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女性的终极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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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以现实和家庭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是借《水浒传》“武松杀嫂”的故事敷衍成文的。而《红楼梦》继承并深化了这种现实主义的精神，取材于一个封建大家族的日常生活，深刻揭示了封建制度封建礼教下女性的悲剧，感人泪下，让人唏嘘不已。其中，吴月娘和王熙凤都是这两部巨著中的主要人物之一，两人都出身名门或大户，都有娘家作后盾，因此，正是从这两人的婚姻悲剧中，我们读出了明清女性的终极悲剧。
　　吴月娘是贯穿《金瓶梅》始终的一个主要人物。吴月娘是青河左卫吴千户的的女儿，因为八月十五生的，小名月姐。性格文静，举止温柔，持重寡言，面如满月，眼如杏子，唇若红莲，肌肤黄白。身为吴千户的女儿，她的家庭有政治地位和社会势力。西门庆本是市井商人，通过娶月娘为妻，使自己与政治势力相结合，改善了社会地位。另一方面，这样的家庭出身的女人，受了正统的道德教养，保证了她的行为端正，深具妇德。她嫁给西门庆做了填房，成为西门庆正妻。作为明媒正娶的妻子，她按妇德要求以顺从丈夫为生活的基点，表现为封建时代女子的持重，宽厚，善良，贞洁的贤德。对于自己的这段婚姻，月娘小心翼翼地经营着。作为妻子，她渴望得到丈夫的爱。然而在那男人可以有三妻六妾的封建社会，丈夫不可能只钟情一个女子。这便是吴月娘的婚姻爱情以及带给她的深重苦难。
　　王熙凤是《红楼梦》里一个非常生动活跃的人物，是一个非常充沛的角色。在《红楼梦》里，凤姐和贾琏是唯一正面描写并与全书相始终的一对青年夫妇。作为一个封建女子，凤姐也具有从一而终的观念。在门当户对且亲上加亲的的联姻之后，凤姐便成为贾琏的妻子。贾琏是荣国府的管家少爷,不但英俊风流，而且精明强干。而至于凤姐，从冷子兴的口中：“谁知娶了他夫人后，到上下无一不称赞他夫人的，琏爷倒退了一射之地，说模样又极标致，言谈又爽利，心机有极详细，竟是个男人万不及一的”。这里两个“极”字，将凤姐从里到外夸到了极致。在那样一个包办婚姻的社会，能娶到这样的妻子，二人的胶膝状态可想而知。
　　然而凤姐毕竟生活在封建社会，封建礼教助长了丈夫们的荒淫生活。第二十一回，“俏平儿软语救贾琏”一段，大姐儿要出疹子，贾琏需搬出去住。“那个贾琏，只离了凤姐便要寻事”，很快他便姘上了多姑娘。但十二天后见到凤姐，“更有无限恩爱，自不必烦絮”。不料被平儿整理铺盖时发现一缕女子的头发，平儿羞他，吓他假意要告发他。他又哄又求，又威吓平儿不许声张。虽说此事没有让凤姐抓住，但却引起了凤姐的猜测。
　　 而这段婚姻真正出现裂痕应该是，贾琏背着王熙凤跟一个仆人的妻子发生关系。那一天正好是王熙凤的生日，她回家发现了这件事，大闹了起来，弄得丈夫拿着剑“要杀她。”最后这件事却让贾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夫妻之间已存在了危机，贾琏对凤姐有怨恨。到了贾琏偷娶尤二姐一段，夫妻的感情真正开始破裂。贾琏瞒着凤姐，在国孝家孝的当儿偷娶了尤二姐。不久，贾琏的父亲贾赫又把自己的一个丫鬟赐给贾琏做妾，凤姐便利用了秋桐，“用‘借剑杀人’之法，‘坐山观虎斗’，等秋桐杀了尤二姐，自己再杀秋桐”。逼得尤二姐吞金自杀。从此，贾琏又牢牢地记了凤姐一笔新账。凤姐的婚姻也已经名存实亡了。最终，凤姐被贾琏抛弃，凤姐成为一个弃妇——封建社会最悲惨最可怜的女子。
　　我们看到，吴月娘和王熙凤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女人。首先，她们的个人身世背景和性格不同。这使她们婚姻呈现出不同的表现，也直接影响到她们对自己丈夫的态度。吴月娘出身下层官僚家庭，从小接触封建礼教的教育，因而深受封建礼教的影响。她不但以礼教规范作为准则，而且力图从实践上做到一个合乎礼教规范的贤良女性。然而月娘既没有足以傲人的财富，也没有足以使丈夫倾心的姿色，她深知西门庆是“打老婆的班头，坑妇女的领袖”，同时她也深切意识到自己身为继室的难为之处。正如张竹坡分析的那样：“因彼已有妻过，一旦死别，仍续一个人来，则不但他自己心上，怕丈夫疑她是填，或有儿女怕丈夫疑她偏心当家，怕丈夫疑她不如先前的，即那丈夫心中，亦未尝不有此几着疑惑在心中。故管不好，不管不好，往往多休戚美以好好先生为贤也。”这样做的结果，果然换来了西门庆对她的信任和夸赞。而王熙凤与吴月娘在这一点上是有所不同的,她自幼充当男性教养,从小就有杀伐决断之才。因为出身于外交家庭，她受到的封建教育相对较少。因而她性格上强悍一面的表现高于柔弱的一面，甚至表现出很多男性的气质和性格。在家庭中的女子之德和妇道，没有被置于王熙凤人生的必修过程中，她的生活中，三从四德和三纲五常的封建规范观念相对弱化，使她的个性与受传统教育的女性稍有不同，同时，她较少的受到封建文化的压抑，这开发了她的潜在能力，使她拥有当时为男性所专有的聪明才智。正因为如此，在很多时候，她可以支使丈夫贾琏，似乎冲出了封建礼教的束缚。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6/fontbr />　　其次，是作家的主观意识不同。毫无疑问，作家在塑造人物时，是带有作家的主观意识观念在里面的。兰陵笑笑生主要是为突出月娘的妇德，因而把月娘塑造成为温柔贤惠的“妻子”形象。他对月娘的贤德是赞赏的。然而，作家的创作在很多时候是不受作家自己控制的，会出现主观与客观的不一致，他忠于现实的态度使得作品客观上暴露了封建婚姻制度给女性造成的深刻创伤以及对女性人性的扭曲。从而最终，月娘反而成了一个“奸险好人”。在曹雪芹的笔下，王熙凤是一个泼辣而又有才能的人。而曹雪芹的创作，同样也出现了主观与客观的不一致，作者生活在封建社会中，深感封建礼教对女性的压抑和迫害，她对女性的处境和苦难是同情的，但他的思想同样受到封建礼教的局限。在作品中，有不少描写王熙凤如何狠毒的情节，然而即使是厉害狠毒的“凤辣子”亦同样无法摆脱悲惨的结局。
　　面对如此荒淫无度的丈夫，面对似有非有的婚姻，两个女人分别采用了各自的高招和手段，竭力维系着这岌岌可危的婚姻，从而保住自己的地位和面子。一个主要是利用自己的“德”；一个主要利用自己的“才”与“色”。两种手段又相互穿插使用。可谓异中有同，同中有异。月娘深受封建礼教观念的影响，是一个“举止温柔，持重寡言”的女子。因而对待丈夫，她主要以“顺从”丈夫作为挽救婚姻的主要手段。她的思想充满着着浓厚的封建意识，她的作为，完全符合封建礼教和封建伦理的规范。而泼辣的凤姐，受封建礼教观念的影响较少。但她有积攒的财产，有非凡的才能、有美丽的相貌。在对待丈夫、维系自己的那段婚姻时，美貌加财富似乎可以使她把丈夫牢牢的抓住，甚至似乎可以高高的踩在了丈夫的头上。然而，我们看到，在一些关键性的事件上，王熙凤却依然不得不“顺从”丈夫。因而，在“不顺从”丈夫的同时，凤姐却也同样表现了“顺从”。两个女人，在对待自己的丈夫和婚姻上，可说是呕心沥血、“机关算尽”。
　　 中国的封建礼教，对于男女的道德规范自古以来就有不同的标准，加诸于妇女的规范历来特别严苛。特别是宋明以后，统治阶级极力推行程朱理学，对妇女的道德规范越来越严酷。在长期的潜移默化中，女子逐渐丧失了自我，在她们的意识层中已经当成一种固然的东西存在。在那个以“夫为妻纲”的社会，女人只能作为一种悲剧的形式存在。男人可以娶三妻六妾，可以任意嫖占妇女。在这样的风气下，作为女人本身就是悲剧。女人完全依附于男人，毫无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吴月娘自不用说，即使是王熙凤，表面上掌握了荣国府的杀生大权，但在一些关键的事情上，最终仍然得屈从贾琏。在封建社会里，妇女对于封建礼教有两种态度，多数妇女的态度是对封建礼教信守不疑，以男人的观念为观念，对夫权思想视为天职，她们宁可牺牲自身的利益甚至自己的性命，也不敢触动夫权一根毫毛。虽然，也有少数妇女为此抗争过。但在强大的全社会的夫权思想统治下，毫无悬念地被社会碾得粉碎。显然，无论采取哪种方式，她们始终摆脱不了封建礼教的控制。一个女人,作为第二性,她必须按照男权文化所规定的女性模式来塑造自己,以适应男权社会的需要。她们的命运早已在男性的安排下成为固定模式,她们的结局也早已被男权社会所预定。
　　由此可见，其实她们共同的悲剧命运与封建文化和封建制度有着紧密的关系。在封建社会中，整个社会舞台是男人纵横驰骋的天地。妇女被囚禁于家庭一隅，曲不能争，直不能讼，沦为男权绝对支配下任人宰割的牺牲品。“常使民无知无欲”，“非礼勿动”，“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圣贤训喻，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文化层面，于是大家集体无意识地接纳。统治阶级宣扬“万恶淫为首”的同时却纲纪崩溃，放纵荒淫，歧视妇女，形成根深蒂固的社会心理定势，妇女自我意识无法摆脱社会心理规范。也无法彻底摆脱社会为其提供的价值标准。只能按男权社会的标准要求自己，或当花瓶，或当工具，男子广蓄妻妾奴婢得到社会认可，被视为维持宗族香烟延续子嗣的合法行为，妻妾奴婢实质上已成为男子的私有财产，数量多寡与社会地位成正比。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只有怨妇，没有旷夫。
　　而当时的社会制度，对女性是极其不公平的，在男权制封建社会，女性的基本权利都被剥夺了。正因为这种制度及其存在的弊端，使女性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注定成为悲剧人物。俄国民主主义批评家别林斯基认为悲剧的“结尾则永远是人心中最珍贵希望的破灭,毕生幸福的丧失”月娘总想用自己的“妇德”，通过对丈夫百依百顺，拉拢丈夫的心。然而，在那样的制度的支持下，风流成性的丈夫接二连三的娶妾，直至丈夫真正断气的的那一刻，也没有得到过丈夫真正的爱。因而，她的婚姻注定了是一段失败的婚姻。她的悲剧便是自己的最珍贵的希望的破灭,自己的最宝贵的青春和生命丧失在封建男权制封建社会里。她只能是封建婚姻制度的祭品。同样王熙凤，总想以自己的才干和实力压住丈夫，试图使之专情于自己，她对贾琏使出了浑身解数，目的无非是想得到一场幸福美满的婚姻，可结果却导致了夫妻之间的互相猜疑并发展成尔虞我诈，最终得到的是一纸休书。
　　纵观两个女子的一生，吴月娘足够“贤惠”，王熙凤足够“聪慧”，她们的娘家背景也足够“显赫”，尚且落得如此下场，推而广之，在那样的社会中，妇女无论怎样反抗，采用什么手段，发生哪些故事，都无法逃出作为女人的悲剧。那是封建文化封建礼教所产生的弊端，是封建婚姻制度下的必然结果。因此，在封建思想封建礼教最严苛的明清时代，吴月娘和王熙凤的婚姻悲剧极具必然性和普遍性，她们的个人悲剧本质上是社会悲剧和时代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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