿舍，在校外租了房子。说是房子，不如说是岩洞，多山的达菲尔德的建筑都是依山而建，有钱人的别墅便显得格外气势雄浑，而穷人便只有偷懒节约建材，在山体上往内挖掘推进，将坚实的花岗岩作为自家的免费墙壁——我们租到的，便是这样一间在山体上挖出来的房子——整间房子只有一扇大门在外面，其余的部分就全部在山体内部，像个防空洞一样。第一晚在这里入眠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就想到了自己在上海的家，想念家里的高床软枕和空调——只是，当初整天和楚铭呕气，压根没有意识到那时已经在一种非常幸福的状态。
楚铭每周有10小时的合法打工时间，于是他在一家墨西哥餐厅打工，时薪是15美元，一个月大概600美元的收入，加上小费能够拿到800块的样子——还上海房款200元、达菲尔德的房屋租金300元，我俩真正能够动用的，只是拮据的300块而已——哪怕在上海，这折算成2500人民币的生活费也是以往大手大脚习惯了的我们周末出去购物的一点零花钱而已。而今，我这个家庭主妇必须用这笔在国内作为零花钱的小钱在美国保证两个人的所有开支，我觉得这真是对我经济能力的莫大挑战。
最大的开支便是吃，以前在国内，我几乎是十指不沾阳春水，到了美国，我们的那点钱还不够去餐厅吃两顿饭的，结婚一年多以后，我开始正儿八经地学习做饭。也正如妈妈讲：家务事是天底下最容易学会做的事，就看你勤不勤快。我居然摸索着无师自通地在厨房游刃有余了，除了偶尔菜咸一点饭生一点以外，绝大多数情况下做出的饭菜都能填饱两人的肚子。
由于我们的房子见不到阳光，为了预防风湿病和皮肤病，我们尽量地多换衣服和被褥，每天早上楚铭去学校上课以后，我要在第一时间把昨晚换下的衣服扔进洗衣机，然后把床上的垫褥被子全部抱到门外的草坪上摊开，然后捡一根小树枝拍拍打打，防止内褥因为潮湿凝结成团。
这里的居民都习惯用干衣机，取出来只要在家里稍微晾一下就行了，可我们没有机，超市里面最便宜的干衣机要300美元一台，于是我用了最传统的干衣办法——伊利诺伊有的是最灿烂的阳光和干燥的空气，我在门口钉一枚钉子，拉上绳子，另一头系在几米开外的邮筒上，衣服就可以在阳光下随风起舞了。我记得当我第一次把衣服成功晾好的时候，我手脚忙碌着，嘴里却不由自主地哼起了歌，等我意识到自己的开心时，一首歌已经都唱完了——往日在上海的衣服都是扔进洗衣店，我的衣服对我而言只有一个作用——让我看起来更漂亮，直到现在我才明白，原来不仅仅穿衣是快乐，洗衣也可以变成一件让人开心的事情。
可是，尽管我努力开源节流，第一个月下来，我们仍然出现了赤字。我在一张纸上面划来划去，决定从下个月开始，在家做便当给楚铭当午餐——楚铭平时的午餐都在学校吃，学校餐厅最便宜的套餐也要2块钱，一个月下来是60块，这要花掉我俩生活费的20%，我要把这笔钱省出来。于是我每天早上做早餐的时候顺便就把中饭也做了，然后给楚铭装在饭盒里让他带走，在这下厨的日子里，我的厨艺也算是大有长进。三天后的下午，楚铭一回家就催我快开饭，说他快要饿死了。我疑惑地问他是不是便当不够吃，他说有个中国籍同学看中了他的便当，非要花5块钱买去，说要尝尝久违的中国菜的味道，他就把便当卖给同学，自己没吃午饭。
楚铭的话一下提醒了我，在西北大学，有为数不少的中国留学生，其中的很大部分都是和他一样手头并不宽裕，美国的中餐厅贵得吓死人，远不是他们能问津的，或许，这批中国留学生身上蕴藏着适合我的商机。
在楚铭的试探和问询下，那些留学生果然都很愿意花5块钱享受一个正宗的中国便dang,于是，我不挂牌的中国餐厅在那个小小的岩洞厨房里悄然开张了。
以
相关文章：
无相关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