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行为主义行政学”为主题，理论联系实际撰写一篇不少于1000字的小论文。
作为行政科学的公共行政学
行为主义与逻辑实证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能说行为主义政治科学全盘接受了逻辑实证主义的教条，但后者深刻地影响着前者的思维模式（郭正林，2003：5）。用桑德斯的话来说，19世纪孔德的著作及20世纪20年代“维也纳学派”是行为主义的哲学来源（马什和斯托克，2006：42）。1930年代中期，政治学和行政学的研究状况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他们认为政治学和行政学的研究质量有问题，因为它受到了被他们认为是伪科学方法的泰勒主义、人际关系运动和“行政原则”的束缚。当时的芝加哥大学开始有学者转而求助于逻辑实证主义，以期将政治学和行政学解救出来，这样就兴起了行为主义政治科学。
虽然行为主义政治科学后来有很多的变种，但大体说来，其共同的思维取向却是显而易见的：一是政治科学可以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比如生物学或者物理学的模式）对现象进行解释和预测，在经过检验的理论指导下提供系统的分析，以代替描述性的研究；二是政治科学应当把自己限制在能够被观察到的现象上；制度的作用仅仅是由于制度中的行为而被视为可以分析的；三是资料应该尽可能地数量化；四是政治科学不应该进行“纯粹的研究”，而应该为解决既定的政治问题和实现革新的计划而开展应用研究；五是政治科学对于民主、平等、自由等等价值的正确与否无法予以科学的证明，因此，它应该对价值持保留态度；六是政治科学必须是跨学科的（柏伊姆，1990：78-79）。
一般认为，行为主义并不是一种系统的政治学说或政治哲学，而只是政治学研究中所强调的一种方法和手段。行为主义的发端，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美国政治学界在科学主义的影响下所发生的关于政治学科学化的争论。现代政治学是为维护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应运而生的，但是这样的制度在20世纪上半叶却卷入了两次世界大战，加上1920－1930年代美国国内陷入经济大萧条中，这些都形成了对政治学的重大打击，同时也对政治学提出了重大挑战：面对现实的政治经济危机，政治学能有何作为？该有何作为？以梅里亚姆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认为，当问题出现以后，如果现有的政治学不能像经济学和社会学那样，设计出一套解决政治经济危机的有效方案，那么政治学就必须加以重大革新（杨光斌，2005）。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梅里亚姆试图将政治学从对国家机构的静态描述转向政治过程研究，力图建立一种精准而普适的政治理论，最终形成了行为主义政治科学。
值得一提的是，西蒙也继承了芝加哥学派所特有的理论悖论：该学派之所以兴起，旨在化解现实生活中的政治经济危机，但它力图通过倡导价值中立和否定政治学的政治功能来达到这一目的。这样，它就不问制度和价值的合理性而一头扎进了数量分析中。当政治学不再关怀政治价值的时候，当方法论上的数量统计代替一切的时候，政治学也就失去了其本来面目，尽管价值中立的背后蕴涵着自由民主主义政治的正当性。换言之，芝加哥学派的着眼点是人及人的行为，但结果却远远背离了政治学的基本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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