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坚诗学观念中的二元对立因素对其诗歌写作的影响及其

　　摘 要：当代中国的诗坛上，云南诗人于坚的诗歌写作与诗学观念都是非常重要而独特的存在，而他的诗歌写作与其诗学观念之间也有着紧密的关系。本文在发掘出于坚诗学中一系列二元对立因素的基础上，分析了于坚二元对立的诗学观念对其诗歌写作的深刻影响，同时也指出了其诗学观念存在着的先天缺陷和危险的偏执倾向，以及其诗学观念难以回避的一种尴尬。

　　关键词：于坚；当代诗歌；诗学观念；诗歌；二元对立因素
　　
　　当代中国的诗坛上，云南诗人于坚的诗歌写作与诗学观念都是非常重要而独特的存在。在于坚的诗学观念中，隐含着一系列的二元对立因素，并深刻影响着他的诗歌写作。然而，由于二元对立模式“非此即彼”的思维缺陷，于坚的诗学观念和诗歌写作之间，实际上最终建立起了一种悖论，其诗学观念因而也就不适合作为一种单一的标准，用来评判当下中国诗人们的诗歌写作了。
　　
　　一
　　
　　在《棕皮手记•1996》一文中，于坚探讨了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一书中文译名的译法，他认为：“《追忆逝水年华》不如《寻找失去的时间》译得好。年华一词，不具时间一词的中性，让人以为追忆的是某种有意义的生活，闪光的生活，所谓过去的好时光。失去的时间，不在于它的意义，不是年华，而是那些无意义的部分，正是隐匿在年华后面的灰暗的无意义的生活组成了我们几乎一辈子的生活。”〔1〕10笔者以为，这一段富有哲学意味的表述恰似一扇门，打开它，我们就可以在于坚的诗学随笔及批评文章中，发现一系列二元对立因素的存在，进而理解于坚的诗学观念。
　　
　　（一）有意义←→无意义
　　通过对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寻找失去的时间》）一书中文译名的讨论，于坚事实上已经发掘出了“有意义”与“无意义”这一组二元对立因素。于坚认为：“真正的生活乃是无意义的生活” 〔1〕10，“对于历史毫无意义的东西，也许恰恰是对于个人最有意义的东西。” 〔1〕12而“《寻找失去的时间》是对无意义生活的回忆，这与我们所知道的回忆是不同的。不明白这一点，就不明白普鲁斯特”〔1〕10。因此，他主张在写下的文字里寻找失去的无意义的时间，而不是追忆“逝水”一般的有意义的年华。基于此，于坚的《棕皮手记•1996》一文里出现了以下一组二元对立因素。
　　
　　（二）历史←→日常生活
　　在从其个人的文学观念出发，对“无意义的生活”予以肯定、进而否定“有意义的年华”的基础上，于坚进一步将“日常生活”与“历史”对立起来，他指出：“历史的方向是形而上的。而生活则遵循着形而下的方向前进。……历史的形而上方向遮蔽着人们对活生生的生活的意识。” 〔1〕11由此，他反对书写有意义的、形而上的、对存在实行遮蔽的“有结论的历史”，提倡写作无意义的、形而下的、有细节的日常生活，在他看来，“具体的形而下的写作活动，可能是能够使我们真正地回到过去的方法” 〔1〕12。“历史”与“日常生活”，是我们可以在于坚的诗学批评中见到的又一组二元对立因素。
　　
　　（三）集体记忆←→私人记忆
　　与上述两组二元对立因素有关，“集体记忆”与“私人记忆”也是于坚诗学观念中一组重要的二元对立因素。其中，“集体记忆”与上述“有意义的历史”紧密相连，“私人记忆”则与“无意义的日常生活”之间有着明显的内在联系。在于坚的内心或者说诗学观念里，生长着这样的焦虑：“记忆变成了仅仅对集体的所谓闪光的时刻的储存，这种储存又支配著作家们的能指。这样，从相同的价值认同出发的记忆，统一所有人的记忆，人们实际上成了没有记忆的人”〔1〕11，而“没有私人细节的记忆实际上只是遗忘” 〔1〕12，所以，“历史的记忆方式是对存在的遮蔽” 〔1〕12。于坚指出，为了不遗忘，就必须“进入被历史遗忘的时间中去” 〔1〕12，在写作中反对“集体记忆”对“私人记忆”也即存在的遮蔽。
　　
　　（四）知识写作←→神性写作
　　20世纪90年代末，在与“知识分子诗人”的论争中，代表“民间诗人”发言的于坚在上述三组二元对立因素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炼出了“知识写作”与“神性写作”这样一组二元对立因素。于坚明确提出：“诗人写作是神性的写作，而不是知识的写作。在这里，我所说的神性，并不是‘比你较为神圣’的乌托邦主义，而是对人生的日常经验世界中被知识遮蔽着的诗性的澄明。”〔2〕13-14
　　这一段话，于坚不厌其烦地在不同的文章里说了很多遍，我们可以在《棕皮手记：诗人写作》（《中华读书报》，1998年9月23日）、《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代序）》（《1998中国新诗年鉴》，杨克主编，花城出版社，1999年2月第1版）、《于坚的诗•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等文章里一再发现，于坚数次原封不动地、认真地把这一段话镶嵌进这些文章里去，来表达他对其所谓的“把诗歌变成知识、神学、修辞学、读后感”〔2〕13的“知识写作”的抨击与不妥协。
　　联系到于坚在1999年“盘峰诗会”前后相关文字里对自己诗歌处境的近乎不满的描述，我们也许可以认为，一种强烈的被官方和所谓主流话语遮蔽的焦虑长久以来一直在困扰着于坚，促使他发掘出了上述一系列二元对立因素，并对其中的后一类因素，如无意义、日常生活、私人记忆、神性写作等作了几乎不加限制的肯定，同时毫不犹豫地对其中的前一类因素，如有意义、历史、集体记忆、知识写作等，进行了否定。也许可以说，正是这样的越来越坚定甚至偏执的选择、坚持和张扬最终形成了于坚诗歌写作的特点。
　　
　　二
　　
　　在一系列的诗学批评文章中，于坚所体现出来的强烈的以“此岸”对抗“彼岸”的诗歌意识，指导着他的诗歌写作，影响着他的诗歌视角和诗歌姿态，以及其诗歌具体的操作方式，其诗学价值是不言而喻的。而“从80年代早期写的以云南高原为背景的诗作，到80年代中期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口语写作，再到90年代以来关注语言作为存在之现象的诗作”〔3〕，明显的，于坚诗歌写作轨迹的演进与其二元对立的诗学观念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6/fontbr />　　如前所述，于坚对上述一系列二元对立因素中的后一类因素，如无意义、日常生活、私人记忆、神性写作等，进行了发掘、坚持和张扬，而这样的发掘、坚持和张扬势必影响到他的诗歌写作。于坚的诗歌因而更关注私人生活中的细节，更关注无意义的日常生活的琐屑之处。非常自觉地，于坚试图在他写下的诗歌里消解被强加在日常生活之上的所谓的意义——而这样的“意义”通常是被代表着主流意识形态的“集体”所赋予的。因此，在具体的写作上，于坚的诗歌语言也就不可避免地要进行一种不同寻常的实验，于坚说：“我主张一种具体的、局部的、片断的、细节的、稗史和档案式的描述和○度的诗。”〔4〕他说，我希望的是“清醒的，不被语言所左右的，拒绝升华的中性的写作”〔1〕6。
　　在这样一种自觉的、二元对立的诗学观念的指导下，如洪子诚先生所指出的，于坚的诗歌在诗歌取材、诗题上出现了一种“系列”与“符号”方式（如《作品第××号》，和《事件》系列）〔5〕219，这样一种中性的诗题模式，显然与他要求诗歌回到“日常生活”、“私人记忆”有关，并由此形成了其诗歌“朴素、直接的口语写作” 〔5〕219倾向，在《罗家生》、《尚义街六号》、《女同学》以及《芸芸众生》组诗里，于坚的诗歌呈现出了对于日常生活和世俗经验的大面积敞开，而这些诗歌里所体现出来的口语化的觉醒与坚持，在长诗《○档案》的写作里更是达到了极致，“《○档案》模仿了一种档案式的文体格式。全诗300多行，通过对一位活了30年的人的档案的展览，呈现了他的‘出生史’、‘成长史’、‘恋爱史’和‘日常生活’的过程”〔6〕443。大量中性的词语的简单堆砌和不厌其烦的排比，反而造成了一种意外的张力，真实地定义并且客观地叙述了我们所处的时代，折射出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在每个人的生活中留下的深刻印迹。
　　于坚在此间接、直接引用艾略特的诗句，表明这六行诗句里所说的“那个作者”，正是对于中国诗人的写作曾产生重要影响的艾略特。若稍加引申，“那个作者”当喻指影响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写作”诗人们的西方诗人。
　　（2）“间或也用英语交谈”一句，系引用“知识分子写作”一方的代表诗人王家新文章的原句。1998年，王家新曾在《“中国”到什么地方去了》（《中华读书报》，1998年5月20日）一文中，叙述了他和西川、欧阳江河同法国当代“新抒情诗派”诗人让－米歇尔•莫普瓦（Jean－Michel Maulroix）会谈的过程，文中有“间或，我们也直接用英语交谈”这样的句子。于坚在此引用此句，有着明显的讥诮意味，暗示王家新、西川、欧阳江河这些知识分子诗人的诗歌丢失了自己民族的语言——汉语。
　　（3）“会吸引了这么多平平仄仄的读者”一句中，“平平仄仄的读者”当喻指中国90年代“知识分子写作”的诗人们。而“这么多”一词，虽系引自查良铮译《荒原》的原文，但在这短短的六行诗句里，已是第三次出现，频率之高，显然已不是简单的引用，而带有某种讥诮的意味了。
　　综合以上诸点，可以发现，《飞行》中的这六行诗句，实则是暗喻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诗人”的写作受到了西方诗歌太多的影响，而于坚则以饱含讥诮的口吻对此表达了轻蔑与不满。姑且不论于坚在这六行诗句里体现出来的不满是否饶有价值，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这已经不是于坚所坚持的○度的、中性的写作了，而是升华的、充满了隐喻的、有结论的写作了。我们惊讶地发现，于坚的诗歌在这里走向了他自己的诗学观念的反面。这时候，在我们面前的于坚尖刻、不安、大有深意，但是离他自己所倡导的诗歌标准却越来越远了。
　　
　　五
　　
　　本文最后想总结的是，拒绝隐喻，拒绝升华，拒绝书写有意义的、有结论的历史，拒绝呈现集体记忆的诗歌努力，作为于坚个人诗歌写作的一种选择和坚持，在当代诗坛上有着毋庸置疑的价值。但是，于坚这一二元对立的诗学观念，却应避免作为一种绝对的单一标准，用来评判当代诗人（包括于坚自己）的诗歌。如果于坚因为自己诗学观念的独特价值，就不假思索地借此为矛，刺向不同道路上的诗歌写作者，对其他诗人写作道路的选择进行简单的价值判断，那么，无论是对于他自己的诗歌写作，还是对于整个汉语诗坛而言，都将是十分危险的事情。不论于坚最初的动机是什么，在写于1998年的《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一文中，于坚以不容辩驳的姿态给“知识分子写作”定性，指其是“对诗歌精神的彻底背叛”〔2〕7，指其是“平庸、萎缩、僵硬、小聪明、没有生殖器官的令诗歌蒙羞的垃圾”〔2〕9，多少显得有点偏激，不能令观者信服。可以说，于坚诗学观念中存在着的这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虽积极而深刻地影响着他的诗歌写作，但是由于这一思维模式自身简单、粗暴的先天缺陷，却也不可避免地会带着于坚和他的读者走向他自己的反面，令其陷入奇怪的悖论之中而不能自圆其说。无论如何，这大约是于坚二元对立的诗学观念不得不始终要面对的、难以回避的一种尴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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