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市场结构与投资效益分析

　摘要：本文以上海IT制造业为对象，选取区分所有制类型的分层数据，就1995年至2003年间上海国有企业改革全面推进时期，描述外资企业对本地企业构成的冲击，通过影响市场竞争格局以及其他隐性的影响渠道，对本土企业的增长和收益带来的综合影响，全面认识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土企业的深层次效应。这些量化描述有助于我们认识外资对行业的整体效率产生的影响，更加完整地考察外国直接投资对本土企业的双重效应。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市场结构；投资效益
　　在国内改革的动力机制建设中，引入外商投资直接或间接推动改革是一个重要措施。通常的形式是成立中外合资企业或者引入战略投资者，有些实现外资的整体收购，以此实现外资参与国有企业资产重组。1995年到2003年间上海全面鼓励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最突出的阶段，外商投资企业设立获得的优惠待遇是全方位的，外资企业无疑具备比本地企业更大的赢利空间，在与本土企业竞争中获得了克服进入“陌生市场”不利因素的有力保障。由于外资效应发生途径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无法具体区分各类效应的实现路径，也很难找到对应各类效应的确切指标，因此，本文选择上海IT产业为分析对象，区别企业的所有制类型，针对外资流入条件下的市场结构变化以及在此环境下的企业效益变化，把外资对本土产业的竞争效应作一个数量上的表述，使我们对外资对东道国的冲击有一个深入的了解。
　　
　　一、外商直接投资与市场竞争结构
　　
　　外商投资企业通过合资与控股参与本土企业运作反映了外商直接投资与当地产业直接的资本纽带效应，而外商直接投资(FDI)间接效应的影响路径则相对不确定。结合产业组织理论的一些结论，本文采用一系列指标对此加以描述，选取IT产业两个行业内包括国有企业平均资产额、国有企业利润率、外商独资企业资产比重和产业集中度在内的指标对该产业的产业组织形态加以分析。通过这四个指标的变化趋势对FDI影响产业组织形态的状态作一个初步的判断。下表数据反映的基本情况是，国有企业平均资产额和国有企业利润在两个行业的变化趋势是相反的，在1995年到2003年间，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国有企业平均资产额逐年上升，而电子计算机行业国有企业平均资产额则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这个相反的趋势同样表现在企业利润率上，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国有企业利润率在1995年到1999年间小幅下降，1999年以后则持续提高。而电子计算机和办公设备制造业的国有企业利润率则是先提高后下降。
　　就外商独资企业的资产比重而言，两个行业的外商独资企业资产比重在1995年时初始水平几乎相同，仅为3％，在此之后均逐年提高，但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外商独资企业资产比重提高的程度大大低于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前者到2003年时外商独资企业资产比重超过全行业的一半，达到55％，而后者在2000年时就已经达到行业一半比重，2003年时已达到83.8％。不仅如此，两个行业集中度指标也呈现相反的发展趋势，反映了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市场集中度逐年下降，代表行业内趋于竞争的市场结构，而后者则是上升趋势，表明行业市场更趋于垄断结构。
　　
　　这三个指标变化趋势基本上可以反映外资流入影响国有企业和行业市场结构的状况。在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随着外商独资企业投资力度的加大，资产份额提高，行业内的市场结构更趋于竞争性，而国有企业的平均资产规模的逐步扩大反映的是国有企业进行内部改革和重组“留下”了相对优质的企业。这个进程同样与不能排除跨国公司积极通过并购、合资以及其他非股权安排模式重构其在发展中国家的产业价值链的态势，国有企业与外商投资企业的生产关联主要是前者成为跨国公司中间产品的供应链的主体。另外，上海本地巨大的市场容量为一些本地企业基于市场细分战略探索“非核心”创新提供了条件，成为中小本地企业发展竞争优势的潜在空间。从这个意义上看，外资的流入通过促进竞争对国有企业发挥了激励作用，使国有企业的“质量”提高，形成“鲶鱼效应”。而在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外商独资企业迅猛扩张的趋势非常突出，并购现象活跃，推动了行业垄断性的市场结构的形成。与此相伴随的是国有企业平均资产的下降，直至这个群体整体退出行业。因此，在这个行业内，外资流入的市场结构效应是外资主导的垄断市场结构，导致对国有企业的“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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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外资企业的效益对照
　　
　　受到数据可得性的约束，本文选择行业中企业人均增加值对企业效益加以描述，IT业作为一个价值链分工高度细化的产业，不同环节之间的增值程度和要素构成的差异非常大，人均增加值指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企业生产中的技术含量以及生产效率，能比较恰当地反映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在价值链中的地位，可以将其作为企业效益的一个佐证。不同所有制企业间效益的高低既反映FDI对行业的贡献，也是外商投资企业与本地企业的竞争以及外资效应技术外溢效应的一个佐证。
　　两个行业中外商投资企业与本土企业间的总体差距与前面的指标形态基本一致，前者在绝对水平上高于后者，国有企业处于最低水平。在电子计算机与办公设备制造业中，国有企业的人均增加值呈现缓慢下降的态势，2002年甚至出现负值，为-10.77千元/人。电子与通讯设备制造业的国有企业人均增加值则呈缓慢增加趋势。但中外合资企业与外商独资企业之间的对照情况在两个行业中表现不同，电子与通讯设备制造业的中外合资企业的人均增加值要高于外商独资企业，而且差距较大，而电子计算机行业的中外合资企业人均增加值波动较大，但总体趋势提高，与外商独资企业人均增加值的降低趋势形成对照。
　　人均增加值水平的背后是企业的生产模式和要素密集度等一系列综合因素。外商独资企业与中外合资企业的人均增加值总体上高于国有和非国有企业，但外商独资企业则低于中外合资企业，而且在电子计算机与办公设备制造业中，外商独资企业呈向下波动的趋势，与这类企业在数量和资本额的迅猛增长趋势完全相反。这个趋势的一个重要背景是该行业跨国公司主导的产业内国际分工格局，但在分工高度细化和模块化生产组织方式的背景下，在我国投资的企业进行的实际生产活动的技术含量往往并不高。上海出口加工区内的人力资源还是以大批低技术工人形成的劳动力优势为特点，近年来新增的项目以低技术含量的出口加工和OEM生产为主。外商独资企业非常低的人均增加值与这类企业处于产业价值链低端的分工地位之间有重要联系。这在外商独资企业比重高的电子计算机产业中尤其明显。而非国有企业人均增加值的低下，与它们自身规模扩大缓慢，资本积累水平不高，技术投入乏力之间有因果关系，不仅如此，它们整体在市场开拓和融资渠道上的弱势地位更加不利于他们人均增加值的提高。
　　
　　三、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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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上海IT产业国际化进程同时也伴随着内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实力的萎缩，这个除了因为部分落后的国有企业的自然淘汰，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管理层的不科学和违反市场规律的一些经济干预方式。在以“抓大放小”为宗旨的国有企业制度变迁中，政府和行业的管理部门将引入外资项目作为国有企业重构的一个重要手段，其目的是通过外资的注入与经营过程的国际化改善原企业的经营效率。但在合资企业的举办中，有两种情况很普遍，一是有关领导为了业绩考核而引入技术含量较低或者只注重短期收益没有长期合作意向的外资项目；二是为了更快为一些亏损的国有企业寻求出路，在国有企业资产评估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贱卖”国有企业，或变相地将这类国有企业中的优质资产剥离与外商组建合资企业，余下的劣质资产和大部分职工则由原先的国有企业承担和消化，迫使国有企业破产，这种情况往往在“嫁接合资”的项目中出现，这样的合作往往无法使国有资产得到增值，对原有的国有资产的效率的影响是不确定的。除了包含国有企业在特定的改革进程下的体制变迁的因素以外，因此，就简单的本土经济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力量对比情况反映的结果是，外资的流入构成对国有经济的“挤出效应”，导致了负面的外部影响。不仅如此，由于体制上民营企业等非国有企业在各方面的劣势，以及外商投资企业享有超国民待遇，造成两类企业不平等的竞争环境，这也是导致本地的非国有企业竞争力提高不明显的重要原因。这个态势的现实背景是外商投资企业与本土企业之间在产业价值链上的分工格局，本地厂商集中于产品价值链上技术含量非常低的组装或外围设备生产等环节，为外商投资企业作生产配套或进行OEM生产，这个分工格局一方面导致本土企业经营模式同质化趋势的加强，低端产品市场过度竞争，企业无法实现稳定的资金积累实现规模扩大，另一方面也影响了本土企业加大技术投入，增强创新的动力，成为企业提高产品增值水平的一个内在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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