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业内容：根据本课程所学知识，结合工作情况或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实际，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小论文。（题目自拟，可参考课程论坛组织的学习讨论。）
浅谈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变迁分析
摘要：1992年起我国开始实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3年，我国颁布实施《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宣告MPS退出了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历史舞台。文章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模式的变迁进行分析。
关键词：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变迁
一、供需框架
为了揭示制度变迁的规律，新制度经济学根据制度变迁主体的不同，把制度变迁划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类。在这一领域成绩最为突出的是V·w·拉坦(VenronW·Ruttan)和林毅夫。v·w·拉坦应用他对技术变迁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制度变迁，将舒尔茨和诺斯等的理论推进了一步。
二、主体博弈
一般来讲，SNA供给的主体主要是政府(官方)。供给结构单一、成本巨大、投资期长，风险远高于收益。官方供给SNA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宏观经济管理的需求，因而SNA在此具有公共品的性质。相比而言，SNA需求主体则不同，它由政府、企业、个人所组成。需求主体多元化，因而需求的利益目标(动力)不同(注：在此所言的需求利益目标，类似诺斯的术语"外部利润")：对政府而言，其需求目标基本为宏观经济管理和国际比较；对企业而言，其利益目标包括企业管理、经营的市场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以及企业家个人努力的社会实现；对个人而言，其对国民经济核算资料的需求是为了寻求完备信息，减少市场交易的环节和风险，即减少交易成本，从而增加其经济利益，实现其个人经济目标函数最大化。
SNA供给与SNA需求主体、目标既然存在上述差异，同时，SNA所具有的巨大信息含量和丰富的方法，使人们在考虑国民经济核算改革时，必须首先对SNA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引导机制加以重视。
三、基于需求缺口的变迁方式
由于需求主体多元化、需求目标函数多层次化，相对于供给主体的单一结构及目标函数的单层次化，就存在一个需求缺口，这反映在对SNA信息的总量及结构需求分布上。可以说，SNA进一步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消除这种需求缺口。
消除需求缺口，从理论上讲应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减少SNA供给，二是增加SNA需求。然而对于SNA来讲，显而易见的是，政府的供给如果是理性原则下的行为，一般是增加而不会减少。由于公共品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因而最好由政府来承担，在此政府不妨进行"垄断生产"。客观地讲，消除SNA需求缺口最好由增加SNA需求着手。潜在需求主体、目标的显性化就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在SNA中的一种制度安排体现；并且，这种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古典经济学中萨伊定律(Say'sLaw)所描述的现象，即供给创造其自身的需求。政府可以通过特殊功能，扩大对国民经济核算信息及优势的宣传，以及安排相应配套的措施来进行SNA的强制性推扩，即强制性变迁。因此，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变迁，最主要的特点是强制性变迁。
四、为什么是强制性变迁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本身是维护宏观经济管理的有力工具，其作用就在于减少国家机器运行的交易费用。因此，以制度变迁为背景考察的这种制度，从根本上就决定了强制性的特。
此外，国民经济核算公共产品的认识，制度安排中"搭便车"的问题也是决定国民经济核算强制性变迁的原因。
国民经济核算公共产品性质的认识：
(一)国民经济核算是公共产品
这一观点最早是由邱东教授提出的。因为国民经济核算具有公共产品的两大属性，即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因此在属性上就具有了公共产品最根本的特点。
这一论述可以归结为两个理论：一是信息的公共产品性质；二是国民经济核算作为制度安排的公共产品性质。作为第一个理论基础，来自信息经济学关于"信息作为一种商品"的研究，信息是商品的关键是信息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在这方面有杰出贡献的有萨缪尔森、海德和阿罗。信息是公共产品，自然以信息库出现的国民核算体系也就具备了这种特点；第二个理论基础，来自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根据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产品，而这个公共产品一般是由国家"生产"的。
两种理论基础，决定了国民经济核算具有公共产品这一性质。所以，不管是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还是单独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国民经济核算变迁就应该是强制性的。
(二)解决制度安排中"搭便车"问题
所谓"搭便车"，是指某些人或团体在不付出任何代价的情况下，从别人或社会获得好处的行为。"搭便车"是产权经济学家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他们看来，公共产品是"搭便车"产生的根源之一。"搭便车"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们可以简单地利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种制度安排，而无需付费。这样，创新者的报酬将少于作为整体的社会报酬，从而使创新者缺少激励。
五、较为一般的集体行动(注：此说法是为了区分统计与一般制度分析中的集体行动)
国民经济核算改革的诱致性安排，可能会是政府更看重的。因为，政府需要了解权力以外的变迁因素。在强调制度变迁主要力量的方面，国民经济核算变迁是强制性的；而在强调核算变迁的目标等方面时，这种诱致性变迁就更重要了。
诱致性变迁的主体一般是一群人或一个团体，通过诱致性安排所达成的变迁，其制度结构的稳定性也更高。这就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整个社会的市场应用结合更接近。而根据杨仲山的论证，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内部本身是市场化的。
在改革初始阶段，政府的强制力是最突出的，其他经济主体的作用在这时是较难发挥的。因而，有关国民经济核算改革的各种利益团体、利益个人可能会感到，这种变迁的起始与他们无关。他们作为个人的、集体的行动并不会影响改革的发生，但接下来情况就会有变化。在目前情况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主要是为政府管理经济服务。而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其他经济主体会增加对国民经济核算的需要，他们需要通过这种工具(或制度)提供的相关服务，来帮助自身增强竞争的实力。因此，各经济主体对国民经济核算信息、方法的需要会增加。而从相反的角度来看，对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本身来说，其实提出了国民经济核算的"宏观核算微观化要求"。
对核算信息与方法的大量需求，是目前核算体系的"外部利润"之一。由此，除政府以外的其他各经济主体会在国民经济核算改革中扮演一定的角色，起到相应的作用。而由各相关利益个人所组成的团体，就会形成有关核算改革方面的集体行动，以便使这项改革按照满足他们要求的方向去演进。他们会提出各种变革的具体措施，如变革现有的调查方式以得到更为准确的市场数据；对服务行业新的分类与核算；非正规部门活动进入核算范围；增加信息产业方面的新内容，等等。总之，集体行动会在国民经济核算改革中发挥作用。
为此，需解决制度供给与激励安排的问题。这体现在：一是SNA改革不仅需要持续的制度供给，以提供SNA体系发展的稳定外在环境，而且就SNA体系内部也需要持续的制度供给，特别是加大开发核算与实际经济联系的力度，拓宽核算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范围，而不仅仅是满足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这有助于SNA体系的完善和发展，从而体现联合国1993年版SNA所倡导的主旨：更新、澄清、简化、协调。无论是在理论体系上还是在实践中，SNA都须达到理论与实践的充分结合，这需要通过制度来安排一种有效的激励结构。例如，SNA的持续修订就是制度化的原始体现。二是由于制度能够规避不确定性和风险，从而这种激励结构使得SNA所提供的信息流在流量和流向上与市场的信息流相适应。这不仅反映在SNA不同需求主体与SNA供给主体对SNA信息流的要求上，而且还体现在市场自身对信息流分割的程度与SNA所能提供的信息流相吻合的程度上。衡量一个激励结构的安排是否更为有效，这取决于制度安排的路径依赖是否能够对现实SNA改革在方向上的锁定程度。由于SNA各种主体一般都具有经济理性，他们都期望自身经济效用最大化，因而信息博弈显然呈多元化，并出现多态均衡，这使得SNA进一步的改革也必须要持续而稳定地供给。
另外，SNA体系也具有区域性和超区域性的双重特性。这表现在SNA不仅有联合国的版本，各国也有适应其本身特点的SNA，尽管各国的SNA都是以联合国SNA体系为基本指导原则的。因此，我国的SNA制度安排需要做出相应的灵活性和开放性的调整。
浅谈GDP与人均收入
GDP是国内生产总值的英文GrossDomestic Products的缩写，是指以货币形式表现的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的常住单位是指在中国大陆的经济领土范围内拥有一定的活动场所，从事一定规模的经济活动，并持续经营一年以上的单位，不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香港、澳门以及中国领土台湾省内的单位。
从生产活动和范围看，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全部生产单位所生产创造的增加值的全部或总量。它表示生产活动的总规模或生产成果的总水平。生产成果是支持人民生生活和各种消费、各种投资，或者说是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因此它非常重要。国内生产总值有三种表现形态,即:价值形态、收入形态和产品形态；有三种计算方法:即: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生产法是从生产的角度衡量所有常住单位在核算期内新创造的价值，是国民经济各行业在核算期内新创造的价值和固定资产的转移价值的总和。收入法也称分配法，是从生产过程创造收入的角度，根据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应得的收入份额以及因从事生产活动向政府支付的份额角度来反映最终成果的一种计算方法。支出法也称使用法，是从最终使用的角度衡量核算期内生产的所有货物和服务的去向。
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政府对国家经济运行进行宏观计量与诊断的一项重要指标，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跟踪和吸收国际上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发展的新成果，以力求保持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国际上大多数国家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同步与接轨。2008年世界各国GDP总量排名，中国已经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44016亿美元，美国和日本分别为142646亿美元、49238亿美元。虽然就GDP与日本GDP总量仅相差5222亿美元，但日本人口仅为中国人口的9.69%，日本人均GDP为38536.43美元,而中国人均GDP为3338.82亿美元,人均GDP与是日本相差11.54倍,所以目前中国人均GDP仍然排在世界100位以后.按照中国国家统计局1月21日公布的初步核算数据，2009年中国GDP为335,353亿元，以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8.7%，按照2009年人民币兑美元年平均汇率中间价6.831计算，约为49,092.81亿美元。虽然中国的经济总量居于世界前列，但我们的人均GDP居于世界100位以后。，GDP逐渐演化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社会是否真正进步的最重要的指标
中国GDP总量已经超越日本位居世界第二，这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骄傲的划时代的事情。首先，它表示中国实力稳步增强；第二，中国几十年来所进行的探索和奋斗是卓有成效的；第三，路子和方向是正确无疑的；第四，只要完善这些经验和方法继续顽强努力下去，必将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还不到日本的十分之一，差距确实巨大。如何提高在GDP增长的同时提高人均收入。除了各种要素外，还要更有效的控制人口数量，我们人均收入低，源于我们"人均实力"低。只有提高我们的"人均实力"，才有可能逐步提高我们的人均收入。
"人均实力"，取决于人口中的个体素质的均衡。如果中国人中大多数人的综合素质都接近于现代化标准，那么中国的人均实力肯定不是现在这个低水平。比如高中（中等职业）文化水平；电脑运用水平；文明守法水平；现代生产技术适应能力；吸收现代专业知识的基础知识平台；现代社会环境养成的较完善的个人意识等等。我国的现状是，一半的人口是在闭塞落后的环境下成长起来；高中（职业）文化素养尚不普及；大量的劳动力在不具备现代生产技术能力的前提下强行与现代生产接轨等等。整个人口素质参差不齐，次多良少。
"人均实力"，取决于人口的合理组合（有机组合）。人口也是具有市场化高低之分。市场化分工程度越高，人口实力的量化达到程度越高；市场化分工程度越低，人口实力的量化程度就越低。我国的人口素质较低，所以人口市场化水平太低，主要表现为倾向单一市场化或低端市场，所以人口实力倾向于低端市场、单一市场；还没有形成流向合理分布的格局，以致中高端市场未能发挥出应有的实力。
"人均实力"，取决于社会能够多大程度的释放个人的能量。如果一个社会不论出于什么目的进行限制，必然会限制社会中人的能量释放。限制多，能量释放受阻就越多；限制少，能量释放受阻就少。
我们的国家，要充分认识到"人均实力"是人均收入的首要因素，没有"人均实力"的上升，就不会有人均收入的上升。切切实实地改善个人的能量和人的组合能量得到充分发挥的环境，只有这样，我国的人均实力才能得到最快的提升，进而最快速的提升人均收入，最终实现人均国力在世界上名列前茅，整体国力更是达到无与伦比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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