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的“流”与“源”

　　一、 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的“流”
　　
　　目前，学界中部分学者认为，我国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是西方新历史主义理论的产物。其实，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们二者虽有关联，但又不尽相同。从流派渊源和时间区间的视角来看，我国的新历史主义的文学思潮几乎与西方的新历史主义理论同步诞生，它是中国作家结合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自我思悟的结果，西方的新历史主义理论并没对其产生直接的作用力。
　　作为一个理论流派，新历史主义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英美文化学术界。其具体的标志为，1982年美国加州大学的格林布拉特教授在为《类型》学刊撰写的集体宣言中，正式宣布这一流派的成立，该流派的领军人物主要有格林布拉特（Grnebnatt）、蒙特洛斯（Mentrose），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等，其理论核心强调从政治权利、意识形态、文化霸权的角度，对文本实施一种综合性的重新解读，是一种对历史文本加以重释的“文化诗学”。在西方新历史主义学者眼中，历史的本体就是对曾经存在的人物与事物所作的表述，表述的实体是保留下来的记录和文件，既是“文本的历史”（ 海登·怀特），它完全是一种修辞的想象、话语的拼接和权利意识的显现。以当代西方理论思潮的视角来看，新历史主义是对旧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文学的批评方法的一种反驳。据考察，西方的新历史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译介入我国文化界的时间大约是20世纪90年代初，其发生影响的时间还要更迟一些，而我国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发轫于80年代中后期（如莫言《红高粱》，1986年），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我国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并非是西方新历史主义理论直接作用和影响的结果。
　　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这并非说明我国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和西方的新历史主义理论之间绝无联系。因为，就理论流派和知识谱系而言，我国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与西方的新历史主义同样是西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长期孕育的果实。众所周知，西方新历史主义理论方法论的核心是在西方大行其道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正如朱迪斯·劳德·牛顿所说，新历史主义出自后结构主义，出自福柯的历史编纂学。我们知道，在整个当代西方文论中，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是一个承上启下的理论流派，它一方面继承俄国形式主义批评重文本分析的科学主义传统，同时又开启了颇具颠覆和结构意味的新历史主义的大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陆续通过各种渠道“流入”我国，列维一施特劳斯、巴尔特、阿尔都塞等结构主义大师的理论，也渐渐为文化界的人们所接受和理解，在其滋养下，人们认识到“事物的真正本质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各种事物间的构造”，“结构主义在本质上只是一种通过文本重新构建客体的精神活动”。不可否认，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对我国当代的传统历史文学观发生了颠覆性的震动，它改变了历史在人们心目中那至高无上的形象和位置，人们开始思考历史客体与历史文本间的结构关系，并逐渐认识到，既然我们面前的历史是虚构的，我们就不应再像寻根文学那样倾倒和匍匐在历代文明历史的脚下，此时，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作家们，不但对作为文本的历史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而且要进一步追问历史的存在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于是，在他们心中涌起了解析正统历史观、主流历史观的强烈冲动。就文学思潮的角度而言，从历史的文化映像中去寻找现实的答案似乎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心中一个挥之不去的“定势”。它也因此使得20世纪后半叶的当代中国历史文学的天空时而晴朗、简单；时而迷蒙、复杂，六七十年代，在庸俗阶级论和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挟裹下，当代文学曾产生了大量的“红色经典”，其中的部分作品，历史本身那丰厚的文化蕴含已被过滤得十分干净，八十年代中后期，随着文化人类学，文化历史学和魔幻现实主义等新的方法论和科学史观的引进和发展，文学界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寻根”大潮，人们试图将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度挖掘直接服务于当代的精神启蒙和文化重构，然而，伴随着寻根文学的热度渐渐消退的则是更为理性的思考，难道历史真的能为我们当代文化的走向指点迷津？能为我们民族精神的重铸一锤定音吗？“历史本体是什么？”“历史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伴着这些疑问，历史的天空在人们的头脑中朦胧起来，飘忽起来，也复杂起来，于是我国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便应运而生了。或许巧合，或许其他，在20世纪80年代的苍穹下，几乎同时，中国作家与新历史主义理论家的脑海中开始思讨类似的问题。于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思潮悄悄的改变了运行的方向，人们由热衷于主流历史的宏伟叙事而转向民间史、家族史、野史、稗史的碎片式的叙事；由揭示历史规律的功利性书写转向对某些偶然性、寓言性历史认知的叙述；由善于历时性历史进程的完整把握，转向用人性、文化等元素来完成对历史的共识性写作；由习惯于对历史神情严肃、字正腔圆的再现，转向嘻笑怒骂、亦诙亦呼的“戏说”，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也渐渐成为中国当代文坛上的一道“风景”。以小说为例，1986—1990年间的发端期，创作多以中短篇为主。如莫言的《红高粱》、苏童的《妻妾成群》、《红粉》、方方的《祖父在父亲心中》、贾平凹的《美穴地》、尤凤伟的《石门夜话》、余华的《鲜血梅花》等。90年代后，我国的新历史主义文学创作进入了成熟期，且多以长篇小说的面目呈现在人们面前，如苏童《米》、《我的帝王生涯》，张炜《家族》，莫言《丰乳肥臀》，唐浩明《曾国藩》，杨书案《孔子》以及二月河的“清朝帝王系列”等等。90年代中期以后，对历史客体的过分虚拟化和由市场规则导致的过分游戏化，使新历史主义由颠覆历史权威的挑战最终变成了把玩历史的修辞游戏，由怀疑历史阐释的真实性走向了拆解 历史存在的规定性的“危途”，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则由此坠入了衰落期，但期间仍不时有佳作涌现，如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莫言《檀香行》、张炜的《丑行或浪漫》、唐浩明的《张之洞》、李洱的《花腔》等。今天，在如海市蜃楼般变幻莫测的中国当代文坛上，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也已经成为“历史”，或许由于我国文学史上，“主流历史观”的统治时间太长，压抑太重，或许由此造成的逆反心理太强，或许由于我们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文学传统的天然缺陷，如缺少严密的逻辑思维论证与缺乏品格恢宏的史诗传承，我国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过分强化了虚拟的作用和对历史寓言式的重释，并没有真正把握住“历史的文本性”与“文本的历史性”间的内蕴关系，与西方新历史主义相比，显得稚气、单薄而偏激，缺乏西方那种厚实的理论积淀与博大、开阔的学术整合，由于过分强调与突出对历史客体的“戏说”与“演义”，加之市场规则的那只“无形的手”的操纵，我国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很快便被来势汹汹的大众消费文化所取代和淹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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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的“源”
　　
　　西方新历史主义文学的突出特征之一就是“民间化”立场的坚守和张扬。尽管西方新历史主义理论家们也承认“文学是历史的敏感的记录器”（格林布拉特），但他们绝不像传统的历史主义理论家们那样强调历史的内在性发展观，承认社会发展规律对历史进程的支配，并期望通过对这种规律的认知预测未来的社会走向。新历史主义理论家们最初从对欧洲文艺复兴历史的研究中，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历史诗学观”，并认为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而文本则是一种“修辞的想象”（ 海登·怀特），历史和文本便构成了一个有关整个世界的隐喻。因而他们绝不相信所谓的历史规律的存在，而热衷于凸现历史局部的偶然性和生动性，对于历史的叙述往往选取民间的视角。如格林布拉特从欧洲文艺复兴的几千个故事中，遴选了魏柯特、莎士比亚等六个作家作为标本，通过对他们个体单元的气质类型、价值选择和自我解剖，以生命活动中细部的偶然性的探究和描绘，达到通向更为宽大的文化模式的目的。我国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由于现代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始终坚持以“民间化”、“个人化”的立场和“野史”、“稗史”、“家族史”的视角去透视历史，从寻常百姓、种姓家族、轶闻传奇的一角一隅、半鳞半爪中感知人生的沧桑变迁，业报轮回，并由此感受到四处弥漫的宿命结局和悲剧力量。如苏童、余华和叶兆言等人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作品，有人认为，我国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也是西方新历史主义理论的产物。其实，仅就民间化的历史观念而言，我国当代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既不完全是欧风美雨，更不是空穴来风，因为在我国几千年的文学传统和文化传统中，已经扎下了它的“根须”。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6/fontbr />　　在中国的文学史和文化史中，文学与历史很早便结下了不解之缘，最初，人们往往运用文学的叙述来表达对历史现象的认知和感悟，先秦时代堪称繁盛的“史传文学”就是这种文学形态的胚芽。在中国古代，“史”的地位是远远大于文学的，“修史”是历代的统治着甚为看重的大事。在相当长的历史区间内，“文史哲”尽管不分家，但文学并没有获得独立的学术品格，往往是以历史的“婢仆”的面目出现，不过是正统历史观念的外表包装罢了，“二十四史”便是例证，因此，鲁迅是认为它是“帝王将相的家谱”，是“独夫的家谱”，是“相斫书”，因为它“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苍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我们又不应否认，除了统治阶级的“正史”外，在江湖民间，始终流淌着一股从民间立场上衍化生演而成的“野史”、“稗史”、“家族史”的潜流，“但如看野史和杂记，更容易了然，因为他们究竟完全不必摆史官的架子”。在这里，历史终于放下了僵硬的面孔，换置上了轻松自如、随心所欲的表情，还是在这里，历史也从位居中心的庙堂之高，降迁入了江湖之远的寻常百姓家。鲁迅认为宋代的“讲史”小说是后来历史小说的源头，而游国恩先生认定历史戏曲大抵兴盛于宋元，并渐渐衍化成为日后的历史文学的雏形。因此，以历史小说和历史戏曲为文体样式的民间历史文学，都是一份值得珍视的文学遗产。这时的文学，才开始显露出它的真性情来，无论是古代的六朝的志怪，还是唐宋传奇，宋元的话本，特别是明清小说，如《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甚至《红楼梦》、《金瓶梅》以及近代小说《孽海花》（曾朴），现代的《故事新编》（鲁迅）、《屈原》（郭沫若）、《大泽乡》（茅盾）、《边城》（沈从文）以及“十七年文学”中的《林海雪原》等，都是这条暗河中涌起的浪花，人数众多的有名的和无名的“作者”，在处理历史与文学、历史与现实、客体的史实与主体的情思、史料的择取改造与历史人物风貌与心灵的重塑、历史过程动态的描述与历史细部风俗真实刻画等复杂关系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具备一些新历史主义文学的萌芽，而在它们身上，早已开始流淌我国当代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的血液。
　　以《水浒传》为例，它虽是我国古代小说的四大名著之一，今日看来，更是在“民间化”立场上创作的一部具有新历史主义思想萌芽的作品。其成书过程就非常突出的体现出了“民间化”的特点，目前，我们能够见到的最早的版本是明嘉靖年间武定侯郭勋的一百回刻本《忠义水浒传》，影响最大的则是杨定见的一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全传》。其实，在成书之前，宋江的故事早已在坊间广为流传，元代无名氏的《大宋宣和遗事》中已经记述了从杨志押送花石纲到征方腊的比较完整的故事框架，它基本上为《水浒传》勾勒了一个大体的情节轮廓，应该为其蓝本，元代不少杂剧中也改编、演唱了许多水浒故事，创造了不少生动、活泼的梁山好汉形象。在瓦肆书场，无数的说书人又对水浒故事进行再创作，早已使宋江、李逵等人物在民间家喻户晓。同时，在宋史的《徽宗本纪》中的《张叔夜传》、《曾蕴传》里，也都记录了梁山好汉的聚义经过，元末明初，施耐庵结合个体的经历（传说他曾参加过张士诚的农民起义军）和对人生的思考，对以上材料进行加工、整合、润色，才使《水浒传》最终成型。其中，我们应该认识到，《水浒传》尽管在施氏手中成书，但它更是“民间化”的产物，是无数的民间瓦肆的说书人、难登大雅之堂的戏子伶人的智慧结晶，它也就无可置疑的打上了“民间化”的烙印，因为它是真正地出自民间，且讲述的完全是“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就《水浒传》的思想内蕴而言，人们历来从“官逼民反”和“忠君招安”两个方面来进行解读，假以我们用新历史主义的眼光视之，则会发现别有一番滋味在其中。《水浒传》从民间史的视角对历史进行了恣意的“虚构”和“解构”，以期对正统的历史叙事进行补正和“戏说”。在《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中，亦有这种新历史主义思潮的思想萌芽，如《三国演义》，虽表现的是王权间的争斗，但它更告诉了我们“是非成败转头空”和“滚滚长江东逝水，淘尽千古英雄”的历史观；《西游记》与其说是一部“神魔”小说，不如说是一部“心魔”小说，它不过是“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的寓言写照罢了；《金瓶梅》则着重强调了“色即空，空即色”的辩证关系；而《红楼梦》则揭示了一个“因空失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的人类轮回轨迹。今日看来，以上这些中国传统文学的传世作品所信奉的历史观念和对人生层面上所作的哲学思考，似乎一点也不比今天我们的新历史主义文学逊色多少。
　　到了近现代，由于时代背景的改变，许多知识分子对民间的关注与发掘成为了他们文化策略行动的一个构成部分，因此，在这种传统的新历史主义思潮中，似乎又加入了功利化的元素，他们往往透过民间的视角，达到为其建构现代意识形态和“民族国家”服务的目的。如鲁迅的《故事新编》通过对历史的“随意点燃”，表现了启迪蒙昧重铸国民灵魂的启蒙主题；冯至的《仲尼之将丧》更是没有多少历史根据，通过将死的孔子的抑郁、寂寞、悲凉心态的描绘，亦在恢复孔子“人”的面目，体现“五四”时期“人的解放”的精神主题；茅盾的《大泽乡》更是运用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进行小说创作，借陈胜、吴广之口，直接呼唤现实生活中的农民革命；郭沫若的《屈原》等历史剧，从抗战现实出发，通过“失事求似”，来借用“史事”讽喻“今事”，表现了抗战时期“反对投降，反对分裂，人民本位”的现实思想。就连自称为“乡下人”的沈从文，也通过在《边城》中营造出的美丽、淳朴的“湘西”民间世界，去追求“将文学当成一种宗教，自己存心当殉道者，不逃避当前社会做人的责任——不怕一切很顽固地单纯地努力下去”的伦理道德标准，“十七年文学”中的《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等英雄题材小说，把民间英雄的浪漫传奇转化为教化式的历史叙事，从而实现由对侠客式英雄的张扬到政治信仰统治的功能转换，以增强该类小说在历史秩序颠覆和重建过程中的教谕作用。从“五四”时期的思想启蒙到“左联”时期的阶级意识，再到抗战时期反对卖国投降和“十七年文学”的英雄叙事，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把握住中国现代新历史主义文学“借古喻今，借古讽今，以古鉴今”的功利性特征，今天，当代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中，似乎仍能看到它的影子。
　　从对我国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的“流”“源”流行轨迹的简单爬梳中，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是中国当代社会的文化结构转型和中国的历史意识嬗变的产物，是中国文学化传统与西方理论充分有机融合的结果，是对中国作家主体的勤奋与才智的最佳汇报。它与西方历史主义理论的同步契合表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并不是完全步西方的后尘，就像近一个世纪前，胡适、傅斯年、鲁迅等新文化运动先驱们的语言观中语言本体论思想，并不比索绪尔、萨丕尔等现代西方语言家的认识肤浅多少，落后多少一样，因此，今天当我们的文学界面对西方的文化文学思潮时，正确态度应是：既不妄自尊大，更不妄自菲薄。
　　
　　注释：
　　（1）朱迪斯·劳德·牛顿：《历史一如既往？女性主义和新历史主义》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02页。
　　（2）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8页。
　　（3）巴尔特：《结构主义—一种活动》，伍蠡甫，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466页。
　　（4）（5）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壹至肆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7页。
　　（6）沈从文：《沈从文文集》，花城出版社，1984年，第169—171页。
　　（7）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1917），傅斯年：《白话文学与心理的革命》，（1919），周作人：《思想革命》，（1918）中，都有较为明确的语言本体论思想；而西方现代语言学家论着出版时间分别为：布龙菲尔德.语言与研究入门（1914）、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萨丕尔：《语言论》（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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