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高考还是最公平最给人希望的一条路
文/韩雪枫
1983年，15岁的蒙古族少年白岩松进入内蒙古海拉尔二中，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高一学生。他的父亲在他8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母亲独自抚养他和哥哥。他对当时生活的记忆是“每一个冬天都很寒冷”。
10年后的1993年，25岁的白岩松在北京中央电视台工作，成为第一个在《东方时空》露面的新闻主持人。4年后他将主持香港回归大型直播，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场大型新闻直播，他将站在世界瞩目的舞台。
这像是两段没有交集的人生——“这样的故事如果没有高考，上哪儿上演去？”白岩松说。
谈高考情景：“那个年代没有那么强的名校概念。”
新京报：还记得当年高考分数吗？
白岩松：483分。当时我过了重点线30多分。那时候的高考，首先要看过没过线，接下还要看过没过重点线，能不能上你的第一志愿。所以记得比较清楚。
新京报：为什么选择北京广播学院？
白岩松：这是一个偶然，我觉得人的命运确实有很多偶然性。我母亲是一个老师，她的一个学生比我高两届，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我高考那年，这个学生到我家拜年。我听见她跟我妈在聊，说广院如何如何好，比如考试很容易过，总看课外书。我当时就想，嘿，这学校挺好。然后我就一查，发现这学校确实不错。从那一年的春节，我就确定要考广播学院。
新京报：就因为“考试容易过，总看课外书”？
白岩松：当然还是我想学新闻。我们班只有两个人想考新闻系，当时热门的是法律和经济。我们这两个人的名字还都有“松”字，另一位叫刘劲松，是个女生。我们俩还互相分配了一下，我说我喜欢广播电视，你喜欢文字，那你考人大，我考广院，免得咱俩同业竞争。后来她上了人大，我上了广播学院。她的分数也要高一点，我觉得这个挺好玩的。
新京报：还记得考试时的情景吗？
白岩松：我考了几门，大部分都是第一个交卷，我妈回来问我数学多少分，我说放心，肯定110，那时候满分是110。分数下来，实际90多，就是因为马虎，没太检查。我觉得我高考因为马虎起码丢掉了20多分，但是也够了。
新京报：如果多给你一百分，你还会选择北京广播学院吗？
白岩松：依然是它，即使我所有的科目全考满分，我也选择广播学院。那个年代跟现在不一样，大家没有那么强烈的名校概念。
我媳妇也是广播学院的，比我低三届。她是江苏的前几名，镇江的文科状元，可以选择中国所有的学校，但是她报的是北京广播学院，富裕很多分。我的同班同学考上了北大历史系，但是他家里觉得他身体比较弱，希望扔到军校练练去。于是他放弃了北大，去了廊坊的武装警察部队学院。的确一学期过后他的身体就好起来了，那你说他受益了吗？
但是反过来是否也在说明，那个时候大家更多的是挑选我想去的学校和专业，不像今天已经变成了一个“我喜不喜欢另说，我得去这个学校。”我觉得这方面出现了一些扭曲。
新京报：除了北广，还填了哪些志愿？
白岩松：就是想考北京的学校。北广考不上的话，第二批院校我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商学院，我就觉得北京广播学院没录取，也会把我甩到北京商学院。反正我就是要来北京上大学。我都研究过，乘多少路汽车去北京商学院。
新京报：为什么一定来北京？
白岩松：我哥哥在79年考上了北京的中央民族学院。带给了我很多外面的、鲜活的信息。我那个时候有这样一个概念，我觉得上大学城市很重要，其实我现在也有这样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我没把上大学当成是一个院墙里的概念，你最重要的四年的成长时间，如果仅仅局限在这个学校围墙里面，是多么可怕。所以你生活的这座城市很重要。
谈大学生活：“那些大学里‘无用的东西’成就了我”
新京报：你高中应该挺努力的吧。
白岩松：我们高考的时候头两年上高一高二没那么紧迫，我早就定下来我要学文科，所以我觉得高一就在混，高二的时候那惯性还继续。到了高三不行了，平常陪你玩的人没了。大家全在学习，你怎么办？更重要的是，突然意识到，还剩一年了，不能不上大学。如果不上大学，没有出路。所以开始玩命。
新京报：为什么说如果不上大学就没有出路？
白岩松：可能跟我自己的这个家庭有关系，我爸我妈都是大学生，我哥哥83年大学刚毕业。我们没有任何的门路，我妈妈就是普通的老师，我父亲在1976年就去世了，我妈一个人带我们俩。路在那儿？
新京报：你觉得大学之于你和你的家庭，意味着什么？
白岩松：我爸是他们地区的第一个大学生，他是纯蒙古族人，连汉姓都没有。我这个“白”是“蒙满一家”时的赐姓，以前从来没用过。
我爸上世纪50年代成为他们这个地区第一个考出去的大学生，从通辽考到了内蒙古师范学院。我妈是他们家族第一个大学生，考上了内蒙古师范学院，和我爸认识，有了我。
新京报：进大学的感觉怎么样？
白岩松：在大学我不仅读书还读人，那个时候我们的讲座非常多，我们广院非常活跃，各路人马荟萃，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如果让我感谢大学，我第一感谢大学的，是它彻底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我必须独立思考。
新京报：你和同学在大学里聊些什么？
白岩松：我现在高校里面演讲，好多人都不信，我说真的我那时候卧谈会谈女生比例很低。谈的都是酸溜溜的东西，一个话题，因为观念不同大家可以吵一宿。
新京报：酸溜溜的东西？
白岩松：那个时代的大学校园里谈论的东西不是物质，不是美女， 是现在常说的所谓诗和远方，是这个国家的命运，是自己想干什么。我觉得自己很幸运的一点，就是大学四年把时光浪费在了很多美好，但是没用的东西上。谈话，抬杠，大量看书，四处乱转，听讲座听歌。比如我办了广院的第一个书市，第一个体育节，我在学生会里供职，和同学“承包”了图书馆一年，然后请人来做讲座。其实今天看来这些活动都是无用的，但是这些成就了我，让我成为了我。
谈感恩：“国家兴亡，学子有路，匹夫有责”
新京报：你很感激高考。
白岩松：我特别想讲一个很遥远的事情。1997年2月19号的早晨，我和刘春正在广州采访。那天睡梦中刘春突然把我推醒，“岩松岩松，起来，小平去世了!”
我赶紧爬起来，我们俩就出去买报纸。广州的传媒很发达，六七点钟真买到了已经上市的报纸。当时我们正在做《新闻调查》，有采访。我们把工作时间压缩了，一上午全完成。 当天下午我们就到了深圳，去给邓小平的画像献花。当时我们就看到，献的花被一车一车的拉走，因为献花的人络绎不绝。我们俩之后又跑到深圳植物园，到他种的那棵树下又献了花。
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发自内心的感谢老人家。要说改革开放还是更宏观的事情，就仅仅恢复高考这一件事，就深深地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我是生活在海拉尔这个中国最北方的人，而邓小平去世的时候，我是在中国几乎最南方的广州。如此大的跨度，也就是说生命的直径变大了。你从来没有想过，难道不就是因为高考吗？而高考就是邓小平主政之后恢复的。我内心的感恩是非常强的。
新京报：为什么感受这么强烈？
白岩松：中国有一句话一直流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其实我觉得恢复高考在中间应该加上四个字，“国家兴亡，学子有路，匹夫有责。”
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恢复的不仅仅是高考，是多少代中国人的公平、尊严、梦想等等。
新京报：你把学子有路和国家兴亡放到一个高度了。
白岩松：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是一本对我很重要的书。我今年重看了一遍，当曾国藩和他的湘军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打下南京，灭掉太平天国之后，他首先干的一件事是恢复乡试，也就是恢复高考。
曾国藩出生在湖南偏远乡下的一个普通家庭，正是由于清朝的“高考”，他才有机会位极人臣。他深深知道乡试对一个个体意味着什么，对当时的朝廷来说又意味着什么。所以当他打下南京之后，恢复了中断十二年的乡试。他为此付出了相当大的气力，我理解他的心理。
所以换过一个时代，恢复高考何尝不是一个更大范围的恢复乡试。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如果学子无路，匹夫有责不就是空话吗？
不管是过去的一个延续了几百年的朝廷，还是现在的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只要还为四面八方的孩子、学子提供一条相对还算公平的路，就总不会太坏。
如果这条路被堵死，梦想不可能再有，尊严也谈不上。所以我觉得，恢复高考的核心就是“国、家兴亡，学子有路，匹夫有责。”我特意断了一下，不能光是一个国，还有家。
谈成功：“我们这拨人比较幸运的坐上了头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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