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教育泛指一切有目的地影响人的身心发展的社会实践活动,它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发展。学校教育是狭义的教育,高等教育是以高等教育者和受高等教育者双方共为主体,以高等教育资源为客体所进行的主体之间与主客体之间的,以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为目标的社会实践{1}。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和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高等教育的管理成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与进步的重中之重。2012年1月教育部印发的《工作要点》中提出教育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贯彻实施教育规划纲要,坚持优先发展教育,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全面落实国家教育重大项目和改革试点,牢牢把握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进一步解放思想,着力深化改革,积极促进公平,全面提高质量,切实维护稳定,推动教育事业科学发展,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在“十二五”期间,山西省作为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身负着“转型跨越”与“再造一个新山西”的发展重任,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加快科技进步和创新的步伐,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统筹城乡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而发展的根本在于创新,创新的关键在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因此,在资源型城市转型跨越的进程中,改革高等教育管理,转变教育管理体制,不仅是提升山西省自主创新能力的关键之举,而且是山西省顺利实现转型跨越发展的根本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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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6/fontbr二、文献综述
我国对教育管理的研究最早开始于20世纪中叶,建国前后对高等教育管理有初步探索,而真正把高等教育管理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研究领域,有组织地开展研究则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2}。贾俊菊,张树国(2011{3})认为面对经济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大趋势,高等教育管理具有两个特点:高等教育管理目标的特殊性,高等教育管理活动的特殊性。冯会玲(2010{4})从高等教育产品的特性论出发,提出高等教育产品总体上属于准公共产品范畴,我国高等教育产品具有在公平与效率的要求中前进、内部效益与外部效益相结合、生产与消费的同步性和超前性与滞后性相结合的特性。
国内很多学者对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刘宝存(2009{5})认为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是指中央和地方行政组织机构的设置、隶属关系和相互间的职权划分,以及政府主管部门和高等学校的关系。王丹(2010{5})提出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也称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主要是指各级政府对各种形式高等教育的管理和监督方式,它涉及政府与社会、高等学校三者之间的关系。杜希民,梁克荫等(2011{6})认为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是一个国家在一定政治、经济制度和科技发展水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教育事业的办学体制、经费体制、管理体制等相对稳定的教育模式,主要是高等教育内部的领导制度、组织机构、职责范围及其相互关系,涉及高等教育事业的管理权限的划分,人员的使用和对教育事业发展的规划和实施,也涉及到高等教育结构各个部分的比例关系和组合方式。吴方,杜学元(2010{7})提出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是指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及政府与学校之间管理高等教育事业的权限划分及其关系的设定,规定着国家实施高等教育管理的组织系统、原则、方法和程序等。
还有许多学者通过研究国外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管理的模式和特点,为我国高等教育的管理提出可借鉴的举措(见表1)。
三、山西省高校教育发展的现状
山西省作为中部传统省份,自古就有着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全省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各级各类教育快速发展,办学条件明显改善,教育改革不断深化,教育水平进一步提高。进入新世纪以来,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现,职业教育快速发展,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教育普及程度大幅度提高,教育公平迈出重大步伐。教育的发展为提高国民素质、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2011年,研究生继续扩招,招生人数达到9000人,在学研究生2.5万人。普通高等教育、各类中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中分别招生18.5万人、21.7万人和28.7万人。全省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30.%,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88.5%。成人技术培训学校培训结业职工和农民共计213.6万人次。
山西省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从2004年到2010年,山西省普通高等院校的数量稳步增加,除2006年略有下滑外,整体呈上升趋势。
伴随着高校数量的增加,山西省高等教育招生人数也在逐步增加,到2010年达到了18万,人才整体素质得到了提升。除此之外,山西省高等教育的基础设施也在不断完善。
到2010年普通高校占地面积2667.74万平方米(折合40020亩)。校舍建筑面积1541.41万平方米,生均25.94平方米;学生宿舍面积363.61万平方米,生均6.12平方米。全省普通高校教学仪器设备资产值393130.64万元,比上年增加27830.37万元,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6253元。学校藏书4496.11万册,比上年增加128.77万册,生均71.51册。
虽然山西省高等教育事业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其发展还不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良好教育的需求,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首先,城乡、区域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本科院校数量少。山西省内共有19所本科院校,其中,山西大学是山西省重点建设的一所综合性大学,拥有2个国家重点学科,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太原理工大学是省内唯一一所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太原科技大学是国家重型机械行业和装备制造领域人才培养、科技研发的重要基地,包括这三个本科院校在内的7所高等院校都集中在山西省省会太原市,其他院校零星分布于大同、忻州、太谷、晋中、长治、运城等地,而像晋城等地都没有建立本科院校。
其次,高等院校办学动力不足,教育体制改革亟待深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经历了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中央和省级人民政府两级管理、以省级人民政府管理为主的高等教育管理新体制{11}。但是,新的管理体制仍然存在问题,政府与高校之间权责不清晰,政府的管理权限过大,行政管理覆盖了高校的自主管理,高校的自主权难以落实,使得高校教育发展缺乏活力。
再次,高校人才培养质量总体水平不高,教育服务经济社会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一方面,这是由于高校教育队伍学历较低,专业性缺乏,整体素质不高;另一方面,高校一味强调学生专业课程的学习,对课本之外的社会实践生活重视程度不够,缺乏与企业的联合办学,学生只有专业的学习能力,没有进行职业教育,导致学生整体素质不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校学生的实际就业水平。
最后,高等教育投入不足,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尚未完全落实。山西省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政府投入力度的加大,但制约高等教育发展最突出的矛盾,依然是投入不足的问题。2011年山西财政教育支出占一般预算支出的比例为15.8%;2012年达到16%,比上年增加100亿元;普通本科高校生均拨款达到9000元。但是,山西省教育经费占山西省GDP的比重仍然低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的20世纪末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的要求,这是导致高等教育发展滞后的重要因素。
四、改善山西省高等教育管理的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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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改变政府管理方式,扩大高校办学的自主权。虽然经过多年改革,我国的教育方式已经由中央集权转变为地方合理分权,但是各地方高等教育管理仍然不能脱离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不科学、不合理的行政命令,制约了高校面向现代化、国际化和社会化的正常发展。因此,各级政府要适当放权,对高等教育的管理由微观控制改为宏观指导,制定年度教育计划,对高校教育管理提出建议,制定教育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对日常交易管理的行政监督。
第二,深化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增强高校发展活力。除了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地方与高校之间的关系之外,还要改革高等教育管理内部机制,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内部运行机制。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管理经验,建立健全人事管理制度、财政管理制度和大学管理制度,通过规范高校教师职称晋升程序,提高教育队伍的整体素质;以绩效为导向,改革教师工资结构,促进科研成果的提高;改善学校与学生的关系,以人为本,以学生为重,关注学生的个体需求。
第三,控制高校教育工作者的准入标准,提高高等教育管理队伍的整体素质。针对山西省高校教育工作者学历偏低,专业性缺乏的现状,各高校应提高各自招聘、录用教育者的标准,提高整体师资水平;定期组织教师进行专业培训,建立奖惩措施;鼓励教师继续深造,带动高校教学质量的提升。此外,组织教职工进行各项经验交流会、拓展训练,加强沟通与交流,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第四,引入市场机制,继续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山西省高等教育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资金投入不足。一方面,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加大财政预算内的教育投入,另一方面,随着政府的逐渐放权,高校也应减少对政府财政的过度依赖,将政府资金投入于重点发展和扶持的专业项目,更多的引入市场机制,用社会资本发展高等教育事业,开展高校与企业的联合办学,共同促进山西省高等教育的发展。
五、结语
山西省大力实施科教兴晋、人才强省战略,高等教育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办学水平稳步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人才队伍建设取得明显成效,逐步形成了布局结构合理、学科门类齐全、地方特色鲜明的高等教育体系,为社会培养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但与此同时,山西省高等教育发展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必须进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正确处理好政府与高校的关系,继续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提升高校管理队伍的整体素质,促进山西省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进步,为山西省“十二五”期间的转型跨越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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