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70后的感慨：下半辈子我会陷入贫困吗？
文/刘黎平
我一直是个有着忧患感，却始终未走出忧患的人。
从一个小悲剧说起吧。
十多年以前，听家乡人说，父母生活劳动过的生产队，有一位长我十岁左右的大哥，在铁路旁电线杆上贴假证广告，被警察追赶，中枪，还算幸运，打在腿上，之后扭送回乡。
吃了子弹，在我们当地是一件很不幸、很耻辱的事，怨妇骂丈夫时，最严重的一句话就是：“红炮子穿心的”。这位老乡的遭遇在当地引起的反响可想而知。
老乡姓毛，外号光头哥，曾何几时，他们毛家曾是方圆十来里的“显族”。
光头哥父亲名字中带一个“敏”字，职业是漆匠，人称“敏漆匠”，手艺祖传，传到他手里，不知是第几代。
从他所在的生产队往外走十公里，没有第二个从事漆匠手艺的。他所从事的产业，其附加值，远远高于社员们在地里刨一锄，挖一铲的劳动，他很为此骄傲，用了一番很形象的话来概括自己的成就感：“我虽然是农民，可一辈子没下田沾过泥巴沾过水。”
那个时代我所生活的农村，虽然极其贫困，社员们经常用地瓜当口粮，然后，敏漆匠家中顿顿有白米饭，天天能喝酒，坛子罐子里的腐乳、辣椒酱，墙上的腊肉干，没断过。
异于常人的富贵，全源于他手中的活儿：刷漆。
敏漆匠很豪爽，很大度，我们家在1979年回城后，将乡下的房子作价一百来元卖给他家。后来，我家请木匠做了一个衣柜，请了一个蹩脚漆匠，刷得实在对不起行业平均水平。
敏漆匠听说后，立即叫他两个儿子进城，吩咐说：“你们帮老乡刷好柜子，一分钱都不能收，包括油漆成本。”
这种大度和豪爽，半源于性格，半源于行业的骄傲。因为，我大度得起，豪爽得起。
再过十年，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进城的乡亲和父母聊起敏漆匠，皆叹息：漆匠家中光景，泯然众人矣。
又数年，则说：漆匠家中光景，不如众人矣，儿子孙辈得出去打工了。
父母听了有些惆怅，很为这位生产队显族的没落伤感，我当时是一位师专生，在旁边听着，全是一种局外人的感受：时代在前进，你不前进，多少有点活该。
可惜当时年纪小，不知世道有多艰难。
父母在1980年前后回城，父亲在学校工作，母亲进入了一家让人眉毛都能长三寸的企业：县五金交电化公司。在那个买一辆凤凰牌永久牌自行车都得求爷爷告奶奶的时代，这家单位的荣耀有多大，用头发都可以想象出来。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那是一个销售行业工人无忧无虑，甚至有点嚣张的时代。
他们的称呼本来就是一种荣誉，不叫售货员，不叫服务生，而是堂堂正正的“营业员”。
1984年春晚，张明敏的“中国心”红遍大江南北，而春晚第二天大早，第一个用收录机满大街播放的，就是县五金交电化公司。那样霸气的分贝，那样高大上的气势，感觉好像张明敏是在五交化公司演唱似的。
这也算是一种传播的优势吧。
记得当时我去上学，从播放着“中国心”、“回娘家”的营业大厅里走出来，上世纪八十年代国有销售企业的那种荣誉感，也延续到我这个小学生身上，让我有如同从中南海走出来的豪迈感。
有时候，在盛夏的夜间，公司的小伙子们在营业大厅里大分贝打开电视机，看全国武术锦标赛直播，因为电影《少林寺》的关系，那时候的武术比赛颇有粉丝，小伙子们一面喝彩，一面喝汽水，脸上洋溢着幸福得无比张扬的笑容。
当时，所有的人都相信，他们这种自豪而幸福的生活，会持续下去，他们的明天也就是今天，他们的今天也就是明天，反正处在同一个领域：幸福。
而且，按照当时的就业思路，这种幸福会延伸到我们70后身上，因为当时还流行一个职业接班制度：顶职。
那时的公司开会，很少谈及具体的业务，诸如营业额，利润，公司经理作报告，主要内容是讲政治，讲新时期的大好形势，那语气，完全是党委书记作政治报告。
难怪当时一部名为《子夜》的电影，是根据矛盾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让影评家吐槽：电影的主人公哪里像民国上海滩的资本家，完全是党委书记在做报告吗。为什么？是当时的经济形态决定了艺术形态。
种种的骄傲和豪迈，都来自于行业的垄断性特征，站在高处的人，总是豪迈而幸福的。这和家乡漆匠为什么豪爽、大度，都有同一个缘由：行业的独一性，不可替代。
因此，那时销售行业的工人，微微地有点嚣张，有点任性。
姑且举一例：
五交化公司有一家专门卖化工产品的门市部，我母亲曾在那里工作过。一位同事阿姨，胖胖的，坐在柜台里懒得动身。某日，有位农民来买货，问：“同志，请问有土红吗？”售货员懒懒地回答：“没有土红，只有铁红。”
其实，土红和铁红就一回事。
这恐怕是当时销售行业态度的一个生动写照。
傲慢，来自于行业的独一性。
然而，不久，我就亲眼看到和感受到这个行业的寒冬。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考上大学，虽然只是个师专，但是当时全班一百多号人（有大量复读生），只考上九个。
母亲公司的人都很高兴，有一位识时事者，很真诚地祝福说：“张大姐，你的崽争气，考上大学，又是教师，以后就不用像我们这样担心行业会垮掉，公司子弟能读书的不多，骄傲，蛮横，不学技术，现在尝苦头了，你们家小刘不错，争气，不会进入下岗大潮。”
彼时关于五交化公司会垮掉的传闻，一波比一波高，有时候公司员工会自我安慰说：“不会的，肯定不会，我们是国有企业，我们的干部可以直接调到县委当领导，都是国家工作人员，政府怎么能让国家工作人员没饭吃呢？”
员工们还在用计划经济时代的身份来安慰自己。大家都有危机感，但是谁也不知道怎样对付危机。
然而，寒冬还是在危机感中如实地降临了。
我母亲在公司垮掉之前退休了，领到了退休工资。但是绝大部分中年壮年员工，都在这个时候忽然失去了手中的饭碗。
母亲描述说：公司开了最后一次员工大会，宣布公司不行了，除几个留守人员负责公司房产和租赁事项外，大家都散伙。老员工们痛哭起来：以前私人和家庭有事，可以找公司解决，以后，我们有事，找谁去？
那一次，没有几个人走出去，尤其是那些年过四十，上有老下有小的男性领导，他们已经来不及走出去，无法再学习新的技能，无法找到一种与以前的体面相称的工作方式。
公司有一位营业主任，个子不高，且隐其名，三十来岁时当上公司领导，意气风发，也有点得意忘形，见了普通员工，爱理不理。下岗后，一切的官架子，都转变为在闹市炒米粉的姿势。
当时我在家乡教书，每次经过农贸市场，看到门口这位曾经指点江山的领导在满头大汗地一手执锅，一手执铲，系着污垢满是的厨布，在那里从事第三产业的时候，心里像承受核弹爆炸一般，升起巨大的蘑菇云，这朵蘑菇云就是：忧患感。
我不能像我的叔叔、阿姨辈那样，在一个兴旺的时代，被捆在一个没落的行业上，被其活活耽误。对于这个时代，他们也曾鼓掌，也曾欢呼，然而，他们却在鼓掌和欢呼中憔悴和凋零。
我的同辈中也有，有一位小学同学，顶职在一家国有销售公司工作，后来娶妻，家居电器都买好了，结果碰上公司倒闭，新娘不干了，不来了。
下岗女员工，是那时人民教师配偶的一个重要来源。教师钱不多，但稳定，女公务员不稀罕你，只好和下岗女工互相将就吧。
娶妻和我学历不对称，这也让我很忧患。
那时的我，好像“平凡的世界”里的朱少平，不安于平淡的乡村教师生涯，要走一条异样的路，于是考研，以我鲁钝的资质，考了三次才考入暨南大学文学院。
毕业，我进入媒体，纸媒界。
我骄傲地认为：我终于走了一条和前辈们异样的路。
每年回家，和父母走在大街上，遇母亲的同事，父母都会骄傲地介绍一番：我崽，如今在报社当记者。
母亲同事们，那些曾经在盛夏夜，在公司营业大厅一面喝酒，一面看武术锦标赛的一群，如今用仰慕的眼光看着我，我如同在玫瑰色的云端里。
我进入纸媒，并不只是虚荣心使然，也是一种使命感使然。我喜欢文字，喜欢传播文字，喜欢很多的人感受到我文字里散发的热诚、激情和那么一点点勉强称得上是智慧的玩意。
我是如此地狂爱码字，2000年的年底，2001年春节前夕，我许下一个愿望：希望我的名字每天都能在印刷品上，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地传播出去，果然，满天神佛，列祖列宗，听见我真诚的呼唤，我进入一家大纸媒集团，成了经济新闻部的编辑，每天报纸左上角都印着我的大名：刘黎平。
前辈们碌碌无为，靠着国家特殊的垄断经济形态过着舒心的日子，这是一种耻辱，人的落寞，往往是因为缺乏责任感，使命感，我这个70后的小知识分子，和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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