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的应对战略

摘要：在世界金融危机形势仍然不明朗的前提下，分析中国经济的性质和特点，用科学方法对中国经济在后金融危机时期的走势进行预期，进而采取正确的战略措施确保经济按照既定的方向发展并争取尽早进入下一个经济繁荣期，是摆在国人面前的一个重大研究课题。
　　关键词：金融创新异化；金融危机；预期；对策

　　经济危机（Economic Crisis）指的是一个或多个国家经济或整个世界经济在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内的不断收缩，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周期性爆发的生产过剩危机。要想对中国经济危机周期进行科学预测，首先要对本次危机的背景、性质和特点进行分析，从中抽象出某些规范性的限制条件，然后再以经济危机周期理论为指导，运用现代正规计量学工具对经济危机周期进行实证预期。
　　一、金融创新异化与实体经济衰败周期
　　近十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把金融创新支撑实体经济发展的功能推向极端，用金融创新去创造财富，使金融创新走上用钱生钱的异化道路。金融创新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导致金融危机，并通过金融危机进一步打击实体经济。金融创新异化是西方国家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行业与产业之间畸形发展的罪魁祸首，其形势有多种多样，次级贷款只是其中的一种，即使没有次级贷款，金融创新异化也必将使经济在金融层面和实体层面出现破坏性的对接调整。金融创新异化的理论基础是流行于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的超前消费思想。由于抓住了第二次电气化科技革命和以原子能、空间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加上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的跨国公司组织形式的发展和美元的世界霸权地位的两翼支撑，美国实现了自1890—1929年、1934—2007年累计长达112年的长期增长。截至2007年年底，按支出法计算的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38 413.5亿美元，人均GDP 46 280美元。正是由于经济的长期增长，收入水平的提高，促使美国人的消费理念和消费行为发生深刻变化。很多美国人以为，贷款买房买车是一种超前的消费理念，他们还把这种消费行为和理念升华为价值观和经济学说思想向世界推销。金融创新异化对美国实体经济的影响自2007年开始显现，于2008年下半年呈逐步加大之势并开始向世界蔓延，截至目前美英等主要国家的经济形式仍然不明朗。请看以下几个方面的数据：（1）2008年第三季度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按年率下降了0.3%，从工资和就业来看，9月每周工资下降了2.5%，2009年初对外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较2008年12月收窄9.7%；2009年初非农业就业人数下降651 000人，失业率达到8.1%，为五年来的最高。（2）从物价水平看，2008年9月美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下跌0.1%，核心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仅上涨了0.1%。石油价格比6月高位价下跌了一半强。（3）从消费者支出看，2008年第三季度消费者支出按年率下降了3.1%，耐用消费品（如汽车、电视等商品）按年率下降了14%。（4）从供给角度看：1）2008年8月份美国工厂订单下降了4.3%，制造业9月份工业产值下降了2.8%；2）服务行业订单指数从2008年9月的50.2跌到了10月的44.4；3）从住房市场来看，据美国全国住房建筑商协会（NAHB）称，建筑商信心指数10月下跌到了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除金融创新异化导致房地产与汽车业畸形发展外，美国实体经济增长减速也是其他产业难以同步跟进高档耐用消费品行业，进而持续维持高收入、高消费繁荣局面的另一重要原因。依据康德拉季耶夫的长波理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长周期增长约为六十五年左右，第三次科技革命是20世纪50年代，这就是说：以电子计算机开发应用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已经接近尾声，美国等西方国家经济已经进入全面衰退期。
　　与西方国家的金融危机不同，由于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较短，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到现在满打满算刚刚十七年，所以中国经济具有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康德拉季耶夫增长周期和特点：（1）中国并未发生金融机构大量倒闭，只是沿海对外经济依存度较高的省份经济增速下滑，失业增加。（2）失业问题的根源主要是竞争性国有企业推向市场后，民营企业生产规模普遍较小，生产能力低下，产品技术含量低，没有较强的人力资本吸纳能力，致使目前失业率较高（实际失业率可能接近10%）。（3）中国经济近三十年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于制度、资金、人力资本、土地、技术等诸要素优化配置的结果，即来源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性驱动。（4）目前经济发展减速的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中国面对以环保、新型能源、生物技术应用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创新不足；原材料产业、装备制造业、服务业与农业结构升级缓慢，市场对原有产业结构下的产品供给已经接近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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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受金融危机影响程度的实证预期
　　在不考虑社会公平判断标准的社会价值取向的条件下，经济危机长度的实证预期可以用两种方法：一是分别选择正常年份的GDP、物价水平和失业率指标值的均值作为基准值，然后再计算危机爆发后上述各项指标值，第三步是估计后者追赶前者所需要的时间。二是把前述各变量作为福利函数的自变量，然后估计福利函数危机前后的追赶周期。本文将重点研究后一种方法。
　　经济危机的本质是使人们的福利丧失，生活限于困境。按照庇古的观点经济福利等同于国民收入，但是在衡量经济复苏的问题上如果用国民收入直接去代替福利函数是不妥当的，一方面，从国民收入变为福利中间要经受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说物价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国民收入数量既定的条件下，其分配方式也影响国民福利的大小，一般情况下，以社会总体公平为价值取向的分配方式会增加社会福利。为了便于分析，我们把经济变动过程可以分为静态和动态两个过程，动态过程容易测量和监控，静态过程的测量和监控则比较困难。动态变化多数情况下表现为速度的变化或规模增减，而静态变化则以经济组织、产品结构、行业结构的分化组合与优化升级为主，因此在观测和控制上更加困难。为了对经济复苏进行正确的监控，我们需要把动态指标与静态指标结合起来。一是影响福利函数的自变量之间的动态变化与各个自变量自身的动态变化，二是自变量与福利函数之间的动态变化与福利函数的自身变化。在以往的中外文献中，自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模式如：资本扩张→增长率→就业。研究单一指标传递机制的缺点就是具有不稳定性和相互约束性，自变量之间的变动可能出现畸形，因此需要在静态意义上给定福利函数水平，然后反向控制自变量的变动幅度。
　　古典效用主义的社会福利函数把社会福利看做是所有社会成员的福利的简单加总，任何社会成员的福利都被平等对待，即w = u1 + u2 +...+ ui，其中，代表社会成员福利水平的“ui”是可以用具体数字1，2，3等等来度量的基数效用，这种福利函数使用基数效用，只关心效用总量，因而忽视了收入分配问题。
　　现代社会福利函数是由伯格森（A.Bergson）和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分别在1938年提出的。伯格森和萨缪尔森提出的社会福利函数是一种实值的福利函数（real-valued welfare function），即社会福利值w（用序数表示）取决于被认为影响福利的所有可能的实值变量zi，即w = w（z1，z2，......）。
长期以来，对福利的度量没有统一的标准，但多数研究是以与价格变化相联系的消费者剩余为中心的。福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们心理上的一个主观状态（黄有光，2004），但要度量福利大小及其变化，我们必须借助于客观度量工具。马歇尔、Hicks等主张用货币尺度直接计量消费者剩余来度量福利的大小。Harberger（1971，p.788）推导出了在消费变化情况下对福利变化的近似度量模型：
　　p0g∠χg+1/2∠ρg∠χg（1）
　　在收入水平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公式（1）变为：
　　-χg∠ρg－1/2∠ρg∠χg（2）
　　模型（1）中的g为商品种类，x为商品消费数量，P为商品价格，∠为增量符号。模型（2）中的字母含义与公式（1）同。
　　我们将模型（1）、（2）变形为模型（3）、（4）：
　　W=p0g∠χg+1/2∠ρg∠χg （3）
　　W= -χg∠pg－1/2∠pg∠χg （4）
　　公式（3）中的W为福利。P、X则为影响福利的自变量。从公式（3）中看出，在收入增长的情况下，随着价格与消费量的增加，福利W是边际递减的。如果限定收入不变，则福利W将随着价格与消费量的增加而绝对下降，见公式 （4）。从福利的本质来看，它是人们从消费实体物质当中所获得的满足，所以对福利的计算可以在公式（3）消费性支出的基础上进一步简化为居民个人全年购买主要商品数量的对比。表1是1995—2007年居民个人全年购买主要商品数量的对比：
　　我们以2005年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购买主要商品数量的总和代表金融危机爆发以前的福利水平，以2007年的数字代表经济危机爆发以后的福利水平。2005年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购买主要商品数量为431.03千克，2007年为398.83千克，两者相差32.2千克。2000年为263.6千克，与2005年相差167.43千克，平均每年增长33.49千克。即使不考虑收入变化，城镇居民福利水平要从危机爆发后恢复到危机前2005年的水平，也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两者虽然相差仅有32.2千克的福利，但是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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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角度看，居民福利的增长要受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
　　下面通过构建非平稳时间序列模型来分析有关因素对中国城镇居民福利的影响：
　　W=M+T+P+I+μ （5）
　　式中，W为福利，M为收入，T为个人所得税，P为物价水平，I为银行利率，μ为随机扰动项。只要分别求出M、T、P、I对福利的边际影响，就可以估计居民福利水平恢复到危机之前水平所需要的时间。式（5）中M、T、P、I各项数据（见表2）：
　　通过对模型（5）进行ADF检验，发现时间序列W、M、T、P、I都是I（1）的，具体过程略。由于系统含有5个变量，我们采用Johanson系统分析方法，利用Eviews5.0软件得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的协整关系为：
　　ECMt=Wt +0.000176Mt+0.001753Tt-1.859184Pt+3.750242It -
　　306.4247 （6）
　　对模型（6）进行整理，得到福利的长期模型为：
　　Wt= - 306.4247 - 0.000176Mt - 0.001753Tt + 1.859184Pt-
　　3.750242It （7）
　　以变量Wt的差分△Wt作为被解释变量，以△Mt、△Tt、△Pt、△It 和误差修正项ECMt－1为解释变量，建立误差修正模型，估计结果为：
　　△Wt=14.59739+1.768493ECMt－1+0.014590△Mt-
　　0.005415△Tt+3.109693△Pt -11.24660 It（8）
　　通过上述模型（7）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福利的长期模型中，福利与物价正相关，与税收、收入、银行3年期利率均负相关，其中收入的系数为-0.000176，即收入每增加1，福利减少-0.000176；税收的系数为-0.001753，即税收每增加1，福利减少0.001753。收入与税收的参数估计系数表明，它们对福利的影响程度较小。物价与银行利率的系数分别为1.859184和- 3.750242，说明它们对福利的影响相对较大。从整体结构上看，由于上述福利函数构成中没有包括耐用消费品，物价指数与福利函数成正比，收入、税收和银行利率与福利函数成反比，恰恰说明调整经济结构增加居民与政府收入，提高投资回报率对于推动温饱社会向耐用消费品社会过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从短期模型（8）中可以看出，在短期内收入与税收对福利的影响不是很明显，而物价和银行利率的影响则非常大。误差修正项的系数为1.768493，我们认为这主要是世界金融危机对人们消费心理的影响，进而对福利函数产生影响。金融危机因素的存在使得实际福利水平要以较快的速度向长期均衡状态调整。
　　三、应对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战略选择
　　如何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加快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是目前困扰人们的最大难题，对处于就业高峰的人口大国中国而言，尽快寻找一项正确的经济发展的系统战略显得尤为重要。
　　汉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还在进行，美国失业问题还不严重的时候，就已经预见到战后军队复员可能造成大量失业的严重形势，告诫政府要把实现充分就业作为自己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提出好的就业机会依赖于有效社会总需求，为此，在宏观政策上必须扩大政府公共支出。汉森的理论对我们有一定借鉴作用，但是中国市场制度发展较晚，在应对经济危机的问题上，我们是强于政府支出手段，而弱于私人的、自发的支出。我们必须尽快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建立一个技能保护以市场或价格制度为特征的私人企业制度，又能充分发挥国家对经济的调节和控制作用的新的经济制度（汉森，1957）。
　　汉森上述理论对我们深层次的启示意义是：为了实现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在城镇应以经济结构调整为主；在农村则应以扶植、创建小型企业为主，农村大量失业人口的存在是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
　　（一）城镇经济结构调整
　　中国城镇经济结构调整目前的主要问题是该重的不重，该轻的不轻，思路不清，实践混乱。现在工作的重点一是要在相关理论的指导下，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依据科学方法确定中国城镇主导产业，二是构建主导产业的发展机制。关于主导部门的确定原则，日本经济学家莜原三代平曾提出过三条基准：即生产率上升基准、收入弹性基准和关联效果基准。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应该再加上三条：宽阔的创新空间、环保、高技术扩散与拉动效应。王岳平（2001）依据上述若干原则对有关产业部门的需求收入弹性、生产率上升率、关联度、技术扩散等方面进行综合对比分析之后，得出中国主导产业部门的排序结果为：电子、交通运输设备及机械、电气机械、化纤、医药、化学工业、仪器仪表、塑料制品和金属制品。笔者认为，上述排序虽然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是它漏掉了产业创新空间这一重要因素。日本是世界上用主导产业部门带动整体经济增长最成功的国家。二次大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政府为了促进新兴主导部门的发展，建立了复杂的产业政策体系。到了20世纪80年代，伊藤元重、小宫隆太郎在《产业政策的经济分析》、《日本的产业政策》（1984）、H.钱纳里《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1989）等一系列著作中更是明确提出主导产业的培育要优先考虑技术创新性与扩散带动性。表3为各收入阶段上经济增长的因素：
中国城镇居民2007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 785元，按2007年美元的人民币汇率7.3649折算后等于1 872美元，位于上页表3倒数第二的位置，全要素生产率已明显高于资本和劳动。库兹涅茨（1958）也曾指出：人均收入超过860美元是产值结构变动率较高的第三个时期。由此看来，中国目前已经进入工业结构快速变动时期是确信无疑了，这种变动将影响整个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城镇实际主导产业的发展从一开始就走上了错误的轨道，即自觉不自觉地大力发展建筑业。其缺点是：建筑业属于不动产，不能走向传统国际市场；大量人财物流向建筑业市场，严重挤压制造业技术革新和教育科研投资，全国上下都沉浸在疯狂的购房风潮当中，筋疲力尽不能自拔；建筑业不符合遴选主导产业的基本原则和中国国情。按创新、扩散、拉动等标准来衡量，笔者认为，中国主导产业与经济结构调整机制的顺序应该是：（1）光电子高新技术产业。要加大对光电子、生物工程、新材料、计算机软件、科学仪器仪表和生态农业等高新技术的研发投入，推进其产业化。（2）重点革新关联度大、市场前景好、增长潜力大的重大装备制造业，以信息化、绿色环保为核心，加快机床、航空、汽车、造船、发电设备、石化成套设备、冶金成套设备、煤炭机械设备、输变电成套设备等制造业的创新性改造。（3）提高基础产品和关键设备的制造精度。要尽快提高高性能数控机床产品的信息化、制造精度和性能，加强环保智能监测，加快研发传感器技术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现场总线控制系统。提升中场产品的科技水平。（4）大力发展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努力为其他主导产业的发展提供支撑和保障。
　　（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
　　农村的经济结构调整要靠城镇工业的辐射和拉动，但是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根本动力来自农村经济本身，要寻找农村经济结构自身变动与升级的规律性。
　　日本的经验是：农村产业结构调整首先要有政府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包括金融政策、税收政策；有计划、分阶段地淘汰低附加值企业，按照高起点、高技术、高效率原则建立、扶植和发展农村企业。
　　中国农村企业目前以农产品加工和重化工企业居多，企业规模小、技术水平低，且在结构上与城镇工业没有明确分工。为此，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阶段应该采取以下发展战略：（1）发展绿色环保能源企业。辽宁阜新通过发展风能产业走上了绿色环保的持续发展道路。（2）按照各地的自然条件和市场需求，培育绿色生态产品基地、发展农产品加工、土特产品深加工基地。（3）发展农村观光旅游农业，加快建设大型农村观光生态园区。（4）发展制药业与保健品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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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五年）发展的主要目标有三个：（1）提高农村就业率，减缓城镇就业压力；（2）提高农民收入水平；（3）为下一轮企业升级换代进行资本积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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