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分别通过数理模型和博弈模型对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在农村的适用性进行了分析,模型分析结果认为当前农村金融的改革应当注重发挥非正规金融的内生作用,把农村非正规金融放在当前农村改革的主要位置上。最后从短期、中期、长期的角度指出农村金融的发展路径。
关键词:农村金融;适用性;模型
在当前国际经济不振的背景下,中国经济还面临着经济周期波动与经济结构调整的现实。作为一国经济发展调控主体——政府来讲,国际经济环境和经济周期是外生因素,很难进行控制,而经济结构的调整则是内生因素,政府可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因此,中国经济走出困境以及长期发展都需要自身结构的调整。在自身经济结构调整中,农村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而农村金融又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因此,只有正确地认识中国当前农村金融发展滞后的深层原因,才能最终缓解并解决三农问题,才能最终促进中国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本文在借鉴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以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通过对农村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适用性的数理模型分析和博弈模型分析,找出农村金融发展的症结,进而探索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创新农村金融体制,引导更多的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投向农村的路径,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农村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适用性的数理模型分析
假设农村金融市场上的供给者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各用下标F和I,假设高、低收入者农户各用上标M、N表示。农村金融市场上的利率为i,贷款者需要对借款者进行必要的监督,其付出的监督成本为c,c∈(0,1),贷款者将资金投入农村借贷市场的机会成本为c0;借款者运用贷款从事农业型生产投资获得的效用为R,付出固定的成本为S,其还款概率p取决于i和c,与i成反向关系,与c成正向关系,pM>pN,借款人运用贷款从事农业型生产投资的机会成本为c1,xM1>cN1。假设当借款人项目事件失败时,贷款人将不能追回任何贷款和利息,此时贷款人的收益将为0;只要借款人的项目事件成功,贷款人便可收回全部款项;借款人和贷款人均为风险中立。所以,当项目事件成功时,贷款者的收益为i-c,借款者的收益为R-i-S;当项目事件失败时,贷款者的收益为-c,借款者的收益为-S。
所以,贷款者的期望收益为:
π=p(i,c)(i-c)+[1-p(i,c)(-c)
=p(i,c)i-c(1)
借款者的期望收益:
π=p(i,c)(R-i-S)+[1-p(i,c)(-S)
=p(i,c)(R-i)-S (2)
为了各自利益的最大化,两者的约束模型可以简化为:
p(i,c)i-c>c0p(i,c)(R-i)-S>c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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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对于正规金融,约束机制应该应该变为:
p(iF,cF)iF-cF>c0p(iF,cF)(RF-iF)-S>c1(4)
若存在均衡,必然有:
i*F>和i*F>
即: 若要(5)成立,则监督成本c*F和机会成本c0必须较小,机会成本c1和付出的固定成本S也比较小,收益R和还款概率p必须较大。
1.利率无管制的情况下。由于正规金融部门往往受限于高昂的信息成本,一般上都会对不同收入水平的人以相同的利率提供贷款。
由于pM(i,c)i-c>pN(i,c)i-c,放贷给高收入者会带来更大的收益。
从前面模型可以看出,高收入农户能接受的利率上限为i□M=,低收入农户能接受的利率上限为i□N=,又由于cM1>cN1,所以i*Mi□N时,只有低收入者才可能会贷款,但是低收入农户的pN(i,c)相当低,正规金融组织可能会选择放弃贷款。
2.政府管制利率的情况。假设受到政府管制等一系列因素影响,正规金融组织的利率为i,此时借款者足额还款的概率p仅由监督成本决定,为p(c),则公式(3)的机制约束问题变为:p(,c)-c>c0p(,c)(R-)-S>c1(6)
在满足 说明当边际监督成本等于利率水平的倒数时有最优解,且在均衡点处。
但由于信息不完全,正规金融组织无法充分了解借款者的情况,即使付出了很大的监督成本收益也较低,即p′(c)很可能不大。而在管制且上限时,利率往往较低,这时将导致p′(c)<,即模型没有最优解。若p′(c)=成立,监督成本c必须非常大,这时,理性的贷款者将选择放弃任何放贷,从而解释了当存在较低的利率上限管制和较高的监督成本时,农村金融需求者难以从正规金融部门取得贷款的现象。
同理,如果有利率管制且有一个较高的下限时,将不能满足的约束条件<,借款者的收益将无法弥补利率成本,他们将选择放弃贷款。
第二,对于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来说,由于本身基于地缘、人脉关系等具有信息方面的优势,其可以以较小的成本甄别不同类型的需求者;同时由于其不受利率上限的限制,对于不同的借款人,非正规金融可以要求不同水平的利率;此外,非正规金融组织还可以以较小的监督成本监督借款者的行为,且较为有效,即p′(c)较大,能够同时向高、低收入型农户提供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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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高收入农户来说,供求约束机制为:
i*M>i*M<(8)
对于低收入农户来说,供求约束机制为:
i*N>i*N<(9)
假设监督成本、所获收益和固定成本均相同,又pM>pN。因此,对于非正规金融来说<,即i*M 可见,非正规金融组织能够运用其信息上的优势,以较小的成本分离高中收入型需求者,利用不同的利率达到分离均衡,同时其较小的监督成本和较好的监督效果扩大了借贷机制有效性的范围。对于高收入型农户而言,当正规金融组织的监督成本较小时,其可能更倾向于向非正规金融组织借款,即便非正规金融要求的利率略高。对于低收入型农户而言,他们借款主要是用于维持最基本的消费性支出,即维持生存。他们缺乏劳动能力或其他可以获得收入的途径,即使侥幸借到钱,也没有能力偿还,可以认为他们的还款概率接近于0。同时他们没有任何抵押品,从事其他活动的机会成本也接近于0,他们的收益仅仅来源于违约所得的贷款。
所以对于低收入型农户而言,公式(3)可写为:
p(i,c)i-c>c01-S>0即i>1-S>0(10)
由于p(i,c)→0,,即必须满足i>+∞。显然,这是不可能成立的。因此,具有信息优势的非正规金融不会选择向低收入型农户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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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农村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的是相互依存的,在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供给远远小于资金需求的时候,农村的贷款就必然转向农村非正规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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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村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适用性的博弈模型分析
从博弈论的角度讨论农村非正规金融的优势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直接从非正规金融机构和农户的博弈分析讨论非正规金融的优势;或者通过分析正规金融机构和农户之间的博弈,指出正规金融的不足之处,从而间接地分析出非正规金融的优势。本文选择后者进行分析。
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和农户之间的借贷活动是通过签订借贷合同方式实现的,农村正规金融机构要确定贷款利率、贷款要求和还款方式等内容吸引农户贷款以获得贷款收益;同时农户则要决策是否借款。所以,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和农户之间的借贷活动就形成了一种博弈:农村金融机构是否贷款给农户,农户是否贷款以及是否偿还贷款。本博弈模型以农村金融机构和农户为两个博弈方,假设这两个博弈方都是经济人,即他们都会在既定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不会犯理性错误,并且假设他们都是风险中立者。由于农户具有私人信息造成了博弈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两者之间的博弈是一种不完美信息动态博弈。欲借款的农户先向农村正规金融机构提出申请,经调查审核通过以后,金融机构才发放贷款给农户。下面分析正规金融机构和农户之间的博弈过程:
假设正规金融机构为B,农户为F,农户向金融机构提出贷款申请的概率为P1,正规金融机构发放给农户的贷款本金为L,贷款期限t,贷款利率i,按复利计算利息,则贷款到期还款额为Leit,农村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概率为P2;农户最后选择归还贷款时收益为R1,选择不归还贷款时收益为R2,农户归还贷款的概率为P3。博弈树(见图1):
根据中国农村贷款的实际情况,大部分情况是农户根据正规金融机构贷款要求(如贷款期限、利率、抵押品、信用状况等要求)做出选择“
申请”还是“不申请”,如果农户以概率(1- P1)选择“不申请”,那么双方得益为(0,0),如果农户以概率P1做出选择“申请”,则博弈进入子博弈;子博弈阶段由金融机构决定是否贷款,我们考虑金融机构的选择,它可以选择“贷款”或者“不贷款”,如果它以概率(1- P2)选择分枝“不贷款”,那么金融机构和农户最后的得益为(0,0),博弈结束,如果金融机构以概率P2做出了选择“贷款”,我们就进入二级子博弈;这时由农户开始选择,他也有两个选择“偿还贷款”或者“不偿还贷款”,如果农户以概率 P3偿还贷款,那么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得益为Leit,农户的得益为R1(R1>0),如果农户以概率(1- P3)选择不偿还贷款,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得益为-Leit,农户的得益为R2(R2> R1>0)。那么我们可以计算出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期望得益为:
E(R)=P1P2[P3Leit+(1-P3)(-Leit)]+(1-P1)*0+P1(1- P1)* 0
= P1 P2 Leit(2 P3-1)
当E(R)= P1 P2 Leit(2 P3-1)>0的时候,即P3>0.5时,就是说农户偿还贷款的概率大于50%的时候,农村正规金融机构选择贷款的期望得益为正,此时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会选择发放贷款。
当E(R)= P1 P2 Leit(2 P3-1)<0的时候,即P3<0.5时,就是说农户偿还贷款的概率小于50%的时候,农村正规金融机构选择贷款的期望得益为负,此时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会选择不发放贷款。
所以,农村正规金融机构是否选择发放贷款取决于农户偿还贷款的概率大小。根据中国农村现实中的情况,正规金融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诱致性变迁不相适应,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与农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状况非常严重,经济发展落后,农民收入较低,甚至相当一部分农户把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当成政府的无偿援助,同时由于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产权不清晰、组织结构不科学、工作效率低下等原因,都使得农户一旦获得贷款,相当一部分都会把还贷一拖再拖。
当然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也可以要求申请贷款的农户需要有抵押品,但是在中国农村,住房、土地等对农户价值大的资产因为制度、道德等原因不适合作为抵押品,就是说农户可以作为抵押品的资产相当少。另外,农村金融机构也可以选择打官司,但是因为向农户发放的每笔贷款数额都不大,几万元或者几千元,农户又可以到外地居住,打官司的搜寻成本和耗费的人力、物力、诉讼费用都很高,甚至可能会超过农村金融机构的得益Le i t,所以农村金融机构可能会放弃打官司,从而倒推到博弈的第二阶段,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可能就会选择不发放贷款。这在实际中是很常见的,因为农户的还款率太低,农村金融机构害怕其贷款成为不良贷款,于是就提高发放贷款的要求,“惜贷”在农村成为普遍现象。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因此农村正规金融和农户之间的反复博弈的结果就是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信贷配给,在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供给远远小于资金需求的时候,农村的贷款就必然转向农村非正规金融,这也正是农村非正规金融机构蓬勃发展的原因所在。
三、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路径的思考
通过上述两个模型分析,我们可以明确地认识到农村非正规金融在农村金融改革发展中应有的位置和作用。中国经济转型的过渡性导致农村金融制度改革的过渡性,在经济发展中制定出适合新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制度,选择农村金融改革的路径,都是新农村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
1.短期来看,我们要从制度上为非正规金融发展提供保障,确立其在当前新农村建设中的合法地位。非正规金融融资的还款率相当高,有的甚至能达99%,这是我们信用社及其他专业银行所不能望其项背的。民间组织克服农村借贷风险的能力比官办金融机构强,还款率接近或达到百分之百,非正规金融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尤其对于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阶段更加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真正解决新农村经济发展问题,必须允许非正规金融合法存在和发展,从法律规范、银行监督、管理登记、风险控制制度等方面对非正规金融的合法地位进行制度性的保障。
2.以合会为突破口,大力发展农村非正规金融,带动农村金融的健康发展。农村金融市场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缺乏可抵押物、特质性成本和非生产性借贷,农村正规金融无法克服这四大基本问题,而农村非正规金融很好地解决了这几个障碍,所以当前农村金融制度改革必须以非正规金融制度改革为重中之重。农村合作基金会和合会是农村非正规金融健康发展的两种主要组织形式,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因为政府偏好合作性质的金融制度,所以在农村金融制度改革初期,政府重点扶持发展了农村合作基金会,但是事实证明如果金融监管还未能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进行,政府还可以对民间金融机构指手画脚,民间金融的合法化就是民间金融的灾难。所以我们必须发展真正来自于民间、民营的农村金融,那么合会就是一个最合适的选择,它很好地解决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也不需要抵押物品,因此它是农村金融制度改革的突破口所在。
3.中期来讲要注重农村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的融合。在农村的金融领域,正规部门具有充足的资金,具有规模经济带来的成本优势,可以服务于大中型的农村企业;非正规金融具有信息优势,可以有效地为中小企业和农户服务。农村非正规金融应该和农村正规金融有效的结合起来,互相补充更好的服务整个农村,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和新农村的建设。具体到连接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水平连接,非正规金融作为正规金融的补充,借款人先向正规金融申请借款,得不到满足即转向非式式金融;还有一种就是垂直连接,非正规金融首先利用其优势提供抵押从正规金融部门借款,然后再贷给农户和一些小型企业。在水平连接中,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机构之间相互竞争,正规金融在压力下,肯定会扩大金融服务的数量和品种,非正规金融也会降低一直被认为是较高的利率,满足农村的融资需求。更进一步,在一个充分竞争的条件下,往往会有足够的信息来比较不同金融机构之间的经验状况,可以有效地解决当前由于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道德风险问题。在垂直连接中,正规金融以较低的价格将资金提供给放贷者,降低自身直接和中小农户打交道时的信息不对称,同时可以使其获得充裕的资金可以实现资金的规模效益。一般来说,这两者之间的联接的效果一般是可以达到相互促进的目的,正规金融利用非正规金融的信息,降低贷款的风险,增加资金的供给;非正规金融可以降低融资成本,可以改善农户所面临的贷款条件,增加农户的资金。
4.从长期角度来看,我们要借鉴日韩农业发展模式建立农协,实现农村农业产业和金融机构一体化。交易成本过高和交易条件恶化是农业经济落后的根本原因,在这种条件下,农业无法获得社会平均利润,要想保持农业的发展就必须对农业发展进行政策支持和财政补贴。如温铁军教授所讲在中国两亿多农户、70%以上兼业这样一个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条件下,只有日韩模式才是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道路。中国也可以建立一个多层次的农业协作组织,这个组织可以进行多种不同经营领域中的综合性合作,政府要对农民合作放开保险、金融、购销、加工等等相关领域,并且以一定的税收优惠支持,政府拿资金扶持,给予免税待遇,用这些领域中产生的收益来反补农业,使农民收入达到大致均等的社会平均收入,这样资金就进入了农业、农村。我们可以把农村信用社纳入农业协作组织中作为其金融机构,由农协来建立购销渠道,建立国内外市场,从事信贷、保险业务,向农民提供资金,教育普及农业技术等。只有把金融和农业生产、加工、购销等结合起来,把农民组织起来进入各种各样的涉农相关领域获得社会平均利润,才能相对缓解目前中国的三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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