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在北平七八年，胡适只上过他家一次，而这次来是为了辞退蒙文通的事。钱穆劝他不要辞退蒙文通，表示蒙文通教的是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断代史，如果辞退了他，至少三年内找不到可以替代的人。但身为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主意已定，二人遂不欢而散。后来蒙文通被解聘，果如钱穆所言，北大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替代老师，历史系主任便来请钱穆讲魏晋南北朝史，但钱穆以北大给自己的聘约言明只讲上古两汉史，不愿意再接此课。此后，蒙文通原来的课程便由多位老师分担。有学生就质疑：这么多老师来授此课，为什么单单不见钱穆来上课呢?历史系主任没有办法，再次来请钱穆，钱穆乃答允上课。与胡适赌气和满足学生要求，这是两回事。
钱穆到北大第二年，不顾系主任反对，坚持要增开一门中国政治制度史，因为尽管当时共和革命风起云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被视为专制而遭到鄙弃，但钱穆坚持认为学生要了解专制、要全面了解中国历史，有必要开此一课。结果，前来选课的学生很多。后来，有人想要组织一政党，特来邀请钱穆加入，说：“你何必跟胡适一样天天搞考据，希望你能和我们一起参加政治活动，可能对当前时局的贡献更大。”但钱穆明确拒绝，表示政治活动不是自己的天性所，恕难从命。研究政治史和投入官场从事政治活动，这是两回事。
顾颉刚在燕京大学办《禹贡》，陶希圣在北大办《食货》，都风行一时。学生就来劝钱穆也办一本“通典”，可以与《禹贡》《食货》鼎足而三。并说钱穆只需挂名即可，办杂志的一切具体事务可由学生代劳。但钱穆以这将耽误学生学业为由而坚决不允。教书育人与争名逐利，这是两回事。
检读钱穆晚年所撰之师友杂忆，其在北大时，诸如此类的“两回事”还有不少。生活之中，难得的是能够随时分辨清楚种种“两回事”，不将之混为一谈；但许多两回事其实又是“一回事”，因为，它们不过是做人、做学问风格的一以贯之。
(海 波摘自《中国青年》201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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