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预期问题及其对中国货币政策走向的启示

　　摘要：通胀预期是通货膨胀形成的重要因素，它取决于一国的市场化程度、公众对经济常识的了解程度、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公众对过去和现在的经济状况的评价。预期影响通胀的渠道除了工资谈判外，很大程度还取决于生产者的市场地位以及由此派生的加价程度。我国通胀预期有着自身特点，抓住这些特点有助于把握货币政策短期内和长期走向问题。
　　关键词：通货膨胀；预期；货币政策
　　
　　通货膨胀预期推动通货膨胀的观点已为学术界广泛接受。各国中央银行对通胀预期保持着越来越高的警惕性，而且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完善，通货膨胀预期也将对我国通胀产生实质影响，因此，将通胀预期纳入货币政策制定范畴是央行调控的必然。
　　
　　一、通货膨胀预期含义及其对货币政策的重要意义
　　
　　从经济学意义上讲，“预期”就是对经济变最未来值的预测。这一概念在引入到通货膨胀理论研究中则成为区分传统与当代通货膨胀理论的重要标志，正如货币主义学派代表人物、通货膨胀理论专家赫尔姆特·弗里希在1986年就曾指出：“近十五年发展起来的通货膨胀理论和传统的通货膨胀理论的主要不同点在于是否认识到通货膨胀预期的作用”。本文笔者将“通货膨胀预期”定义为：建立在某种认识基础上的、对未来通货膨胀率水平的一种估计或推断。
　　从预期理论发展来看，预期主要分为“适应性预期”和“理性预期”。适应性预期(Adaptive Expectations)是一种关于预期形成的观点，认为预期是基于过去(历史)的，即仅由过去经验所形成，预期将随时间推移缓慢发生变化。凯恩斯理论和货币主义中的预期为适应性预期。理性预期(RationalExpectations)，又称合理预期，指针对某个经济现象(如市场价格)进行预期的时候，如果人们是理性的，那么他们会最大限度的充分利用所得到的信息来做出行动而不会犯系统性的错误，因此，平均来说。人们的预期应该是准确的。理性预期的思想最初由美国经济学家J.F.穆思在《合理预期和价格变动理论》一文中，针对适应性预期中的非最优特性而提出的，20世纪70年代由芝加哥大学的R.E.卢卡斯和明尼苏达大学的T.J.萨金特和N.华莱士等人做出了进一步发展，经济学称其为“预期革命”，并逐渐形成经济学中一个重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理性预期学派认为，适应性预期具有随机性，没有理性的解释，即属“后向预期”，而理性预期之所以称为“理性的”，则因为它是人们参照过去历史提供的所有知识，对这种知识加以最有效利用，并经过周密的思考之后。才做出的一种预期。
　　笔者认为，除了从预期形成过程区分预期外，还应该从做出预期的主体来加以区分。不同类型的主体会因为具有不同的身份、社会阅历、学识水平以及所掌握的信息丰富程度而对未来的通胀有着不同的估计，即使同一类型的主体之间预期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而且笔者还认为，并非所有类型的预期都对未来实际通货膨胀产生作用，西方经济学中所讲的公众预期应该是各种预期综合较量、博弈的平均表现预期，只有对价格产生直接影响的主体的预期才能对实际通货膨胀率产生影响。基于此，笔者将公众预期按主体具体细分为生产者预期(或经营者预期、厂商预期)和工人预期两大类，而诸如退休职工、未成年人、失业者等群体由于其预期对价格形成不产生直接影响，因此。将此类预期抛开。不纳入本文研究范畴。之所以将预期按主体划分。是因为这两类主体的预期力量在影响实际通胀的渠道中具有重要作用，这一点将在本文第二部分中予以叙述。
　　预期理论对通货膨胀理论以及就业理论产生了革命性影响，这主要体现在货币主义对菲利普斯曲线修正方面和理性预期理论方面。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描述的是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一种替代关系，即若要获得较低的失业率就必须承受较高的通胀压力，而若降低通胀率则要以牺牲就业为代价，这一理论导致政府决策往往处于两难境地。200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埃德蒙·费尔普斯经过深入研究，将预期引入菲利普斯曲线，提出了著名的“预期修正菲利普斯曲线”理论，即通货膨胀率不仅取决于失业率，而且还取决于人们的通货膨胀预期，这样较高的通胀将使人们产生较高的通胀预期，其结果就是在高失业的情况下，同样可以伴随高通胀而并非传统菲利普斯曲线所说的低通胀。这便给政策制定者提供了理论依据，即降低通胀预期将带来低通胀。他强调，在适应性预期的作用下。通胀率与失业率在短期内有交替关系。长期内则不存在这种关系，且短期内并非通货膨胀本身。而是实际通货膨胀与预期通货膨胀之间的差异决定了失业水平，政策制定者通过制定意料之外的通胀率来实现对失业率等实际经济指标的调控，而长期内政策制定者不可能长期“愚弄”人们。所以，长期内实际通货膨胀与预期通货膨胀之间不会出现永久性偏差，因此，长期内菲利普斯曲线是一条垂直于自然失业率上的直线。货币政策长期内对经济增长、失业等调控是无效的，货币政策的长期效果只能对通货膨胀产生作用。而与货币主义不同的是，理性预期学派认为，由于人们是理性的，因此，短期内通胀率和失业率也不存在交替关系。菲利普斯曲线在短期内也是一条垂直线，主动的、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无论在短期内还是在长期内都无效。两学派都对单一规则的政策持支持态度，不同的是货币主义倾向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与经济的长期自然增长率、最终产品的长期稳定价格等相一致，而理性预期学派认为，最优货币增长率应是与公众预期相一致的比率，只有与公众预期相一致的货币政策才是有效的。抛开二学派的分歧。学界主流认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更应该将调控目标着眼于控制通货膨胀上，而非其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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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胀预期的决定因素及通胀预期影响实际通胀的渠道探析
　　
　　目前。学术界将通货膨胀预期纳入通胀理论研究已是普遍现象，通胀预期越来越受到各国中央银行的关注，通胀预期的一些问题不甚明了，尚需研究。美联储现任主席伯南科在2008年6月9日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第53届经济年会上发表的《通胀分析中的突出问题》(Outstanding Issues in theAnalysis of Inflation)一文中提到：“大多数经济学家将通胀预期视为理解通货膨胀动态的关键因素，但对通胀预期由什么因素决定和它们如何影响通胀预期，都知之甚少”。为此，笔者针对此二者问题进行探讨。
　　
　　(一)通胀预期的决定因素探讨
　　1　一国的市场化程度。市场发育越成熟，市场竞争就愈激烈，市场活动越频繁，各相关利益单位就会愈加关心自身利益而主动获取相关信息、判断市场未来走向，从而形成客观公正的预期。相反，国有企业占大多数的经济中。市场竞争不充分，企业和劳动者缺乏主动预期性，预期几乎无从谈起。
　　2　公众对经济常识及运行情况的了解程度。这一点是结合理性预期观点提出的。公众当然不会像经济学家那样熟知经济规律，但公众对经济领域中的一般常识的掌握程度将在很大程度左右他们的通胀预期方向及其水平。对经济常识了解越多，公众所做出的预期就不至于过于偏激，而会更加理性，更加精确；缺乏必要知识所做出的预期将放大未来通胀，具有明显的盲目性。因此，加大力度使公众更多地了解GDP、CPI等宏观经济指标含义及相关经济常识对改善预期的质量大有裨益。
　　3　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这里体现的是政府的威信问题。现在许多政府往往会承诺将通货膨胀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尤其是在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通过承诺来降低公众预期。但是，缺乏威信的政府所作出的承诺不仅不会降低公众预期，反而将会增加公众预期的强度；而对政府充满信心，相信政府能够有效控制通胀则会有效降低公众预期膨胀，尤其是在受到外部冲击(如石油冲击)时。公众对政府充分信任、相信通胀只是暂时的，则不会产生恐慌心理。也就是说稳定的预期更有助于抑制未来通货膨胀。
　　4　公众对过去和现在的经济状况和基本生活成本的评价。这一点主要体现适应性预期特点。人类是有记忆性的动物，在没有获得充足信息或自身能力有限的情况下，理性预期假设是不能成立的，过去和现在的情况理所当然地成为一部分公众判断未来情况的依据。这部分公众一般对过去和现在的经济发展情况悲观与否、以及自身的基本生活成本、生活质量的满意程度都会对其预期产生直接影响。充满信心的判断产生较低的通胀预期，而悲观失望的评价则放大通胀预期。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二)通胀预期影响实际通胀的渠道探析
　　学术界一个重要观点认为，工资谈判是通货膨胀预期影响实际通胀的主要渠道，这一观点主要基于如下解释：工人对生活成本提高的担心增强了他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从而促使工会组织要求增加工资，通过工资谈判，将工人预期加入合同，从而推高了产品市场价格。笔者基本赞同这一观点，但这一观点尚显粗略，笔者认为，工资谈判是否成功、生产者所处的市场地位，以及由此决定的加价行为是预期传导的关键两环。
　　首先。工会组织通过工资谈判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是否会被生产者所接受则存在一个背景问题，即劳动力市场问题。若劳动力市场供给较为充裕，失业率较高时，生产者具有较多的选择权，工会组织不会冒然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即使提出要求，也会因为“底气”不足而达不到目的。这种情况下，工人预期并不能传导至实际通胀。若劳动力市场供给较为紧张，失业率较低时，工资谈判的筹码会更多地倾向于工人一方。
　　其次，工资谈判成功后，具体有多大程度的预期会传导至实际通胀还取决于生产者的市场地位，以及由此派生的加价程度。我们假定生产者的通胀预期为a％，工人通胀预期为b％。而且需要强调的一个常识是，作为人工成本的工资只是成本的一部分，在其他成本不变的情况下，增加6％工资并不等于增加了b％的成本，成本增幅要小于b％。当工人提出增加6％工资时，竞争厂商则迫于成本压力而加价，幅度低于b％，若a％　　
　　三、我国通货膨胀预期的现状分析
　　
　　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公众预期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而且正在从不成熟、非主动向成熟、主动方向发展。改革之初，国有企业数量仍然占据较大比例，市场刚刚开始发育，市场竞争机制尚未形成，市场价格尚处于“官定”阶段，不仅是企业经营者还是劳动者对通货膨胀基本无预期或者较少有预期。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竞争机制的不断完善，市场愈发活跃，竞争愈加激烈，企业和个人也愈发感觉到市场价格的波动性，至此公众预期开始逐渐形成。但是，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公众预期仍处于发展、形成阶段，主要特点如下：
　　
　　(一)适应性预期显著，理性预期成分较少
　　纵观30年改革发展，我国公众预期带有显著的适应性特点。即后向性，如农民种粮往往根据上年销售情况决定今年种植计划，一些企业受上年原材料上涨影响而囤积原材料以备来年生产等等，都是适应性预期的体现。但是，这些预期只是依靠过去的信息来推断未来情况，从而缺乏一定的理性，如农民因上年销路好而增加今年生产计划，导致今年滞销，农产品价格呈现显著的周期性波动，这就充分暴露出适应性预期的弱点。而且从中也可以看出近期价格上涨对预期作用较强，较远期的价格变动对当期预期作用逐渐减弱，正如20世纪80年代末的通货膨胀到90年代末期已经渐渐被人们所遗忘。
　　
　　(二)公众预期基础薄弱，稳定性差
　　公众对经济常识及运行情况的了解程度是决定通货膨胀预期的重要因素之一，反观我国实际情况，公众对经济常识掌握程度明显比其他国家要低。公众对一些诸如GDP、CPI等经济指标含义知之甚少，尤其是对CPI指标存在误解，由于官方公布的CPI为同比数据，而公众往往会将本月CPI上涨理解为“本月价格又上涨了”，从而不断调整预期，这体现出我国公众预期基础薄弱，且稳定性差。这一方面与我国公众缺乏主动掌握相关常识、获取信息的意愿或能力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政府对公众的经济常识普及程度较低有关。
　　
　　(三)工资谈判相对缺位，预期传导渠道堵塞
　　工资谈判是通货膨胀预期影响实际通胀的主要渠道，但我国工资谈判在大多数非公企业中尚处于缺位状态。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劳动力市场供给较为充裕，企业经营者有较大的选择范围，工人和雇员缺乏要求提高工资待遇的“筹码”；另一方面，大多数非公企业的工会组织不健全，缺乏强有力的谈判机制，尚不能充分反映职工意愿。正是由于这两方面原因，工资谈判在我国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也就堵塞了预期传导，从而使工人预期无法向实际通胀传导，而更多地是生产经营者的预期占主导地位。
　　
　　四、通胀预期下我国货币政策走向路径探讨
　　
　　虽然我国公众预期受以上三个特点影响尚不成熟，但公众预期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作用不可低估。因此，中央银行必须高度关注通胀预期及其发展，从而及时调整货币政策方向。基于此，笔者认为，我国货币政策走向应遵循如下路径：
　　
　　(一)短期内遵循多目标制
　　由于我国尚处于经济转型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等目标都是政府必须兼顾的，货币政策理所当然要承担一部分调控任务。短期内，我国货币政策实行多目标制存在一定的客观基础。按照费尔普斯的观点，短期内并非通货膨胀本身而是实际通货膨胀与预期通货膨胀之间的差异决定了失业水平，政策制定者通过制定意料之外的通胀率来实现对失业率等实际经济指标的调控。而我国央行并不需要刻意制造意料之外的通胀率而“愚弄”公众，因为我国公众预期尤其是理性预期尚不成熟，公众通胀预期与实际通胀之间客观就已存在差异，无需可以制造，这种客观存在的差异性就奠定了中央银行实行多目标的可能性，央行恰恰可以利用这种天然时机，在一定的通胀率范围内实施多种货币政策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
　　
　　(二)长期内建立通货膨胀目标制
　　长期内，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公众意识的逐步增强，工会组织作用的积极发挥，我国公众预期将会逐渐发展成熟，从而必将会对实际通胀率产生实质影响。根据费尔普斯的观点，长期内预期通货膨胀与实际通货膨胀不会永久出现偏差，通过制造通胀差异的政策的结果只能使通货膨胀加速。费尔普斯观点内涵就是今天的低通胀导致对未来低通胀的预期，从而降低未来通胀率。因此。笔者认为，长期内我国中央银行应该渐进转变多目标的方向，逐步转向以通货膨胀为调控的单一目标制，通过将通货膨胀率设定在一定范围内，增强公众对央行的信任度，稳定公众预期。从而真正实现低通胀目标。而且这也符合丁伯根法则，货币政策专注于通胀目标，培养公众预期，而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则交由财政等其他政策工具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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