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迁编纂思想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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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明末清初著名史学家谈迁,一生著述不辍,着有《国榷》《北游录》《枣林外索》《枣林集》《枣林诗集》《西游录》《史论》《海昌外志》等,其中《国榷》是一部反映明朝历史的编年体史学巨著。这些著作中蕴含着他丰富的编纂思想,即秉笔直书,持之以恒,求真求实,详今略远。研究谈迁的编纂思想对推动谈迁研究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 谈迁;编纂思想;探讨  
  
  谈迁(1594-1658),浙江海宁人,明清之际著名史学家,原名以训,字仲木,号“射父”,明亡后改名为迁,字孺木,号观若,自署“江左遗民”。谈迁聪明好学,早年中秀才,但他不喜八股,几次乡试不中后便远离科举,靠充当记室、做些文墨工作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他博览群书,精研历史,尤重明代典故,史载谈迁:“不屑场屋之僻固狭陋,而好观古今之治乱,其尤所注心者在明朝之典故。”〔1〕他“家徒壁立,最嗜书,好撰述。”〔2〕著作有《国榷》《北游录》《枣林外索》《枣林集》《枣林诗集》《西游录》《史论》《海昌外志》等,其中的《国榷》是谈迁以毕生精力编撰的一部编年体明史,该书洋洋五百万言,翔实可信,时人喻应益于崇祯三年(1630)正月为《国榷》写序,盛赞《国榷》内容丰赡,“洵一代之鸿业”,说谈迁“本盖良史才”〔3〕。邵廷采说:“明季稗史虽多,而心思漏脱,体裁未备,不过偶记闻见,罕有全书。惟谈迁编年,张岱列传,两家具有本末,谷应泰并采之,以成《纪事》。”〔4〕
  本文拟从谈迁的著述中爬梳他的编纂思想,以期推动对谈迁的研究。
  
  一、 秉笔直录,据实以书
  
  秉笔直书是我国古代史书编纂家的优良传统,司马迁的《史记》是作者秉笔直书的典范,扬雄称赞说:“太史迁,曰实录。”〔5〕我国古代著名的编纂理论家、唐朝人刘知几要求史书编纂者应该做到不虚美、不掩恶,“仗气直书,不避强御”,“肆情奋笔,无所阿容”〔6〕。谈迁钦佩司马迁的直书精神,在《国榷·义例》中说:“司马子长于汉初,曰‘沛公’、曰‘汉王’,据实以书,后人或概从帝号,颇乖其素。今特如本称,庶明履历。”〔7〕刘邦早年称“沛公”、“汉王”,《史记》“据实以书”,受到谈迁推崇。但是,历史上也不乏曲笔的事例,尤其是在明朝,为尊者讳发展到极致,加上统治阶级内部党争激烈,矛盾重重,致使一些史实在史书中被歪曲。如《明太祖实录》为了掩盖朱元璋滥杀功臣的事实,不惜三次修改,竟然把他描写成为一个“宽仁大度”“爱惜功臣”的皇帝。谈迁继承了我国史书编纂家直书传统,对朱元璋晚年枉杀功臣的事情如实地记载到书中。
  洪武二十六年(1393),朱元璋制造了“蓝玉党案”,3万多人被株连,《明太祖实录》只是记载该年二月蓝玉死,并不载死因。谈迁在该年二月乙酉条直书道:“蓝凉公非反也,虎将粗暴,虽至愚不为也,……噫!功臣菹醢,安得止大树之下;晚游赤松,庶几哉不殆不辱矣。”〔8〕洪武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丑条记录了太子师、颖国公傅友德自杀事件:“(傅)累历大功,以蓝玉诛,内惧。定远侯王弼谓上春秋高,行旦夕尽我辈,宜自图。”“会冬宴,……上责友德不敬,且曰:‘召尔二子来。’友德出,卫士传语以首入。顷之,友德提二首至。上惊曰:‘何忍也。’友德出匕首袖中曰:‘不过欲吾父子头耳。’遂自刎。上怒,分徙其家属于辽东、云南。”〔9〕关于此事,《明太祖实录》只记载该年傅友德死。
  清朝建立后,对在关外的一段隶属于明朝统治的历史避而不谈,讳莫如深。清廷修的《明史》隐去了建州事迹,从猛哥帖木儿、阿哈出、释家奴到李满住、凡察、李豆罕一直到努尔哈赤的历史,几乎一片空白。谈迁在《国榷》中则如实地记载了这段历史,例如永乐元年(1403)十一月:“女真野人头目阿哈出等来朝,设建州卫军指挥使司。”〔10〕永乐二年癸酉:“置奴儿干卫。”下注:“女真野人。”〔11〕永乐八年八月乙卯:“建州卫指挥使释家奴为都指挥佥事,赐姓名李显忠。”下注:“释家奴,指挥阿哈出之子。”〔12〕
  谈迁怀着亡国之痛,称崇祯帝为“先帝”,但他并不避讳崇祯的短处,在《国榷》中谈到崇祯之死时说:“先帝之患,在于好名而不根于实,名爱民而适痡之,名听言而适拒之,名亟才而适市之;聪于始,愎于终,视举朝无一人足任者,柄托奄尹,自贻伊戚,非淫虐,非昏懦,而卒与桀、纣、秦、隋、平、献、恭、昭并日而语也,可胜痛哉!”〔13〕把崇祯帝名不副实的虚伪本质如实地刻画出来。
  黄宗羲称赞谈迁的《国榷》“按实编年,不炫文采”〔14〕,可以说,谈迁的《国榷》是一部“可以信今而传后”、质量可靠的史书。
  明末清初,政局动荡,统治阶级忙于战争,对文化领域的控制比较松弛,这是谈迁能够秉笔直书的社会原因。谈迁个性耿介、不喜逢迎,则是他直书的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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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愈挫愈坚,矢志不渝
  
  谈迁从28岁开始,到67岁去世,毕生精力用于书籍、尤其是《国榷》的编撰,“虽屡经患难,苦志转笃”〔15〕,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我国的图书编纂事业,可敬可佩。
  天启元年(1621),谈迁居家为母亲守孝期间,看到陈建的《皇明通纪》错误百出,再看《实录》和野史问题多多,便决心自己编纂一部真实可信的明代通史著作,于是“汰十五朝之实录,正其是非;访崇祯十七年之邸报,补其阙文,成书名曰《国榷》”〔16〕。至天启六年(1626),谈迁完成《国榷》初稿,由于崇祯一朝没有实录,故初稿只是写到天启年间。崇祯十一年(1638),谈迁到了南京,收集明末史料,看到了内阁藏书和以前没有见到的实录及崇祯邸报,还有大量遗闻逸事。南明弘光政权灭亡后,谈迁回到故里,一心修订《国榷》。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至顺治二年(1645),终于修成百余卷、五百万字的《国榷》,其间“六易其稿”。顺治四年(1647)八月,《国榷》手稿被窃,二十六年的心血付之东流。当时谈迁已经53岁了,悲痛过后,他从头再来,说:“吾手尚在,宁遂已乎!”在《国榷·义例》中说:“丁亥八月,盗胠其箧。拊膺流涕曰:噫,吾力殚矣!居恒借人书辍辑,又二十余年,虽尽失之,未敢废也。遂走百里之外,遍考群籍,归本于实录。其实录归安唐氏为善本,檇李沈氏、武塘钱氏略焉。冰毫汉茧,又若干岁,始竟前志。田夫守株,愚人刻剑,予病之类矣。”〔17〕又过了五个寒暑,新《国榷》诞生了。
  为了补充崇祯朝的史料,花甲之年的谈迁又去北京,访问藏书家和明清易代的当事人。在北京期间,为借到需要的图书,有时坐在藏书家门口等上一整天。他对好友李楚柔说:“口既拙讷,年又迟暮,都门游人如蚁,日伺贵人门,对其牛马走,屏气候命,辰趋午俟,旦启昏通,作极欲死,非拘人所堪,于是杜门永昼。而借人书重于卞氏璧,不可复得,主人邺架,颇同故纸,目翳不开五步之外。飞埃袭人,时塞口鼻。惟报国寺双松近在二里,佝偻卷曲,逾旬辄坐其下,似吾尘中一密友也。”〔18〕
  在京师期间,为了获得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手资料,谈迁常常访问历史遗迹,进行实地考察,先后察看了景泰帝、崇祯帝的坟墓、金山明代皇族丛葬地和香山、西山的古寺庙等,《北游录·游西山记》和《北游录·思陵记》对此有比较详细的记载。考察时,谈迁手拄拐杖,脚蹬草鞋,登山涉水,连残垣断碑也不轻易放过。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老茧,脚上打出了血泡,毫不退缩,沿途不停地向人们打听当年的历史和趣闻轶事,然后仔细地记录下来。因为他“过目易忘”,所以总是把所见所闻记录到纸张上,密密麻麻,以至于别人难以辨认出来。朱之锡在《北游录序》中记载了谈迁访求遗闻逸事的辛苦情况:“盐官谈孺木,年始杖矣,同诣长安(指北京),每登涉蹑屩,访遗迹,重趼累茧。时迷径,取道于牧竖村佣,乐此不疲。旁睨者窃哂之,不顾也。及坐穷村,日对一编,掌大薄蹄,手尝不辍。或覆故纸背,涂鸦萦蚓,至不可辨。或途听壁窥,轶事绪闻,残楮圯碣,就耳目所及无遗者,其勤至矣。”〔19〕谈迁日夜所思所想都是编撰之事,在《梦中作》诗中说:“往业顷颓尽,艰难涕泪余,残编催白发,犹事数行书。”〔20〕这种敬业精神实在可嘉!
  自北京南返故里的翌年,即顺治十四年(1657),谈迁又应邀赴山西平阳,做朋友沈仲嘉的幕友。在山西,谈迁仍然对《国榷》进行修改,钱球《谈孺木先生传》中说:“迨抵署,先生惟日索异书读之,……先生所晨夕校雠,编以年序以日,手不停书者,曰《国榷》。……日得十二纸为率,……尝谓予曰:‘志此者三十余年矣!月旦一时,是非千古,不可苟也。’尝旅食京师,得睹史馆秘本,又旁参诸家,询访故老,今始就绪。”〔21〕谈迁在山西平阳,每天校勘十二页《国榷》。朱一是在《谈孺木先生墓志铭》中记载:“丙申夏旋里,又附静园沈公之官平阳,将哭藐山张公于墓门,未几以疾卒于平阳。当是时,先生着稿成之再矣。”(注:①朱一是:《为可堂初集》卷28《谈孺木先生墓志铭》,见浙江海宁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纪念谈迁诞辰四百周年文集》(非公开发行出版物),1995年,149—151页。)上述可见,谈迁一生须臾没有离开《国榷》,无论走到哪里,随身携带,随时推敲修订,直至病逝前夕,才完成定稿,时间跨度达三十余年。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6/fontbr />  三、考证史实,求真求实
  
  对同一史实,由于作者生活环境、个人立场及见识不同,记载也就各异,如果编著者轻信以前的书中记载,就难以留下真实客观的历史。谈迁说:“若亥豕之讹,雌黄之口,尤其慎旃,不敢恣臆于百祀之下。”〔22〕在编纂《国榷》过程中,他通过对史实的考证,纠正了一些错误的记载,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明成祖为了抬高身世,硬说自己是马皇后所生,《明成祖实录》亦如此记载。谈迁根据《太常寺志》,从考证祭祀典礼入手,证明成祖是碽妃亲生。对此,清初著名学者朱彝尊说:“中述孝慈高皇后无子,不独长陵为高丽碽妃所出,而懿文太子及秦晋二王,皆李淑妃产也。闻者争以为骇。史局初设,彝尊尝以是质诸总裁前辈,总裁谓宜仍实录之旧。今观天启三年《南京太常寺志》,大书‘孝陵殿宇中,设高皇帝后主,左配生子妃五人,右只碽妃一人’。事足征信。然则实录出于史臣之曲笔,不足从也。”〔23〕
  明武宗正德十三年(1518)八月,福州士兵因索饷哗变,《明实录》把起事的原因归咎为都御史林廷玉、副使高文达曾经有事求于左布政使伍符未遂,而怀恨在心,故意唆使士兵污辱伍符,然后出面劝解以邀功,“都御史林廷玉、副使高文达尝有所嘱,符不从,亦皆恨符,故阴嗾军士因请粮而肆其毒”〔24〕。谈迁根据在北京见到的赵时春的《平凉府志》澄清事实,认为:“《实录》诋廷玉酿变,而赵以解棼称之,大属矛盾。然干请不遂,遽嗾叛卒,万一不可制,奈何?此在庸夫犹不为此,似非所以律廷玉也。彼夙敦名节,肯失计蹈于危险之途哉?”因此他断言:“伍符惧罪,藉廷玉为口实,而《实录》辄采其说,冤矣。”〔25〕这样不仅纠正了《明实录》记载的失实,而且为一起冤案昭了雪。
  明末监军张春出关与后金军队作战被俘,不屈而死。开始时谈迁根据传闻在《枣林杂俎·智集》中把张春记载成变节人物:“庚午三月(应为辛未八月),永平道参政同州张春出关,陷穹庐中,误闻殉难,赠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居无何,春从塞外求款,始追削。春妾□氏年二十一,自经官舍。春愧其妾多矣,盖洪承畴之前茅也。”〔26〕在北京期间,谈迁和吴伟业谈起此事,才知道张春并没有变节,《北游录》中记载道:“(八月)丁卯,……过吴太史所,语崇祯初蓟州道张春陷于建州,抗节不屈,以羁死,清史甚称之。余因曰,往时谓张春降敌,追削其秩,夺赠阴,流闻之误如此。”〔27〕后来,谈迁把这件事的原委都记录到《国榷》中:“崇祯四年八月戊辰,是日遇敌于长山,襄营先乱,我师败绩,监军太仆寺少卿参政张春被执,……春被执不屈,愿求一死。……因幽之某寺中,日给馔,春终不屈。……后数年,以疾卒,至今东人言之无不叹服。”〔28〕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襄城伯李国桢被李自成的农民军在北京拷掠致死。关于这件事,坊间流传李国桢是个忠臣,等谈迁到京师后,访寻了李国桢的门客,始知其是个变节投降之辈。在《北游录·纪邮上》甲午(顺治十一年)十一月庚戌条,谈迁记载道:“(门)客严氏故游诸彻侯,云襄城伯李国桢任京营。甲申三月,都城陷,贼刘友□之曰:君侯散重兵以归,此元功也,行冠诸臣之右矣。因留其营,尝同食寝。一日纵归,令检橐,因尽录其家。国桢败时,跨马,面如死灰,其舅金华潘某退曰:吾甥事至此,不即死,尚何待乎!此严氏目睹者。今刻本称国桢求葬先帝,刘诚意孔昭上章以明之,其说不知何所始也。”〔29〕在修订《国榷》时,谈迁这样记载了此事:“国变时,留都(南京)坊刻数种,有言襄城伯李国桢见贼愿触死于阶前,争三大事:葬先帝(崇祯),护山陵,全太子、定、永二王。李自成一一从之。后以问北来诸人,绝无闻也。予游燕,值其门客,有言襄城伯事甚详者。又其舅金华某氏,尝叹其不能死国,彼犹觊归命之赏,甘心事仇。南人不察其实,为流闻之所误,或刘孔昭等浮薄相煽耶。”〔30〕
  
  四、详今略远,突出重点
  
  重视近现代史的史料搜集,在图书编撰中突出近现代的地位,是我国古代史书编纂学家的一个传统。司马迁《史记》记载了三千年的历史,130篇,汉代历史占了62篇。司马光《资治通鉴》记载了1362年的历史,294卷,而唐五代就有118卷,占全书的40%。谈迁的《国榷》虽然是有明一代的编年史,但万历以后的历史占了全书篇幅的1/3,天启、崇祯两朝二十多年的历史则占全书篇幅的1/6,崇祯至弘光朝的历史尤为详尽,对明末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义都有详细记录。朱彝尊说谈迁:“考证累朝实录宝训,博稽诸家撰述,于万历后尤详,号为《国榷》。”〔31〕《国榷》为何“于万历后尤详”?原因有两个:一是谈迁认为,明朝历史在万历时期是个转折点,万历初期,张居正改革,国势强盛,“中外静谧”;中期以后,内外交困,“北慑虏,东慑倭,西南北再枭叛镇”,“采木以病滇蜀,矿税以瘵商氓”〔32〕,明朝统治走向衰落。再一个原因是崇祯、弘光两朝没有实录,但是其他史料很多,容易搜集。为了保存崇祯、弘光两朝信史,谈迁尽力搜集史料,包括邸报、方志、当事人口述和其他著述,补编了崇祯、弘光朝的历史,完整地保留了有明一代的历史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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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谈迁著作中蕴含的图书编纂思想相当丰富,至今仍然具有借鉴意义,他对历史记录的忠实和详今略古、对史事的考证求真及不畏挫折的执着精神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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