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金融企业社会责任转型的对策建议

摘要：十七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低碳经济发展战略。我国金融业正围绕社会责任和赤道原则为主线，从组织架构、客户结构和经营模式等方面转型布局。本文从责任管理体系建设、赤道原则的指导原则出发，结合我国金融业公司治理机制现状，论述了我国金融机构在治理机制和业务发展上，必须贯彻低碳发展思路，企业市场责任必须与环境、社会责任相关联，建立适应气候变化的“三会一层”管理体系，才能促进我国金融业转型发展。
　　关键词：社会责任；赤道原则；金融业转型发展

　　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是我国“十二五”发展的基本国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要强化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完善政府节能减排目标责任考核评价体系，进一步发挥市场作用，健全激励和约束机制，增强企业和全社会节能减排内生动力；加强重点节能工程建设，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环保产业，加快低碳技术研发应用。”①在产业结构转型之际，金融业转型成为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提高金融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是转型发展的核心。如何转变金融业发展方式，银行业是否需要引入“赤道原则”经营理念等问题是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
　　一、金融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架构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模型是由三重底线模型和利益相关方模型组成。三重底线模型认为，企业行为要满足经济底线、社会底线与环境底线，企业不仅要对股东负责，在追求利润目标同时要对社会、环境负责；利益相关方模型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实质是企业对股东、客户、员工、供应商、社区、政府等利益相关方的社会责任（见图1）。
　　企业社会责任体系包括四大板块，即责任管理、市场责任、社会责任、环境责任。责任管理处于核心位置，是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出发点，企业责任管理包括责任治理机制、责任推进工作、责任沟通机制和守法合规体系。市场责任位于模型下方，企业的经济特性是为市场提供高效率和低成本、提供有价值的正产品服务，取得较好的财务绩效，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因此，与企业活动密切相关的市场责任包括客户责任、伙伴责任和股东责任等。社会责任位于模型的左上方，包括政府责任、员工责任和社区责任。环境责任位于模型的右上方，包括环境管理、节约资源能源、降污减排等内容。整个模型围绕责任管理，以市场责任为基石，社会责任、环境责任为两翼，形成闭环三角结构的责任体系。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指标体系就是依据上述的责任内容，划分为三个层级指标。一级指标包括责任管理、市场责任、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下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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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分级指标。如责任管理包括四个二级指标，分别是责任治理、责任推进、责任沟通和守法合规；市场责任包括三个二级指标，即股东责任、客户责任、伙伴责任；社会责任包括政府责任、员工责任和社区责任等二级指标，部分行业还包含了安全生产责任。环境责任由环境管理、节约资源能源、降污减排构成。二级指标下，再设三级考核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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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金融业发展历程及企业社会责任现状调查
　　（一）我国金融业发展历程
　　我国金融业一直在快速发展，银行体系迅速扩张，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等国有银行相继从中国人民银行分离，商业银行法的颁布明确了商业银行的性质、地位及与其他金融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并为商业银行自主经营、提高资产质量提供了法律保障。在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进程中，由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实施及执行国家有关国有金融机构改革的政策安排，国有商业银行成为国家绝对控股金融机构。国有股“一股独大”的产权结构使得银行在公司治理上形成了“三会一层”①的公司治理框架。传统公司治理结构形成了股东、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以及聘选、监督的关系。我国公司治理结构采用“三权分立”制度，即决策权、经营管理权、监督权分属于股东会、董事会或执行董事、监事会。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四个组成部分对市场承担责任。随着低碳经济的发展，传统公司治理机制在社会和环境等方面的责任缺失，暴露出了银行经营管理理念的偏颇。
　　（二）金融企业社会责任调查情况
　　低碳产业浪潮中，企业社会责任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为当前国内各界关注的热点。社会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与此同时，越来越多企业认识到与利益相关方进行更公开的沟通，把社会责任作为公司战略的核心，为未来发展提供新的商业机会和竞争力。正是将企业社会责任融入低碳金融发展之中而获取竞争优势，才是金融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目的。
　　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了2010年《企业社会责任蓝皮书》（见表1）。从表1中看出，金融行业未处于卓越者行列。处于领先者仅兴业银行和民生银行，处于追赶者是平安保险、太平洋保险、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招商银行、华夏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等，处于起步者是人寿保险、人民保险和深圳发展银行，而处于旁观者有泰康人寿、山东农村信用社和新华人寿等金融机构。从位置排列来看，兴业银行从2009年的第72位跃升至2010年的第8位，而四大国有银行排位均下滑。
　　从社会责任发展指数排位来看，中国金融企业整体仍处于旁观者阶段。具体分析发现，责任实践领先于责任管理，市场责任优于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国有金融企业的社会责任领先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而责任管理能力均低于50%。因此，制定金融企业社会责任政策，必须从战略角度思考金融企业责任管理体系，将社会责任目标与企业经济目标相结合是金融企业“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社会责任管理中，金融企业应与非政府组织和利益相关方对话，形成环境友好型“银、企、环、社”思维模式。
　　三、加快金融企业社会责任转型的对策
　　根据企业社会责任模型，传统金融机构的责任管理偏向市场责任，而环境和社会责任管理明显缺失。反观“褐色经济”和“黑色经济”造成的环境恶化情况来看，传统融资观念对环境污染和气候温室效应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由此，国际银行业开始反思融资业务的底线标准是什么，是否需要考虑项目的经济效益和建设过程中的环境、社会问题等。
　　（一）从传统银行到“赤道银行”
　　2002年，国际主流金融机构在英国格林威治形成共识，在银团贷款业务中的项目融资除了要考察项目的经济效益之外，还要关注项目建设带来的环境、社会问题，当时的共识被称为“格林威治原则”。随后，国际非政府组织认为，格林威治原则不应仅适用于发达国家，而应该是全球的绿色原则，发达国家地处北半球，发展中国家大部分处于南半球。为达到南北共识，2003年统一改称“赤道原则”，又称为“赤道银行”[1]。
　　“赤道原则”确立了国际项目融资的环境与社会的最低行业标准，使得金融机构能够依据原则履行量化的社会责任，同时为国际银行业的绿色发展指明了方向。公司治理本质在于平衡并构建和谐的多元的利益主体关系。“赤道原则”在强调股东利益的同时，更加注重公众属性的社会责任，审慎考虑环境和社会风险与企业发展的和谐统一，指明了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目标应从单一的“股东利益最大化”转变为以市场、环境和社会并举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二）“赤道原则”的核心内容
　　“赤道原则”文件主要包括两部分：序言和原则声明。序言部分主要对与“赤道原则”有关的问题作了简要说明，包括“赤道原则”形成的原因、宗旨、意义、目的，以及“赤道原则”的承诺。原则声明部分列举了“赤道原则”作出融资决定时需依据特别条款和条件，如规定了项目风险的分类依据和内部指南、环境评估要求，以及环境影响评估、社会影响评估和健康影响评估等环境评估内容；同时明确了环境管理要求、环境和社会等风险控制、行动方案、监控管理和计划，明确了向公众征询意见制度、借款人和贷款人关系，以及确保守约的机制。与此同时，“赤道原则”规定了由贷款人聘请独立环境专家提供的补充监督和报告等服务项目、违约救济制度。如果借款人没有遵守环境和社会约定，“赤道原则”将会迫使借款人尽力寻求解决策略，促进项目健康运行。
　　在低碳经济发展战略的引导下，国内环境法规建设将越来越趋完善，“赤道原则”的项目融资管理理念、监控标准逐渐被国内金融企业认识之后，银行的项目融资必将与环境、社会，以及环境风险紧密联系起来。若银行固守传统治理结构，仍以低标准来经营和管理融资市场，这些资产将面临环境与社会方面的风险，未来可能侵蚀银行的信贷资产安全。采纳“赤道原则”，对于商业银行的近期审批程序和成本略有上升，而从长远来看，遵守“赤道原则”能够增加银行防御低质资产风险的能力，有助于低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赤道原则”成为国际银行业共同遵守的自律准则。
　　（三）责任管理与赤道原则之间的关系
　　责任管理是伴随低碳经济发展而兴起，其主要是研究企业宏观层面的公司治理机制问题。责任管理体系充分体现了我国低碳经济转型时期，金融企业需要关注和重视的低碳管理的本质内容，也是社会监督的标准，更是上市企业社会责任意识转型的具体体现。在转型发展的总体目标下，金融企业的责任管理催生了宏观层面的组织结构、岗位布局的调整，以此适应微观层面业务发展的要求。赤道原则是国际金融企业为适应生态文明而主动转变项目融资的评估标准、金融企业行为规范等准则，是金融企业贯彻董事会责任管理要求和经营管理层执行低碳融资业务的微观体现，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要求的行动指南。
　　责任管理与赤道原则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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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着宏观和微观层面共同转变发展方式和推进低碳金融发展的逻辑关系。内在联系是：从微观层面，贯彻赤道原则是上层董事会责任管理总体目标的基础，上层董事会制定绿色经营发展目标，由经营管理层通过下层各级经营机构将低碳经营和管理观念得到延伸，上层与下层的良性互动，形成相互支撑和共同推进金融企业可持续发展。执行赤道原则，可以从业务层面明确经营标的的衡量标准，并与社会、环境影响建立了标准关系。金融企业“三会一层”中建立责任管理体系，增设气候风险官（CRO, Climate Risk Officer），从机制上采取保证措施。在制定企业内部自愿性减排和“碳中和”战略，以及低碳业务的战略规划，企业与CDP（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行动(UNEP-FI)、FT Sustainable Awards等机构的信息沟通中，可以顺畅地贯彻执行董事会责任管理意图。在公司治理机制结构和业务发展上，CRO可以通过督促检查，补充制定低碳项目的评估制度和标准，遵照赤道原则与责任投资原则（The 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PRI），建立金融企业低碳金融内控管理制度，协助业务部门积极参与欧洲碳权市场(EU-ETS)、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等交易业务和碳金衍生业务，策划低碳金融产品创新和推广，建立与Global Carbon Money清算机制对接的业务网络等[2]。由此可看出，在转型战略方面CRO可以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从低碳金融业务发展来看，“碳治理→碳交易→碳服务→碳货币”是我国低碳金融市场的发展路径，引入碳权开发和二级市场碳交易服务是国际碳金体系建设的核心和必经之路[3]。在国家承诺碳强度减排和建立“碳预算收支平衡表”分配碳额度制度之时，金融企业应积极试点开展碳权开发与交易业务，提升碳贸易业务服务能力，合理、适时布局公司、个金等碳金服务产品线，提升设计与碳相关的人民币融资产品，如人民币碳权的信用风险缓释（CRM）工具等，为实现人民币碳货币化和国际化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因此，加快金融企业社会责任转型，改变传统责任管理意识，积极主动引入“赤道原则”，才能在信贷业务指引、风险控制指导原则、个人金融发展等业务管理中体现绿色发展的特征，改变自身的经营发展方式，全面介入低碳领域的金融服务。
　　（四）我国低碳金融市场的发展路径
　　从市场层面来看，随着土地、资源、环境、技术约束的不断提升，传统“两高一资”行业面对的瓶颈制约越来越严峻。环保节能、新能源、新材料、文化创意、现代服务业等低碳产业将引领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也是未来世界经济健康运行的基石，其蕴涵的巨大金融需求为银行退出“两高一资”行业，推进信贷结构转型开辟了空间。因此，低碳金融市场是银行创新发展和经营转型的重要领域，其将成为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更好地分享国内和全球经济红利的重要源泉。
　　未来中国将融入国际低碳金融市场发展的行列。中国碳金发展的发展路径：首先，低碳金融市场发展初期银行积极支持低碳项目建设，以传统金融产品与CDM机制相结合，开展低碳项目融资、CDM业务咨询服务；其次，商业银行应提供碳金产品服务，以碳交付担保、向项目投资人提供保险、碳权挂钩债券、碳资产融资、碳信用储蓄和碳积分消费理财产品、对准CER碳权管理等提供服务；第三，银行主动参与国内碳交易体制，以碳金衍生产品开发为主线，以碳交易场内经纪商、做市商角色参与和提供碳权交易结算服务；第四，银行积极引领碳金市场发展，ERPA的碳权证券化、以碳债券为标的的CRM业务、CERs与EUAs（CERs与ERUs）和sCER（二级碳权）与2012EUAs（或者与2012ERUs，或者与2012AAUs）的期权交易（Spread Option）等低碳金融产品创新[3]；最后，国际碳金市场实现碳权资产的相互融通，人民币标价的碳权和其他碳货币兑换成为低碳金融市场发展的特征，中国碳金市场成为全球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国内商业银行正积极将绿色理念引入银行的公司治理目标，可持续发展的智力需求成为发展“瓶颈”。构建与绿色金融发展相适应的组织体系，将可持续发展的业务产品线纳入该体系，主动调整公司结构，全面介入低碳领域。如董事会负责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战略、发展方向和计划。根据董事会授权及要求，CRO负责环境与社会政策的制定，审批环境与社会相关的经营目标和方案，成立总部“赤道原则”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赤道原则”工作的统一领导，可持续金融部、信用审查部、法律与合规部协同制定《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政策》，全面梳理各项业务发展政策和制度体系，以及节能减排、碳金融产品、环境金融等系列低碳金融产品创设与市场推广，为碳金发展提供政策指引和制度支持。各分支网点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并谋划与巴克莱、德意志银行等合作，参与国际银行业的碳经纪商和做市商业务。
　　四、我国低碳金融市场发展需要考虑的问题
　　我国低碳金融市场发展需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首先，低碳金融业务内涵和属性要素分析。碳金融与碳交易、低碳产业、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中，碳金的金融属性或准金融属性的碳货币发展值得探究。原因之一，碳金市场的发展是基于传统金融和低碳技术的成熟发展基础之上，我国金融市场发展才刚刚起步，低碳技术受制于发达国家；原因之二，低碳经济发展应遵守市场成本递减规律，政府制定减排政策是推动碳金市场的关键因素，只有碳配额政策为先导，碳权核定和交易机制才能不断发展，碳币获得金融属性。而新的政策制定必然需要新的技术手段和检测方式予以支持，新政应对的乏力又限制了低碳经济金融的发展。所以碳金初期的金融属性受到低碳政策的抑制。关注国内碳金政策和机制成为碳金市场发展重要因素，根据国家推进低碳市场的每一阶段政策安排，商业银行应及时调整治理结构和碳金创新业务，构建有利于低碳经济转型的碳金体系发展的制度，从指标制定、流程规范、产品开发等多层次构建绿色金融行动规划，主动参与CDM机制，构建国内自己的碳交易市场，发挥碳交易的价格发现和成本递减功能。
　　其次，碳金定价分析。从信用风险中性定价机制出发，研究碳权定价的形成以及各类碳指数价格，从金融工程学的角度分析碳权价格和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碳权定价模式及效果，从而形成我国碳权价格机制。
　　第三，碳金产品创新分析。随着我国低碳金融市场的深入发展和资本市场的日益成熟，商业银行应针对中间业务、低碳产业融资租赁业务、保理业务、投资基金和股市及债市融资业务等进行全面梳理，提升碳资产证券化、标准化CRM碳权交易产品、低碳零售等碳金融衍生产品开发能力。
　　最后，碳金和传统产业的联动效应分析。发挥碳金与能源、碳化工、低碳交通、低碳建筑等产业的关联开发机制，促进绿色信贷、碳金融交易所等对区域经济发展[4]。

　　参考文献：
　　[1]晨星,李梅影.两三年内绿色金融市场定会翻天覆地[N].21世纪经济报道,2010-09-21.
　　[2]邵伟.论我国碳银行业务的经营管理[J].金融教学与研究,2010（2）.
　　[3]尹应凯,崔茂中.国际碳金融体系构建中的“中国方案”研究[J]，国际金融研究，2010（12）.
　　[4]潘永东.“碳金融与中国银行业”学术研讨会综述[N].金融时报,2010-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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