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料之外　情理之中

　　摘要：古代话本小说是中国小说的源头。其创作技巧、艺术特色乃至于审美情趣对中国小说的作者和读者都有着深刻重大的影响。本文着重分析古代话本小说中很常见的“误会和巧合”，指出作家是如何运用这些技巧来塑造人物。推进情节，从而达到既出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深深地吸引着读者的艺术效果，并对这种创作技巧进行了重新的思考。
　　关键词：话本小说；创作技巧；误会巧合；艺术效果
　　
　　中国小说和外国小说的最大不同，就是中国小说注重情节发展，外国小说关注人物命运；中国小说喜欢描写故事发展的来龙去脉，外国小说擅长刻划人物生存的外部环境：中国小说讲究好看。外国小说研究动人。古代话本小说是中国小说的源头，其创作技巧、艺术特色乃至于审美情趣对中国小说的作者和读者都有羞深刻重大的影响，本文力图通过分析古代话本小说的写作技巧之一来说明其艺术的特色，并对其进行了重新思考。
　　众所周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是说偶然性与必然性是相互联系的。必然性体现着规律性。决定着自然界和社会发展的进程，偶然性则是必然性的补充和表现形式。在偶然性背后往往隐藏着必然性。科学的任务是要透过偶然性找出必然性，找出事物发展的规律性，科学的认识不能建立在偶然性上，科学是偶然性的敌人。
　　小说与科学当然不同。小说是反映社会人生的，社会在发展变化。人生有生老病死，在必然发展的过程中会充满各种变数。所以，小说固然也要透过偶然性反映必然性、规律性，但是它并不排斥偶然性。相反却非常珍惜偶然性。捕捉生活中的偶然性，对于科学也许是不必要的，对于小说却十分要紧。如果说。科学是偶然性的敌人，那末。小说倒是偶然性的朋友。古今中外许多高明的小说家。都是抓住社会和生活中的偶然性来刻划人物和推进情节，从而创造出无数引人入胜、催人泪下的优秀小说来。如《泰坦尼克号》的冰山沉没，《飘》结尾时郝思佳的女儿忽然骑马摔死等，都是那么偶然、突兀，仔细想来，却又充满必然。这些情节。使得小说奇峰突起，曲折跌宕，令读者唏嘘不已，引起强烈的情感共鸣。而古代的话本小说就有大量这方面的成功范例。
　　在古代话本小说中利用偶然性的最常用的写作技巧，就是误会和巧合。
　　曾有人批评“误会法”，认为是人为的虚假的误会。显然，这是错误的。我们不能笼统地否定一切误会。那些蕴含有必然性的误会。往往能使小说绝处逢生。异彩纷呈。清代就有人认为：“《红楼梦》之妙”就在于误会：“其实宝、黛两人情魔痴恨，尽有一‘误’字生发出来。岂惟宝、黛外，比如小红之于芸儿，龄官之于贾蔷，三姐之于湘莲。彩云之于贾环，亦各有一段误会之情魔痴恨。演出空灵妙文。凡以为宝黛作反面陪客也。其写宝黛二人。互相误会。几有大书特书不一书之概，总无一处雷同。”并由此认为：“……是亦知欲为情书布局，不从误处生情，情便不深，文便不曲矣。”试想一想，伟大的现实主义巨著《红楼梦》尚且大写其“误会”，尚且因运用误会法而使得情深、文曲，我们对于误会法怎么可以笼统地否定呢?
　　比如《侯县官烈女歼仇》(《石点头》)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这篇小说写一个胡作非为的无赖方六一，为了谋娶董昌的妻子，大耍两面派手腕。表面上，他给董昌送礼。与董昌称兄道弟，暗地里却定下毒计阴谋陷害。董昌是个志诚君子，他“见方六一恁般小心克己，认定是个好人，并无猜虑，日亲日近，竟为莫逆之交”——这就是“误会”。董昌由于被方六一诬陷为“叛逆”而遭到官府逮捕，在被官府逮捕的时候他还高叫：“六一兄，快来救我!”——这就是继续误会。而方六一在这时一方面假意殷勤。伪装出一副同情董昌、愿意尽力解救的模样，另一方面则加紧施展阴谋，贿赂官府，必欲置董昌于死地而后已。可是，善良的董昌仍然蒙在鼓里，直到被下入死囚牢里即将被处死的悲惨时刻，他还呜呜咽咽地向方六一哭道：
　　我家世代习儒，从不曾作一恶事，就是我少年落拓。也未尝交一匪人。不知得罪那个。下此毒手，陷我于死地，这是前生冤孽。自不消说起，但乘吾兄患难相扶。始终周旋，此恩此德。何时能报。
　　董昌明明是被方六一陷害至于死地的，可是他致死还“误会”方是好人。而且还感谢方的恩德，说“此恩此德。何时能报。”这真是以“误会”始，又以“误会”终，一直“误会”到底。然而，这个“误会”，不但真实地表现了董昌的忠厚诚实和对人坦然不疑的性格，而且十分有力的反衬出方六一的骗人成性，刻划出他丑恶卑劣狠毒的两面派嘴脸。这种强烈的对比。极深刻有力的地揭示了社会的暗无天日和封建制度下人性的泯灭。非常触目惊心。
　　张飞和李逵是两个莽撞而又忠直的典型。作者对这两个典型的塑造，使用了多种艺术手法。其中就有“误会法”。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之后到了古城。张飞得知，二话不说，披挂上马。冲出城来，“挥矛向关公便搠”。这是不是“误会”?当然是。他误以为关羽背叛了桃园结义，投降了曹操，是来“赚”他。直待关公斩了蔡阳，方才消除“误会”。和好如初。这一段赫赫有名、千古传诵的“古城会”，不仅故事情节生动、紧张。出人意外，而且凸现了张飞忠于汉室、忠于桃园结义的原则立场。李逵在元夜闹东京之后，在归途中听说是宋江夺了刘太公的女儿，怒气冲天。一回到梁山，就“睁圆怪眼，拔出大斧，先砍倒了杏黄旗，把‘替天行道’四个字扯做粉碎”，接着就“抢上堂来，径奔宋江”。这是不是“误会”?也是。然而，这个“误会”凸显出李逵忠于梁山“锄强扶弱”的造反精神，表现出他同宋江之间的“义”是有原则的。等到弄清了事实真相，知道夺走刘太公女儿的人不是宋江。李逵的误会才消除了，无可奈何地走向宋江负荆请罪。这一段“李逵负荆”的故事，也是写得有声有色，精彩纷呈，人物性格毕露的。
　　古典小说还有一些误会，对人物性格的刻划虽无太大作用，但对于故事情节的推进却起了重大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例如《五色石》中的《二桥春》，写黄生误以为陶小姐死了，就与另一个女子订婚，以至于后来的情节成了一男同二女成亲(这是作者庸俗的封建思想的表现)。《许察院感梦擒僧 王氏子因风获盗》(《二刻拍案惊奇》)写盛彦对袁忠说了一句戏言，说他夜里要去窃取袁忠船上的金帛，凑巧那天船上的金帛被盗，于是袁忠就认为是盛彦盗的，告到官府，盛彦几乎被整死。《说唐》中伍天锡与雄阔海因误会打了半月，耽误了对伍云召的援救，以致伍云召把守的南阳城被攻破，他们三人一同去投奔孟海公。这些误会都严重地影响甚至决定了故事情节的发展。
　　还有些误会颇能增加小说的趣味性和生动性。象《红楼梦》第五十七回写王太医给宝玉看病。贾母请王太医开药方，并且说：若“吃好了呢?我另外预备谢礼，叫他亲自捧了，送去磕头；要耽误了，我打发人去拆了太医院的大堂。”王太医只听见前半句。所以满口说：“不敢，不敢。”这些地方，都很生动有趣。在《封神演义》中，文王说：“渔人中有贤人。”渔人说：“吾等都是闲人。”在《西游记》里，车迟国的三个妖怪——虎力大仙、鹿力大仙、羊力大仙，把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撒的尿误认为是“圣水”，往嘴里猛灌。用这描写嗅觉不灵敏的动物妖怪，既真实又好笑。特别叫人笑破肚皮的是鲁智深假装做刘太公女儿，被桃花山山大王周通误会的一段描写：
　　那大王推开房门，见里面黑洞洞地。大王道：“你看我那丈人，是个做家的人。房里也不点碗灯。由我那夫人黑地里坐地，明日叫小喽罗山寨里扛一桶好油来与他点。”鲁智深坐在帐子里都听得。忍住笑。不做一声。那大王摸进房中，叫道：“娘子。你如何不出来接我?你休要怕羞，我明日要你做压寨夫人。”一头叫娘子。一头摸来摸去。一摸摸着金帐子。便揭起来。探一只手入去摸时。摸着鲁智深的肚皮，被鲁智深就势劈头巾带角儿揪住。一按按将下床来。那大王却待挣扎，鲁智深把右手捏起拳头。骂一声：“直娘贼!”连耳根带脖子只一拳。那大王叫一声：“做什么便打老公?”鲁智深喝道：“教你认的老婆!”……
　　
　　——《水浒》第五回阁
　　凡此种种，这些误会在今天也许觉得不可思议。但在通讯和交通条件非常落后的古代，在人们人际交流和追问真相的手段非常匮缺的社会，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加之古代话本小说的主人公大多是市井小民，教育程度低，文化修养差因而就更容易产生误会了。这些情节都是真实可信并具有一定必然性的。
　　同误会一样，巧合也是对社会和生活中的偶然性的一种巧妙的利用。俗话说：“无巧不成书”。在我国古代话本小说中。巧合之处是很多的。有些作品，整个地就是建立在误会和巧合的基础上。
　　宋元话本《错斩崔宁》，到了明代的通俗小说家冯梦龙手里。就把这个话本加以修改，更名为《十五贯戏言成巧祸》，收在《醒世恒言》里。解放后，人们又把它改编成昆剧《十五贯》。这篇小说确实写得很好，也很“巧”。可以说是运用巧合的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刘贵因经商亏本。向丈人借钱，回家后，他的妾陈二姐问他钱从哪里来，刘贵戏说是将二姐典给别人得的，二姐信以为真，次日便回娘家告知此事，路上遇卖丝青年崔宁，两人结伴同行。谁知当晚小偷摸进刘家，杀了刘贵并盗走他的钱。刘贵丈人给刘贵的钱是十五贯，崔宁卖丝的钱刚好也是十五贯，这巧吧?刘贵的十五贯偏偏又碰上崔宁的十五贯，这也巧吧?崔宁卖丝之后要往褚家堂去，陈二姐的娘家偏偏又在褚家堂左侧，于是二人能够同行，这就更巧吧?这一连串的巧合，就构成了一场飞来横祸：崔宁被诬为拐人妇女，谋财害命，陈二姐也被诬为勾结奸夫。谋害亲夫，以致被官府屈打成招、双双处死。这夺命十五贯一下要了三条人命。这篇小说就是有意识地运用巧合，敷衍出一个新颖、奇巧、富有特色、引人入胜的故事，有力地揭露了封建官府主观武断、草菅人命，封建社会冤狱遍地的黑暗现实。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6/fontbr />　　古代话本小说中有不少巧合，是表现“因果报应”的。比如话本小说《吕大郎还金元骨肉》(《警世通言》)的“入话”，写吝啬的金冷水(金剥皮)把砒霜放在肉馅里，做成四个饼子，送给和尚，想把和尚毒死。可是，和尚即时没吃，他装进衣袖带回庵了。正巧金家的两个儿子去玩耍，他就将饼子给金家的两个儿子吃了。金剥皮想毒死和尚，结果反而毒死了自己的两个儿子。金的老婆一看儿子被毒死，也悬梁自尽了。接着金剥皮自己也死了。这个故事就是巧妙地运用“因”与“果”地巧合，深刻表现了“恶有恶报”的主题思想。
　　这篇小说的正文也同样运用了巧合。正文说吕玉生一子，名喜儿，刚六岁，跑丢了。吕玉每年正、二月出门，八、九月回家，一方面收新货，另一方面打听儿子的消息。有次走到陈留地方，去厕所解手，拾得银子二百两，想交还失主而又一时找不到失主。他又走了三五百里到南宿州地方，正好遇见失主陈朝奉。吕玉把银子如数还他。谁知凑巧得很，吕玉丢失的儿子恰好就在陈朝奉家。吕玉还他银子，陈朝奉还他儿子，两人还作了亲家。吕玉回家行到半路，见一人落水，就拿出二十两银子让人搭救，救出来的又恰好是他三弟吕珍。小说所表现的这种接二连三的巧合，正好凸现了小说的“善有善报”的主题思想。
　　类似的例子，象《郭挺之榜前认子》(《石点头》)写郭乔仗义救济米天禄父女，不求后报。后来郭往山中游玩，到一家避雨，这一家正好是米家，于是同米女成亲。再后来，郭中进士，他儿子(米女之子)正好又是同榜。《钝秀才一朝交泰》(《警世通言》)，写王涯丞相阔绰时大手大脚，洗锅水里面有许多米粒。一个僧人每天捞出来晒干，两年之内，共积得六大缸有余。后来王涯穷困了，流落到寺里，正好吃了这种晒干的米。《说唐》中写秦琼鞭打杨广救李渊之后，李渊在长安城外六十里之地给他修了个“报恩祠”。后来秦琼去长安，恰好就住到这个寺里，见到这个祠，并且见到给自己画的像。这也都是“因”与“果”之间的巧合。
　　这些巧合故事，虽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作者的思想局限，但在当时公道不彰、法制松弛、缺乏公共管理、没有人权的封建社会里，是很符合老百姓的正义要求和主观愿望的。人们面对恶霸和强权，面对不可预知的福祸，通常是既愤怒又无奈，只能寄希望于这种超自然的力量，即上天的垂顾或命运的转机来改变。即使是今天，人们对这类“善恶有报”的故事仍旧喜闻乐见。
　　更多的巧合表现在构成故事情节的曲折、复杂和紧张上像《顾阿秀喜舍檀那物 崔俊臣巧会芙蓉屏》(《初刻拍案惊奇》)，写崔俊臣带妻子王氏赴永嘉县上任，行船途中被船家行劫，王氏流落到尼庵院，崔俊臣流落到御史大夫高公府中。船家打劫的崔的财物中有一幅芙蓉屏，屏上的芙蓉是崔画的。船家把这幅屏给了尼庵院，王氏睹物思人，在屏上题了一首词。这幅屏又辗转到了高公手里，崔俊臣见了屏和妻子题词伤心流泪。高公非常同情，经过高公托人追查，查处盗物的船家，并且协助崔、王破镜重圆。这篇小说为“巧会芙蓉屏”，崔俊臣夫妇由芙蓉屏离而复合确实是“巧会”，巧合。不仅结局很“巧”中间还有一连串的“巧”，象崔俊臣为什么恰好遇到个乐于成人之美的高公?芙蓉屏为什么恰好传到尼庵院?又为什么恰好传到高公手里?这里面都有个“巧”字。正是这一连串的“巧”，既表现了崔、王二人对爱情的坚贞不渝，且使得故事情节曲曲折折。引人入胜，正应了那句充满哲理的古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又如《三国演义》第六十四回中的一段描写：
　　却说玄德见红日平西，教后军先退。军士回身，城上一片声喊起，南门内军马突出。张任径来军中捉玄德。玄德军中大乱。黄忠、魏延又被吴兰、雷铜敌住。两下不能相顾。玄德敌不住张任，拨马往山僻小路而走。张任从背后追来，看看赶上。玄德独自一人一马，张任引数骑赶来。玄德正望前尽力加鞭而行，忽山路一军冲来。玄德马上叫苦日：“前有伏兵，后有追兵，天亡我也!”只见来军当头一员大将，乃是张飞。
　　这个情节描写得相当紧张、惊险。刘备征西川打了个败仗。正在危急的时刻。却碰上张飞到来，得以“绝处逢生”。尽管诸葛亮派张飞率一支部队入川的事，前面点明了，但张飞恰好在刘备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赶到，这却是巧合。在《三国演义》中，这样的巧合甚多，作者经常是在巧合之前先埋伏个“惊人之笔”，使得气氛十分惊险紧张，也让读者欲罢不能。
　　凡此种种巧合故事，虽属虚构，却决不是作者的闭门造车，因为现实的社会人生中的确充满了各种变数，诸多离奇和不可思议的事情都是有可能发生的。有些巧合甚至改变了事情发展的方向，改变了个人团体乃至民族国家的命运。古今中外，比比皆是。连有名的拿破仑“滑铁卢之战”，要不是种种巧合导致他的失败，恐怕世界历史都要改写。
　　在古代话本小说中，误会与巧合，在许多作品中是分别出现的，但也有不少作品是同时出现的，是把两者交织在一起的。象上面那段描写，张飞及时赶到，救了刘备，这是巧合。可是刘备却发生误会，以为张飞带来的这支部队是敌军，所以在马上叫苦说：“前有伏兵，后有追兵，天亡我也!”这又是误会。这种先误会、后巧合的写法，在描写青年男女爱情的小说中，特别是在一些描写女扮男、男扮女的爱情小说中，运用的非常普遍。象《刘小官雌雄兄弟》(《醒世恒言》)、《钱秀才错占凤凰俦》(《醒世恒言》)、《乔太守乱点鸳鸯谱》(《醒世恒言》)、《裴晋公义还原配》(《古今小说》)、《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古今小说》)、《陈御事巧勘金钗钿》(《警世通言》)、《同窗友认假作真女秀才移花接木》(《二刻拍案惊奇》)等等。都是如此。
　　
　　正确地运用误会与巧合，不仅对塑造人物、推进故情节大有裨益，而且可以产生一个十分明显的艺术效果，即“出人意料”。众所周知，现实生活中，“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小说是反映生活的，当然不能一切都“在人意中”，必须要有“出人意料”的东西，才能扣人心弦、动人心魄。而误会与巧合，正是充分利用社会和生活中屡见不鲜的偶然性，使情节发展出出人意料的结局的最好手法。例如《李公子救蛇获称心》(《古今小说》)写李元救了龙王之子，龙王爷要报答他，问他需要什么，他回答说：“安敢过望，平生但得称心足矣，”他所说的“称心”本来是指望能一举登科的意思，谁知龙王马上把女儿叫出来，要许配给他为妻，原来龙王的女儿的名字就叫“称心”。又如《秋胡变文》(《敦煌变文集》)写秋胡离家多年以后，返回故里，调戏一女，而此女恰恰是自己的妻子。这都是出人意料之外的。至于前面列举的许多事例，象董昌被方六一陷害，反而要方六一救他：关羽到了古城，满心指望与兄弟欢聚，谁知反而挨了张飞的当头一“矛”；金剥皮要毒死和尚，谁知反而毒死自己的儿子：崔俊臣与王氏分离后。以为今生不得相见了，谁知却因芙蓉屏而破镜重圆。如此等等，也都是出人意料的。因为出人意料，所以格外富有艺术魅力，能够象磁石般地吸引着读者。
　　这些运用误会和巧合而被读者津津乐道的事例很多。它们之所以被读者接受，无一例外都是把偶然性建立在必然性的基础之上，把偶然性当作必然性的体现，作为两个必然性的交叉点。象《错斩崔宁》中刘贵讲的一句戏言，说他从丈人家带回的十五贯钱是卖陈二姐的身价，这看起来很偶然，其实有其必然性的。在封建社会中，妾是没有法律保障的，是可以自由买卖的，所以，刘贵虽然是一句戏言，陈二姐却把它当真。封建社会里的官吏又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对老百姓视如草芥，本就无心主持公道，更懒得追寻真相，因而只凭着十五贯钱的把柄，凭着屈打成招的口供，就能造成了崔、陈冤死的悲剧。这些误会巧合，极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社会的本质。所以作者直接指出：“这段冤枉，细细可以推祥出来，谁想问官糊涂，只图了事，不想捶楚之下，何求不得!”这段话，如今听来，依然振聋发聩。今天发生的一些冤假错案。虽貌似误会巧合，不同样也有徇私枉法、刑讯逼供之下的必然性吗?同样，李逵砍倒杏黄旗，要去杀宋江，也有其必然性。是他的忠于梁山造反事业而又莽撞冲动的性格使然。因此，这些巧合、误会都使人觉得真实可信因而喜闻乐见乃至广为流传。
　　确实，古代话本小说中也有一些误会和巧合是人为的，牵强附会甚至是庸俗无聊、虚妄怪诞的。比如《乌将军一饭必酬 陈大郎三人重会》(《初刻拍案惊奇》)写陈大郎因为看到乌将军留的长胡子遮住嘴巴，就想看看他如何吃饭，于是故意请乌将军喝酒。乌将军发生误会，以为陈大郎是敬重他。后来陈大郎的妻子和陈本人恰好被乌将军的部下喽罗掳去，却因这“一饭”而不仅没有遭殃，反而得到了乌将军的重报。这种写法庸俗无聊只能逗人一笑而已。《陶家翁大雨留宾蒋震卿片言得归》(《初刻拍案惊奇》)写蒋震卿出外游玩，忽然天下大雨，他走到一个门坊，便用手去推门，别人劝阻，他大声道：“何妨得!此乃是我丈人家里。”就因这样一句戏言，后来他和陶家女儿由“错认”而误会而巧合，陶翁果然成了他的丈人。对于这种误会、巧合，怎样解释呢?只好归之于鬼神、命运。《梁武帝累修归极乐》(《古今小说》)就是这样。它写梁武帝同人下棋，内侍来禀：“榼头师已在午门外听旨。”梁武帝说：“杀了他罢。”内侍就把植头和尚杀了。其实，粱说的“杀了他罢”，指的是棋子，内侍误会成杀和尚。对于这个误会，作者归到宿命论的因果报应上，说是因为榼头和尚“前劫做小沙弥时，将锄去草，误伤一曲蟮之命。帝那时正做曲蟮，今生合偿他命，乃理之当然也。”这些，显然是在作者迷信有鬼或是轮回报应的思想基础上设想出来的，是反科学的迷信之言，是毫无必然性的，是小说中的封建意识应加以认识和鉴别。
　　我们知道，最初的话本小说是民间艺人说话的文字底本，听众大多是市井小民，说话场所则是“瓦肆勾栏”或是村镇集市，长期以来作为通俗文学生存并流传于民间。因此，古代话本小说作为封建时代的产物，毫无疑问会带上那个时代的思想烙印、认识水平、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何况，在科技发展水平底下、文明教育程度不高的古代社会，人们对许多偶然性事件感到困惑迷惘无法解释，于是倾向相信各种唯心主义的理论学说，并以此作为社会伦理，这是时代的局限和人类认识的局限。即便是如今，人类已能上天入地，但对许多领域许多现象尚无法解释，况且还不断出现新的疑惑。因此，我们今天重读和评价它们，既不可仰望也不要俯视，要尊重历史还原历史，把它放在中国文化的长河中去认识理解它，给与它应有的地位。毫无疑问，古代话本小说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人生，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古代人民尤其是底层人民的愿望和心声，获得了他们的认同和喜爱，并对以后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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