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乾隆的两道训谕看雍和宫的历史地位

[摘要]在雍和宫改庙50周年之际，乾隆五十九年(1794)十月初四日，乾隆皇帝亲至雍和宫拈香瞻礼，触景生情，当日即特颁训谕，着重强调雍和宫作为供奉三宝的场所永不更改。同年十月二十二日，乾隆皇帝阅读到《清世宗实录》中雍正皇帝关于雍和宫方面的谕旨，深有感触，遂当即再颁训谕，再次申明雍和宫必将作为佛寺而不能更改的积极意义，并敕谕子孙后代永远钦承。乾隆皇帝的训谕不仅体现了雍和宫的重要历史地位，而且彰显了雍和宫超越宗教意义的更深更广的内涵。雍和宫即可成为宣化清政府巩固专制统治的教育基地，又可成为内地蒙藏佛教的学经中心；既可作为政治纽带，加强清中央政府与蒙藏地方的政治联系，又可作为文化纽带，加强汉、蒙、藏、满等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

[关键词]雍和宫；历史地位；乾隆；训谕雍和宫是北京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也是清代由理藩院直属的重要的皇家寺院之一。该寺在内地蒙藏佛教发展史上具有很高的历史地位和现实影响，历史上以规模宏大、学经组织完备、驻锡高僧众多、实施“金瓶掣签”制度并设有“金本巴瓶”而闻名，是内地蒙藏佛教的宗教中心和管理中心。雍和宫是目前北京保存最为完整、佛事活动完备、宗教文化独特、有僧人驻锡的蒙藏佛教宗教活动场所，尤其在当今蒙古佛教诸寺中具有核心地位和重要影响。

雍和宫的旧址原是明代内宫监的官房，清定都北京后将其改为内务府官房。康熙三十三年(1694)皇四子胤稹在此修建府邸，因当时胤稹为贝勒，故称“稹贝勒府”或“四爷府”。康熙四十八年(1709)，胤稹被封为“和硕雍亲王”，稹贝勒府成为“雍亲王府”。康熙五十年(17l1)弘历即后来的乾隆皇帝便出生于此，并在此度过了童年时光。胤稹后来继康熙之后登基，即雍正皇帝。雍正二年(1724)雍亲王府改为行宫，称“雍和宫”。乾隆皇帝继位后，为给其父雍正皇帝祈求冥福，于乾隆九年(1744)命三世章嘉若必多吉将雍和宫改建为藏传佛教寺院。

正是由于雍和宫的特殊历史身份和地位，它一改建成佛教寺院即受到了清政府的高度重视，无论是在行政管理还是宗教事务的管理方面，都体现出了不同于内地一般蒙藏佛教寺院的优越地位。

在行政管理上，雍和宫直属清廷管辖，由皇帝选派宗室王公担任“领雍和宫事务大臣”管理雍和宫事务，具体事务则由理藩院兼管及办理。如遇领雍和宫事务大臣缺出，则由理藩院尚书、左右侍郎联衔开从乾隆的两道训谕看雍和宫的历史地位·97·4、乾隆提出，因雍和宫已成为皇室供奉三宝的家庙，可将紫禁城内皇家祀神的场所宁寿宫用作他称太上皇后颐养天年之地，并设想大清江山若亿万年永固，其继位子孙若也能享国日久、寿至百年，则仍作太上皇居此，“祥衍无疆”、“尽美尽善”。

5、乾隆着重强调，雍和宫作为供奉三宝的场所永不更改。因此，特颁训谕，并令缮录两道，一交尚书房，一交内阁存记，告诫子孙“知所宪章”，“用垂法守”。

在颁此训谕的同年十月二十二日，乾隆皇帝阅读到《清世宗实录》中雍正皇帝关于雍和宫方面的谕旨，深有感触，遂当即再颁训谕：前因雍和宫为皇考世宗宪皇帝潜邸，乾隆初年鄂尔泰曾请赏给和亲王居住，殊属非是，朕未之允，业经降旨交尚书房、内阁存记。本日恭阅世宗宪皇帝实录，雍正二年，礼部奏：请将皇考潜邸升为宫殿，交工部会同内务府敬谨营造，翰林院撰拟嘉名，当蒙降旨允从。敬维皇考之意，亦以潜邸旧地，应升为宫殿，俾为万世景仰，以肃观瞻。朕前降之旨，适与圣意相合。夫以发祥肇迹之区，自应洁蠲祗肃，况已升为宫殿，若复令分藩列邸者居此，降为王府，有是理乎?鄂尔泰在雍正年间即为大学士、军机大臣，迨恭纂实录时，伊复充总裁官。皇考谕旨，鄂尔泰宁末之知，乃复为此奏，其意不在见好于和亲王，乃在得时誉耳。大臣居心，岂宜若是?现在鄂尔泰子孙式微，不能克家，未必不由于此。是雍和宫必当改为佛宇，断不可作为王府。将来我子孙内有由藩邸绍承大统者，并应永远钦承，用昭法守。此旨亦着缮录二道，分交尚书房、内阁同前旨一并存记。①乾隆在此款训谕中首先强调前款训谕的重要性，并再次指出鄂尔泰奏请将雍和宫赐给和亲王之举是十分错误的行为。提及因恭阅《世宗实录》发现，早在雍正二年(1724)礼部即奏请“将皇考潜邸升为宫殿”，交工部会同内务府营造，翰林院撰拟了“雍和宫”之名，雍正皇帝降旨允从。乾隆认为自己前款训谕的旨意恰与其父皇“以潜邸旧地，应升为宫殿，俾为万世景仰，以肃观瞻”的圣意相合。乾隆再次重申，父皇发祥腾达之地，理应清净庄严，且已升为宫殿，若令藩王列邸居住，降为王府，没有这样的道理。

乾隆批评鄂尔泰在雍正年间即为大学士、军机大臣，恭纂实录时又充任总裁官，对于雍正将潜邸升为宫殿的谕旨不能不知，但仍做出赐予和亲王的奏请，其意不在见好于和亲王，而是居心不良。指出鄂尔泰现在子孙式微、家业凋零未必不是其居心不良的报应。

乾隆皇帝最后强调，“雍和宫必当改为佛字，断不可作为王府!”子孙后代应“永远钦承，用昭法守”。

此道谕旨亦着缮录二道，分交尚书房、内阁同前旨一并存记。

乾隆在半月余时间内，前后两次就如何对待雍和宫颁发两道训谕，充分说明乾隆皇帝对雍和宫使用的高度重视。两道训谕前后贯通、上下呼应，清晰地揭示出乾隆皇帝对雍和宫的态度。乾隆强调雍和宫作为雍正潜邸的神圣和不可亵渎性；指出雍和宫不能下赐藩王列邸、不能降为王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申明雍和宫必将作为佛寺而不能更改的积极意义，并敕谕子孙后代永远钦承。

乾隆皇帝的训谕对保护雍和宫起到了积极作用，此后清政府内再未有改变雍和宫用途的提议，使雍和宫作为蒙藏佛教寺院得以完好保存至今。

乾隆皇帝的训谕对以后清代诸帝重视雍和宫起到了警示和示范作用，以后历代皇帝，都于每年的正月初三日乾隆皇帝的忌辰和八月十三日乾隆皇帝的诞辰前来雍和宫拈香礼佛，更加凸显了雍和宫作为皇家寺院的历史作用。

不仅如此，乾隆皇帝的训谕还体现出了雍和宫的重要历史地位。从训谕中可以看出，雍和宫作为清代皇家寺院担负着满足皇室宗教生活需要和庄严雍正皇帝旧邸的重任。但更重要的是，通过乾隆的训谕可以窥见雍和宫超越宗教意义的更深更广的内涵。

①<国朝宫史续编>卷4，训谕四，第37页。·96·中国藏学2012年第l期(总第100期)法守。①乾隆皇帝的训谕强调了以下几层含义。

1、乾隆首先强调雍和宫作为其父皇雍正皇帝的潜邸，是神爽凭依之地，理应清净纯洁，故改庙供佛以使之庄严。自己每年亲自至此拈香瞻礼，以此抒发对父皇的怀念崇敬之情，但更重要的是藉此昭示天下其尊祖崇佛之用意。

乾隆的这一用意在另一道关于敬奉列祖列宗神御的训谕中亦得到充分体现。乾隆六十年(1795)十月二十一日，乾隆皇帝向皇太子、皇子、军机大臣等面颁训谕，在强调遵循列祖列宗合祭祖制的同时，亦明确指出：“朕御极以来，因雍和宫为皇考肇封潜邸，礼应祗肃洁蠲，不可赐为第宅。爰即旧时宫殿，供佛庄严，每岁亲诣拈香，以伸瞻慕。”②2、乾隆特意指出早年鄂尔泰曾奏请将雍和宫赐予和亲王而自己未予允许之事，并对和亲王及其子孙家业的衰微进行批评。庆幸自己未允鄂尔泰所请而使雍和宫得以保全，并呈现出梵天圣境、美轮美奂的庄严绚丽景状，能够为万世所瞻仰。

鄂尔泰(1677—1745)是雍正、乾隆两朝的重臣，为雍正的心腹爱将。初任内务府员外郎，雍正三年(1725)迁广西巡抚，次年调任云贵总督，兼辖广西，后任军机大臣。雍正帝驾崩，鄂尔泰受遗命与张廷玉等共同辅政，出任总理事务大臣。乾隆初年任会试大总裁、军机大臣、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经筵讲官等职，加衔太傅，赐号襄勤伯。乾隆十年(1745)病逝，享年66岁。乾隆曾亲临丧所致祭，谥文端，配享太庙，入祀京师贤良祠。对于地位如此显赫、握有重权的父皇宠臣遗老，乾隆皇帝不允所请，坚持将雍和宫作为蒙藏佛教寺庙使用，是有其独特用意的。

和亲王即爱新觉罗·弘昼(1712—1765)，雍正帝第五子，乾隆之弟。雍正十一年(1733)封和亲王，历史上以喜好办丧事、吃祭品等荒唐事而闻名，但亦有史学家指其不愿卷入皇位之争而为“荒唐”之事。

乾隆三十年(1765)薨，谥恭，是为和恭亲王。乾隆认为，和亲王是自己的弟弟，继承父皇的宫室虽无不可，但雍和宫终究是父皇腾达之迹，而赐以藩王列邸，有亵渎父皇之意，藩王列邸亦无福享受。更何况和亲王分府之后曾遭“回禄”③之灾，假使当年应允鄂尔泰所请而使父皇圣迹遭难，则成何体统。即使因父皇之福有百神呵护而不致于遭灾，但和亲王及其子孙治家无方，虽受格外加恩，却不能将自家府邸修饰整齐，怎能管好用好父皇潜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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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乾隆强调雍和宫不能作为神御殿使用而作为庙宇使用的积极意义，不仅在于敬奉三宝的庄严清净，也有利于遵循和严肃祖先合祭的祖制，以利真正做到垂思祖先的功德。

雍正十三年(1735)雍和宫因停放雍正皇帝灵柩而将宫内永佑殿、法轮殿等主要建筑易为黄瓦，在永佑殿内安供雍正皇帝的御容，成为“神御殿”，但乾隆改庙后不再作为神御殿使用。乾隆在此申明，之所以未在雍和宫内敬安神御，是因其父皇神御已升衬太庙，与列祖列宗合祭，按照古制，不再另行安供。更何况宫中有祭祀祖先的家庙奉先殿，景山有供奉历代(自康熙开始)皇帝神御的寿皇殿，圆明园有安供历代(自康熙开始)皇帝遗像的安佑宫，岁时瞻拜，足以尽孝追缅。故雍和宫用作供奉三宝，不复敬安神御，确实是十分恰当的。

而在乾隆六十年(1795)关于敬奉列祖列宗神御的训谕中，乾隆皇帝也再次强调了不能在雍和宫敬奉神御而废止祖先合祭定制的重要性。乾隆指出：“敬将皇考神御一体崇奉，所谓有举莫废。朕不敢奉皇考神御于雍和宫，意在此也。”同时强调：“若继体之君，皆欲特为所生崇祀，以展孝思，于父皇平日居处燕息之地，奉安御容，非特于礼制未符，而宫廷之内，供奉亦无余地。且增设处所过多，岂能一一躬亲行体，势必别遣恭代，转非精袒专壹之义。”④如此不仅有违祖制，亦不利于祭祖的精专严谨，反衬出雍和宫用作庙宇的多重积极意义。

①(清)庆桂等编纂：《国朝宫史续编>【Z]卷4，训谕四，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36—37页。

②<国朝宫史续编>卷5，训谕五，第38页。

③所谓“回禄”，相传为火神之名，引申指火灾。

④<国朝宫史续编>卷5，训谕五，第38页。列清单，请旨简派。在领雍和宫事务大臣之下设“总理雍和宫东书院后佛楼事务大臣”，简称“总理雍和宫大臣”，人数不定，一般从王公或一二品文武官员中选派。再于雍和宫内设文案房、经坛房和造办房，分别负责管理文书往来、僧人念经和佛像造办之事。

在宗教事务管理上，乾隆年间在京城设置职任喇嘛时规定，北京额设掌印扎萨克达喇嘛1缺、副扎萨克达喇嘛1缺、扎萨克喇嘛4缺，其中扎萨克喇嘛l缺为雍和宫专缺，在理藩院下设的喇嘛印务处领导下具体负责雍和宫宗教事务。①后来在雍和宫扎萨克喇嘛之上又设立了“管理雍和宫总堪布喇嘛”之职，简称“雍和宫总堪布”，在驻京喇嘛中地位很高，一般由驻京呼图克图担任。

作为皇家寺院，雍和宫担负着为皇家诵经及举办佛事活动的任务，因此，清政府在皇宫内设立了“中正殿雍和宫喇嘛念经处”，简称“中正殿喇嘛念经处”，具体安排雍和宫为皇室举办佛事活动之事。

乾隆五十七年(1792)，清政府确立对蒙藏佛教大活佛转世采取“金瓶掣签”制度，“于雍和宫内，亦设一金钵巴瓶。如蒙古地方出呼毕勒罕，即报明理藩院，将年月日姓名缮写签上，一体掣签。其从前王公子弟内私自作为呼毕勒罕陋习，永行禁止”②。乾隆皇帝特御制《喇嘛说》，揭碑立石于雍和宫，称此举是“安藏辑藩，定国家清平之基于永久”的大政方针，并申明“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③。自此开始，自藏以东的大活佛转世均在雍和宫以“金瓶掣签”的方式决定，奠定了雍和宫在内地藏传佛教管理中的核心地位。

雍和宫改庙之后，乾隆皇帝经常前来听法礼佛，并在雍和宫内建立了大和斋行宫(位于今雍和宫东书院)，以供其临幸降香时休息和更衣之用。但乾隆皇帝对雍和宫的高度重视却是超越宗教意义的。

据《国朝宫史续编》记载，在雍和宫改庙50周年之际，乾隆五十九年(1794)十月初四日，乾隆皇帝亲至雍和宫拈香瞻礼，触景生情，当日即特颁训谕：雍和宫为皇考世宗宪皇帝肇封潜邸，皇考践祚④后，命日雍和宫。迨朕绍承大统，以神爽凭依之地，理应祗肃洁蠲，爰即旧时宫殿，供佛庄严，每岁朕亲诣拈香瞻礼，藉抒永慕之忱，用昭崇奉之义。因忆乾隆初年，鄂尔泰曾提奏，其意欲将雍和宫赏给和亲王居住，朕未之允也。和亲王乃朕之弟，俾居此处，虽无不可，但究系皇考肇迹之区，若令列邸分藩者居此发祥之地，不特邻于亵越，并恐无福祗承。况和亲王分府之后，曾遭回禄，使当日遂允鄂尔泰所请，则此潜邸旧地，或值不戒于火，更成何事体。即或斯地曾为皇考临御，百神呵护，不致有意外之灾，但自和亲王而后，袭爵业经四次，本应递减，今当袭贝子。朕格外加恩，两次袭封亲王、郡王，今绵循仍恩袭郡王，而所居王府已不能修葺整齐，星饰榱题，渐就剥落。设以雍和宫为和亲王藩府，岂能如今日之绀宇梵宫、轮奂长新，为万世所瞻仰乎?然兹雍和宫内，朕未经敬安神御者，盖因皇考升柑太庙，蒸尝稀夹，，lj伞重昭虔，揆诸古制，原无别安神御之礼。况宫中有奉先殿，景山有寿皇殿，圆明园有安佑宫，岁时瞻拜，已足伸忾闻馒见之思。故雍和宫供奉三宝，不复敬安神御，参稽礼意，实为至当。更思宁寿宫乃朕称太上皇后颐养之所，地在禁垣之左，日后必不应照雍和宫之改为佛宇。其后之净室佛楼，今即有之，亦不必废也。其宫殿永当依今之制，不必更改。

若我大清亿万斯年，我子孙仰膺昊眷，亦能如朕之享国日久，寿届期颐，则宁寿宫仍作太上皇之居，祥衍无疆、更属尽美尽善、吉祥盛事。本日朕因亲诣雍和宫拈香，景仰前徽，思垂奕禊，用是特颁训谕。着缮录两道，一交尚书房，一交内阁存记。俾我子孙知所宪章，勿得轻为改作，用垂①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编：《西藏学汉文文献汇刻》[z](第3辑)，《钦定理藩部则例》【Z]卷56，喇嘛事例一，京城及各处职任喇嘛定额，北京：全国图书馆缩微文献复制中心，1992年，第454页。

②<清高宗实录》[Z】，卷1427。

③雍和宫乾隆御制《喇嘛说》碑，此碑现存北京雍和宫内。

④原文作“践阼”，应为“践祚”。“祚”意为君主的位置，“践祚”即指登基称帝。·98·中国藏学2012年第1期(总第100期)1、通过朝拜和瞻礼，柔服和威慑蒙古诸部及藏族地区的政教首领，使雍和宫成为清政府巩固专制统治的教育基地。

清军入关之后，清政府极力借助朝觐清帝、祭拜皇陵等方式使边疆地区政教首领表示归顺、臣服清朝，同时通过瞻礼威严之地、威武之区的方式而使之受到威慑。例如乾隆四十八年(1783)秋，乾隆皇帝前往盛京(今沈阳)瞻谒福陵、昭陵，因附近有实胜寺，蒙古诸王公等路过陵寝者均来礼佛并朝拜陵寝。

礼佛、敬拜陵寝紧密联系在一起，使乾隆感触颇多，为便于路过皇陵的蒙古王公瞻拜陵寝，命仿盛京实胜寺之例，在关内的东陵和西陵的陵区边界外各建一座规模宏大、制度崇宏的喇嘛庙。乾隆四十九年(1784)敕令重修东陵附近隆福寺。后又命依照东陵隆福寺之例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建造西陵永福寺。此举不仅可以“阐黄教，绥远人”，又可瞻拜清帝之威仪，感受其文治武功和强大国力。

乾隆皇帝在训谕中反复强调雍和宫为其父皇发祥之地，不得亵越，理应清净庄严，为万世所瞻仰。

清代诸帝每年都到雍和宫拈香礼佛，陪同和接驾者有众多藏族地区的政教首领和蒙古诸部王公，既为礼佛，又是瞻拜雍正旧地，切实起到了敬佛法祖的双重作用。乾隆皇帝在训谕中强调“每岁朕亲诣拈香瞻礼，藉抒永慕之忱，用昭崇奉之义”，为此作了很好的注解。同时，蒙藏地区的达官贵人和信教群众也经常前来雍和宫朝佛听经，对于实现柔服和威慑效应均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2、为蒙古地区培养佛教专门人才，既有利于引导蒙古诸部倾心内向，防范边地隐患，又奠定了雍和宫作为内地蒙藏佛教学经中心的历史地位。

历史上，由于清帝对蒙古诸部与藏区的过密联系心存顾虑，对于蒙古诸部奏请赴藏延请高僧弘法传教事宜，往往敕令驻京呼图克图前往。为满足蒙古诸部宗教信仰的需要，阻止蒙古诸部与藏区的过密交往，使蒙古诸部情系北京、倾心内向，根据乾隆皇帝的旨意，雍和宫改庙后创立了显宗、密宗、综合(杂明扎仓)、医明僧院等“四大经学院”，为蒙古地区培养佛学专门人才。学僧定额80名，其中内蒙古60名，即哲里木盟、卓索图盟、昭乌达盟、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6盟每盟10人；外蒙古20名，其中车臣汗部、土谢图汗部、扎萨克图汗部和赛因诺颜部4部每部5名。①教师则由蒙藏高僧充任。此举使雍和宫成为历史上北京乃至于内地蒙藏佛教寺院中学经组织最为完备的寺院，尤其是为蒙古地区培养了大批佛教人才，成为内地重要的佛学学府和培养蒙古佛教人才的中心。同时，此举客观上阻止了蒙古喇嘛到藏地学经及藏地僧人到蒙古传教的情况，使蒙古诸部敬佛学经的视野定格于北京的雍和宫。乾隆皇帝在训谕中反复强调雍和宫供奉三宝“实为至当”、“雍和宫必当改为佛宇”的旨意，并与“大清亿万斯年”联系在一起，隐含着乾隆皇帝欲借以消弭边地隐忧的政治目的，正如他自己所推崇的“建筑一座庙，胜养十万兵”那样，修庙起到了比养兵更具有积极意义的效果。

3、保持雍和宫蒙藏佛教寺庙地位，既可作为政治纽带，加强清中央政府与蒙藏地方的政治联系，又可作为文化纽带，加强汉、蒙、藏、满等备民族间的文化交流。

乾隆皇帝的深远用意，绝不仅限于使雍和宫作为柔服远人的教育基地和阻弭边患的佛学中心。乾隆在训谕中反复批评鄂尔泰奏请改变雍和宫用途的错误做法，与其说是批评鄂尔泰身为国家重臣却用心不良，更不如说在批评他身为国家重臣却没有政治远见。“设以雍和宫为和亲王藩府，岂能如今日之绀宇梵宫、轮奂长新”，表现出乾隆皇帝的得意和自豪，也反映出乾隆皇帝的深谋与远虑。乾隆坚持将雍和宫作为佛教寺庙永不变更，使雍和宫切实发挥了在清中央政府与蒙藏地方之间体现主权关系的政治纽带作用。同时，雍和宫在客观上吸引了大量蒙藏地区的达官贵人和信教群众前来朝拜，切实密切了边疆地区与北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维护了国家统一，增进了民族团结，促进和巩固了中华民族的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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