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长久以来,人们一直对作家的责任问题争论不休,这时重读萨特的“文学介入说”,可以使我们明白,美感与意义不是对立的,甚至说,意义应当是而且可以成为美感的一部分。
【关键词】萨特;文学介入;意义;美感
萨特是法国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文学家,出生于巴黎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幼年丧父,随同母亲寄居在外祖父家,他的外祖父查尔斯·施韦泽是个颇有学识的教师,受他的影响,萨特从小就读了大量的书。早年,萨特受存在主义的影响较大,提出了现象学的本体论。二战以后,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政治思想发生了左倾,提出了“存在主义与自由”的口号。萨特的文论著作不多,他的文艺思想基本都是散见于哲学著作中,但就是这些零散的文艺思想也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尤其是他著名的文艺主张“文学介入说”对于长久以来的关于文艺的责任问题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战以前,萨特所谓的“自由”是个人的“绝对自由”,“战前,我把自己仅仅看作一个个体,我完全看不到我个人的存在与我生活在其中的社会之间有什么联系。”受二战及战后社会状况的影响,“文学介入说”是极具现实针对性的“政治介入”,即要求作家要投身于改造社会的实践中去,对各种现象表明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他甚至说“文学并不是一首能和一切政权都合得来的无害的、随和的歌曲,它本身就提出了政治问题。”六十年代以后,“文学介入说”的政治色彩逐渐淡化,慢慢转到社会、人生等更广泛、更普遍的意义上。这个时候他所谓的“介入”是通过文学创作“对现实世界的想象性否定,是通过把现实虚无化而摆脱现实的一种活动。”从此以后萨特的“介入”逐渐摆脱了政治色彩,从狭义的公开“介入”直接转向了在坚持艺术独立品格的基础上的潜在“介入”。
对于“文学介入”的原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一、作家的责任感———文学必须介入
萨特反对机械模仿现实,也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尤其是在对战争的思考中,他提出了“文艺应当介入生活”的战斗口号,正如他在《纽约先驱者论坛报》上所说,“作家的责任及其对读者的特殊使命就是揭露不公正”。萨特认为,一个好的作家必须介入,而不是局限于个人绝对自由的小圈子。他的“介入说”可以分为几个层次:首先,真正的作家不应回避社会问题,而应当面对现实,勇敢的揭露社会的各种矛盾和冲突。“作家与小说家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从这个(介入)观点来表现为人的解放而进行的斗争,揭示人所处的环境,人所面临的危险以及改变的可能性。”例如他的剧本《毕恭毕敬的妓女》,在剧中揭露了美国黑人的悲惨遭遇,无情的抨击了美国民主的虚伪性和欺诈性。其次,作家还必须以一颗宽广的胸怀去关照时代、关照人类的自由。“我们不是在追求不朽的过程中使自己永存的……而是我们将在我们的时代中满怀激情的战斗,因为我们将满怀激情地热爱我们的时代,因为我们甘愿承受与时代同归于尽的危险。”他希望通过提倡“介入文学”使当代的作家都能自觉地承担起知识分子的责任,为实现人类的自由而斗争。他甚至说“有朝一日笔杆子被迫搁置,那个时候作家就有必要拿起武器”。我国的当代文学家张承志在《清洁的精神》中说:“我一直在想,文明的战争结束时,失败者的废墟上应当有拼死的知识的分子。”虽然面对的时代不同,但是对知识分子的责任感的观点是一致的。甚至可以说这实际上已经不仅仅是文学的责任,而且涉及到了作家与作品的境界问题。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把人生的境界分为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萨特的“文学介入,归根结底就是承担全世界,承担整体……把宇宙作为一个整体,其中有人,然后从虚无的观点解释它”,把人看作宇宙整体中的一员来关照,可以说是与中国哲学中的天地境界、宇宙境界有异曲同工之合。
萨特的“文学介入说”明确的提出了作家的责任问题,呼吁作家为被压迫阶级谴责暴力,用作品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这不仅在当时具有启示意义,即使在当今,仍然具有鲜明的警示作用。尤其是在提倡个性主义的今天,作家因其特殊的身份,在创作过程中须有一定的担当,而不是完全绝对的自由挥洒。正如作家铁凝所说:“当一个作家能够被称为作家的时候,当他(她)准备把作品公之于社会,而不是只写给自己的时候,在他的情感,他的故事,他的梦,他对人类和世界的窥测和探究里,已经有了社会责任的成分。”这种责任的高低贵贱、轻重大小并不依照艺术家所写的内容和他的艺术风格来划分,而只是一种创作的驱动力,它取决于一个人对文学、对社会、甚至对人类的态度。文学可以不承担指点江山、评判人类的义务,但是它却有着关照人类精神的责任;文学不能产生生产力,它却为人类创造一种更优雅的生活。文学的魅力正在于提升人类灵魂的魅力。同样,作家因其作品,因其写作也在本质上承担着实现人类彻底解放与真正自由的任务。当代作家张承志也说“在文明的废墟上,应该有拼死的知识的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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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美性———文学的本质属性
萨特讲作家的责任感,讲“文学介入说”,但并没有过分强调文学的责任而忽视了文学本身的特征。“即使以意义为落脚点的那些部分,一旦在文艺作品中被显现出来,无疑仍然还是应该首先考虑它们审美的纬度,而不是将它们当作纯粹的符号只去探求背后的意义。”也就是说,文学介入现实、介入生活,同时只有把生活、把现实中的所要关照的意义转化成艺术的因素,才能进入到文学作品中。当然,这并不说要排斥“责任”,而是说“责任”应该蕴含在审美和体验之中。对于毕加索的《格尔尼卡》,萨特认为这幅画“将是一个严厉的控诉,不过这一点并没有扰乱它的造型的美;相反,它的造型的美增加了而不是妨碍了感情的力量。”也就是说,“介入文学”中,文学一方面要承担一定的意义任务,为意义的表达提供合适而有效的手段,而同时又不能有损文学的审美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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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介入文学”其中心词仍然是文学,这是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在1945年10 月1 日的《现代》杂志的《发刊词》中萨特说:“‘介入文学’中,介入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忘记文学。”也就是说,文学在介入生活、介入现实、介入人类自由的时候,是作为文学这种特殊的形式来关照这一系列问题的,作家在写作中,即使在为争取自由而战斗,它仍然是作家的身份,而不是军事家或政治家,它的成果仍然应该是一部具有审美性的文学作品,而不是一篇战斗檄文或政治宣言。萨特说:“人们并不是选择说某些事情才成为作家的,而是选择以某种方式来说这些事情而成为作家的。”这种“方式”就是文学的、艺术的方式。
“文学介入说”从产生之初的政治介入发展到以坚持文学自身的本性为前提,“介入”更多的体现为作家主观上的责任感,而文学的作用更多的体现为对人们精神上或者审美上的影响,萨特的这一观点对当今是有深刻的启示意义的。
许久以来,人们一直在讨论文学艺术的功用、作家的责任的问题,有人认为如果强调功用,似乎亵渎了艺术,但所谓“唯美”、“为艺术而艺术”又如此缥缈,如去年一直饱受争议的赵丽华的诗,可以说是为了写而写,不存在任何意义和主义,却让人们又因此为艺术的如此浅薄而悲哀。此刻,如果我们重读萨特的“文学介入说”,可以发现,在两个极端之间是存在一条光明之路的,即文学的功利性正在与它的审美性,让读者产生美感,这就是作家的任务。而同时,只要有责任感的作家,才能写出有意义、同时又不伤害美感的作品。要知道,美感与意义不是对立的,甚至说,意义应当是而且可以成为美感的一部分。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大都是为了宣扬自由、平等、博爱等资产阶级的言论而创作,但是不能否认的是他们也创造出了像《神曲》这样无数的优秀作品。新的历史时期,即使文化产业蓬勃发展,但作为文学艺术家,谁也不能指望靠文学艺术来发展经济、提高GDP,但拯救民族与人类的灵魂应当成为诗人的责任。这应当就是萨特的“文学介入说”所给我们的启示。
【参考文献】
[1]《七十岁画像》,《萨特研究》,萨特,柳九鸣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2]《萨特哲学论文集》,萨特,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3]《存在与虚无》,萨特,三联书店,1987年版。
[4]《萨特自述》,萨特,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5]《美学论文选》,转引自张德兴《萨特存在主义美学述评》,《学术研究》1990年第五期。
[6]《萨特文学论文集》,李瑜青、凡人主编,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4月。
[7]《萨特的“文学介入说”探析》,内蒙古师范大学,王金山,学术月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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