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臣枣”和“食巨枣”的辨析

摘要：本文通过褚少孙、班固对司马迁《封禅书》“实录”式的征引，更加之以“长陵神君”故事的佐证，确定《封禅书》“食巨枣”当是“食臣枣”的讹误。
关键词：食臣枣  食巨枣 “实录”式  长陵神君
       《史记•封禅书》记方术之士李少君对汉武帝言：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安其生食巨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唐司马贞《索隐》于此作注：“包恺：‘巨，或作臣。”
       《史记•孝武本纪》亦载李少君对汉武帝言：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食臣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
       上所摘抄的两段文字，似乎“一模一样”，究其原因有二：（一）唐司马贞《索隐》云：“褚先生补《史记》，合集武帝事以编年，今止取《封禅书》补之，信其才之薄也。”事实上《封禅书》有通史性质，而褚先生实抄《封禅书》有关武帝的部分以补《孝武本纪》。比较两篇，可看出除个别词有异写外，大概就是《孝武本纪》“上亲礼祠上帝”后比《封禅书》多了“衣上黄焉”和篇末“太史公曰”段尾多了一语气词“焉”为最大的差异了。这说明褚少孙是以决不妄改司马迁一字地“实录精神”补作《孝武本纪》的。（二）这两段文字同是记录李少君以方术说武帝之辞，本应别无二致！综合以上两点，我们可明确得出结论：《孝武本纪》“食臣枣”与《封禅书》“食巨枣”应是形近而误，必当二者居一！
       梁玉绳《史记志疑》云：既言巨，则不得复言大，必是误文。《汉志》作“食臣枣”， 《索隐》亦引包恺云“巨，或作‘臣’。”考《田儋传论》“安其生与蒯通相善，尝以策干项羽”，则辨士之流，即其时见存，亦不过八九十岁人。安得以为古之真仙哉！言食安期大枣，犹言与九十余老大人之大父游射也。《韩子•外储左篇》云：“郑人有相与争年者，其一人曰我与黄帝兄同年”，少君其类是欤？
日本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引《史记志疑》这段话亦持同样观点：又，司马贞《索隐》：“服虔曰：‘古之真人。’案：‘《列仙传》云安期生，卖药东海边。时皆言千岁也。’”……《列仙传》云“时人皆言千岁也”，或像李少君言“与其大父游射处”、“此器齐桓公十年陈于柏寝”，巧言伪词让人误“以少君为神，数百岁人也”。或是后人以讹传讹，神之以“千岁”也。
诚如清人梁玉绳、日人泷川资言所言，安期生不过“一辨士”耳，其人其事颇类“长陵神君”。《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所记相同，现录《史记》文如下，后证以《汉书》。
       神君者，长陵女子，以子（《汉书》作“乳”）死，见神于先后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汉书》有“亦”字）往祠，其后子孙以尊显。及今上（《汉书》作“上”）即位，则厚礼置祠之内中。闻其言，不见其人云。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6/fontbr />      长陵女子，凡人也，因身世曲折，“风云际会”成神人。安期生的成仙经历也应与之相仿。据《史记》、《汉书》、《列仙传》、《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书可见其人约生于秦时，遍干诸侯，好为大言，又于海边卖药，人不知其生死，遂以之为神。想必汉武帝也有所耳闻，李少君为取媚于武帝，便敷衍出一段与安期生相遇的故事。尤可注意的是“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这里的“仙者”并不指安期生，虽然书中提到“安期生仙者”或“时人皆言千岁也”，但汉时距黄帝何只是数千岁？所以李少君也并不以安期生有千岁，或是“能见之以封禅”的仙人，而是“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的仙、人桥梁罢了。《汉书》颜师古注“合”字为：“合谓道相合。”可见李少君言己和已神化的安期生道术相合以取媚于上。为显示和安期生的“亲密”，他大言道：“我和安期生道术相通，见于蓬莱海中，他还给我吃了几颗仙枣，有瓜那么大！”只有这样文意才通顺，合于情理。不然要么像梁玉绳先生所说“既言巨，则不得复言大”。要么我们就会想，安期生“食巨枣”，与卿何干？
又，《汉书》与《史记》相同内容，多为照抄《史记》相关部分，其《郊祀志》就云：
       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安期生食臣（《封禅书》作“巨”）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
两相对照，知此段全抄《封禅书》，所异者除“臣”字外绝不影响文意的异同。这一段和褚少孙录《封禅书》以补的《孝武本纪》均作“臣”，足可证明司马迁《封禅书》原文当为“臣”字！也说明由司马迁完成《史记》“藏之名山，副在京师”，到班固作《郊祀志》、褚少孙补《孝武本纪》时，所见本都作“食臣枣”。清人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说：“少孙补《史》皆取史公所缺，意虽浅近，词无雷同，未有移甲以当乙者也。或晋以后少孙补亦亡，乡里妄人取此以足其数耳。”由此可知：一、褚少孙补《史记》未妄作，就《孝武本纪》而言是忠实摘录《封禅书》，间有小异，多为语气词，绝不会明显抵牾。班固取《史记》，与之持相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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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史记》传抄本在晋以后，因为历时较长，又因其“是非颇寥于圣人”而被压制，抄误之处逐渐多了起来。正因为汉时流传较窄，我们是否可说奉诏撰史的班固看见了“副在京师”的《史记》？这样就更证明作“臣”无疑了。
参考文献：
[1]梁玉绳.史记志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
[2]【日】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
[3]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4]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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