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货币供给内生性“高货币化与经济波动

    摘要：于1952～2007年中国宏观经济数据的研究发现：在长期中资本形成增长率、物价水平、流通中现金投入量对经济的波动都起负向的作用，而货币化程度起正向的作用。我国的高货币化现象推动了我国隐性通货膨胀，同时有利于资本形成。
　　关键词：货币内生性；货币化；经济波动
　　一、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货币化水平迅速上升，远远超过国际水平。随着对高货币化现象讨论的深入。我国货币供给内生性谜题也一直受到关注，但对这两个问题的讨论均没有形成较为统一的意见。大多国内学者认为货币化水平的提高是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取得进展的主要标志，但中国货币化水平在1990年突破1后，学者们开始越来越多的关注高货币化现象，此后中国的货币化水平甚至超过了美国与欧洲国家，这就不得不让我们深思。中国的高货币化现象是否真的是在资本市场化的过程中形成的?中国金融改革到底是“银行主导”还是“市场主导”?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将有助于推进我国的金融改革进程。
　　易纲等人(1996)针对我国高货币化进程提出了中国的货币化假说，认为在1979~1984年中国经济迅速货币化，农业部门实行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与私有企业的迅速增长产生了货币的额外需求，因此大部分超额供给被吸收了，通货膨胀比较缓和，但他的研究仅局限于M0，GDP的产品货币化，而没有深入到这个市场的货币化领域。针对M2/DP表示的中国整体市场货币化问题，张文(2008)在易纲的基础之上进一步进行了研究，并进行了扩展，提出在产品货币化之后的企业资产货币化、土地、房地产资产货币化成为中国货币化进程的主要推动力量，从而进一步证实了我国货币供给内生性的特点。但张文的论证在方法上只是进行了简单的相关研究，并没有能够从货币化现象中探讨货币的内生性问题，使得他们的研究在更深层次上受到怀疑。张杰(2006)从普遍的“货币化路径”角度，在最优货币化模型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国的货币化问题，他认为，中国货币化过程存在着与其他国家迥异的金融制度基础，其核心是政府部门对银行体系的有效控制和居民部门对银行的高度依赖。但他的研究并没有更深入地探讨在这种特殊的金融体制下货币供给的内生性问题。而在这样的体制之下，政府部门显然对货币供给具有更多的刚性权利，从而会降低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动力。
　　价格水平是经济波动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在高货币化的宏观经济环境中，中国的物价水平始终保持了较为稳定的水平，只有少数时间出现了较大规模的通货膨胀，但这样的通货膨胀也没有阻挡货币化的进程。陆云航(2005)就中国的货币供给、价格水平和经济波动问题在一个新古典的框架中论证了中国货币政策的内生性。但在他的研究中，并没有找到货币化水平与通货膨胀之间的长期关系，而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证明流通中的现金变化是价格水平变化的Granger原因，而不是真实产量变化的原因，最后证实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性。他的研究虽然注意到了价格水平在内生性问题上的重要性，却仅仅更多的考虑了M0的变化，而忽略了对中国经济目前起更大作用的M2问题，这样使得他的论证逻辑存在一定的问题。
　　在价格水平之外，冉光和，曹跃群(2006)从要素的积累角度对货币供给与经济波动进行了研究。他们将要素供给置于经济波动作用路径的框架中，加入货币现象，进而探讨了影响经济波动的因素。他们最后得出结论，技术进步、资本存量和货币供给均对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货币供应与经济波动有着双向的关系，揭示了我国货币供应的非中性。
上述研究均能够揭示一定的中国高货币化、低通胀率与货币供给内生性问题的原因，但并没有揭示中国高货币化谜题。在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纯粹货币扰动在短期和长期对真实产量均有重要的影响。他们认为货币流通速度是不稳定的，存在着从货币供应量→利率r→投资I→真实产量Y的作用机制。由于假定价格是刚性的，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会引起利率和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而不是价格的上升，因此货币是中性的。而卢卡斯则将预期引入经济周期分析，认为产生经济周期的原因在于信息的不完善，以及由此导致的生产者相对价格与总价格变化相混淆，是经济周期内生的产物。在他们的研究中利率均是一个国家资本市场调节的重要工具，是货币行为的指示器。而在我国，银行部门一直以来独立性较差，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利率始终掌握在政府的控制之中，不能明确地表现出资本市场的实际情况。此外，政府对资本市场的操控，对大规模的投资产生重大影响，使得货币政策不能更为有效地发挥效力，而损失了高货币化的配置效率。这样做的结果也就推动了高货币化现象，从而达到不少学者与官员在中国银行业窘境中追求的金融效率，他们甚至采取果断的措施削减货币效应(张杰，2006)。因此从价格水平入手，进一步探究我国货币内生性与高货币化现象在经济波动中的影响是极为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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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试图在利率效用缺失的情况下通过价格水平机制，建立资本投入与货币供给的关系，探讨货币内生性、货币化进程与我国经济波动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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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证分析
　　(一)数据说明
　　一般情况下，分析时间序列变量长期趋势的方法有ARMA、ARIMA、单整、协整、向量自回归等。本文首先运用ADF检验对选取变量进行平稳性分析，在此基础上对经济增长率GDPr，资本形成增长率kr，物价水平CPI，流通资金供给增长率Mg，货币化水平ln(M2/GDP)，两两变量之间的作用，建立VAR模型以探讨变量间的关系，最后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本文所有数据利用eviews 6.0进行处理。
　　本文主要变量与数据资料包括1952～2007年的经济波动GDPr、流通资金增长率Me、货币化水平ln(M2/GDP)、资本形成增长率kr和物价水平CPI，其中，价格水平以1952年价格水平为基期。本文所涉及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08年)、《新中国五十年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2005年版)。
(二)单位根检验
　　为了避免模型出现伪回归的现象，在研究中首先将利用Dickey和Fuller(1981)提出的考虑残差序列相关的ADF单位根检验法，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对于平稳性的变量进行处理使之成为平稳时间序列。如果变量是单整的，那么我们将在之后对相关变量进行协助检验分别确定变量间的长期关系。表1中△AGDP、△△k、△ln(M2/GDP)、△△M0分别为相对变量的差分，并且表示其差分前水平不平稳，有单位根。
　　从表1可知，经济波动GDPr，流通资金增长率Mor，货币化水平ln(MJGDP)的一阶差分，资本形成 增长率kr，物价水平CPI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平稳，则GDP、k、M。均呈二阶单整，而货币化水平ln(M2/GDP)呈一阶单整，其余GDPr、kr、CPI、Mor是平稳的。
　　在进行平稳性分析后，建~_VAR模型还必须确定正确的滞后期k。如果滞后期太短，误差项的自相关会很严重，并导致参数的非一致估计。本文对滞后期的选择根据LR统计量、AIC和sc信息准则来确定(见表2)。经过反复试验，如果AIC与SC的滞后期同时达到最小，则直接可以确定最优滞后期。否则，就难以直接通过AIC和sc准则进行确定。由于依据AIC准则和sc准则判定的最优滞后期不一致，因此需要引,,kLR进行检验取舍。根据表2的结果，经计算可得最佳滞后期数为3。
　　(三)协整检验
　　由于上述变量中GDP、k、M。均呈二阶单整，GDPr、kr、CPI、△ln(M2/GDP)平稳。因此，我们可以利用Johansen检验判断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并进一步确定相关变量之间的符号关系。由单位根检验我们可以知道，FR、TZ、HB、XD和ZQ时间序列均含线性趋势项和常数项，相应地协整方程也应该包含趋势项和常数项。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到协整检验的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协整检验表明在1952～2007年经济波动GDPr，流通资金增长率Mot，货币化水平ln(MJGDP)的一阶差分，资本形成增长率kr，物价水平CPI存在5个协整关系。根据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我们得到均衡向量
　　β1=(1.000000，-0.022519，-0.014148，5.034895，-0.254971)
　　则这5个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为：
　　GDPr=0.022519kr-0.014148cpi+5.034895Ln(M2/GDP)－0.254971Mr
　　协整方程表明了在1952～2007年中5个变量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从中可以发现在长期中资本形成增长率、物价水平、流通中现金投入量对经济的波动都起到了负向的作用，而货币化程度却起到了正向的作用。我们去除货币化指数进行协整分析，仍然得到长期均衡结果，资本形成增长率、物价水平仍旧系数为负，而资本系数为正，仍然保证了模型的稳定性，资本形成增长率对经济波动仍然产生了正向的效果。
　　(四)Granger因果分析
　　在VAR模型中得到了经济波动GDPr、流通资金增长率Mor、货币化水平ln(M2/GDP)的一阶差分、资本形成增长率kr、物价水平CPI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进一步运用VAR模型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到流通资金增长率Mor、货币化水平ln(M2/GDP)的一阶差分、资本形成增长率kr、物价水平CPI对经济波动GDPr响应情况(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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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一步验证变量间的相关关系，我们对5个变量分别做格兰杰相关检验，滞后期数为3。检验结果见表4。
　　通过以上检验，我们看出货币化现象在长期中并不是GDPJE向波动的Granger原因，而货币化现象却更多的引起了通货膨胀，是价格水平的Granger原因。此外，货币化效应是资本的形成在长期中的Granger原因，也表现出一定的相关关系。但是在货币化程度的决定中，经济的波动是其一个Granger原因，说明货币供给在我国经济中的内生性。
　　三、简单的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1952～2007年的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利用单整、协整检验、向量自回归模型、以及Granger因果检验对我国货币内生性、高货币化现象与经济波动进行进一步研究，在研究中加入资本形成与价格效应对货币供给的影响，深入分析了高货币现象内部的货币禀赋。研究发现：在长期中资本形成增长率、物价水平、流通中现金投入量对经济的波动都起到了负向的作用，而货币化程度却起到了正向的作用。我国的高货币化现象推动了我国隐性通货膨胀，同时有利于资本形成。我国的高货币化现象是在货币供给内生于宏观经济的情况下，在政府的推动下提高经济货币化水平，从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极大的削弱。我国的货币供给是在政府宏观货币政策的导向下不断变化，而在政策的实行效果中，货币供给并没有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反而这种货币政策致使经济出现虚假的高度货币化，在这种货币政策的主导之下物价水平的过快上升，加大了通货膨胀预期。
　　货币政策表现出强烈的内生性，这一点可能是由于我国货币供给长期以来独立性较差，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所致。中央银行成立以前，包括计划经济时代，我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货币政策，银行是计划、财政部门的附属物。而在中央银行制度建立以来，我国的货币供应仍然不好调控，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加上国有企业的软约束，导致货币供给“倒逼机制”的产生。近些年来，我国的货币政策由直接的信贷控制转向间接货币总量控制，外汇结算致使货币供给内生性严重，这样产生的货币化未能在经济中起到应有的作用。因此，加大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控制高货币化的进一步推进成为金融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易纲，中国货币银行与金融市场：1984-1993[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人民出版社1996
　　张文，中国货币化进程与内生性货币供给——关于中国高M2/GDP比率的货币分析[J]_金融研究，2008(2)
　　陆云航，中国货币供应量、价格水平和GDP关系的经验研究：1952-2003[J]，经济科学，2005(2)
　　曹跃群，冉光和，蓝宝江，要素投入、货币供应与中国经济波动[J]，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2006(2)
　　李强，中国货币替代现象的VEC模型：1994-2005[J]，当代经济科学，2007(1)
　　于泽，我国M2顺周期性的原因分析——货币供给内生性视角[J]，管理世界，2008(12)
　　易行建，经济开放条件下的货币需求函数：中国的经验[J]，世界经济，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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