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环境文学的核心主题及其表现技巧

　　摘要：美国是世界环境文学的发源地和创作重镇。“环境正义”是美国环境文学的核心主题，它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环境正义和人与人之间的环境正义。为了表现环境正义主题，美国环境文学家普遍采用三种艺术技巧，即精心建构“主题型文学”、灵活运用劝导式叙述模式和巧妙整合多种话语系统。

　　关键词：美国环境文学；环境正义；主题型文学；劝导式叙述模式；多种话语系统
　
　　美国是世界环境文学的发源地和创作重镇。环境文学在美国兴起于19世纪中叶，后来在20世纪中期扩展到世界范围，演变成一种国际性文学思潮。“环境正义”是美国环境文学的核心主题，它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环境正义和人与人之间的环境正义。前一种环境正义要求人类超越征服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方式，尊重自然的固有价值和尊严，改变片面强调经济效益的经济主义价值观，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和共生；后一种环境正义包括代内环境正义和代际环境正义，前者要求人类在开发利用自然的过程中尊重和维护同代人的环境利益，后者要求人类在开发利用自然的过程中尊重和维护非同代人(当代与后代)的环境利益，避免以污染环境、破坏环境的方式，侵害彼此的身体健康、环境权利等。为了张扬环境正义主题，美国环境文学家普遍运用了三种艺术技巧，即精心建构“主题型文学”、灵活运用劝导式叙述模式和巧妙整合多种话语系统。
　　
　　一、“主题型文学”的精心建构
　　
　　加拿大文学批评家诺思罗普·弗莱曾经说过：“每一部文学作品都有虚构的内容和主题的内容。至于哪一方面更重要，这通常是一个观点不同或解释的侧重点不同的问题。”他还从这一观点出发，把侧重于表现主题思想或强调思想优先性的文学称为“主题型文学”。美国环境文学就属于弗莱所说的“主题型文学”。为了张扬环境正义主题，美国环境文学家普遍致力于将环境文学建构成一种“主题型文学”，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美国环境文学家非常注重体现环境文学的教育功能。他们寓丰富的生态学知识和环境伦理思想于环境文学之中，试图用科学知识、道德思想等教育和影响读者，达到使之追求环境正义的目的。在重视环境文学的教育功能方面，美国著名生态诗人加里·斯奈德显得很突出。他的诗歌往往蕴涵丰富的生态思想和深刻的环境伦理思想。他的《龟岛》是一部弘扬生态学知识和环境道德思想的诗歌集，其中的诗歌“事实”非常著名。该诗歌是由10组数据构成的，其中的第2组数据是这样的：“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6％，但每年的能源消耗占世界能源消耗总量的三分之一。”第4组数据是：“占美国人口五分之一的上层人士的收入是全国工资收入总额的45％，他们拥有全国财产的77％。最高层的1％的人拥有美国私人财产总额的20％－30％。”我们不难从这首不像“诗”的诗歌中发现，为了张扬环境正义思想，诗人甚至在很大程度上牺牲了诗歌的艺术形式。斯奈德的诗歌大都实现了艺术性和思想性的高度统一，但这首诗歌是一个“例外”。不过，这个“例外”不仅说明斯奈德重视环境文学的教育功能，而且反映了他对美国过分占用世界资源的环境非正义现象的批评。
　　
　　其次，许多美国环境文学作品的命名具有张扬环境正义主题的思想倾向性。例如，《我们的国家公园》表达了约翰·缪尔(John Muir)试图通过建立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张扬环境正义的思想；《寂静的春天》反映了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试图通过揭露环境危机的可怕状况张扬环境正义的思想；《不再是一条河流》(A River No More)表现了菲利普·弗拉德金(Philip L.Fradldn)试图通过保护河流生态系统张扬环境正义的思想；《白噪音》展现了唐·德里罗(Dang Delera)试图通过维护公共健康张扬环境正义的思想；《自然的终结》显示了比尔·麦克本(Bill MckJbben)试图通过提倡可持续发展张扬环境正义的思想。美国环境文学家往往选择寓意明确而又富有感染力的题目来标识他们的作品，其试图张扬环境正义主题的思想倾向往往跃然纸上。
　　
　　再次，在美国环境文学作品中，语言的运用、情感的表达、形象的塑造等都服务于主题思想、特别是环境正义主题的表现。与其他文学一样，美国环境文学也注重语言的灵活运用、情感的深刻表达和形象的巧妙塑造，但这一切都是围绕环境正义这一核心主题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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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语言的灵活运用服务于表现环境正义主题的需要。例如，为了表现环境正义主题，美国环境文学家特别讲究隐喻的使用。隐喻是文学作品中常见的一种修辞手法，但大部分文学中的隐喻是一种语言修饰方法或修辞格。与此不同，美国环境文学中常见的隐喻并没有局限于修饰语言的功能，它像修辞学中的“互动理论”所说的那样，已经变成一种思维方式。具体地说，它反映的主要是美国环境文学家的生态学思维方式和环境伦理学思维方式。生态学中的生态系统理论和环境伦理学中的生态整体主义理论对美国环境文学家建构隐喻思维方式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因为它们的“联姻”使一切与自然生态有关的隐喻都变成了一种思维定式：生态学从科学的层面证明整个地球或自然界是一个有机统一的庞大生态系统，环境伦理学则从伦理的层面证明地球生态系统是一个道德共同体，这两个方面相互支持、相互论证，一起构成了美国环境文学家思索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和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普遍思维方式。在美国环境文学中，任何有关人类存在和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理解和诠释，都建立在生态学和环境伦理学理论基础之上——这种思维定式使美国环境文学家对地球生态系统或自然的一切描述和透视都与人类在其中的角色定位、人类社会文化及人类心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美国著名生态诗人杰弗斯(Robinson Jeffers)在《大拉网》一诗里非常成功地运用了“网”的隐喻。他把现代工业社会比作一个庞大的网络：“我们开动了一台台机器，把它们全部锁入／相互依存之中；我们建立了一座座巨大的城市；如今／在劫难逃。我们聚集了众多的人口，他们／无力自由地生存下去，与强有力的／大地绝缘，人人无助，不能自立。圆圈封了口，网，正在收。他们几乎感觉不到网绳正在拉／”。这首诗歌通过巧妙的隐喻告诉读者：由“机器”、“城市”等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编织而成的“死亡之网”将人类封闭了起来，使之“在劫难逃”，陷入了“与强有力的大地绝缘”、“无力自由地生存下去”的境地。诗人的意旨是明确的：现代工业发展不仅带来了人口的膨胀，而且导致了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环境问题，其警示意义在于：如果任凭污染环境、破坏环境的环境非正义现象滋生蔓延，人类不可避免地会陷入万劫不复的环境危机，人类文明不可避免地会毁于一旦。诗人在诗歌中运用了美国环境文学批评家布伊尔所说的“末日意象”(imams of doom)。诗人试图通过使用这些预警性的“末日意象”来凸显环境非正义行为造成的恶果，从而给人们敲响警钟，呼吁人们追求环境正义，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正如布伊尔所说：“我们创造末日意象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末日的到来。”可见，诗人对环境正义主题的张扬是通过富有表现力的隐喻来达到目的的。
　　第二，情感的深刻表达服务于表现环境正义主题的需要。美国环境文学家十分重视他们与读者之间的情感交流。他们经常借助于真挚的情感表达来唤醒人们的环境正义意识。例如，爱德华·阿比对荒野的描述通常就充满着深情：“我们需要荒野，无论我们是否曾经涉足其间。我们需要一个避难所，即使我们从来都不必去那里。比如说，或许我一生中都不会去阿拉斯加，但我对它的存在也心存感激。正如我们需要希望一样，我们需要逃避的可能性，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可能性，城市生活会把所有人逼进犯罪、吸毒或精神病的深渊。”阿比把“荒野”比喻为人类的“避难所”，用真挚的情感赞美荒野对于人类生存的巨大价值。他甚至认为，人类热爱荒野就是热爱整个地球，就是热爱自己的家园，就是避免犯罪：“对荒野的爱不仅是对无法企及的事物的渴望，而且是忠诚于地球的表现。地球孕育了我们，养育了我们。它是我们迄今为止所知道的唯一家园，是我们需要的仅有乐园——如果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到这一点该多好啊!所谓原罪，真正的原罪，是在贪婪的驱动下对我们周围的天然乐园进行盲目的破坏——如果我们能够珍惜它该多好啊!”显而易见，阿比对荒野(自然)充满深情的赞美是为了唤醒人们保护荒野(自然)的环境正义感。
　　第三，形象的巧妙塑造服务于表现环境正义主题的需要。虽然“形象”的塑造受到了美国环境文学家的普遍重视，但是它在美国环境文学中的重要性无法与“思想”相提并论。美国环境文学家普遍将“思想”置于优先于“形象”的地位。在他们的笔下，文学形象的塑造服从于张扬环境正义主题的需要。
　　文学形象是“生活”，即“通过人们的创造所表现出来的保持着全部感性形态的生活”。从这种意义上来理解，美国环境文学着力表现的“形象”或“生活”主要是人与自然打交道的生活方式。由于人与自然打交道的生活不可避免地要和人与人打交道的生活非常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美国环境文学反映的“生活”就是人作为一种自然存在的生活和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的生活交织而成的“日常生活”。美国环境文学家往往将人置于为环境危机困扰的生活方式之中。生态诗人杰弗斯曾经在“被打破的平衡”一诗中指出，如果人类随心所欲地谋求发展，他们必然沦为物欲膨胀、缺乏精神的动物，他们孜孜以求的社会文明必然与自然进化的步伐和人类的利益需要背道而驰，整个世界则必然变成一个任凭环境危机肆虐的场所：“他们惟一的作用是／维持和效力于人类之敌——文明／怪不得他们活得神神经经，舌尖的／欲望：进步；眼里的欲望：欢乐；心底的欲望：死亡／世界在变化中病倒，雨变成毒药，／大地是一个坑，该毁灭了。／”在上述诗歌中，“文明”指的是工业文明。在工业文明中，人们片面强调物质欲望和感官快乐的满足，这导致了人类精神的“死亡”。诗人致力于在诗歌中表现的人类形象是一个为物欲所役、缺乏精神超越性的形象。正是这样的人类使整个世界陷入了深重的环境危机。要摆脱危机，惟有人类追求环境正义，改变工业文明模式，摆脱经济主义价值观，走与自然(地球生态系统)和谐共进的生态文明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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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劝导式叙述模式的灵活运用
　　
　　选择合适的叙述模式是一种最基本的文学艺术技巧。美国环境文学具有散文、诗歌、小说、戏剧等多种体裁，但它具有比较统一的叙述模式，即“劝导式”或“说服式”叙述模式。这种叙事模式的要义在于：一是以说明事理为叙述动力；二是叙事线索不以情节为重点，而是以思想引导为主线；三是叙述功能在于引起读者的思想共鸣。这种叙述模式的广泛运用使美国环境文学作品通常是以观察经验作为叙述的前提和基础，然后引出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沉思和领悟，最终将读者引入追求环境正义的思想观念之中。正如美国环境文学批评家斯各特·斯拉维克所说的那样，环境文学家通常将他们的作品视为个人体验自然的亲身经历与伦理劝导相结合的产物，他们往往努力说服读者用一种新的态度对待自然环境。
　　美国环境文学作品往往体现出上述“劝导式”叙述模式。具体地说，美国环境文学家普遍采用的“劝导式”叙述模式往往以作者或作品中的人物亲近自然获取直接经验作为叙述的开端，然后揭露环境危机的实际存在和可怕状况，继而发出环境保护的倡议，最后指明环境保护的根本途径在于张扬环境正义。
　　约翰·缪尔的散文著作《我们的国家公园》就堪称劝导式叙述模式的代表作：首先，作者像导游一样带领读者亲近美国的自然环境——西部的自然公园和森林保护区、黄石国家公园、约塞米蒂国家公园、格兰特将军公园等，使读者仿佛身临其境地领略美国的大好自然风光：“徜徉在弥漫着松香气息的松林里或长满龙胆的草原上，穿行于查帕拉尔灌木丛中，拨开缀满鲜花、香气袭人的枝丛，沿着河流走到它们的源泉，去感触大地母亲的神经；从一块岩石跳上另一块岩石，去感觉它们的生命，去聆听它们的歌声；气喘吁吁地进行全身心的锻炼，在纯净的大自然中去做深呼吸，去欢呼，去雀跃。这是一件自自然然、充满希望的好事。”继而，作者将美国自然环境被美国人严重破坏(如森林被滥砍滥伐)的状况呈现在读者面前，让其感受到环境危机的可怕性：“只是30年以前，500英里长50英里宽的巨大的加利福尼亚中央河谷还开满了金色和紫色的鲜花。如今，它已被开辟成农田和牧场而不复存在了，永远地消失了，只有在篱栅的一角或深入溪流的陡坡上还保留着些许记忆的印痕。尽管地形复杂，道路崎岖难行，然而北美西部山地的花园以及保护区与非保护区中的大森林都没有逃脱被闯入、遭践踏的厄运，只有那些由不多的士兵守卫着的国家公园中的花园和森林才免遭不幸。在这个世界上最壮丽的大森林里，曾一度秀美迷人的大地如今却变得荒凉而面目可憎，仿佛满目疮痍的脸庞。太平洋海岸及落基山脉的许多其他河谷和森林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然后，作者阐明了建立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的重要价值：“在所有的森林保护区中，加利福尼亚的山地保护区是最开阔、最秀丽、最具利用价值的，除了俄勒冈的瀑布保护区与蒙大拿和爱大荷的比特、鲁特保护区外，加利福尼亚山地保护区还是面积最大的一个保护区。它所覆盖的地区拥有400万英亩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这片大陆上最高大的林木，这里的森林都生长在最能发挥它们功效的地方，这功效不仅在于悦人耳目，而且还在于对它们下面圣·乔奎恩大河谷地的农业生产的贡献上。”作者最后强调，追求环境正义理应成为美国人的美德：“热爱自己祖国的人们为光山秃岭而悲伤，如今大声疾呼：‘救救我们剩下的森林吧!’这就不足为奇了。目前的砍伐肯定已经走得够远了，不久木材就会短缺，将没有一处森林留下来供我们休息和祈祷。被保护起来的剩余的森林将产出大量木材，为所有正当的利用提供持续的供应，只要不在这一地区进一步破坏，它们将覆盖着那些发源于山区，向人们脚下干旱的谷地提供灌溉用水的泉源与河流，并防止造成浪费的洪水，永远成为每一个人的福祉。”缪尔希望读者明白：友好、公正地对待自然就是善待人自身和保护人自身。
　　美国环境文学家试图像结构主义者那样在文学系统内建立一种比较稳定的秩序。他们将环境文学作品的意义与一定的结构体系联系起来，而不是使之仅仅与作家个人的心灵世界相通。他们在其作品的意义与结构之间建立联系的过程其实是一个强化作品意义、甚至赋予作品新的意义的过程。通过劝导式叙述模式的建构，他们不仅达到了表达意义的目的，而且达到了感染读者和驱动读者的目的。普遍采用劝导式叙事模式的美国环境文学作品往往既能够让读者捕捉到一定的意义或明白一定的道理，又能够让他们因为“心动”而采取某种“行动”。美国环境文学之所以能够在美国环境保护事业中发挥十分突出的作用，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它们能够拨动读者的心弦，使之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和培养环境正义感，并驱使他们以积极的行动为环境保护事业做贡献。
　　
　　三、多种话语系统的巧妙融合
　　
　　美国环境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作家往往在其作品中融合文学话语系统、科学话语系统、哲学话语系统等多种话语系统。在美国环境文学中之所以会同时出现多种话语系统，这主要是因为很多美国环境文学家在现实生活中拥有多重身份，其知识构成复杂多样，其文学创作很容易受多种话语系统的影响；另外，美国环境文学家也特别注重在其作品中融合多种话语系统。
　　卡逊是一位集环境伦理学家、海洋生物学家、文学家等身份于一身的作家。她的作品中大都具有多种话语系统。例如，她在《我们周围的大海》(The Sea Around Us)一书中叙述的时候就经常轮换文学家、海洋生物学家和环境伦理学家的身份及与之相关的话语系统，有时她甚至将这些话语系统难以辨别地交织在一起。我们以书的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章“灰色的起源”为例。作者说：“一切事物的开始都是扑朔迷离的。海洋这一生命的伟大母亲的起源也是如此。许多人已经争辩过海洋如何和何时在地球上诞生的事情，但他们的解释并不一致，这很自然。一个简明而又无法否定的事实是，没有人在场目睹过一切。由于没有目击者，相关的解释必然无法达到一致。因此，如果我在这里讲述年轻的地球如何获得海洋的故事，那么它必定是借助于各种文献和思想资源整合而成的。我的故事建立在对地球的最古老岩石(那些岩石其实是年轻的，因为地球很年轻)进行考证的基础之上。其他的证据则写在地球的卫星月球上面，太阳、乃至布满星辰的整个宇宙的历史也提供了许多暗示。虽然没有目击者目睹过宇宙的诞生，但是星星曾经在那里，月亮曾经在那里，岩石曾经在那里。因此，一定有事实可以证明海洋的存在。”在这一段落中，作者交替运用了文学、生态学、环境伦理学等话语系统。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句话显示的是科学家探寻科学真理时说话的口吻，而第二句话则显然具有环境伦理学话语和文学话语混杂的特征——将海洋尊称为孕育生命的“母亲”，这既是一种生动的文学比喻，也暗示了人类应该尊重自然的环境道德价值观。紧接着，叙述者迅速转入了科学家的话语系统：叙述者以很严肃认真、郑重其事、事实求事的口吻说话，就像一个科学家(海洋生物学家)在向人们揭示某个科学真理之前所做的开场白一样。继而，在对地球诞生过程的描述话语中，叙述者显然又将文学话语系统和科学话语系统揉合到了一起：“新的地球是从其父太阳那里脱离而成的。它是一个由旋转的气体构成的球，热量密集，沿着一条轨道在宇宙的黑暗太空中奔行，其运行速度受到某种巨大力量的控制。后来，那个灼热的气体球渐渐地冷却了下来，那些热气腾腾的气体开始液体化，地球变成了一团熔化的液体。最后，那一团液体中的物质变成了一个稳定的模式，最重的物质居于中心，次重的物质居于中心的周围，最轻的物质则构成外围。这一模式就是地球延续至今的模式。”在这里，叙述者把地质学中的科学知识寓于生动形象的文学语言之中，使地球诞生的过程变成了一个栩栩如生、引人入胜的过程。在紧随其后的叙述中，叙述者又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严谨的科学家形象在讲述，将地球岩石变化的过程诉诸图表的形式来表达。经过话语系统的不断转换，叙述者最终是以环境伦理学家的话语系统结束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章的叙述的：一切生命都是海洋孕育的，人类也不例外；然而，从海洋的母体里脱胎出来之后，人类仅仅根据其自身的需要返归海洋。“在城镇构成的人为世界里，人类往往忘记了地球这颗行星的本质及其漫长的历史——人类的存在仅仅占据了其中很短的一刻。”显然在叙述者的眼里，地球、特别是海洋是人类生命的本源，但人类却往往将这一事实抛掷脑后；人类在追求文化的过程中不仅忘却了地球的本质，而且试图以人为的一切取代自然造化的一切。这种观点以极其委婉的方式批评了人类对自然忘恩负义的态度，从而使环境正义主题得到了张扬。事实上，“环境正义”是贯穿《我们周围的大海》的核心主题。无论话语系统如何变换，作者卡逊自始至终都在强调：人类应该充分认识海洋的价值，特别是它作为人类生命支持系统的巨大价值；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海洋之间的关系是人类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开发利用海洋的过程中，人类不应该采取算计、盘剥和掠夺的方式。
　　美国环境文学家运用多种话语系统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表现环境正义主题。他们的科学话语主要是生态学话语，它强调地球生态系统的存在状况、人与地球生态系统的关系以及人在地球生态系统中的生存状况必须依据生态学原理来进行客观的描述。他们的哲学话语主要是环境伦理学话语，它把关于地球生态系统、人与地球生态系统的关系和人在地球生态系统中的生存状况的“事实”提升到了“价值”的层面上来加以考虑和考察，试图用环境正义等环境伦理原则来整合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规范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和行为。这两种话语系统在美国环境文学作品中占有不容忽视的份量。引入科学话语和环境伦理学话语构成了美国环境文学的一大特色。科学话语使美国环境文学具有强调事实依据的严肃性、逻辑性和实证性，环境伦理学话语则使它具有道德价值的崇高性、理想性和导向性。
　　多种话语系统的综合运用不仅使美国环境文学变成了一种具有交叉科学性质的文学样式，而且使美国环境文学中的环境正义主题获得了更加坚实的价值基础。它具有“美”的艺术价值基础，具有“真”的科学价值基础，还具有“善”的道德价值基础。这三种价值基础熔铸在一起，共同支撑起美国环境文学中的环境正义主题，使之代表一种新的艺术思想境界、科学真理和道德价值目标，也使之在美国环境文学中获得了能够占据核心地位的主题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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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美国环境文学对环境正义主题的张扬离不开美国环境文学家对艺术技巧的巧妙运用。首先，他们普遍强调思想的优先性，精心建构“主题型文学”，使语言的运用、情感的表达和形象的塑造都服务于环境正义主题的张扬，这不仅更加突出了环境正义主题在美国环境文学中的核心地位，而且更好地体现了文学艺术的教育功能。其次，他们灵活地运用了劝导式叙述模式，借助于这种叙述技巧将读者引入追求环境正义的思想和观念之中，使之在不知不觉中受到生态学知识、环境道德信念和环境美学思想的熏陶。再次，他们巧妙地整合了文学、生态学、环境伦理学等多种话语系统，这一艺术技巧的运用不仅使美国环境文学更好地实现了生态科学之真、环境伦理学之善和环境文学之美的统一，进而从多视角突出了环境正义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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