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的儒学思想及其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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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曹操与儒学思想有着很深的渊源。这不仅体现在他完成霸业的艰辛过程中,很通脱地将儒学的入世功用发挥到淋漓尽致,有一种“为我所用”的气概;而且在他的文章中也展现了他很深厚的儒学素养。这与他自身经历有关,时代环境的因素更不可忽视,同时曹氏集团中众多人才的儒学倾向对曹操也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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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曹操;儒学思想
  
  曹操(155220)对自己的治世之策有过表述:“治平尚德行,有事尚功能。”在魏国初建之时,更有令曰:“夫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1〕502这首先表明曹操并不排斥儒家。而从他一生的经历来看,他并不仅仅是在太平之世才讲究“礼”、“德”,在乱世之中,他更是随着时机和遭遇的不同,将儒学加以改造和取舍,最终达到“物为我用”。
  
  一、曹操完成霸业过程中的儒学举措
  
  在东汉乱世纷争中,曹操除了用“法”这一必要的工具和手段之外,儒学的入世功用也被他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并不为儒学思想所囿,而是非常通脱地对儒学加以改造利用。这一点在曹操初入政界到完成霸业的艰辛过程中体现得非常清楚。
  (1)曹操讲仁。曹操深受儒家王道政治天下大一统观点的影响,认为天下只有实现统一才会安定,而安定了,百姓才能安居乐业。他在文章中很推崇管子和齐桓公。孔子创春秋大一统学说,是赞赏管仲和齐桓、晋文的霸业的。虽然有人对管仲是否知礼产生疑问〔2〕92,认为他不忠于自己的主人公子纠反而去帮助齐桓公。孟子对齐桓、晋文之事不以为然,说“臣未之闻也” 〔2〕205,包括孔子的门人子路和子贡也认为管仲“不仁”,但孔子却高度评价了管仲的业绩:“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并连声说“如其仁,如其仁。” 〔2〕187尽管“仁”有多种涵义,但在汉魏乱世中,曹操只选择吸收了如此“仁”的观点作为其行为的支点。同时,他也讲民生。孔孟之道要求“重民命”、“时使薄赋以宽民力”,曹操将之用来收买人心。在建安九年发过《抑兼并令》:“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两、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也。”〔3〕91曹操此令的目的是为了减轻不均、不和、不安的现象,打击豪强,争取社会同情,从而壮大自己的势力。同年他还发过《捐河北租赋令》,免除了老百姓的田租和赋税。
  (2)曹操重孝。他常常从“孝”上去观人察世。陈琳在与曹操为敌时写了一篇檄文,痛骂曹操。当陈琳归顺曹操之后,曹操说:“卿昔为本初移书,但可罪状孤身,何乃上及父祖邪?” 〔4〕2060可见,曹操对陈琳骂的“赘阉遗丑”除了觉得羞辱外,还有对辱骂先人的愤怒,这是人之为孝的常情,是可以理解的。曹操在允州,东平毕谌的家人被张邈抓起来,曹操说“卿老母在彼,可去”。谌当面表现得无二心,可是出来之后就逃跑了。等到后来谌被操生擒了,大家都为他担心,岂料曹操曰:“夫人孝于其亲者,岂不亦忠于君乎!吾所求也。” 〔1〕12但他的“孝”也是有条件的。如陈宫孔融虽为孝子,却为曹操所杀。从毕谌、孔融二人不同遭遇可以明显地看出曹操儒学中利己主义的影子。杀孔融有一个《宣示孔融罪状令》,理由就是他“违天反道,败伦乱理”、“以为父母和人无亲”〔3〕118。其实孔融也是一个孝子,《后汉书•孔融列传 》中有记载,“(孔融)年十三,丧父,哀悴过毁,扶而后起,州里归孝” 〔5〕1289。只因为他屡屡和曹操作对,才遭到曹操的猜忌。曹操找人枉奏他的罪行,将他下狱弃市,连妻子和子女全被杀掉了。而曹操对于陈宫,这个来自他敌对阵营的俘虏,又表现得比较大度,“操曰:‘柰卿老母何?’宫曰:‘宫闻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亲,老母在否,在明公,不在宫。’操曰:‘柰卿妻子何?’宫曰:‘宫闻施仁政于天下者不绝人之祀,妻子存否,在明公,不在宫也。’”陈宫就刑之后,“操召陈宫之母,养其终身,嫁宫女,抚视其家,皆厚于初”。可见,在曹操的心中确实有孝的念头,他能因孝而感念人事,也会以孝的罪名来伤及无辜,这一切就要看是否和他自身的利益有关了。在陈宫的这段记载下面,有一小字注,可算一语道破天机。注曰:“操厚陈宫之家而不肯存孔融之嗣,必陈宫妻子,可保其无能为也。”〔4〕2007
  (3)曹操求贤而善任。关于他对人才的渴求在下文中将有提及,这里不再赘述。与此相对应,他必然也善于纳谏。儒学提倡“从善如流”,曹操应该是做得较好的一个。在建安十九年,他下过《求言令》,要求部下“各言其失”,并自责说“不闻嘉谋,吾开延不勤之咎”〔3〕98。就史书中所记载的来看,臣下的献言大部分有一个共同特征,即依托儒学陈述自己的意见。
  (4)曹操袭礼。曹操在葬礼仪礼上袭《周礼》及汉制,他颁发了《终令》,明确了不同等级人的葬礼,提倡节俭。同时他的刑法观念也是继承了儒家思想。他在选主管刑法的人才的时候,不是为了镇压百姓,而是从百姓角度出发,“夫刑,百姓之命也。而军中典狱者或非其人,而任以死生之事,吾甚惧之。其选明达法理者,使持典刑”〔3〕176 。肉刑在汉魏时代是颇有争议的一种刑法,汉末的大儒崔实、郑玄及陈纪认为现有的刑罚不足惩恶,主张恢复这种古刑。在曹操手中,也曾有两次恢复肉刑的动议,但终究因为考虑到这个刑罚后果太严重而最终放弃了。之后,又嫌“汉律太重,故令依律论者听得科半,使从减半”〔6〕522。这其中体现的正是以民本为法的价值标准去行事的儒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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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曹操诗文中的儒学倾向
  
  皮锡瑞《经学历史》中讲:“经学盛于汉,汉亡而经学衰。桓灵之间,党祸两见,志士仁人,多填牢户,文人学士,亦轩文网,固已士气颓丧而儒风寂寥矣。” 〔7〕141他说的这种形势是相对于汉代盛况比较而言的,汉末至曹魏时代儒学仍有它流行的空间和人群,并且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即受古文经学影响的遗风,但也出现了今古合流的倾向。曹操诗文中的儒学倾向反映出这个时代的特点。他读过一些今文经典,但相对而言,古文学派经典对他的影响更深。
  在现存的曹操二十四首诗中,涉及儒学经典的有《诗经》、《论语》、《左传》、《尚书》、《礼记》、《孟子》、《周易》、《春秋》等八部。在诗中被直接引用的经典有《诗经》的两处和《论语》的三处。在其诗中更多的是化用经典中的句子或者用典故的情况。出自《左传》中的较多,一共有四处。化用《论语》中句子的有三处地方。化用《诗经》中句子或者提及《诗经》中某些诗篇的地方也有四处。化用《尚书》中的资料有两条。在这些材料的引用中,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几类:
  (1) 表现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及对理想社会的描述。 《秋胡行》中的“万国率土,莫非王臣”是《诗经•小雅•北山》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句子的浓缩。《善哉行》(一)中“随制饮酒”是从《论语•乡党》中“唯酒无量”引申出来的。《对酒》中“三年耕有九年储”是《礼记•王制》中的一条“三年耕必有一年食,九年耕必有三年食”,将《孟子•梁怀王》中“斑白不负载于道路矣”化用成“斑白不负载”,而“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是对《尚书》中“元首明哉,股肱良哉”的扩写。
  (2) 表现对贤才的渴求。《短歌行》(一)中,“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引自《诗经•郑风•子衿》,“呦呦鹿鸣,食野之苹”引自《诗经•小雅•鹿鸣》。《短歌行》(二)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一匡天下,不以兵车”,即化用的《论语•宪问》中“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这句。
  (3) 表达对古贤良的仰慕。《易经》中有一条,是《秋胡行》(二)中“大人先天而天弗违”出自《周易•乾卦•文言》。在《短歌行》(二)中,有“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是《论语•泰伯》中的句子。然而见贤必然思齐,所以曹操很注意“修身”。“正而不谲”是引自《论语•宪问》,并且在《秋胡行》(一)中又出现一次。《度关山》中“侈恶之大,俭为共德”是化用的《左传•庄公二十四年》“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
  (4) 表示自己对天子的忠心,这也是所占分量最多的部分。《短歌行》(二)中“小白不敢尔,天威在颜咫尺”化用的是《左传》僖公九年的事情。“桓公曰:‘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余敢贪天子之命无下拜?’”在同一首诗歌中,还有事件的引用,像“晋文亦霸,躬奉天王”化用的是《左传》僖公二十八年的事情,这都是表明忠心和立场。“河阳之令”是化用的《左传》二十八年的事情,批评历史上这一事件,来作一个撇清,表明自己不会这样,强调自己的忠心。《善哉行》(二)中有一句“释衔不如雨”是《诗经•小雅》中“出则衔恤”的变化,在《蒿里行》中又把《尚书•康王之诰》“乃心王室”这种表示忠心的典故运用得很巧妙。
  (5) 表现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关心。《陌上桑》中“寿如南山不忘愆”是从《诗经•小雅》中“如南山之寿”变化来的,忧心现实,不能脱离实际。《苦寒行》中“悲彼《东山》诗”中提到的《东山》这首诗即《诗经》中的篇名,表示一种忧民的思想。出自《礼记》的句子有两条。《秋胡行》(一)“弹五弦之琴”出自《礼记•乐记》中“舞作五弦琴,以歌‘南风’”,以此表示自己是一个关心民生、关心国家的人。
  其他还有表达对儒家教育肯定的,如《善哉行》(二)中“过庭语”即用的《论语•季氏》中孔子与其子鲤之间的典故。另据笔者统计,在曹操的诗中提到历史上确有其人的人物19名。其中儒家人物周公和孔子的名字是提及频率最高的,周公出现三次,孔子出现了两次。
  从这些情况看出,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从曹操熟悉的经典的情况,及联系曹操曾自认为周文王的后代这件事,可见曹操的学派倾向确实是古文经。第二,从诗句化用得自然轻松,援引时也显得信手拈来这种情况看,曹操在儒家文化中浸淫很深。第三,从主题来看,在诗中他以忠臣仁人自居,表达了对贤才的渴望,及自己远大的政治抱负,而这些诗不粉饰太平,不隐恶,不假雕饰,任其自然,用写实的方式把自己看到的和感受到的记录下来。总的说来,这些诗表现了曹操一种积极的生活姿态,甚至可以说是曹操儒家积极入世思想的集中体现。
  在曹操诗歌中也较多提及了道家、法家的经典及代表人物。但从内容和思想上来讲,体现一种向儒家靠拢的倾向。比如《秋胡行》引用《韩非子•十过》中师旷清角的故事来表明自己的德行很高。《气出唱》三首、《精列》、《陌上桑》、《秋胡行》,有人称其为发游仙诗之开端。且不论它们能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游仙诗,但其中有很浓的道教色彩。曹操在描述昆仑、西王母等仙家幻境,向往长寿的同时,他真正的希望是能在有生之年做出大一统的事情,即实现他的儒家理想。
  除了诗歌之外,曹操还留下了大量的书、表、令、疏等文章。就这些文章本身来讲,也体现出了明显的儒学特征,这既有他对原有儒学的继承,也有他的改造。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不可摆脱的宗经情结。他大量引用或者化用儒家经典中的句子或者典故。引用的范围大致与诗歌中引用的一致。引用得最多的几部是《左传》、《论语》和《诗经》,同时受到时代潮流的影响,其中也有引用今文经典的地方,如在《报蒯越书》中引用了《公羊传》。但和古文经典引用的情况相比,无论是深度还是次数都要少很多。不过,曹操不是把儒家圣人的每句话都当作真理,比如他在《决议田畴让官教》中就嘲笑过孔子:“昔夷、齐弃爵而讥武王,可谓愚暗,孔子犹以为‘求仁得仁’。”相比较而言,他对周公的态度就比较恭敬,如果从他的学派倾向出发去看,这种现象是很容易理解的。第二,文章采用“法先王”构思,言语追及尧舜、周公,这正是儒家标榜的“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模式。同时,他也多追述管仲齐桓,而管仲的“仁”正是曹操新儒学中要义,这正体现了他在继承基础上有所选择的特点。第三,对“为表三让”的认识。《文心雕龙•章表》中讲:“昔晋文受册,三辞从命。是以汉末让表以三为断。公称为表不必三让,又勿得浮华。”建安元年,曹操上书让封,何止让了三次。他在上书让增封中也讲:“臣虽不敏,犹知让不过三。所以仍布腹心,至于四五,上欲陛下爵不失实,下为臣身免于苟取。”他是承袭旧制才如此,但是后来认为这是虚礼,没有再执行的必要。他反感儒学中迂阔的礼节,可见他的人生哲学是务实的儒学。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6/fontbr />  三、曹操儒学思想的形成
  
  曹操儒学思想的形成受多方面的因素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时代影响。汉末直至魏晋时代,佛学与玄学进入思想领域,使迂腐的以经学神学为特征的儒学的独尊地位一度动摇。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汉末至曹魏这段时期,人们还是有意识地奉儒家思想为正宗的。在统治领域,汉初的律法就出现了儒法合流的现象,在东汉中后期达到了极盛,发展到魏晋时代,出现了系统化的儒家化成文法典。曹魏时代甚至规定,司法中“但得用郑氏章句,不得杂用余家”〔6〕523。因为郑玄是东汉末年的经学家,汉代经学之集大成者,在学术领域中郑玄的成就是最受重视的。确实在魏晋时,治经学的人比汉代时候要少,但是还是有不小成绩的。在今存《十三经注疏》中,除了汉代学者的七部经注、晋朝的三部经注、唐代学者的一部经注外,其余两部均为曹魏时学者所作。如王弼的《易注》、何晏的《论语集解》都颇负盛名,在经学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在东汉永平以后,以谶纬为特征的今文经学已逐步为古文经学所取代,曹操等人就是处在古文经学比较发达的氛围中。这一点也可以从他身边许多儒学人才所熟悉经典的情况看出。他们的学派倾向也多是古文经学。王朗着《易》、《春秋》、《孝经》、《周官》。贾逵、乐详及李典最好《春秋左传》,其中乐详还撰写了《左氏乐氏问七十二事》,而且李典不乐兵事,从师读《春秋左氏传》。曹植在十几岁的时候,亦诵读《诗》、《论》。袁涣之子,《为易》、《周官》、《诗》传,及论《五经》滞义,圣人之微言,以传于世。邴原诵《孝经》、《论语》,并以《礼》、《乐》、《诗》、《书》授徒。当时最有名的是郑玄,学该古今,儒生之所以集。他通《京氏易》、《公羊春秋》,又从东郡张恭祖学《周官》、《礼记》、《左传》、《韩诗》、《古文尚书》,后事马融,他的学生有郗虑、王基、崔琰、乐安、国渊、任嘏等。处于这样一个时代环境影响下,曹操不可能不受影响。
  (2) 个人因素。就曹操本身来讲,其祖父曹腾,“素以仁厚称”,“永宁元年,邓太后诏黄门令,选中黄门从官年少温谨者,配皇太子书,腾应选其中”。而他又是“好进达贤能终无所毁伤”,他所推荐的人都有儒学背景,有的还是以精通某种儒家经典闻名。曹操的父亲嵩“质性敦慎,所在忠孝”〔1〕1。他们所拥有的这些特点正是儒家所提倡的。可见,曹操的家庭环境是有儒学氛围的,而他自小也受到了系统的儒学教育,并以此作为进身之阶梯。他经历了东汉末桓帝、窦太后、灵帝、献帝四个执政者,政治活动主要是集中在灵帝和献帝时期。这两个时期,统治者还是有意识地维护儒学的正统地位。建宁元年,帝下令推举有道之士。“熹平四年,诏诸儒正五经文字,刻石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礼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5〕1133曹操是熹平三年的时候,举孝廉,为郎,任洛阳北部尉,作为一个初入政坛的新人,朝廷环境对他是有很大影响的。熹平六年,市贾民为宣陵孝子者数十人,皆除太子舍人。光和三年,诏公卿举能通《尚书》、《毛诗》、《左氏》、《谷粱》各一人,悉除议郎。曹操因为能明古学而被任为议郎。在这样的环境下,再有曹操这样的进身方式,可见曹操与儒学是脱不了干系的。
  到了献帝时,国家的形势更加纷乱了,初平四年时,试儒生四十余人,上第赐位郎中,次太子舍人,下第罢之。由此看来当时天下还有许多醉心于儒学的儒生,且不乏结童入学、白首空归的人。曹操作为一个有统一野心的人,不会忽视儒学在社会上的存在及影响,对他而言,最好的方法就是对其加以适当的利用。于是,就出现了有人评价操有“十胜”,或者“四胜” 〔1〕234,这些都是赞扬他能法术权谋与儒家仁义并举。其实,与曹操同时代的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儒学的影子。如刘表的“荆州学派”,《后汉书》中记载建安三年之后,刘表在治理荆州时“……遂起立学校,博求儒术,綦母闿、宋忠等,撰立《五经》章句……” 〔5〕1380。建安八年时,袁谭遭袁尚的攻打,欲求救于曹操,刘表以书谏谭,“君子违难不适仇国,交绝不出恶声。况忘先人之仇,弃亲戚之好,而为万世之诫,遗同盟之耻哉!若冀州有不弟之傲,仁君当降志辱身,以济事为务,事定之后,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为高义邪!” 〔4〕2049他用儒家的伦理法兼中庸之道对袁谭分析此举的利弊得失,他是期望能以他所理解的儒学的精神面貌回应现实社会的挑战。对于“繁礼多仪”的袁绍,司马光的评价是较高的,“光武遭汉中衰,群雄糜沸,奋起布衣,绍恢前绪,征伐四方,日不暇给,乃能敦尚经术,宾延儒雅,开广学校,修明礼乐,武功既成,文德亦洽。继以孝明、孝章,述追先志,临雍拜老,横经问道。自公卿、大夫至于郡县之吏,咸选用经明行修之人,虎贲卫士皆习孝经,匈奴子弟亦游大学,是以教立于上,俗成于下” 〔4〕2173。而董卓,是天下所讨的叛贼,却也畏于名义制定了一些政策,“籍吏民有为子不孝,为臣不忠,为吏不清,为弟不顺者,皆身诛,财物没官”。尽管董卓的措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更相诬引,冤死者数以千数,百姓嚣嚣,道路以目” 〔4〕1921,引起天下的大恐怖。但是足以证明汉魏时期儒学思想在社会上是很有影响的,有些人是按儒学的逻辑为人处事的,而有些人虽不尊儒学的,但也要碍于世风做出点样子。他们都不能像曹操一样真正做到思想上的自由和通脱。曹操实实在在地在儒学治世功能的基础上进行延伸,使之直接而又明确地成为他的一种战略,来为他的最终目标服务。
  (3) 曹操集团中的儒学人才。曹操曾多次下求贤令,明确讲要“唯才是举”。有人认为,这是对汉代以来一直奉行的以儒家一套标准来选拔人才制度的打击。但从实际效果来看,此类命令颁布以后,曹操身边的儒者并未因此失去信任,所以这只是起了增加人才来源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对儒学的一种革新。比如建安十五年春时曹操下的《求贤令》,人们往往注意了他求贤令的内容,而忽视了该令产生的背景。在建安十四年十二月,丞相掾和洽言于曹操曰:“今朝廷之议,吏有着新衣、乘好车者,谓之不清;形容不饰、衣裘敝坏者,谓之廉洁。至今士大夫故污辱其衣,藏其舆服;……古之大教,务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诡之行,则容隐伪矣。” 〔4〕2099正是听取这样的意见才下了求贤令,因为如果不采取措施,这种形式主义之风就会愈演愈烈,人人为虚名所累而不能本其实,那么这个国家是很危险的。曹操所做的正是舍弃浮华而追求古教大义,打击拘于“小廉”、“小行”的伪儒学。在此战乱纷纷的非常时期,出此权宜之策是不得已却又是必要的。对人才的看法,曹操有句精辟的话,即“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1〕18,这里“道”应该就是对不同的人才运用不同方法的意思。
  从曹操身边的谋士贤臣良将来看,与儒学相关的人才占相当大的部分,而且他们的建议和措施对曹操、对当时社会都有重大影响。杨俊,被太祖荐为茂才,迁南阳太守后,宣德教,立学校,吏民称赞。王象,在魏有天下后,京师归美,称为儒宗。〔1〕488袁涣是在吕布失败之后归附曹操的,他是举动必有礼。他曾讲“虽以武平乱,而济之以德,诚百王不易之道也”,太祖深纳之,又在魏国初建时,言于太祖,“今天下大难已除,文武并用,长久之道也。以为可大收篇籍,明先圣之教” 〔1〕249,太祖从其言。国渊,师事郑玄,每于公朝议论,常直言正色,退无私焉。〔1〕253崔琰也是对曹操敢于直言相向的,曾就郑玄受学。何夔,少年时以孝友称。荀彧中平六年举孝廉,是曹操的得力谋士。毛玠年少为县吏时,即以清公称,在与崔琰并典选举人才时,“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不得进”,由是天下以“廉节”自励。〔1〕281田畴,在率领族人避乱世时,“兴举学校,讲授之业,班行其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颇有远名,成为各路人马争取的对象,但他最后还是选择了归附曹操。〔1〕255建安十三年,曹操征刘表,荆州一大批儒学人才都跟随了他。“荆州学派”是建安三年之后,刘表在治理荆州时“起立学校,博求儒术,綦母闿、宋忠等,撰立《五经》章句……”,这里成了儒学集中发展的一个区域。曹操对此胜利,高兴的是获得了人才,“不喜得荆州,喜得蒯异度耳”〔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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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时代的因素、自身的经历及身边人才的思想取向,对曹操都有很大的影响,他对儒学根本没有持反对的态度,只是他的儒学已不是原始儒学的那套,为了在乱世中完成霸业,他随着时机的不同而对此加以改造和取舍。与此同时,他的诗文写作,特别是诗歌的创作,也许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精神活动,受外界因素的制约相对稳定,所以表现出来的儒学精神比他社会行为中蕴涵的儒家成分更要纯粹。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曹操驳杂的思想中,儒学占有了相当重的分量。
  
  参考文献:
  〔1〕 陈寿.三国志〔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
  〔2〕 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1985.
  〔3〕 曹操(撰),安徽亳县《曹操集》译注小组(注).曹操集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79.
  〔4〕 司马光.资治通鉴〔M〕. 北京:中华书局 ,1956.
  〔5〕 范晔.后汉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
  〔6〕 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晋书•刑法志〔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
  〔7〕 皮锡瑞.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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