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钱大昕考校两《唐书》的成就

　　摘 要：钱大昕是中国18世纪最有成就的史学大家，所撰《廿二史考异》代表了当时考证史学的最高成就，而考校两《唐书》是其最主要的内容之一。钱大昕不仅对两《唐书》作了精详的校勘，指出文字的脱、衍、倒、重并纠谬正讹，还对两书在编纂中出现的体例不一、繁简失当、彼此重复等弊病一一论述，同时就两书所及官制及氏族问题深入研究，探幽发微并进行概括总结，全面反映了钱大昕考校两《唐书》的成就。

　　关键词：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两《唐书》；校勘

　　Abstract：Qian Daxin，the most accomplished historian in China in the 18th century，contributed his Investigative Criticisms of the 22 Histories，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of which was his investigation of the Two Books of the Tang Dynasty.Qian made meticulous collation of the Two Books of the Tang Dynasty，pointing out the wandering，overextension，reversion and repetition in the text and corrected them one by one.He also enumerated the many weaknesses in the books，such as the confused stylistic rules，imbalance in elaboration and economy，mutual repetition.Above all，he made profound study and inclusive summary of the system of officialdom and clans.All this showed Qian's wholesome achievements in his investigation of the Two Books of the Tang Dynasty.

　　Key Words：Qian Daxin；The Investigative Criticisms of the 22 Histories；The Two Books of the Tang Dynasty；collation
　　
　　钱大昕是中国18世纪最有成就的史学大家，在治经蔚为风气的干嘉时期，他主张经史并重，由经入史，在史学研究领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廿二史考异》是钱大昕毕其一生之精力，对除《明史》和《旧五代史》之外的二十二部正史反复研读，精校细审，不断完善而撰成的史学名著。19世纪以来，钱大昕其人其书即备受瞩目，梁启超将《廿二史考异》与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并列为清儒通释诸史的三大名著，称其“凡所校考，令人涣然冰释”。[1]25920世纪以来，有关钱大昕及其史学成就的研究不断深入，成果繁多，但大多是对钱大昕的史学思想和历史考证方法的探讨，除施丁《读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及周振鹤的《点石成金、披沙沥金与脸上贴金》外，鲜及对最能代表钱大昕的史学思想及体现其历史考证方法的《廿二史考异》的研究。笔者以为，要深入研究钱大昕的史学思想，了解钱大昕的史学成就，从《廿二史考异》入手不失为一个有效途径，因此不揣谫陋，试图通过对《廿二史考异》两《唐书》部分考证成果的梳理、类比，总结其成就并借以解读钱大昕的史学思想及历史考证方法。
　　在100卷的《廿二史考异》中，考证两《唐书》的成果共20卷，占全书的1/5，其中《新唐书》16卷，《旧唐书》4卷，可见钱氏用力之所在。钱大昕在考证两《唐书》时，首先对新、旧《唐书》的篇目进行了比勘，对于《新书》的增补删减以及人物传记的分合、人名之异同，依《新书》目录逐卷罗列说明。比勘之后，钱大昕分别就两《唐书》原有顺序依次考订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两《唐书》的校勘、编纂得失以及有关问题的探幽发微三个方面。
　　
　　一、对两《唐书》的校勘
　　
　　钱大昕生活在考证学极为发达的干嘉时期，受当时学术环境的影响和熏陶，他治学始终以“实事求是”、“无征不信”为宗旨，认为研究历史，所据史料必须坚实可信，因此其所著《廿二史考异》以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缜密完善的考证方法，“正传闻之误，订字句之舛”，对廿二史进行全面考订。经过钱大昕的考证，史书中的许多讹误得以纠正，许多疑问涣然冰释，正如王引之所言，“是书出而二千余年之史可读也”。[2]卷4《詹事府少詹事钱先生神道碑铭》钱大昕的校勘，主要是对史书正文及注文中出现的脱、衍、讹、误、省、重、倒等问题逐条考证并加以改订、增补或删除。同时，广征博引，类比举证，对史书中出现的讹误进行纠正。在考证两《唐书》的过程中，钱大昕也同样做了大量的校勘考订工作。
　　1.文字的脱、衍、倒、重
　　与其他文献一样，两《唐书》在刊刻及传钞的过程中，难免出现文字的脱、衍、倒、重及鲁鱼豕亥等现象，钱大昕依两书原文之次序，一一予以指摘考校。
　　脱文如《新唐书·百官志》载龙朔二年，改礼部曰司礼，祠部曰司，膳部曰司膳。钱大昕认为“此下脱‘主客曰司藩’五字”。[3]上册卷44，690又《新唐书·温彦博传》载“突利可汗弟结社谋反”，钱大昕据《太宗纪》、《魏征传》、《突厥传》均作“结社率”，认为此脱“率”字。[3]上册卷52，764衍文如《新唐书·地理志》载灵州辖有朔方军经略军，钱大昕认为“当云朔方经略军，多一‘军’字”。[3]上册卷44，687又《旧唐书·顺宗纪》载贞元二十一年，以吏部郎中韦执宜为尚书右丞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钱大昕认为，“此时无左右丞相之官，‘相’字衍。”[3]下册卷57，833倒文如《新唐书·刑法志》所载以开元命名的开元三年卢怀慎之《开元格》，二十五年李林甫之《新格》及次年宋之《后格》次序颠倒。钱大昕据《新唐书·艺文志》所载，知宋《开元后格》成书于开元七年，李林甫等删定《开元新格》在开元二十五年，故“宋着《后格》在林甫之前矣”。“又据《宋传》，以开元二十五年卒，即林甫进《新格》之岁也，安得于明年更预撰述乎?此叙述颠倒之甚者”。[3]上册卷45，699重文如《新唐书·艺文志》经部小学类重复著录蔡邕《今字石经论语》，“一类之中，前后重见”。又史部正史类著录李喜《汉书辨惑》30卷，“《旧志》作‘李善’。‘善’与‘喜’字形相涉，下文又有李善《汉书辨惑》20卷，恐即一书而重出也”。[3]上册卷45，700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2.纠谬正讹
　　钱大昕对两《唐书》记载之讹误处纠正甚多，对于常识性的错误径直指谬正误而不作繁琐的考证，如《新唐书·李泌传》引夏桀语“我生不有命自天”，此语原出《尚书·西伯戡黎》，史家因一时疏忽而致误，钱大昕不引经据典，仅用“此纣语，非桀语”6字指谬正误，可谓惜墨如金。[3]上册卷54，786更明显的错误如《新书·礼乐志》载开元十年，“诏宣皇帝复礻付于正室，谥为献祖，并谥光皇帝为懿祖”，钱大昕通过本纪的记载认为此事在开元十一年，《礼乐志》记载有误，同时还指出：“献、懿者，二祖之庙号，《志》称谥，亦误。”[3]上册卷43，679
　　此外，钱大昕对两《唐书》的纠谬更多的是通过两书的互证或广征博引其他文献而进行的。如关于武则天之父武士追谥为“忠孝”的时间，《新唐书·武后纪》言在光宅元年十月，钱大昕认为，《后妃传》载追赠五代及谥，“独不及‘忠孝’之谥”，而其上文又有“后见宗庙，再赠士至司徒、爵周国公，谥忠孝”之文，因此，“士之谥忠孝，乃在高宗朝，不在武后临朝时也”。[3]上册卷42，669又如关于唐末宰相崔昭纬在位时间，《新唐书·奸臣传》言其“居位凡八年”，钱大昕据《宰相表》及《本纪》的记载，认为昭纬以大顺二年辛亥正月拜相，至干宁二年乙卯八月罢为右仆射，“居位实不满五年”。[3]下册卷56，818-819
　　值得一提的是，钱大昕在考证中能充分利用避讳学、金石学、音韵训诂学等知识校读史籍，考证史事，为两《唐书》纠谬正讹。如《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有《崇安记》2卷、《晋崇宁起居注》10卷，钱大昕认为，《崇安记》当为《隆安记》，“隆安”是晋安帝年号，开元年间毋撰录《古今书录》时(《旧唐书·经籍志》系节取《古今书录》而成)，避明皇讳，改“隆”为“崇”。又晋无“崇宁”年号，“崇”当为“隆”，“宁”乃“安”之讹，因“隆安纪元在宁康、太元之后，元兴、义熙之前。此下又有《晋崇安元兴大享副诏》8卷，可证崇宁为崇安之讹”。[3]下册卷58，850《新书·段志玄传》言段志玄谥“壮肃”，钱大昕据《旧唐书》本传、《唐会要》及《段志玄神道碑》均作“忠壮”，独《新唐书》本传作“壮肃”，认为此乃“字之讹也”，当以“忠壮”为是。[3]上册卷52，763又《旧唐书·张说传》记载有左司郎中阳伯诚，钱大昕据《王传》有“户部郎中杨伯诚”，《礼仪志》有户部郎中杨伯成，推断其“盖即一人而字各异”。又据藏于西安府学的《大智禅师碑阴记》有“河南少尹阳伯成撰”字样，得出“当据碑为正”的论断。[3]下册卷59，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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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两《唐书》编纂得失的认识
　　
　　长期的史学研究，加之钱大昕充任翰林院编修参与官方修史活动的经历，使其对中国古代官修史书的体制及弊病有了深刻的认识，对史书的编纂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思想，这种思想虽然没有形成专着进而系统化、理论化，但却分散而具体地体现在《廿二史考异》当中，通过对钱大昕考订历代正史成果的整理分析，不难窥见其崖略。钱大昕在考订历代正史的过程中，不时针对史籍中出现的种种弊病阐发自己的认识和思想，这些见解在对两《唐书》的考订中也时有体现。两《唐书》虽均为官修史书，但其成书年代、撰修者各不相同，钱大昕分别就两书编纂中出现的体例不一、繁简失当、彼此重复等问题一一进行详密考证，表达了他的史书编纂思想。
　　1.体例不一
　　钱大昕特别重视史书的编纂体例，强调编纂史书要做到体例前后统一，首尾一致，简明得当。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钱大昕对两《唐书》在编纂中出现的体例混乱，前后矛盾等问题一一指出。如《旧唐书》诸帝本纪于帝王名称或名或讳，体例不一。“太宗、高宗、中宗篇中直书高、中、睿三宗之名，高祖篇中，但书太宗而不名；此纪(睿宗纪)于明皇名称讳，于例初未画一”。[3]下册卷57，830又《旧唐书》各本纪于宰相死后或书薨，或书卒，体例不一。武后及其以前各帝本纪惟二品以上官员书“薨”，即使贵为宰相，不及二品，依例只能书“卒”而不得书“薨”。玄宗之后各帝本纪则或书薨或书卒，“殊无一定之例矣”。之后凡节度使带宰相衔者，除李光弼、郭子仪、李晟、马燧“以元勋书‘薨’”外，其余皆书“卒”，但《德宗纪》于成德军节度使、检校太尉中书令王武俊，《宪宗纪》于剑南西川节度使、检校太尉中书令韦皋二人独书“薨”，“此亦义例之未当也”。穆宗以后，无论宰相、三公、三师或使相皆书“卒”，无有书“薨”者，“又与前数朝之例互异”。《新唐书》本纪“惟宰相终于位者书‘薨’，而余官皆不书”，钱大昕认为与《旧唐书》相比则“简而当矣”。[3]下册卷57，828-829又如《旧唐书》各列传多不书散官，惟独《韦见素传》、《归崇敬传》、《令狐楚传》、《牛僧孺传》、《李珏传》、《崔铉传》书之，“此亦例之不一也”。[3]下册卷59，860
　　晚出的《新唐书》同样也存在体例不一的问题。有唐一代因赐姓、避讳等原因而改姓更名者屡见不鲜，钱大昕认为史书在叙述这些人物时须统一体例，否则一人两名很容易造成误会。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在这个问题上就出现了体例不一现象，“李世责力本徐氏，《表》从徐氏，不从李氏，此一例也。元载本景氏，《表》不别出景氏，而于元氏世系之后云‘大历宰相元载，本景氏，故不着’，又一例也”。又《表》中载有武什方，据钱大昕考证，“什方本韦氏，赐姓武”，然《表》于此人“既不入韦氏，又不附书武氏之后，于例亦未当也”。[3]上册卷50，750又如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刘齐贤，避章怀太子讳改名景先，《新唐书》之《高宗》、《武后纪》俱作“刘齐贤”，《宰相世系表》言“齐贤更名景先”，《宰相表》作“刘景先”。“《纪》书初名，《表》书改名，于例殊未画一”。[3]上册卷46，705-706
　　钱大昕认为两书记载武氏诸王，依体例不及削封而卒者书当时之官爵，“余皆书所降之封”。但《新书·宰相世系表》关于武氏诸王封爵的记载混乱不一，如武攸宜自建安王降息国公，武攸绪自安平王降巢国公，武攸宁自建昌王降江国公，而“《表》并公爵亦不书”；又武重规已降封郐国公，“而《表》仍书高平王”；武懿宗已降封耿国公，“而《表》仍书河间王”；武崇训已降封镐国公，“而《表》仍书高阳王”；武延义已降封魏国公，“而《表》仍书嗣魏王”。其体例前后不一，“自相违反”，一篇之中乖谬如此。[3]上册卷50，750
　　关于人物的列传，钱大昕认为依体例应在传主姓名之下，书某州某县人，“其无可考者，亦于传首言之”，通常用“史失其何所人”、“亡乡里世系”等语。但是《新唐书》中的刘知几、元结、韩全义、刘栖楚、韦表微、李翱、王、裴坦、郑綮、孙偓、萧颖士、柳并、皇甫冉等人的本传皆缺此一项。钱大昕进一步论述说：“《结传》载自释一篇，述其族望乡里甚备，篇首不书可也。《知几传》叙其撰《家史》，称彭城丛亭里诸刘，出楚孝王嚣曾孙居巢侯般云云，篇首不书亦可也。若全义诸人，乡里既无可考，当依卫伯玉诸《传》之例，方合史法。”[3]上册卷53，784-785
　　2.繁简失当
　　钱大昕提倡编纂史书力求史文繁简得当，他认为：“文有繁有简，繁者不可减之使少，犹之简者不可增之使多。《左氏》之繁，胜于《公》、《谷》之简，《史记》、《汉书》互有繁简。谓文未有繁而能工者，非通论也。”[4]卷33《与友人书》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钱大昕对两《唐书》的繁简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考察，指摘其繁简失当之处，并论及原因。如钱大昕认为《旧唐书》各帝本纪“前后繁简不均”，具体而言，“睿宗以前，文简而有法；明皇、肃、代以后，其文渐繁；懿、僖、昭、哀四朝，冗杂滋甚”。同时，钱大昕还分析了《旧唐书》本纪出现前后繁简不一的原因，他认为睿宗以前五朝之本纪盖源于国史，此国史“经吴兢、韦述诸人之手，笔削谨严”；而唐中叶以后，修撰国史的柳芳、令狐等人缺乏史才，故叙事虽称完备而其文渐繁；至宣宗、懿宗以后，“既无实录可稽，史官采访，意在求多，故卷帙滋繁，而事迹之矛盾益甚也”。[3]下册卷57，827相对于《旧唐书》而言，《新唐书》号称“文省事增”，然其各帝本纪也同样存在繁简不均的问题。钱大昕认为，总体而言，《新唐书》本纪“以简要胜”，惟独《僖宗纪》与《昭宗纪》二篇，“繁冗重复，与它卷迥别”。钱大昕进一步列举出二本纪中或“无足轻重，徒费笔墨”，或纪、传重复，可省而未省的五大事例予以说明。钱大昕认为出现这一弊病的原因可能是史臣自夸其采摭之富，“欲求胜于《旧史》，而不知其繁而无当也”。[3]上册卷42，671-672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6/fontbr />　　另外，钱大昕认为体例不一也是造成两书记载繁简失当的原因之一。如《旧书》本纪的体例就极为混乱，“本纪之例，宰相除免皆当书。《高祖纪》书拜而不书罢，如刘文静之除名，《纪》亦失之也。睿宗以前本纪，惟书宰相除免，明皇以后，卿监、方镇亦书矣。兴元、贞元以后，两制、中丞、六尚书亦书矣。又如元和以后，宰相多兼集贤殿、弘文馆大学士，纪皆不书，而《宣宗》、《昭宗》、《哀帝》三纪，则具书之。诸臣除授散官勋封例不书，而《宣宗》、《昭宗》、《哀帝纪》亦书之；诸臣赐紫赐绯例不书，而《宪宗》、《穆宗》、《宣宗》、《哀帝纪》屡书之；礼部知贡举例不书，而大中、咸通间屡书之，此纪文之所以益于前也”。[3]下册卷57，828
　　3.彼此重复
　　由于纪传体史书分别以纪、书、表、传等形式记载史事的特点，史事的重复在所难免，这就要求史臣在编纂过程中能够统一协调，尽量避免。但是由于官修史书成于众人之手，往往各自为政，顾此失彼，前后重复而不知，一再叙述而不觉，作为官修史书的两《唐书》也难免此弊。在考证过程中，钱大昕一一指出两《唐书》中的重复现象。如《旧唐书·王方庆传》载王方庆驳辟闾仁讠胥告朔之议，已详见《礼仪志》，“而此《传》复叙其事，几五百言”。[3]下册卷59，857《新唐书·礼乐志》载神龙元年议立始祖为七庙，有人建议以凉武昭王为始祖，太常博士张齐贤、博士刘承庆、尹知章均上言以为不可。钱大昕核检三人本传认为，张齐贤的章疏已见其本传，“意同而文异”；而刘承庆、尹知章之议已见此《志》，又入载《张齐贤传》，“此重出也”。[3]上册卷43，679又《新书·韦嗣立传》载宋务光任监察御史时上言建议停止征封，“一切附租庸输送”，皇帝没有采纳。钱大昕认为宋务光此疏已见其《本传》，而此《传》又及之，不禁发出了“何其词之赘也”的叹惜。[3]上册卷53，780
　　值得指出的是，钱大昕不仅一一列举出了两《唐书》记载重复的史事，有的还指出了具体的处置方法。《新唐书·宦官传》详细记载了唐内侍省的机构组成、官员人数及职掌，钱大昕认为内侍省官已见《百官志》，“此重出，可删”。[3]下册卷56，816《新唐书·车服志》载“皇太子将释奠，有司草仪注，从臣皆乘马着衣冠，左庶子刘知几议曰：……太子从之，编于令”。钱大昕加案语曰：“《知几传》亦载此事，凡一百八十余言，当去彼存此。”[3]上册卷43，679-680《旧唐书·黄巢传》载杨复恭“露布献捷于行在，陈破贼事状”，露布七百余言，《旧书·僖宗纪》已载之，《黄巢传》又重出之，钱大昕认为“当存此而删彼”。[3]下册卷60，877针对《新书·张又新传》中的重复，钱大昕曰：“又新与拾遗李续、刘栖楚等为逢吉搏吠所憎，故有‘八关十六子’之目。此事又见《李逢吉传》，宜存彼去此。且又新以谄附见讥，其事迹散见于《李逢吉》、《李绅》诸篇，其历官本末自可附于父《荐传》，何必别立传乎?”[3]上册卷55，801《新书·诸帝公主传》载于琮初尚永福公主，“主与帝食，怒折匕箸，帝曰：‘此可为士人妻乎?’”于是改尚广德公主。钱大昕认为：“永福主折箸事，又见《于琮传》，宜删彼存此。”[3]上册卷51，761
　　对于有些重复，简单的删减不足以解决问题，钱大昕也一一指明处理方法。《新唐书·张易之传》载武后时张昌宗与李峤、张说、宋之问、富嘉谟、余彦伯等26人编纂《三教珠英》一事。钱大昕认为，此事在《新唐书》的《艺文志》及《李适传》、《徐坚传》中都有记载，“此四处重出，而人数多寡同异各殊，所当删并以归于一也”。[3]上册卷52，770-771《新唐书·艺文志》在《大唐氏族志》及《姓氏谱》下注明撰者，钱大昕案：“此两书撰人名已见《高士廉》、《李义府》二传，此注重出，但云某人等撰可矣。”[3]上册卷45，702《新唐书·艺文志》在《窦叔向集》下注云：“字遗直。与常衮善，衮为相，用为左拾遗内供奉，及贬，亦出溧水令。”钱大昕加案语曰：“《窦群传》云：‘父叔向，以诗自名。代宗时，位左拾遗。’若以此注云云改入本传，则文省而无重出之累矣。”[3]上册卷45，704《新唐书·杜忄宗传》载宣宗世，夔王以下五王居大明宫内院，而郓王居十六宅，“帝大渐，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等以遗诏立夔王，而左军中尉王宗实等入殿中，以为归长等矫诏，乃迎郓王立之，是为懿宗”。钱大昕认为，“此事已见《懿宗纪》，毋庸更入此《传》。若云‘初懿宗之立，非宣宗意，及即位久之，遣枢密使’云云，则文省而意益明矣”。[3]上册卷54，795-796《新书·杨嗣复传》载武宗即位并非宰相的意愿，“中人多言嗣复、珏不利于陛下。帝刚急，即诏中使分道诛嗣复等。德裕与崔郸、崔珙等诣延英言：……”钱大昕认为此语已见《李德裕传》，“此但当云‘德裕等诣延英极谏’，不必更举其词也”[3]上册卷55，801。
　　钱大昕关于两《唐书》编纂的论述，除以上体例不一、繁简失当、彼此重复等问题外，还涉及到史料的裁剪及措置不当问题，如当书而不书者、不必书而书者、当书于彼而存于此者、宜见于本传而见于他传者等等，在考证过程中都一一论及。此外钱大昕还对两《唐书》的编纂者缺乏史识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凡此，都体现了钱大昕关于历史编纂的思想及其严谨的治学态度。三、考证过程中的探幽发微
　　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在校勘史籍并对廿二史所及人物的姓字、世系、里居、官爵、年齿等问题进行精密考证、纠谬正讹的同时，还就有关问题深入研究，探幽发微并进行概括总结，其独特的见解往往着墨不多，甚至只言片语却发人深思。清代学者阮元称赞钱大昕所著《廿二史考异》“皆实事求是，于天文、舆地、官制、氏族数大端，说之尤极精核”。[5]阮元《三统术衍序》钱大昕考证两《唐书》的成果中也不乏“精核”之处，而最值得称道的莫过于其对唐代官制及氏族等问题的总结论述。
　　唐代的官制问题十分复杂，官职时增时减，职掌屡有变迁，职事官之外，又有差遣之官，检校之职，不明官制，就不能正确理解文献中的有关记载，更谈不上深入研究。因此，钱大昕在有关两《唐书》的考证中，对唐代的官制问题十分重视，他一方面对两《唐书》中有关官制记载出现的错误予以纠正，另一方面又对有关官制的源流演变及职权消长进行梳理论述，尤其是后者，已远远超出了单纯考证的范畴，而已深入到有关典章制度的研究领域，显示了钱大昕敏锐的观察力和综合贯穿的能力。
　　唐代宰相的名号复杂多变，钱大昕在考证两《唐书》时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并随手加以总结。如关于宰相称“同中书门下三品”之始终，《新唐书·百官志》载始于李责力以太子詹事同中书门下三品之时，钱大昕进一步解释说：“太子詹事与侍中、中书令阶皆正三品，然惟侍中、中书令为宰相，故云同中书门下三品，以别于他三品也。大历以后，升侍中、中书令为二品，“自是无‘同中书门下三品’之称。”[3]上册卷44，689唐中后期又有“使相”之称，钱大昕认为，“盖唐自中叶以后，节镇加宰相衔者极多，谓之使相，亦称外相，非真宰相也”。[3]上册卷50，744
　　中书舍人是唐代中书省的主要官员，负责起草诏敕、宣读册命等事务。钱大昕在考证两《唐书》的过程中，发现中书舍人的职掌在逐渐削弱，因此他总结说：“唐中叶以后，常以它官知制诰，行中书舍人之职，与学士对掌内外制，当时亦呼为舍人。然必官至前行郎中以上，乃得正授舍人。若学士除中书舍人者，仍典内制，不兼外制也。”[3]下册卷57，833钱大昕已经认识到唐中期以后，翰林学士职掌内制已经削弱了中书舍人的权利。此外，钱大昕还从中书舍人人数的变化进一步说明其职权的消长，在解释《旧唐书·权德舆传》“德舆居西掖八年，其间独掌者数岁”时，钱大昕说：“唐人称门下为左掖，中书为西掖。据《六典》，中书舍人本六人。中叶以后，常以它官知制诰，行舍人之职。德舆以贞元十年迁起居舍人，即兼知制诰，至十八年，拜礼部侍郎，故云居西掖八年。至德以后，始置翰林学士，专掌内制，而中书但掌外制，西掖之员渐少，乃有一人独掌制诰如权德舆者。”[3]下册卷60，867唐代官制中的使职数目繁多，两《唐书》官志虽有所涉及，但对其职掌、品秩、统属、数量等问题皆略而不记，钱大昕在考证的过程中对使职问题做了简要的总结：
　　节度、采访、观察、防御、团练、经略、招讨诸使，皆无品秩，故常带省台寺监长官衔，以寄官资之崇卑。其僚属或出朝命，或自辟举，亦皆差遣无品秩。如使有迁代，则幕僚亦随而罢，非若刺史、县令之有定员有定品也。此外如元帅、都统、盐铁、转运、延资库诸使，无不皆然。即内而翰林学士、弘文、集贤、史馆诸职，亦系差遣无品秩，故常假以它官。有官则有品，官有迁转而供职如故也。不特此也，宰相之职，所云平章事者，亦无品秩，自一、二品至三、四、五品官，皆得与闻国政，故有同居政地而品秩悬殊者；罢政则复其本班。盖平章事亦职而非官也。[3]下册卷58，849
　　钱大昕的论述，揭示了唐朝使职差遣的普遍性，这一认识对后人研究探讨唐朝的使职差遣制度不无启发意义。
　　此外，唐代官员的头衔往往叠床架屋，使人莫知所云，如官名之前常加有检校、兼、知、行、判等字，钱大昕就考证所及也加以阐释。关于检校，钱大昕说：“唐初检校官乃任职而未正授之称，故《新史·宰辅表》开元以前检校左右仆射、侍中、中书令者，皆与正官同列；肃、代以后，检校但为虚衔，故检校之三公、三师不入于《表》。”[3]下册卷60，870至于兼、判，钱大昕认为其“皆未正授之称”。又据《新唐书·宰相表》载陈叔达武德元年六月以黄门侍郎判纳言，次年乃兼纳言一事，推知“判又在兼之下也”[3]上册卷46，705。
　　钱大昕研究历史尤其重视氏族谱系，而史书又往往缺乏系统的记载，即使已有的记载如《新唐书》之《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也偏而不全，且错漏百出。因此钱大昕在考证两《唐书》的过程中特别重视对人物世系的校正和梳理，其考证《新书·宰相世系表》讹误之文，几乎占到其考证《宰相世系表》篇幅的一半，其于氏族源流、世系支脉皆能详悉言之。在钱大昕有关唐代氏族的研究成果中，最值得称道的莫过于对唐代豆卢氏源出慕容氏的辨正。《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豆卢氏本姓慕容氏，系前燕高祖慕容之弟慕容运之后，“运生尚书令临泽敬侯制，制生右卫将军北地愍王精，降后魏，北人谓归义为‘豆卢’，因赐以为氏，居昌黎棘城。二子：丑、胜”。又慕容胜有子名鲁元，后魏时位至太保，封襄城公。[6]卷74下《宰相世系表》清人沈炳震考证其非有二：据《北史》豆卢氏乃北地王精之后，“精未尝封归义侯，则所谓以归义为豆卢者，亦未的也”；《魏书》有《卢鲁元传》，言鲁元曾祖副鸠仕慕容氏为尚书令、临泽公，祖父并至大官。《后燕录》又有《副鸠传》，不言其为慕容氏之族。“《鲁元传》又不言豆卢改姓为卢，且祖父皆不书名，则鲁元非特非胜之子，而自姓卢氏，其与豆卢氏绝不相蒙，大误也。”[7]卷10钱大昕考证认为，据《新表》尚书令临泽敬侯制乃鲁元之曾祖，“制”与“副”字形相似，官与封号又同，惟“公”、“侯”字小异，《新表》所载尚书令临泽敬侯制与《魏书》所言鲁元之曾祖显系一人，《新表》于“制”字下脱‘鸠’字。又慕容氏出于徒河，而《魏书·卢鲁元传》亦称其为昌黎徒河人，“其为慕容之支庶，亦无可疑”。“魏初改姓豆卢，犹之改秃发为源氏，其单称‘卢’者，必是孝文迁洛时，改代北复姓，因去‘豆’存‘卢’，故魏收修史仍之也。宇文泰据关中，悉复代北氏族之旧，故豆卢宁仍称本氏。沈氏谓鲁元自姓卢氏，与豆卢绝不相蒙，斯不然矣。《晋书·后燕载记》称‘慕容麟以兵劫北地王精，谋率禁旅弑主，精以义距之，麟怒，杀精’，是精无降魏之事。《北史·豆卢宁传》云‘燕北地王精之后，高祖胜，以皇始初归魏，赐姓豆卢氏’，盖得其实。又据《北史》，宁父苌是胜之曾孙，而《表》以苌为丑之孙，疑亦当从《传》也”。[3]上册卷50，750-751经钱大昕考证，知《新表》记载虽有讹误，但其言豆卢氏源出慕容氏实不误，而沈炳震之辨证则错上加错。如今豆卢氏源出慕容氏业已成定论，钱氏辨正之功自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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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钱大昕对两《唐书》的考证与研究，不仅解决了两书在传钞刊刻过程中出现的文字上的脱、衍、倒、重等现象，还纠正了两书中的许多讹谬，尽量还其本来面目。钱大昕的考证精密详审，除以两书互证外，还杂采他书，广征博引，而其引用文献之广博，亦远非王鸣盛、赵翼之所能及。这种精详的校勘为研治唐史的学者提供了可资参考的资料，正如周振鹤先生所言：“一部《廿二史考异》处处皆点石成金之语，不是因为其多谈考据而这样说，而是因为其考据高明，使不可读或读不懂之典籍变成可读可懂之史书而这样说。”[8]同时钱大昕的校勘也为其后两《唐书》的整理及研究奠定了基础，道光年间罗士琳等撰《旧唐书校勘记》，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书局整理出版两《唐书》校点本时都曾广泛汲取了钱大昕《考异》中的成果。钱大昕关于两《唐书》编纂得失的议论，不仅使后人更清楚地认识到了两书的缺陷，同时也为史书编纂者积累了可资借鉴的经验。黄永年先生评价《廿二史考异》的体例过于谨严，“除校勘外对各史的得失不多作评论”恐怕言过其实，至少对两《唐书》部分来说不甚公允。[9]钱大昕对唐代有关典章制度的考证研究也起到了正本清源、抛砖引玉的作用。尽管钱大昕所作的考证繁杂而琐碎，对许多问题的阐述孤立而分散，缺乏系统性、全面性，然钱大昕考史的目的在于“祛疑指瑕，拾遗规过”[3]《廿二史考异序》，因此缺乏全面系统的议论并不足以掩盖其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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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2]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6/pp]
　　[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2]王引之.王文简公文集[M]‖王念孙，等.高邮王氏遗书.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3]钱大昕.廿二史考异[M].方诗铭，周殿杰，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4]钱大昕.潜研堂文集[M].四部丛刊初编：第302册.上海：上海书店，1989.
　　[5]钱大昕.嘉定钱大昕全集：第8册[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6]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7]沈炳震.唐书宰相世系表订讹[M]‖唐书合钞.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
　　[8]周振鹤.点石成金、披沙沥金与脸上贴金[J].读书，1995(3)：144-151.
　　[9]黄永年.唐史史料学[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49.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6/font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