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要用史实来规劝汉武帝及后来的历代帝皇,使他们以史为鉴,不走暴虐亡国之路;二是历史发展进程上到司马迁时尚无一部完整的通代史,使其立志写史,以补缺千秋遗憾;三是身受腐刑之辱,使其发愤成就千秋大业,以备聊度残生。
《史记》的撰述动机
第一,司马迁为了继承父亲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司马氏世代为史官,司马谈一心继承先人久绝的世业—太史令,重视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然而,于元封元年,汉武帝行封禅大典,为古今旷见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着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着。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第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反而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办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第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据《后汉书百官志》载∶“太史令”只是六百石小官,职责仅在于管理图籍,掌管星象天文,极其量只在于记录上代及当代事情,并无著述的责任。然而,司马谈和司马迁明显不满足于“拾遗补蓻”。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身为太史令,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其实,史迁在《报任安书》中亦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迁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
司马迁写史书的目的
1、父授遗命
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春天,汉武帝东巡渤海返回的路上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作为参与制定封禅礼仪官员的司马谈却因病留滞在周南(今湖北)未能继续前行,更因此而心中愤懑以致病情加重。奉使西征的司马迁在完成任务后立即赶往泰山参加封禅大典,行到洛阳却见到了命垂旦夕的父亲。
弥留之际的司马谈对司马迁说:“我们的祖先是周朝的太史。远在上古虞舜夏禹时就取得过显赫的功名,主管天文工作。后来衰落了,难道要断送在我这裹吗?你继为太史,就可以接续我们祖先的事业了。
如今天子继承汉朝千年一统的大业,到泰山封禅,而我不得从行,这是命中注定的啊!我死以后,你一定会做太史;做了太史,你千万不要忘记我要编写的论着啊。
2、“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意思是:研究探索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理顺明白从古代到现在的变化迁移,成就自己的独立完善的理论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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