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
文/黄昉苨
不同的年份里，他时常一个人在屋里拉二胡，拉着拉着，皱纹一年比一年多，人一年比一年瘦。以父母为主角的视频拍得越多，陈鹏军就越后悔自己文化少，明明心里满是对父亲的感情，可一点儿也表达不出来。
父亲去世已经两个多月了，陈鹏军却总觉得爹还活在他身边的某个地方。
只要打开电脑，点开散落在桌面上或文件夹中的某个视频，就能见到心中想念的熟悉身影——那瘦小的、衣着简朴、脸带笑意的父亲。在老家的土坯房里，他也许悠悠然地在院子里踱步，或是在屋里拉二胡，或在寿宴上，笑眯眯地看着儿孙们在院子里坐上四五桌。
回想起来，父亲从来没有对他说过“我爱你”，他也从未对父亲表达过这样的感情。直到老人家罹患食道癌晚期住院之后，陈鹏军才第一次试着去拥抱他，希望能给老人鼓鼓劲儿。
不过，在父亲去世前9年多的时间里，只要有空闲，这个中年人总是扛着摄像机回父亲家，把爹娘的一言一行都拍下来。
父亲在村后的田里干农活，穿着一身灰不溜秋的旧衣裳，挥舞着锄头，偶尔停下来，挠挠灰白的头发，跟母亲说两句话——那是2004年，老人家身子骨还硬朗，挑着扁担下坡，腰挺得可直了。
6年后，父亲头发明显白了，他坐在院子里捣鼓小轮子和木板，想做一辆木板车。一样是挠着头的老爸，若有所思，脖子上已经是褶皱分明。
今年正月里，父亲最后一次拉起二胡。躺在床上的老人，脸颊微微地凹下去，瘦骨嶙峋的手上贴着输液留下的胶布，脸上却满是笑容。
对开影楼的陈鹏军而言，这些画面拍得并不够专业。这些年来，他扛着摄像机，光是捕捉些零碎的家庭画面，镜头有时还摇摇晃晃的。但这段不知主题为啥、不知如何结尾的拍摄，也是摄影师陈鹏军最重要的作品：在他的镜头前，父亲渐渐老去，直至远离。
到父亲真的走了，陈鹏军才明白，一场父子间的告别，10年也还是不够的。
父亲去世一个月后，他整理了电脑中的影像，剪辑出一个5分28秒的视频，配上老人生前最喜欢的歌曲《我的父亲和母亲》，发到了网上的“嵩县吧”，进而传播到全国各地。很多网友给他留言说，看到这视频，想起自己在老家的父母，“心里酸酸的”。各地媒体“拦都拦不住地”跑去采访他，他的故事不止一次上了中央台的新闻节目。
但这一切对陈鹏军来说都不重要。在今年5月26日早晨开始琢磨把哪些关于父亲的片段凑到一起时，这个47岁的河南汉子只意识到了一点：自己再也没处说一声“父亲节快乐”了。
镜头与童年
外人要到达洛阳市嵩县的车村镇并不容易。长途汽车清早从洛阳城出发，驶上九曲十八弯的山路，到嵩县已经是中午，但车村还在一百多公里以外。汽车时而绕着山蜿蜒而行，时而沿着高高的公路桥从一个山头快速驶向另一个。雾霭萦绕天际，迷雾后青翠的山峦一重接着一重，似乎完全没有尽头。
陈鹏军的父亲陈芸，一辈子都生活在这层层的山峦中。小时候，陈鹏军常常被父亲架在脖子上，跟着他翻山越岭上班去。爷俩饿了就吃母亲用玉米面和野菜做的窝窝头，渴了就喝山脚下的溪水。如今想起来，陈鹏军会懊悔当初不懂事：听父亲说声“我不饿”，自己就毫不客气地把干粮都吃了。
2004年，也是沿着这样蜿蜒的山路，陈鹏军抱着一台沉甸甸的摄像机回到了车村。
那是一台进口品牌的银灰色标清摄像机，画质“能赶得上县城的小电视台”，车村街上买不到这样的摄像机，县城里也买不到。他乘着长途汽车去郑州，从那里的专卖店里取回了这台专门从上海订来的机器。
如果不是前一年父亲被误诊为骨癌，在镇上开设婚纱摄影店、生意正忙的陈鹏军可能不会冒出念头，就为了“清清楚楚地”拍下父母的日常生活，借钱去买这样一台摄像机。
他刚跟父亲去商量这事儿的时候，老人家也满是不愿意：“为啥要给我拍录像？”
“拍了录像可以放着看啊。”
“你不拍，我也好好地在这里，这不一样能看？”
父亲不知道曾被误诊为癌症，却也看得出儿子在想啥。当年，一听到医生说出“骨癌”这个词，陈鹏军就懵了：快满40的他刚刚才意识到，年过古稀的父亲，随时都可能离开。“我真怕，要是有一天，我爸离去了，咋办？”
哪怕父亲不赞成，他还是下了决心开始自己的拍摄。买回摄像机的第二天，陈鹏军就扛着它回到了父母家里。
这些近10年前的事情，如今回想起来，还是清晰得跟昨天刚刚发生一样。那天，二老正在村后的田里干活。陈鹏军想试试新机器，他刚扛起这个大家伙，手就不由自主晃悠了起来。摇摇晃晃的镜头对准在干农活的老爸，老爷子的动作也不自觉僵硬起来，讲话都不在平常的调上。镜头前几步路一走，陈鹏军都快笑出来了。他把机器一关，对父亲说：“爹，您老就当我不存在就成啦，该干啥就干啥。”
重拍的时候，儿子的手还是晃悠，父亲却学会了不看镜头。这段拍摄于2004年2月、微微晃悠的画面被陈鹏军放在了视频的最前面。从那天起，陈鹏军就多了一种新的和爹相处的方式。
说起来，陈鹏军第一次见到相机和镜头，就是因为父亲。那时候陈鹏军才4岁，有天正跟村里的孩子一块儿在一棵大榆树下玩，二姐跑过来说：“快回家，爹要给咱照相啦！”
他问姐姐：“啥叫照相？”
跟着二姐一跨进院子，陈鹏军就见窗上钉上了一块娘织的靛蓝色粗布，爹在前面摆弄着一个黑色的方匣子，方匣子上有一上一下两个圆圈。跟着父亲的指挥，姐弟俩在蓝布前坐着，姐姐一手搭在弟弟肩上，父亲按下了快门。
“我还在愣愣地看着镜头，心想照相是咋回事呀？”
10多年后，少年陈鹏军在父亲工作的嵩县文化馆里又见到了一模一样的方匣子。他问爹：“小时候你第一次给我照相，用的就是这样的相机，是不是？”
陈芸很惊讶：“就是这种120相机，你居然还记得？”
“我姐姐还大我两岁，她一点也不记得这事儿了。可我就记得清清楚楚，大概是和镜头有缘。”陈鹏军回忆说。
那时候，是陈芸记录着儿子的成长。而在他人生的最后10年，儿子扛着摄像机，一路零零碎碎地记录下了他的生活。
逐渐地，逢年过节，全家人都适应了院子里多出来一个扛着摄像机的身影。大多数时候，老父亲把摄像机视若空气，他闲不住，总在院子里忙这忙那，修修补补。偶尔回头跟老伴儿说话，目光瞥过蹲在脚边正摆弄摄像机的儿子，流露出几分“这孩子在捣鼓啥呀”的困惑。
父亲过世以后，陈鹏军在家翻箱倒柜，找出了18盒小录影带和20G的记忆卡，一边看，一边哭：里面满满的都是父亲。
影像与文章
父亲去世的这两个多月来，陈鹏军把自己拍过的录像看了又看，只觉得到处都是不足。
要是当时跟老爸多讲讲话，现在看片子能听到和老爷子的对话多好？
要是刚开始爹在地里干农活时那些奇奇怪怪的动作没有擦掉重拍，现在看起来该是多有意思？
要是当初好好想想，定好了要拍父亲的哪些镜头，然后一个个去拍上了，今天可能也就没这么多遗憾了吧？
父亲生前，隔三岔五就骑着电动自行车，带上母亲在自家地里种的蔬菜，挨家挨户地送给住在附近的6个儿女。到80岁的时候，父亲还常常骑着自行车出门，母亲坐在车后座上，老两口谁也离不开谁。
那些年，陈鹏军总想着，下回要拍拍父亲沿着车村街一路过来、带着两兜水灵灵的新鲜蔬菜的样子。可是时光倏忽这么一溜过去，他到底还是来不及拍下这些心里最怀念的镜头。
为什么这最家常的一幕却没能留下来呢？“也许是因为一直都忙？”陈鹏军想了想，停顿数秒后又断然否认，“压根不是忙的问题……”
以父母为主角的视频拍得越多，陈鹏军就越后悔自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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