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先秦文选（1）
先秦文选大多选自《诗经》、《楚辞》、《老子》、《庄子》、《论语》、《孟子》、《列子》、《韩非子》、《孙子》、《晏子春秋》、《春秋左氏传》、《国语》、《战国策》、《吕氏春秋》等。其中最为重要的篇章集中在《诗经》、《楚辞》、《论语》、《孟子》之中。
现实主义的代表作《诗经》和浪漫主义的代表作《楚辞》以诗歌的形式对后世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影响，是先秦诗界的两座高峰。
《诗经》介绍：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共十五《国风》，诗一百六十篇；《雅》包括《大雅》三十一篇，《小雅》七十四篇；《颂》包括《周颂》三十一篇，《商颂》五篇，《鲁颂》四篇。
这些诗篇，就其原来性质而言，是歌曲的歌词。《墨子．公孟》说：“颂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意谓《诗》三百余篇，均可诵咏、用乐器演奏、歌唱、伴舞。《史记．孔子世家》又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这些说法虽或尚可探究，但《诗经》在古代与音乐和舞蹈关系密切，是无疑的。《风》、《雅》、《颂》三部分的划分，就是依据音乐的不同。《风》是相对于“王畿”——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而言的、带有地方色彩的音乐，十五《国风》就是十五个地方的土风歌谣。其地域，除《周南》、《召南》产生于江、汉、汝水一带外，均产生于从陕西到山东的黄河流域。雅是“王畿”之乐，这个地区周人称之为“夏”，“雅”和“夏”古代通用。雅又有“正”的意思，当时把王畿之乐看作是正声——典范的音乐。《大雅》、《小雅》之分，众说不同，大约其音乐特点和应用场合都有些区别。《颂》是专门用于宗庙祭祀的音乐。《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这是颂的含义和用途。王国维说：“颂之声较风、雅为缓。”（《说周颂》）这是其音乐的特点。
《诗经》的作者成分很复杂，产生的地域也很广。除了周王朝乐官制作的乐歌，公卿、列士进献的乐歌，还有许多原来流传于民间的歌谣。这些民间歌谣是如何集中到朝廷来的，则有不同说法。汉代某些学者认为，周王朝派有专门的采诗人，到民间搜集歌谣，以了解政治和风俗的盛衰利弊；又有一种说法：这些民歌是由各国乐师搜集的。乐师是掌管音乐的官员和专家，他们以唱诗作曲为职业，搜集歌谣是为了丰富他们的唱词和乐调。诸侯之乐献给天子，这些民间歌谣便汇集到朝廷里了。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
各个时代从各个地区搜集来的乐歌，一般认为是保存在周王室的乐官——太师那里的。他们显然对那些面貌互异的作品进行过加工整理，有所淘汰，有所修改。所以现存的《诗经》，语言形式基本上都是四言体，韵部系统和用韵规律大体一致，而且有些套句出现在异时异地的作品中（如“彼其之子”、“王事靡盬”等）。古代交通不便，语言互异，各时代、各地区的歌谣，倘非经过加工整理，不可能出现上述情况。可以认为，由官方制作乐歌，并搜集和整理民间乐歌，是周王朝的文化事业之一，在《诗经》时代是不断进行着的。
（注：上述资料摘自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
《楚辞》介绍：
楚辞以楚语、楚声、楚物和楚地风光显示出这种诗体浓郁的地域色彩。楚辞的创作队伍以屈原为主要代表，其他作者还有宋玉、景差等人。
屈原的作品，在《史记》本传中提到的有《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怀沙》五篇。《汉书．艺文志》载屈原赋二十五篇，未列篇名。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所载也是二十五篇，为《离骚》、《九歌》（计作十一篇）、《天问》、《九章》（九篇）、《远游》、《卜居》、《渔父》，而把《招魂》列于宋玉名下（《汉书．艺文志》基本上是以刘向、刘歆父子《七略》为依据，《楚辞章句》则是为刘向所编《楚辞》作的注释。所以这两种理应是一致的）。可知对这二十五篇中部分作品的归属和真伪，汉代就存在争议。大致说来，现代研究者多认为《招魂》仍应遵从《史记》，视为屈原之作；《远游》、《卜居》、《渔父》，则伪托的可能性为大。
《离骚》是屈原最重要的代表作。全诗三百七十二句，二千四百余字，是中国古代最为宏伟的抒情诗篇。其写作年代，或以为在怀王晚年，屈原第一次遭放逐以后；或以为在顷襄王时期，屈原第二次被放逐以后。《离骚》的题旨，司马迁解释为“离忧”，意思尚不够明白；班固进而释“离”为“罹”，以“离骚”为“遭忧作辞”；王逸则说：“离，别也；骚，愁也。”把“离骚”释为离别的忧愁。二说均可通。
先秦诸子中，我们选择的重点文选主要出自《论语》和《孟子》。《论语》和《孟子》属于说理散文。说理散文分“论”、“辨”两类，正面阐述自己主张的叫做“论”，批驳别人观点的叫做“辨”。先秦诸子的哲学著作都属于此类。
《论语》介绍：
《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儒家学派创始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孔子三岁时死了父亲，他跟着母亲过，生活贫困。孔于年轻时做过管理仓库、掌管牛羊畜牧之类的小官。鲁定公时，孔子也曾做过主管司法的大官。据《史记．孔子世家》讲，公元前498年，孔子“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与闻国政”，其政治生涯到了顶峰。由于与当时主宰鲁国政权的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政治观点不和，孔子离开鲁国去周游列国，先后到了卫、宋、陈、蔡、楚等国，希望能实现自己的更为远大的政治抱负，结果周游是失败的。晚年返回鲁国，专心讲学和整理古代文献资料，整理《诗经》、《尚书》，删修《春秋》。孔子的学生多达三千人，其中著名的有七十二人。
《论语》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是孔子的学生及其再传学生所记录整理。到汉代时，有《鲁论语》（20篇）、《齐论语》（22篇）、《古文论语》（21篇）三种《论语》版本流传。东汉末年，郑玄以《鲁论语》为底本，参考《齐论语》和《古文论语》编校成一个新的本子，并加以注释。郑玄的注本流传后，《齐论语》和《古文论语》便逐渐亡佚了。以后各代注释《论语》的版本主要有：三国时魏国何晏《论语集解》，南北朝梁代皇侃《论语义疏》，宋代邢晏《论语注疏》、朱熹《论语集注》，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等。
《论语》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文艺等诸多方面，内容丰瞻，是儒家最主要的经典。《论语》属于语录体著作，其语言精炼含蓄，形象生动。《论语》没有严格的编纂体例，以条为章，集章为篇，篇章之间并无紧密的逻辑联系，只是大致归类，并有重复章节出现。
《孟子》介绍：
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今山东省邹县）人，大约生于公元前380年前后，在世八十多年。其父早逝，他从小得力于母亲教导和环境熏陶，热爱学习毫不松懈。一生崇拜孔子，自称：“乃所愿，则学孔子也。”他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人，可说是得到孔子学说的真传。学成之后，面对百家纷争、天下征战的局面，他一方面与杨、墨诸家学说激烈论战，一方面亲率弟子游历宋、滕、齐、梁诸国，向他们阐述“仁政”主张。由于当时“天下方务于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他的主张显然不合时宜，被人视为“迂阔于事”，遭到诸侯的拒绝。于是他更重于设帐授徒，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作为人生一大乐趣。到了晚年更是专心于著述讲学，写成传世的重要著作《孟子》七篇。
关于《孟子》的作者，历来有争论，一说是孟子自着，一说是其弟子共同记述。我们还是同意《史记．孟荀列传》中的说法：“（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即是说，孟子与其弟子共同参与了著述。从全书思想内容和论辩风格的一致性来说，孟子亲自执笔的可能性更大些，至少他也是个润色审订者。
孟子继承了孔子“仁”的学说而又有较大发展。他的“仁”主要体现在政治上，主张通过施行“仁政”去统一天下。具体内容主要有三点：一是“制民之产”，即让百姓有一份固定的田产，让他们不饥不寒，养生丧死而无憾。二是“与民同乐”，要统治者注意民心向背，体恤民意，赢得民心。三是“谨庠序之教”，建立人伦规范，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孟子认为“仁政”的核心是“保民”，只有施行“仁政”才能无敌于天下。这种主张在当时未能行得通，但却为后世有为的统治者提供了治国的基本方略，因此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要统治者多为人民的生存条件着想，对残害百姓的君王，他痛加指斥，认为可废可弑。这旷古未有的议论，更鲜明地反映了他的民本思想，是闪现于中国社会思想史上的一道强光。
孟子不但讲“仁”，也强调“义”。“义”的本意是行为合理适宜。孟子把“义”作为人的行为选择的最高标准。利义相比，应轻利取义；生死关头，也要舍生取义。“义”的内涵各时代当然有所不同，但利义选择问题，永远存在。因此孟子的利义观影响深远，对我们民族价值观念的形成具有重大作用。
“性善”、“性恶”论，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命题。孟子是“性善”论者。他说：“人性之善也，人皆有之；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他把“性善”具体阐述为恻隐、羞恶、恭敬、是非这“四心”，认为对应这“四心”的仁义礼智不是外加的，而是“我固有之”的，但他又说“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即要自觉地向自身内心去追求，才能得到。这就是“反求诸己”。其实，人之初无所谓性善性恶，在长大的过程中，由于环境和教育的影响作用，才有了向善向恶的变化。性善虽是孟子的理论预设，但在分析人的实际道德状况时也很重视环境对人的影响。
孟子的“人格”论影响深远。他所推崇的理想人格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认为人格的重要远远高于财富、权力、地位。主张做人要做有“浩然之气”的“大丈夫”。怎样蓄积“浩然之气”，那就是：一要持志养气，坚持崇高的志向追求；二要“动心忍性”，有意识地在逆境中磨砺意志；三要“存心养性”，就是要清心寡欲。孟子的这些主张和理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贡献。浩然之气的“大丈夫”，自古以来激励了无数的志士，诚如冯友兰先生所说：“懂得了这个词汇，才可以懂得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二册）
孟子的教学思想也值得后人重视。他认为学习成绩不决定于天资的高低，而决定于学习的态度，他用生动的故事作比喻，告诫学生学习一定要专心致志。学习的过程应该是循序渐进的，不应该“揠苗助长”。他又继承孔子“因材施教”的原则，提出“教亦多术”，对不同的学生要有不同的教学方法、不同的教学目标，都要因人而异。孟子又特别强调学习过程中的独立思考和独立见解。他有句名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就是要求学生不轻信、不盲从书上结论或前人之说，通过积极思考得出自己的结论。
《孟子》一书在文章风格上是独树一帜的。孟子可以说是个雄辩家。他能用巧妙的方法将谈话引入预设的话题，能用不断的反诘揭露论敌的破绽，能用形象恰当的比喻说明事理，能用有力的逻辑推理阐明自己的论点。因此《孟子》文章，总体上具有明快练达，酣畅犀利，气势磅礴的风格特点，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注：上述资料摘自马智强《孟子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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