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展叶桥头柳　腊月开花水畔梅

　　摘要：李治是由金入元的文人，他的文学批评体现了明显的复古倾向。他认为。不诗为文，当有骨格。这种骨格。出自作家不同的才性。不可务为奇怪，并主张写自己的真情实感，反对流弊之作。
　　关键词：李治：文学批评；骨格；才性
　　
　　金元的文学批评中存在着一种非传统的意识。与宋、明文人那样受科学和理学束缚不同，金元文学批评中。体现了明显的复古倾向。金末复古之风盛行，元初北方文学批评从总体上继承了这一传统。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环境及文学发展本身的种种原因，元初北方文学批评有新的特点，由于此时文人居高官要职者极少，他们有的终身不仕，啸傲林泉，因此他们评诗论文便带有独到的会心之处。他们也注重文学的个性，重视作者情志意趣的抒发，因而所论体现了新的时代特色。即重视诗文的内容、情实，加强了对诗文追求辞藻、技巧、法度等的批判。李治在这方面就提出了“因事为文”，“以事为主”的观点。
　　
　　一、为诗为文　当有骨格
　　
　　李治的《敬斋古今黈》以考订旧闻为主，其中也谈到了他的文学批评，在卷八中称：“古人因事为文，不拘声病，而专以意为主，虽其音不协，不恤也。后人则专以浮声切响论文，文之骨格。安得不弱?”“《王德用神道碑》，欧阳公所撰，康、帮、烦、人、卫、议皆同押；又《晏元献碑》，氏、裔、洛、学、诏、后皆同押。欧公去今才百余年。其文律宽简。犹有古人风气。今世作文，稍涉此等，便有讥议。乃知律度益严，而其骨格益以弱也。”
　　李治认为，古人之文骨格高，今人则弱。产生的原因是由于古人写诗为文，因事而发。不拘泥声病，而只是把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充分表达出来，注重诗文的内容，不过多拘泥于形式，因而能突出骨格。而今人却过分重视声律，过分追求形式，专以浮声切响为之，这样，文章的骨格就显得越弱了。当时人们都好谈骨格。把师奉晚唐务为工丽者为格弱。如方回在《唐长孺艺圃小集序》云：“诗以格高为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他所说的“格高”大致是“诗体浑大”，“剥落浮华”，“瘦硬枯劲”，“恢张悲壮”。“自然质朴、豪放深蕴”等方面的特点，由此看出他的“格”指的是艺术风格。因而他主张锻炼求工。李治所强调的骨格与此不同，李治强调诗文的立意。以因事为文。不拘声律为格高。他反对锻炼求工，主张“文律宽简”。用来保存古人的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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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于才性，不务奇怪
　　
　　李治强调写诗为文要骨格高，这种骨格是出自不同作家的才性，而不是故意标新立异。在《敬斋古今黈》卷八中，有一段对黄庭坚的评价：“人言山谷(黄庭坚号山谷道人)之与东坡。常欲抗衡而常不及。故其诗文字画别为一家，意若曰：我为汝所为。要在人后；我不为汝所为，则必得以名世，成不朽。此其为论也隘矣。凡人才之所得千万，而蔑有同之者。是造物主之大恒也。凫自为短。鹤自为长。凫岂为鹤而始短吾足，鹤岂为凫而始长吾胫也哉。”
　　从这段话中看出，李治批评了时人对黄庭坚的错误认识，时人认为黄庭坚之所以能不朽在于他故意标新立异，为苏轼之所不为。李治指出，苏轼与黄庭坚都是人才，只是人才不同，秉性不同，所以，他们的诗风有很大的差异。
　　不管怎样，李治提倡作诗当本于自己的才性，出于自己的自然天性。而不能故意去标新立异，不可务为奇怪。稍后于李治的刘秉忠。在评论苏黄时主张与李治的主张相合。刘秉忠是释子，他的《禅颂十首》之九云：“：春风展叶桥头柳，腊月开花水畔梅，万事随缘真省力，何须心头冷如灰。”这首诗表明了他对社会人生的态度，也概括了对作诗的态度，如春风之展叶，一切本之自然。因此他主张作诗当以自然为宗。但自然并不等于平易。譬如平静的河水，因风起浪，也会有惊涛拍岸的时候，“水平忽有惊人浪，盖是因风击起来。造语若能知德意。不须特地骋奇才。”但是，如果无风起浪，特地骋才，便不合自然之旨了。因此他评论苏黄“自古文章贵辞达，苏黄意不在新奇”。这正与李治的看法相合。
　　
　　三、反对流弊之作
　　
　　李治主张为文要写自己的真情实感，对那些为功名而作的应制之作进行了批评。在《敬斋古今姓》中说：“翰林视草，唯天子命之，史馆秉笔，以宰相监之。特书佐之流，有司之事耳。非作者所自专。而非非是是也。今者，犹以翰林、史馆为高选，是工谀誉，而善缘饰者为高选也，吾恐识者羞之。”李治还认为：“吾闻文章有不当为者五，苟作一也，徇物二也。欺心三也，蛊俗四也，不可以示子孙五也。今之作者。异乎吾所闻矣。不以为所不当者之为患。惟无是五者之为患。”由此记载可知，李治对当时为文者的种种错误做法表示了否定。认为文章不应受一些法规陋俗的约束，应该出于自然，不拘一格，以为世用。李治还认为文章可以给自己带来无穷的乐趣。《泛说》中载：“李子年二十以来。知作为文章之可乐，以为外是无乐也。三十以来。知搴取华声之可乐，以为外是无乐也。四十以来。知究竟名理之可乐。以为外是无乐也。今五十矣，覆取二十以前所读《论》、《孟》、《六经》等书读之，乃知曩诸所乐，曾夏虫之不若焉，尚未卜自今以往，又有乐于此也以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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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段记载来看，李治经历了几十年后，仍然认为只有文章才能使自己欢乐，其他功名利禄只是过眼烟云，可见文章的功用对于李治来说是很大的。所以他反对流于形式的一些流俗之作。而提倡那些出自内心、认真写作、可以改变世俗观念、可以传示子孙后代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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