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集大成:朱熹《诗集传》的训释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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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关键词:朱熹  诗集传  集大成
  摘要:朱熹《诗集传》对《诗经》的注释既不同于前代汉学家,也不同于宋代宋学家。与前代相比,《诗集传》具有鲜明的变革创新精神;体现出明白晓畅、浅近易懂的语言风格以及网罗古今、博采众长、自创新解的训释特色。遍观《诗集传》,所引之书,经史子集均有;所采之说,汉宋两家皆存,不愧为集大成之作。无论是解诗旨、释字词,还是串讲文义,都能既尊重故训,又能不薄时人,做到博览慎取,择善而从,并多有创见。

  
  朱熹以其理学家的思辨思想、文学家的独特眼光对《诗经》进行了数十年的潜心研究,使其诗注与前代相比,具有鲜明的变革创新精神,体现出明白晓畅、浅近易懂的语言风格以及网罗古今、博采众长、自创新解的训释特色。遍观《诗集传》,所引之书,经史子集均有;所采之说,汉宋两家皆存,不愧为集大成之作。无论是解诗旨、释字词,还是串讲文义,都能既尊重故训,又能不薄时人,做到博览慎取,择善而从,并多有创见。认识朱熹诗注的这一训释特色,对我们今天的古书注释工作不无启迪,也利于我们撇开汉宋门户之见,客观公允地评价朱熹的训诂。
  
  一、融会前代各家之说
  
  从汉至唐,《诗经》学经历了数百年历史。汉代诗分四家。今文三家,鲁诗源于申公;齐诗源于辕固生;韩诗源于燕韩婴。三家诗于汉武帝时皆已立于学官。古文仅毛诗一家,相传为河间献王所献。齐诗,魏时已亡;鲁诗亡于西晋“永嘉之乱”;韩诗今只传《外传》,《内传》亦早亡佚。毛诗于《毛传》之外,又有诗大序、小序。东汉古文学代替今文学,毛诗独尊。东汉末,郑玄混合古今文家法,本毛诗,兼采三家,撰《诗笺》,后世多宗。至此,唯古文《毛传》、《郑笺》独行于世。到唐代,孔颖达奉敕,遵守“疏不破注”的原则,作《毛诗正义》,申说毛郑,形成了传、序、笺、疏四位一体的汉学《诗经》体系。
  前代诗注家法甚严,汉代《诗经》尽管有四家之多,但都各自笃信师说,恪守家法。唯郑玄作《笺》时能引今文诗人毛诗,成为汉学《诗经》的集大成者。孔《疏》基本上趋于僵化,禁锢了《诗经》研究者的思想。正如朱熹所言:“诗自齐鲁韩氏之说不传,而天下之学者,尽宗毛氏,毛氏之学,传者亦众,而王述之类,今皆不存,则推衍毛说者,又独郑氏之《笺》而已。唐初诸儒为作疏义,因讹踵陋,百千万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之区域。”
  朱熹认识到了这种局限,并在实践中将之打破,使“《集传》训诂多用毛郑”,兼采三家。在宋代《诗经》学兴起之初,就有人开始利用三家诗考证毛郑之非。如《广川诗故》“据毛氏,以考证于三家”,王应麟也曾辑《诗考》。朱熹在《诗集传》中采用了不少三家诗说法。具体情况有如下几类:
  (一)朱熹、郑玄皆采三家,与《毛传》异
  据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考,《郑笺》引三家诗以韩诗为多。朱熹《诗集传》亦然。朱郑相合者,韩诗为最。如:
  《(庸阝)·鹑之奔奔》“鹑之奔奔,鹊之疆疆。”毛传:“鹑则奔奔,鹊则疆疆然。”郑笺:“奔奔疆疆,言其居有常匹,飞则相随之貌。”韩诗:“奔奔疆疆,乘匹之貌。”朱注:“奔奔疆疆,居有常匹,飞则相随之貌。”
  《(庸阝)·相鼠》“相鼠有齿,人而无止。”毛传:“止,所止息也。”郑笺:“止,容止。《孝经》曰,容止可观。无止,则虽居尊,无礼节也。”韩诗:“止,节也。无礼节也。”朱注:“止,容止也。”
  《小雅·车攻》“东有甫草,驾言行狩。”毛传:“甫,大也。”郑笺:“甫草,甫田之草也。”韩诗作“东有圃草。”郑笺甫田之训实本韩诗“圃草”。朱注:“甫草,甫田也……此章指言将往狩于圃田也。”
  《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毛传:“玄鸟,配也。春分玄鸟降。汤之先祖有娥氏之女简狄,配高辛氏帝。帝率与之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为天所命,以玄鸟至而生焉。”此为古文说,以简狄于春分燕至时,与帝祈于郊,因而生契。郑笺:“降,下也。天使岛乙下而生商者,谓岛乙遗卵。娥氏之女简狄吞之而生契。”此为今文说,以简狄吞燕卵而生契。朱注:“玄鸟,(鸟乙)也。春分,玄鸟降,高辛氏之妃,有娀氏女简狄祈于郊襟,(鸟乙)遗卵,简狄吞之而生契。”朱熹在此杂糅了今古文二说。但因同意郑氏“简狄吞卵而生契”,实采今文说。
  
  (二)朱熹直接采用三家诗
  《周南·关雎》首章注引汉匡衡语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贞淑,不贰其操,情欲之感,无介乎容仪,宴私之意,不形乎动静,夫然后可以配至尊而为宗庙主,此纲纪之首,王化之端也。”按:汉匡衡学齐诗。(《汉书叙传》有证,班伯少受诗于师丹,师丹传治诗事匡衡,是班伯习齐师,固传家传,亦当是习齐诗者。)
  《邶·柏舟》首章注引刘向《列女传》:“以此为妇人之诗。”朱熹以此为基础,又考“其辞气卑顺柔弱,且居变风之首,而与下篇(按:指《绿衣》)相类,岂亦庄姜之诗也欤?”按:刘向学鲁诗。《小雅·宾之初筵》末“毛氏序曰,卫武公刺幽王也。韩氏序日,卫武公饮酒悔过也。今按此诗意与《大雅·抑》戒相类,必武公自悔之作,当从韩义。”
  朱熹“间用三家”的原因是“以毛郑不惬于心,间采三家裨补其义”。王应麟高度评价了朱熹吸收三家诗的做法:
  诸儒说诗,一以毛郑为宗,未有参考三家
  者。独朱文公集传闳意眇指,卓然千载之上:言
  《关睢》则取匡衡;《柏舟》妇人之诗,则取刘向;
  笙诗有声无辞,则取《仪礼》;“上天甚神”,则取
  《战国策》;“何以恤我”,则取《左氏传》;《抑》,
  戒自儆;《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则取《国
  语》;“陟降庭止”,则取《汉书注》;《宾之初筵》
  饮酒悔过,则取《韩诗序》;“不可休思”、“是用
  不就”、“彼岨者岐”,皆从韩诗;“禹敷下土方”
  又证诸楚辞。一洗末师专已守残之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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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广泛吸收宋代研究成果
  
  宋代理学家尊孔读经,《诗经》作为五经之一,当然受到重视。因此,程子曰:“学者不可以不看诗,看诗便使人长一格。”汉唐几代都把《诗经》作为儒学的载道工具,宋代要把它纳入新儒家——理学的轨道,就需进行重新认识。再者,《诗经》的文学性被逐步认识,需要恢复其文学真面目。
  北宋《诗经》学的主要任务,是破除《毛诗正义》长期独尊造成的障碍。宋初学者“守故训而不凿”,庆历以后,学风一变,理学家的怀疑和思辨精神促使《诗经》学发生变革。欧阳修着《毛诗本义》,辩诘毛郑,断以己意,力反东汉以来治诗旧习;苏辙继起,作《诗集传》始攻毛序,仅存录首句;王安石撰《诗经新义》“先儒传注,一切废而不用”;南宋初年,郑樵着《诗辨妄》,攻击毛诗序;王质《诗总闻》设十闻之例,“别出心裁”,“务造幽深”。
  北宋和南宋初年《诗经》学的发展,为集传体性质著作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吕祖谦所作《吕氏家塾读诗记》,朱熹所著《诗集传》,成为集注性质著作的代表。《诗集传》由于能吸收汉学《诗经》的研究成果,而不完全否定,又能融会宋学《诗经》的合理成分,重视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的切实研究,而成为宋代《诗经》学的集大成之作。
  
  (一)对宋代宋学《诗经》的征引
  宋学《诗经》的代表人物主要是“二程”、张载等。朱熹在诗义的说解上,多采用他们的说法。如《小雅·鹤鸣》二章注:“程子曰,玉之温润,天下之至美也;石之粗厉,天下之至恶也。然两玉相磨,不可以成器,以石磨之,然后玉之为器,得以成焉。犹君子之与小人处也,横逆侵加,然后修省畏避,动心忍性,增益预防,而义理生焉,道德成焉。”
  《召南》末亦引程子语:“天下之治,正家为先。天下之家正,则天下治矣。二南,正家之道也。陈后妃夫人大夫妻之德,推之士庶人之家一也。故使邦国至于乡党皆用之。自朝廷至于委巷,莫不讴吟讽诵,所以风化天下。”
  《豳·七月》末章注:“张子曰,此章见民忠爱其君之甚,既劝趋其藏冰之役,又相戒速毕场功,杀羊以献于公,举酒而祝其寿也。”
  《大雅·生民》首章注引张子语曰:“天地之始,固未尝先有人也。则人固有化而生者矣。盖天地之气生之也。”
  书中除引“二程”、张载之说外,还引苏氏、郑氏、胡氏、杨氏等十余家之说。朱熹常借他们之口解释诗义,宣扬理学思想。
  
  (二)对宋代汉学《诗经》的继承
  宋代汉学《诗经》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吕祖谦、范处义等人。与宋代宋学《诗经》相比,他们的势力相当薄弱,其共同特点是继承毛郑故训,笃信毛诗序。朱熹对宋代汉学《诗经》的继承偏重字词训诂,同时也有诗义的说解。
  《吕氏东塾读诗记》是宋代汉学《诗经》的代表作。它“宗毛氏以立训,考注疏以纂言,翦缀诸家”。因吕、朱“交最契,其初论诗亦最合”,故吕氏常引朱熹少时诗说。朱熹也认识到吕书“取毛郑为众,折衷众说,于名物训诂最为详细”的优点,因此在《诗集传》中屡引其说,使二书互为辅翼。
  范处义有《诗补传》,笃尊毛序,杂采群书,“文义有阙,补以史传;训诂有阙,补以《说文》《篇韵》”。朱熹在《诗集传》中引范氏语者也很多,如《卫·河广》、《王·中谷有蕹》等。
  朱熹能够打破汉宋界限,吸收汉宋各派的研究成果,这是十分难得的。例如,朱熹《新诗集》的《小雅·雨无正》末注、《小雅·出车》末章注,引用的是欧阳修的;《小雅·小曼》末注,引用的是苏辙的;《小雅·信南山》首章注,引用的是刘彝的;《小雅·车攻》七章注,引用的是张载的;《小雅·湛露》四章注,引用的是曾巩的。除此之外,朱熹还吸收了范处义(《小雅·杖杜》末注)、刘安世(《王·黍离》末注)、杨时(《邶·北门》末注)、胡寅(《郑·清人》末注)、陈鹏飞(《小雅·节南山》末章注)、李樗(《大雅·旱麓》三章注)、吕祖谦(《小雅·出车》二章注)、陆佃(《郑·大叔于田》末注)、王安石(《豳·七月》末注)、董迪(《大雅·抑》末注)等人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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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诗集传》广泛吸收前代和当代的研究成果,所引书籍、他人之说比比皆是,或作为申说的依据,或直接采用,真可谓是网罗古今、融会诸说的集大成之作。朱熹能从高于前代和同代人的角度广泛吸收,是基于他理学家的思辨思想、广博的学术修养以及对《诗经》前后数十年的潜心研究。
  朱熹注诗决不是对诸家解说的简单罗列,也不是对诸家之说的混合杂糅。他对诸家诗说的选择有其严格的标准。对诗义的说解必须以可信的字词训诂为基础,宁阙不断(训释标准);诗义要符合其理学思想(哲学标准);要符合诗文本身(文学标准)。在整体上做到多而不乱,形成自己的观点和体系,虽“兼总众说”,但“融会通彻,浑然若出于一家之言”。正是由于朱熹注诗,能不拘于门户之见,不囿于家法,广泛吸收前代的研究遗产和宋代的研究成果,从而使《诗集传》成为网罗古今、融会贯通的集大成之作,在《诗经》学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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