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以终身教育反思中国的基础教育

    基础教育的“基础性”需要在终身教育的视域下重新解读,这不仅因为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需要在新的参照系下拓展新的空间,更因为学校教育在学习型社会的构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
    当今学校要为年轻一代终身学习和发展奠定的“基础”之内涵,呈现出从“双基”到“多基”、“软基础”比“硬基础”更重要、从“共同基础”到“类基础”等变化趋势;素质教育的要义在于发展人的内涵,是专属基础教育的,业已被“窄化”和“泛化”了的素质教育应当回归基础教育;聚焦学校变革、形成个性与特色,通过自身的结构优化和面向社会的开放与互动,有助于学校真正成为学习型社会当之无愧的核心和引领社会精神文化的旗帜。
    终身教育与学习型社会似一股浪潮正扑面而来,这一浪潮冲击下的教育实践重建是当今学校变革发生发展的重要背景,终身教育的理念也理应成为我们今天反思中国基础教育现实困境与发展出路的新的参照系。
    终身教育理念的系统表述,始于法国学者朗格朗的《终身教育引论》,随后发表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著名报告《学会生存》,又将“学习型社会”的概念推进全球人的视野,从而与终身教育一起,为世界构筑起崭新的教育时空观。贯穿一生,与生活联系,使人的创造性与个性得到充分的发展,是终身教育的显著标志;建立终身教育体系,改造现行学校教育体系,已成为全球的共识和战略选择。教育与生活本是紧密联系的,然而现代学校教育受现代科技与现代工业的引导,在学校教育目的、内容和过程中疏离了人的真实生活,而终身教育则从本质上体现出教育对生活的回归。
    以终身教育理念为参照深入反思:我们的基础教育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从个体终身学习与发展的需要出发,基础教育该为年轻一代奠定什么样的基础?素质教育是无处不在还是归基础教育所专有?走向学习型社会,基础教育究竟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一、从“终身”看“基础”
    作为终身教育的起点,基础教育的“基础性”就体现在为个体终身学习与发展奠定基础,相应地,“基础”之内涵的变化呈现出从“双基”到“多基”、“软基础”比“硬基础”更重要、从“共同基础”到“类基础”演变的大趋势。
    我国近些年来,从终身教育视角考察基础教育改革的并不多,出于误解而有意无意将二者分离的却不少,一些省市在文件中明确提出,要建立终身教育体系和国民教育体系两套系统,这实际上是将基础教育从终身教育体系中分离出来了,主观动机是想强调国民教育的重要,客观上却容易造成与终身教育脱节的错觉,如不加以澄清,难免会对实践产生某些误导。
    只有基于正确的理解才可能做出正确回应。首先,要深刻理解终身教育是一种教育思想,而终身教育体系的建立是这一思想转化为实践的必然结果,且真正建立新的教育实践体系需要相当时日;其次,要以这种新观念新视角反思以往我们对基础教育性质和功能的理解以及在以往的改革实践中有无误解和偏颇,尤其对基础教育的“基础性”要重新解读;第三是在新的理解之下重建基础教育尤其是中小学教育的实践体系,当然这一体系的建立也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然而只要我们从现在做起,坚持不懈就有希望。
    基础教育之“基础性”的重新解读:
    解读之一:从“双基”到“多基”。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小学注重“双基”,即“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渐渐成为公认的传统,这对年轻一代今后形成牢固的知识技能基础、进而掌握各种专业知识和技能,固然是重要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当中小学教育对于个人成长的意义不再是一次接受终身受益的时候,“基础”所包含的内容自然也会发生变化,变化之一是从基本的“读”、“写”、“算”基础变得“品种多样”,如外语、计算机技术等都渐渐成为基础的“要素”,从而使“双基”变为“多基”;还有的把“能力”也纳入基础。
    解读之二:“软基础”比“硬基础”更重要。一些过去不被视为基础的“软性”的品质,如对学习的浓厚兴趣,良好的学习习惯,正直的人格,强烈的事业心和社会责任感等等,开始引人注目,这些品质对一个人的成长意义是终身性的。比如,一位获得了数学奥林匹克奖牌的学生,面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我这辈子再也不想学数学了!”这意味着尽管他的数学知识很扎实,可他在学会数学的同时“学会”了痛恨数学,失去了继续钻研数学的兴趣,这种参赛活动也难以成为推动他终身发展的动力。相反,许多在“文革”中失去了继续读书机会的人,由于从小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高考一恢复,马上就能抓住机遇、改变人生命运。甚至可以说,面对一个变化越来越丰富的未来,兴趣、习惯、人格、志向、责任心等等这些基础性的“软件”,有时显得比知识、技能这些“硬件”更为重要、更为关键。
    解读之三:从“共同基础”到“有差异的‘类基础’”。过去我们强调“基础”,较多地是在“共同基础”的意义上强调其重要性,所谓共同的基础,是指每个人成为一个成人都必不可少的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新的高中课程改革方案在这个问题上有新的突破,超越了“统一的基础观”,主张为不同类型发展趋向的学生提供有差异的基础。以数学为例,5个必修模块对于今后从事体育艺术的学生是他们的共同基础;5个必修模块加上某两个选修模块则可能是今后从事文科方面专业的学生的共同基础;必修模块加上更多的选修模块,则是为有志于理工科方向发展者今后学习准备的基石。从关注“统一基础”到重视“类基础”,这是观念上的一个重大的进步,是在“一律”与“差异”的两极思维中寻找到的一个富有“中庸”意义的“度”。
    欧盟最近提出了一个参照性框架,称之为“终身学习的关键能力”,这类似于“类基础”的说法,是一种将知识、技能和态度融为一体的新理解,也是拒绝将基础与能力作机械划分的新理解。关键能力之“能力”,是知识、技能与态度的结合;每个人都需要关键能力,以实现个人的发展与完善,成为主动的公民,融入社会,获得就业。欧盟提出的8种关键能力是:(1)运用母语交流的能力;(2)运用外国语交流的能力;(3)数学能力与科技基本能力;(4)数字能力;(5)学会学习的能力;(6)社会与公民的能力;(7)主动意识与创业能力;(8)文化意识与表现能力。
    因为每种能力都有助于知识社会中的成功生活,所以这些能力同等重要。这些能力相互重叠与锁定,每个领域的基本能力对其他能力具有支撑作用。语言、阅读、数字,以及获取信息和交流的技能,是学习、学会学习的基础能力,支持所有学习活动。还有一些能力贯穿于参考性框架的8种能力之中,它们是:批判性思维、创造性、主动性、问题解决、风险评估、决策能力,以及在情感上的建设性控制力。
    欧盟提出这一框架的初衷是:由于全球化的持续发展,欧盟面临新的挑战,每个公民需要广泛的关键能力,去灵活地适应急剧变化与紧密联系的世界。具备社会与经济的双重角色的教育,在确保欧洲公民掌握关键能力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些关键能力使他们灵活地适应变化。尤其是,建立于尊重多种不同个体能力观念之上,学习者的不同需求应该通过平等和接近那些群体而被满足,那些群体由于个人、社会、文化或经济环境造成教育上的劣势,因而需要特殊的支持,去实现他们的教育潜能。
    反省我国的中小学教育,是不是真正面向“每一个公民”?我们努力教他们适应的,究竟是“急剧变化与紧密联系的世界”,还是一场又一场考试?不可否认,近些年来我们的考试本身进行了很多改变,但是,如果这种升学制度不改变,单一的目标、路径得不到纠正的话,仅仅靠考试上的花样翻新,照样不能使中小学教育真正走上素质教育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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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让素质教育回归基础教育
    素质教育真的是无处不在吗?其实它是专属于基础教育的!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本分是实施专业和职业的教育,在特殊条件下,即便需要,也是补课性质的。反思30年来不是“窄化”就是“泛化”的教训,是到了让素质教育回归基础教育的时候了!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了教育的战略地位,指明了教育包括基础教育改革的方向,规定了“从教育体制入手,有系统地进行改革”的核心任务,优化了教育改革宏观环境;1993年《纲要》将教育由“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地位,进一步提升到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并提出“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还要求“学校要办出自己的特色”。随后又有一系列关于基础教育改革、推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决定和意见出台,基础教育实践变革及相应的理论探讨,展现出一幅由外延式变革向内涵式发展逐渐推开的绚丽画卷。
    正如2005年教育部素质教育调研组在调研总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素质教育已经提升为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和法律规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素质教育观念日益深入人心,正在转化为各地各部门的积极探索和生动实践;素质教育在关键环节如德育、课程、招考制度、教师素质提高等方面开始突破,学校教育正在发生一些积极而重要的变化;全民族科学文化素养大幅度提高,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仍然存在着对素质教育的理解偏差。调研表明,学校和社会对素质教育的认识有着较深的误解。例如,将素质教育“窄化”,认为素质教育就是课外活动,或者就是经常被忽略的音乐、美术、科技制作、劳动、心理健康等等。这一认识误区导致对课堂内学科教学的忽视,无法改变学科教学的面貌;或认为搞素质教育就是要“减负”、“减考”。另一种误解则是“泛化”,把素质教育不适当地推广到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一切学段,忽视了高等教育是集中进行专业教育的基本任务。加强高等教育阶段的通识教育、博雅教育或者提倡专业的“宽口径”固然是一种趋势,但这种“基础性”是为进一步的专业学习打基础,不能简单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6/fontbr />地理解为“素质教育”。
    针对“泛化”问题的应对之策是“回归本位”,即回到基础教育的本分,其职责就是打基础,它向高等教育或职业教育输送的就只能是“好木材”而非“半成品”,精雕细刻是基础教育之后教育机构的任务。因而,再不能简单地用升学率、重点率等指标来衡量基础教育学校的办学业绩。
    针对“窄化”现象,则需要进行基础性素质教育的“价值澄清”,即要进一步明确:什么样的“软基础”是不可或缺的?什么样的“硬基础”是最重要的?在“软基础”中,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德性、兴趣与好奇心、合作意识与交流沟通能力、个体发展的主动愿望以及使自己的专业志向梦想成真的想象力与坚持性等等,是当代人驾驭未来复杂多变的环境、掌握自己和国家及民族命运的关键素质。在“硬基础”中,必要的知识技能、良好的思维品质以及自主学习的关键能力则是必不可少的。
    相关的问题是:以素质教育为核心的改革在广大中小学尚未出现实质性突破和转型性变化。20多年的改革,较多地体现在学校物质条件改善、信息技术手段在教学中的推广与运用、课程改革的逐步扩大和系列化、办学体制的多元化和办学经费来源的多渠道,以及对素质教育的广泛宣传上,教师的学历水平和社会地位也在提高。但是,就大多数学校而言,改革尚未在核心领域如课堂教学和班级建设等实现突破,更谈不上转型性的变革。学校的办学理念与目标、组织与管理方式、运行机制与动力等等方面基本上还处于传统框架之内,亟待突破性的创新与变革。
    三、以学校为核心创建学习型社会
    把基础教育改革的注意力集中到学校并以学校法保障其改革与发展的自主权;在缩小学校之间不适当的发展差距的同时,让每一所学校葆有自己的特色;以结构优化和开放互动的方式,确立学校教育在学习型社会中无可置疑的核心地位……这些,是我们期待的,也是我们正在践行的。
    首先,基础教育的改革应聚焦于学校,并以学校法保障其改革与发展的自主权。偏离素质教育宗旨的中小学教育实践,不仅存在着把基础教育之“基础”价值狭窄化的问题,而且存在工作思路上的短期化问题。狭窄化是指把基础理解为“双基”或中考高考必考的科目;短期化是指基础教育对近期的、可测量的考核和评比的满足,如把学科教学的价值定位于考试成绩提高,把德育的成效对准文明评比,把体育、美育的成功归结为参赛得奖等等。这些做法导致学校渐渐丢失了中小学教育更为根本和长远的价值——对社会发展和个体终身发展的奠基性价值,同时也肢解了学校育人的整体性和全程性。为恢复学校育人的整体性和长程性,需要克服从课程、信息技术、课外活动等某一方面入手搞“素质教育”的偏向,实现学校从价值取向到文化建设、从管理到实践(课堂与班级)的整体性、结构式的变革与重建,从各地各校的实际出发,探索素质教育的多样化的新形态。
    聚焦学校变革之后,要保证其深入而有质量地开展,就需要有法律上的保障。然而,早在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就已经强调的“在加强宏观管理的同时,坚决实行简政放权,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至今并未真正落实,作为办学自主权之保障的《学校法》千呼万唤也难出来。学校工作的思路长期停留在层层贯彻和演绎上级指示精神、上传下达行政指令的水平上,缺少从自身实际出发,发现改革空间,探明发展方向,体现办学特色的主动革新意识,千校一面现象比较突出。校长对学校改革方向和原则的决定权、教师专业发展的主动权等等,都是需要有法律来保障其正确行使的。
    其次,缩小差异,保持个性,让每一所学校的发展有自己的特色。在普遍关注教育的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的同时,不应忽视同一地区同一城市之内学校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据调查,学校之间生均公用经费总支出差距竟然高达439倍。同一片蓝天下,同一体的手心和手背,怎可以这样厚此薄彼?!究其根源,都是不正常的“政绩”观和“效率观”惹的祸。
    办学基本条件上的差异,如实验室、图书馆、信息现代化配备、生均经费等等,还只是“外延式”的差异。外延差异会导致诸如好教师进不来、留不住等问题,从而形成师资水平、教学质量及教育发展观上的“内涵式”差异。然而,解决了物质条件的差异并不意味着能自然而然地提升学校内涵。有了好教师,缺少好的管理与领导,缺少唤起教师内在职业尊严感和幸福感的学校内在凝聚力,优秀教师同样不进来、留不住。例如在上海这样的一些发达地区,外延式差异不再明显,但内涵式差异仍很突出。针对这一问题,闵行地区引进“新基础教育”这一优质资源,持续十年全区域推进学校转型性变革,在课堂教学、班级建设和学校管理三大领域的变革中,激活校级、中层和教师专业团队不同层面变革主体的内动力,进而从整体上增强学校自主发展的内生力。在持续的校内改革与校际互动中,每一所学校都逐渐显露出自己的文化特色,形成“和乐”、“自育”、“共生”、“自主-合作”等独特学校文化品质,即使特色文化尚未成型的学校,也有自己的特别之处。可见,在缩小内涵差异时,必须关注学校在品质上、特色上的多样与共存。
    最后,确立学校教育在终身教育中的核心地位,让学校成为引领社会精神文化的旗帜。上个世纪曾有激进的改革者发起了“非学校化”运动,其著名代表人物伊里奇设计了四种学习网络,即:教育媒体的咨询服务,技艺交流,同伴切磋,非专职教育家咨询服务。其根据是:儿童的学习有四种可资利用的资源,即事物、模型、同伴和长辈。这四种资源“要求不同类型的设施以保证每个人都可以充分地获得”。伊里奇用这四种网络构筑了一个令人愉快的“学习型社会”,在那里,教育、闲暇、工作和生活,所有这一切都融为一体了。另一位美国学者保罗·古德曼也对传统教育提出了多方面的批判,还针对小学、中学和大学不同层次的教育提出了使少数班级“不属于任何学校”、“使少数班级脱离校舍”、“使上课成为非强制性的”等六条替代性建议。尽管两人对传统学校都持偏激态度,但他们对即将到来的学习型社会的敏感和预见都是令人佩服的,并且,他们批判的锋芒所指向的传统学校“过时”、“机械”和“僵化”等弊端,也是我们今天需要继续反省和批判的,因为我国以应试为取向的中小学教育,已经将这些弊端演绎到极致。然而,学校教育在学习型社会中核心位置的不可替代性,被他们严重地忽视了。当然,学校教育要成为当之无愧的核心,自身必须进行结构上的更新改造,同时要向社会开放并与之互动。
    学校内部的结构优化,需要在时空交织的意义上进行结构重组。横向上,超越传统分科教学将知识箱格化、碎片化的弊端,使学校里的每一个学科,都在“宇宙、地球、生命、人类”这样一个整体背景下确定其位置,以便为下一代“构造得宜的头脑”。纵向上,形成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连贯而有机递进的阶梯:在小学,要把儿童天然的好奇心引向对人类、生命、社会、世界、真理的探询;在中学,强化对文化的体验以及在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建立真正融通的意识;到大学,则顺理成章地进入专业化学习与探究。
    面向社会的开放互动,是指学校教育要毫不犹豫地向家庭、向社区、向全社会、向网络,以及向每一位学生/学习者成长的未来可能性开放。以开放为前提,在持续有效的互动中实现“双赢”:家庭、社区和社会不仅向学校源源不断地输送资源和人力(如义工)、承担起自己应尽的教育责任,同时藉学校的高端优质文化品性的引领,不断提升自己的精神文化品质;学校在向家庭和社会辐射教育资源的同时,也能充分吸纳地方文化资源以丰富自身的文化内涵。学校与社会持续良性互动的最终图景,是形成精神文化意义上的良好生态系。
    如果我们坚定地走下去,就会如《学会生存》报告所预言的那样,一个学习型社会将会出现于人间。而在其过程中,学校教育也就完成了一次壮美的浴火重生。
    对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可以从不同角度做出不同解读和探讨。杨小微教授这篇讲演,以终身教育为视域,在向我们展示中国基础教育过去30年波澜壮阔改革巨幅画卷的同时,剖析了以往对基础教育理解上的一些偏差,并且指出了后续教育改革的着力点——以学校为核心创建学习型社会,读来颇有启发。
    讲演紧紧围绕两个问题展开:如何认识基础教育之“基础性”?如何准确把握素质教育的含义?应该说,这两个问题是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中必须要回答的前提性问题,也是事关基础教育改革方向的关键性问题。对这两个问题,讲演从终身教育的立场出发,都给出了新的解释。关于基础教育的“基础性”,不能仅关注基础知识、基本技能,还应该关注基本态度、基本能力、基本素养;不能仅关注认知基础,还应该关注非认知因素的培养;不能仅关注共同性基础,还应该关注差异性基础。关于素质教育的含义,讲演者主张回归基础教育,不能将其过度宽泛化,主张将“软基础”包括在内,不能仅局限于“硬基础”。所有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清思价值。
    讲演提出的问题仍需要进一步思考,比如,基础教育培养“多基”固然必要,但“多基”到底指的是什么,各基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如何在教育实践中落到实处;又比如,假如把素质教育限定在基础教育,如何确定这一教育工作主题在其他教育形态中的地位和作用等。可以相信,这篇讲演提出但并未完全回答的这些问题,会引起更多更深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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