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闷与解脱:离不了的名利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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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人形象在元杂剧中,数量既多,质量又高,为辉煌灿烂的的元杂剧增添了尤为光彩的一笔。
  清代梁廷楠《曲话》卷二说:“《渔樵记》剧刘二公之于朱买臣,《王粲登楼》剧蔡邕之于王粲,《举案齐眉》剧孟从叔之于梁鸿,《冻苏秦》剧张仪之于苏秦,皆先故待以不情,而暗中假手他人以资助之,使其锐意进取;及至贵显,不肯相认,然后旁观者为之说明就里,不特剧中宾白同一版印,即曲文命意遣词,亦几如合掌。”
  梁廷楠为清代文学家、通史家,善诗文,通音律。其《曲话》一书确有许多对古代戏曲内容及艺术形式方面的精到的见解。而其以上所言,若粗略一看,似乎确有道理;如果仔细思考,则会发现其观点中有值得推敲之处,“宾白”“曲文命意遣词”这些在他看来相同的地方,其实都是剧作的表面现象,而不同的作者写到不同时代的人物,用了几乎相同的曲文,这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除了作者之间的相互竞赛,喜用同一题材看谁写的更好,除了同代文人之间的互相影响、借鉴,还有什么因素使得这几部剧作能流行几百年而不使读者观众厌烦呢?本文就是要通过这几部看似相似的剧作,追究其背后本质的原因。
  元杂剧中的文人题材剧,与以往作品中的文人题材有所不同:所写人物都为历史人物,但又不是依照历史的本来面貌“实写”,而是作者在人物真实的基础上,加入了大量的虚构成分。苏秦、王粲、梁鸿、朱买臣……他们确实活跃在历史的舞台上,搬演过或悲或喜的如戏般的故事;他们又活在了剧作家们的笔下,上演了与他们生前并不完全一致的故事。据史书记载,苏秦、张仪之间,是苏秦任赵相后,张仪尚未做官。张仪去投奔苏秦时,受到了苏秦的明侮暗助。历史上的王粲和蔡邕之间也并非翁婿关系。王粲是汉末著名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且王粲做官也并非做到“天下兵马大元帅”,而只是在曹操手下当过丞相掾、魏国侍中。朱买臣的故事见《汉书·朱买臣传》,朱买臣自己的仕宦之途基本上是真实的,但与其妻的关系是,其妻在“求去”后,见到朱买臣依然落魄,曾与后夫一起招待朱买臣饮食,而朱买臣在发达后,也将他们一并接到府中予以照顾,且对所有曾经有恩于自己的人给与回报。看来历史上的朱买臣于周围人们之间按的关系更符合生活的逻辑,也更富有人情味。梁鸿的故事见《后汉书·梁鸿传》,梁鸿是东汉有名的隐士,和妻子孟光隐居不仕,曾作《五噫歌》讥刺皇宫的奢靡。剧中却将他塑造成一个热衷于功名富贵的人。
  
  “文人入戏”的原因探索:
  选择这些古代文人入戏,与其说是剧作家们的集体无意识,不如说是他们怀有一种鲜明的、清醒的意识。知识分子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社会的转型期,总是最先敏锐地感受到社会变革或革命的气息。“人生忧患识字始”,“古代文人总是处于多种矛盾的夹缝之中,一辈子在仕与隐、忠与孝、名节与生命、生前与身后等问题上痛苦地煎熬。”(《粉墨登场——元代曲家的文化精神与人生意趣》,门岿 着,济南出版社,2002.10)元代文人,生当蒙古贵族入住中原、各种社会矛盾、民族矛盾尤为突出的时代,所以面对的问题尤为复杂,要承受的压力也尤为巨大,而赖以生存的空间则极为狭小,因而他们所感受到的痛苦也就空前的激烈。
  传统文人历来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追求目标,读书科举,学而优则仕是他们必经的人生之路。但是,生当元代这个蒙古贵族统治的、地跨欧亚、地广民众的大一统王朝,文人们却失去了前代读书人可能有的光明的未来,并因此形成了和其他时代文人皆不相同的独特心态:或避世隐居,求得清闲自在;或壮怀激烈,以展济世之才。 “闲时高卧醉时歌,守己安贫好快活。杏花村里随缘过,胜尧夫安乐窝,任贤愚后代如何。失名利痴呆汉,得清县谁似我、一任他们外风波。”(杨朝英[双调·水仙子])“懒云窝,阳台谁与送巫娥?蟾光一任来穿破。遁迹由他。蔽一天星斗多,分半榻蒲团坐,尽万里鹏程挫。像烟霞笑傲,任世事蹉跎。”(贯云石《和阿里西锳懒云窝》)表现出他们远离世事、清静自在、洒脱达观的处世态度。然而,人总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一个人无论怎样努力,也是难以与社会隔离的。元代文人不管是在散曲中,还是在杂剧中,尽管都有许多关于避世、隐退思想的表达,而实际上他们是不可能忘情于现实社会的,他们内心越是要逃避某个东西,实际上越是说明这个东西对他有致命的吸引力,他们越是表达玩世、隐居的快乐,说明他们越是具有强烈的积极入世的意识。青楼买笑,泛舟五湖,退隐山林,……都是因为他们看不到前途和出路而产生的感伤和愤懑。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6/fontbr />  元剧中的文人形象既有着外在生活轨迹的一致性,又有着内在精神追求的执着性,即作者既写到他们困窘不堪的物质生活,又注意到了他们痛苦压抑的精神世界。苏秦在上朝取应的路上,花光了所有的费用又遭到张仪的羞辱后,要解下系腰带“觅一个死处”。王粲离家后,因受到蔡邕冷落,不予接见,连驻店吃饭的钱都交不上,以至于将随身佩带的宝剑当给店小二。朱买臣靠打柴为生,虽学成满腹文章,因生活清苦,不时要受到妻子玉天仙的作闹。梁鸿“身贫如洗,沿门题笔为生”。此外,还有《荐福碑》中的张镐,“飘零湖海,流落天涯”,以教书为生。虽有范仲淹和荐福寺长老的帮助,但仍屡屡受挫,以至于要触槐而死。《吕蒙正风雪破窑记》中的吕蒙正,《山神庙裴度还带》中的裴度,生活艰难,寄身寺院,靠僧人们的接济得以度日……一幅幅令人震惊的文人落魄的生活画面,一幕幕使人心寒的知识阶层穷愁潦倒的景象。
  当然,对于读书人来说,来自物质生活的贫寒还不足以将其彻底击倒,最令他们难以忍受的是精神世界的痛苦体验。历史上,苏秦游说秦王失败后回到家里,也有“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的遭遇,但在元剧中,似乎这种场面更令人难以忍受。在外面碰得头破血流的苏秦,回到家后,不仅没得到丝毫温暖,反而遭到全家人的一致冷遇;朱买臣因生活贫困,不能给妻子带来荣华富贵,被妻子辱骂为“穷短命!穷弟子孩儿!”,逼索休书;梁鸿新婚七日便被岳父赶将出去;张镐在有范仲淹帮助的情况下,仍然是“十谒朱门九不开”,……这是对一个人精神上心理上的严峻考验,这是对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真实反映,亲情的有无完全建立在功名有无的基础上,可怕的现实将抱守传统道德的文人们逼到了几无退路的地步。苏秦、张镐们的悲惨遭遇典型地代表了元代文人的屈辱处境,更宣泄了作者内心深处难以压抑的愤懑与不平。
  除了在物质生活及人情冷暖上受到直接的打击外,造成文人精神痛苦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为儒家思想主宰灵魂的读书人,始终追求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走的是“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因此为了实现理想,他们都尽了最大的努力,做了充分的准备。无论苏秦、朱买臣,还是梁鸿、张镐、王粲,哪一个都是“学成满腹文章”’……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要皇帝一声令下,他们每个人都可以为社稷民生献计献策。“学成文武艺,货予帝王家”,是几乎所有读书人的愿望和理想,然而“十载攻书,半生埋没。学干禄,误杀我者也之乎。打熬成这一付穷皮骨。”“老来不遇,枉了也文章满腹。”这是朱买臣的遭遇,也是元剧作家们的共同经历与体会
  
  结论
  
  文艺心理学告诉我们,作品的创作动机总是来自作家心灵与现实生活的碰撞,现实中种种事物现象,当它们触到了作者最敏感的神经后,便会使作家产生强烈的创作冲动。梁廷楠所说的几部剧作的“几如合掌”,实际上是因为剧作家们所面临的生活环境或者说他们的人生际遇“几如合掌”,因而,当他们选择创作对象时,便不自觉地在前代人物身上留下了自己的影子,尽管笔下人物是秦代的、汉代的或者唐代的,他们统统有了元代文人的感受与心态。选择本身就体现了一种态度与评价。如此众多的前朝“始困终亨”型人物出现在元代剧作家们的笔下不是偶然的,一方面历史上确实有苏秦、朱买臣等人的叱咤风云,一方面更是由于剧作家们对他们的无限艳羡,这些生活在元代的倍受压抑的文人,多么希望能够像苏秦、朱买臣他们,一朝有幸也被君王选中,将其学成的“满腹文章”用来治国平天下,充分实现文人自身的人生价值。其实,岂止是元代人文有这样的心态和追求,在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文人无法割舍的仕宦情结和业已设计好的人生模式也始终在延续着,从来不曾断过。这种情况大概这也是任何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任何时代的选择--将自己的命运融入到国家民族的共同的命运中,幸也罢,不幸也罢,对自己的国家民族永远不离不弃。
  
  参考文献:
  [1]王学奇:《元曲选校注》,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2]臧晋叔:《元曲选序二》,《元曲选》,中华书局,1958
  [3]奚海:《元杂剧论》,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4]李双璧:《入仕之途--中外选官制度比较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
  [5]卜宪群:《秦汉官僚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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