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的母语化建构

　　摘要：母语既是承载特定文明形态的符号意义体系，又是划分不同文明形态的标志。作为世界上现今流行的“八大”语系之一的汉语言母语有着悠久历史和强健生命力。20世纪中国文学以“语言”的革新为肇端，文学语言的现代性已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题话语。综观20世纪中国文学，文学的母语写作即使是在被历史性“解构”状况下也处于不断“重构”的努力中并形成了贯穿百年的建构过程：从20年代胡适、周作人等人倡扬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设想，到40－70年代“毛(毛泽东)文体”对母语文学的革命性再造，至世纪末人们在理论话语和创作实践层面对文学母语的重构。由20世纪中国文学母语化进程可以得到的启示是，中国文学如要在“全球化”中坚守“民族性”则必须发扬光大汉语言母语的诗性特征，使“语言”再度成为人的“诗意栖居”的所在。

　　关键词：母语文化；汉语言母语；20世纪中国文学
　　
　　文明类型与母语形态
　　
　　作为一种表意和交流的符号系统，语言容纳了人类精神的所有可能，同时也划出了一道不可跨越的精神地平线。海德格尔就认为人类之间最深层的隔绝是语言的隔绝：“欧洲人也许就栖居在与东亚人完全不同的一个家中”，而“一种从家到家的对话就几乎是不可能的”。所谓“不可能”意即母语与母语之间的不可替代性、不可更换性。的确，在对人类语言文化的回顾与反思中现代人意识到语言与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思维方式密切相关，它记录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踪迹，成为延续历史与未来的血脉。放弃母语意味着放弃自己的传统和历史，放弃自己赖以生存的文化基因。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这样表述：“人们可以把语言看作一种世界观，也可以把语言看作一种联系思想的方式。”他认为语言与民族的精神力量有着内在的深刻的联系，“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每种语言都包含着属于某个人类群体的概念和想象方式的完整体系。”伽达默尔同意洪堡特的“语言是世界观”的命题只不过阐释略有不同：“我们正是通过语言而拥有一个世界或一种对于世界的态度。”人的语言规定了人对世界的看法，民族的语言则规定了民族的文化和精神的基本内涵。所以伽达默尔认为“所谓传统，主要指通过语言传下来的传统，即用文字写出来的传统。”
　　这里所说的母语有两个涵义：一是相对于外国语而言，指人在幼儿时期通过与同一语言集团其他成员的接触和共同生活而自然习得、掌握的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种语言。二是指一个语系中作为其他语言共同起源语的语言，又叫基础语、原始语。如俗拉丁语就被认为是法语、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的母语。实际上母语并不指向一个确定的语言学实体，它既参与构造了有形的生活世界，更存在于文化的记忆、情感和想象中。维特根斯坦因此明确地断定“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
　　从甲骨文演进而来的汉民族语言是中华民族的母语。世界五大文明发源中的其他四种文字，即埃及圣书、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美洲的玛雅文、印度梵文都先后退出历史舞台而进入博物馆。只有汉语言文字才打破了《圣经》中上帝变乱天下人言语而阻止建成“巴比伦塔”的神话，并作为世界上最为流行的“八大”语系之一，其源远流长的历史是中华民族智慧不断凝聚、文明不断升华的过程。
　　毋庸置疑，前现代时期汉民族母语呈现出强健的文化生命活力，其主要原因在于其产生于一种普遍、无限的整体构想之中。已有的研究确证，汉语的形成运用了具有整体性、辩证性、直观性、意象性、类比性和模糊性等特点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基于一种普遍无限的整体化统筹的哲学思想指导。这一思维方式的特点决定了汉字以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为造字的首要原则，以增强单字本身的信息含量，便于读者从上下文的联系中获取语词的确定信息。比如“元”字由“二”和“人”构成，它指的是宇宙的原始本质，这种原始本质包含了天、地、人三种不同的元素，而天地人是它自然演化的必然结果，因此“元”指的是天、地、人即整个世界的本质。由此可见，作为一种“指事性”结构形态的“元”字一方面通过其“象形性”体现出语言符号的完美形式，又同化在哲学思辨的“会意性”中。汉语言的“超时空性”和普遍、无限的整体性构想于此可见一斑。只有系统地去探讨构成汉语言母语符号体系本身的一般规律以及它如何有效地实现其表情达意的语言功能的内在机制，才有可能达到对其生命活力的真正认识。梁启超因此说：“我国文字，行之数千年，所以糅合种种异分子之国民而统一之者，最有力焉。”而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谈到由于有了“书同文”的汉语，尽管中国幅员广阔交通不便，但国家的统一可以用文字予以维系。欧洲则没有这个条件，语言一旦四分五裂政治上相应的分崩离析也就难免。简言之，汉语言不但有利于共同体的统一，还有利于文化的历史传承。
　　“正因为这种汉字本身没有得到历史性的断裂(既没有成为死语言也没有拼音化)，所以，经历了五六千年的历史的汉字，不仅现在还活着，而且还会生生不息。为什么汉字能延续几千年，在白话文运动和汉字简体化之后，我们还能读懂几千年前的先秦著作?而印欧语，正如现代希腊语与古希腊语的分殊一样，要习得古希腊语言对一位现代希腊人而言，也像是在学习一门‘外语’。由此可见，汉语的传统从未中断，作为存在的家园，我们以汉民族为主的文化也就存有在这种语言的绵延之中。”
　　事实上，汉语言母语从最初的甲骨文一直发展到现代白话文，无时无刻不处于变革之中。其中的文学话语成分向来以最活跃、富于生气和变革意识著称。20世纪中国文学的也是从“语言”的革新为肇端的，在某种意义上，文学语言的现代性的“转向”已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世纪性的主题话语。应该说，没有一种语言像汉语言那样在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中经历了如此重大的变故。其外有西方语言的冲击，现代汉语言被严重欧化；其内则是母语的自信心和自觉意识不断衰微，成为追逐现代化过程中不断遭到修葺的对象。“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文学汉语自从胡适等以白话作为文学语言以来，一直就处在想象与实践的缝隙中。……因此，文学语言不断突破自身的发展规律和中国现代知识者表达生存压抑的需要，成为文学汉语生成和繁殖的内在基因。其外部条件在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兴建，一直在追求一种现代民族共同语，从国语运动到普通话的推广。国家权力的介入，对文学汉语的形成有着推动和挤压的双向功能。另外，文学承担着巨大的社会功能：从梁启超的新民说，到鲁迅的改良社会与人生，再到毛泽东的文学为工农兵服务，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文学成为兴建民族国家的政治策略之一。这些既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外部条件，也是文学汉语面临的外部境域。”
　　问题的关键在于，“每一种语言本身都是一种集体的表达艺术。其中隐藏着一些审美因素——语言的、节奏的、象征、形态——是不能和任何别的语言全部共有的。……艺术家必须利用自己本土语言的美的资源。”笔者以为，在“世界性”或“全球化”中保持文学话语的“民族性”或“母语化”，理应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语言“转向”乃至20世纪中国文学变更和发展的基本前提。
　　
　　文学进化与母语重构
　　
　　毋庸讳言，20世纪中国文学一方面存在着母语精神的流失和母语思维意识的衰褪，致使文学创作在“世界性”中保持“民族性”缺乏逻辑说服力和形象感召力，对此笔者曾有过专文论述。另一方面，“西方文化对中国现代母语和现代文化的‘改写’，已构成了现代传统的一个切实的无可跨越的部分。”如前所述，“现代民族国家的兴建，一直在追求一种现代民族共同语”，而以活跃、变革和富于生气著称的文学话语便与诸多话语系统之间的角逐、抗衡、冲突、融汇形成了它参与现代民族共同语的独特形式。于是，文学的母语写作即使是在被“改写”的情状下也一直处于“重写”的想象和“再生”的冲动中。
　　1918年，胡适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作为现代汉语言文学的构建设想实际上可以视为对文学母语化的一种“再生”的尝试。联系“五四”后期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一书中提出的“要人人都知道国语文学乃是一千几百年历史进化的产物”的论断，即，中国历史的前轴心时代曾经有过一个言文一致的阶段，由于文字的演化相对滞后于言语，所以逐渐发生了言、文脱节的现象。口头语言——白话既然在历史上就已经是书面语言——白话文的基础，那么白话也一定能够为重建新一代“言、文一致”的书写语言(国语)作出新的贡献。“国语的文学”将最终走向思想、言语和文字内容和形式功能同一性的真理目标。显然，“国语的文学”的命名不单是为了一种指称的确认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缘由。胡适以其作为建设新文学的唯一宗旨，在摆脱了诸如“体用之争”、“中学西源”的限制的同时表明文学话语层次发生了深层的变化：对当时新、旧文学之争的焦点问题——文、白之争不再一味予以否定式的解构而是基于肯定式的建构，即以强调“言、文一致”的书写语言(国语、官话、普通话)对文学语言资源建构的奠基作用，最终实现“重新建立中国文学史上的正统”的构建目的。因此“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一方面被尝试性地用来判断新、旧文学的合法性问题以及确立文学革命的新机制，另一方面在“进化论”的知识背景上为新文学的发展思路立下了一个总的原则，并暗示了新学统的形成。问题还在于，“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更是借文学来创造一种现代民族国家共同语——“国语”(母语)，即将文学革命与现代民族语言的建构联系在一起，这使得“国语”超越了文学领域的限制，将其合法性诉诸于更广阔的“现代性”话语构造中。要言之，“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是在传统的母语文学被历史性解构的情况下客观地体现出试图“再造”文学母语的“正统”地位以填补母语阙如状态的内在诉求，即使这种内在诉求仍然带有某种简单化的趋向和非文学化的痕迹。事实上，如果结合胡适“五四”时期的另一创举将“整理国故”当作“新思潮的意义”的一部分来检视便是极好的佐证：“……在我看来这个(新文化)运动中重要的一环，便是我国固有文明作系统严肃批判和改造。……通过严肃分析我们面临的活生生问题；通过由输入的新学理、新观念、新思想帮助我们了解和解决这些问题；同时通过以相同的批判的态度对我国固有文明的了解和重建，我们这一运动的结果，就会生一个新的文明来。”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延续并光大“国语的文学”的是周作人。周作人首先认定文学的“国语”就是一种“中国语”：“民间的俗语，正如明清小说的白话一样，是现代国语的资料，是其分子而非全体。现代国语须是合古今中外的分子融和而成的一种中国语。”周作人在其后的《理想的国语》和《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又重复、深化了类似的观点。显然，周作人的“国语”观是在承认、吸收胡适原命题的合理性前提下，进一步强调了对“五四”时期文、白对立的二元对抗思维的否弃，因为这种二元对抗式思维导致了对文学母语的普遍而无限的整体性本质的破坏。从语言逻辑、结构与机制的角度来看，文学的变革过程是中西文化因子间不断地进行变异、妥协、归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传统与现代、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互相渗透相互转化的过程。周作人所主张的“国语”为文学语言的使用确立一种新的表达规范，从而使这个话语系统区别于其他话语系统。在客观上为文学母语化的意义生成提供一种内在机制，提供一套可以被其他作者和后代作者分享的文学习俗和惯例。
　　如果“国语的文学”的价值诉求其实质是对汉语言母语文学的一种潜在的、现代性的“再生”，那么40年代中期直至70年代的所谓“毛(毛泽东)文体”则是对汉语言母语文学的革命性“重写”或颠覆性“重塑”。
　　“三十年代激进知识分子们梦想的大众语没有成为现实，但它并不是过眼烟云。它的乌托邦精神不久后即在另一种不但对整个中国的社会变革，而且对现代汉语的发展产生深刻而广泛的语言实践中复活——那就是毛文体。”
　　广义的“毛(毛泽东)文体”(考虑到没有更适合更精当的概念表述，本文姑且沿袭而用之)主要是指20世纪40－70年代有关国家和民族宏大叙事的主流话语言说模式，具有典型的本土性、时代性和原创性。狭义的“毛文体”大致上是指由一终极性假定化理念而推衍出的汉语言文学的一种话语表述体系和创作秩序规范。
　　从学理层面来检视和阐述，“毛文体”有其形成的历史合理性。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实质上是为了规范文学而预设的一个三维结构的文化语境。其中将“民族的”特性摆在首位，意味着“毛文体”最看重的是“现代性”世界潮流中对民族身份和印记(汉语性)的一种自我认同。“大众的”则是对历史活动主体和社会革命主体“人民大众”的确认；而“科学的”显然是指在科学理性精神的引导下去认知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联系“毛文体”形成的具体的话语情境来考量，所谓“科学的”历史发展观无异于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宇宙认识论当然是辩证唯物主义。在这里，“科学的”发展观演变为革命的进化论。反言之，大众化的文化行为主体一民族化的历史文化身份——科学化或革命化的社会进化规律，三者构成了“毛文体”得以生成的特定的文化语境，如果再联系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中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关于采纳民间的新鲜而生动活泼、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民族语言的论述，关于“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论述，以及从40年代延安整风到60年代的样板戏和文革中的实践，简言之，“毛文体”在历史形成过程中构设了近乎完备的话语体系、意识形态结构和文学写作秩序。其意义在于为社会和时代建立一个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并以一种现代民族共同语(现代母语)的身份规范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思维方式、精神状态和文化心理结构。更为重要的是，它在获得一种绝对的话语权力地位的过程中，同时还逐渐为自己建构了一种物质的语言形式，也可以说是一种文风，一种文体，在近40年间主导了从延安到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叙事乃至日常表达，并支配着一个时期内中国作家的创作思维运作方式(甚至延续到新时期文学的“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反思文学”思潮中)。“任何一个属于特定传统的世界，都是通过语言构造出来的世界，即一种特定的世界观或世界图式。”在这个意义上，“毛文体”不啻于特定时期的汉语言文学母语写作的话语转喻。学界之所以又将“毛文体”称为“毛话语”，或许是因为一种理论话语与一种特定的“文体”耦合就成为一种隐喻：有关母语神话、母语寓言的隐喻。之所以称其为“神话”是指“毛文体”所呈现的巨大而神奇的能量：短短的几十年间居然能用一种“语言规则”或“话语模式”来确定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维和实践，这是语言本身难以做到的，问题就在于构成神话背后的那股众所周知的不可抗逆的政治意志话语。它在大“破”大“立”中把“毛文体”权威化的同时也将现代汉语言文学“经典化”和“红色化”，而当“红色化”一旦被赋予由一终极理念推衍出的价值理性时，被“红色化”的母语文学也顺理成章地工具理性化了。这意味着，文学创作已经很难有自己的语言而陷入实质性的“失语”状态，作家们所做的只不过是共同使用或互相借用“毛文体”所计划制定的“公有的”语言(比如“工农兵语言”、“人民大众语言”)。这当然是母语文学脱胎换骨式的“革命性”转化，语言在重塑文学的同时也囚禁了文学。在这个意义上，“毛文体”堪称20世纪汉语言母语文学在艰难而漫长的“重写”过程中的一个本雅明式寓言的复现。本雅明式寓言的要义在于“他赋予寓言以革命性救赎功能，这明显带有社会乌托邦和解放神学的印记。”很明显，“毛文体”对汉语言母语文学的现代性“重写”提供了极为难得的警示和训诫。
　　80年代末以来对母语文学的重构是20世纪中国文学母语化重构的又一个轮回的开始。然而，这个轮回不似“毛文体”那样急切地提供一种有关母语文学的独断性、真理式陈述，而是一个至今还没有定论和结局的现在进行时过程：不断的设想、尝试与不断的拆解、反思。唯其如此，当代母语文学的重构才预示着成熟的品质、充满张力性的态势和开放性建构的可能。
　　之所以说是“轮回”是因为重构的起点颇似“五四”时期借思想文化变革肇事，被认为是“与二十一世纪中华文化的发展有着血肉相连”的文化反思和理论建设，因而得到了整体性文化氛围的烘托和支持：举凡传统文化反思、“国学热”、语言学领域对“文化语言学”研究的提倡(申小龙为代表)，以及关于“现代性”理论的审视等等，均构成了母语文学复兴的重要背景，从而也体现出一种廓大而开放的时代气魄和精神风貌。另一方面“轮回”意指80年代末以来的汉语言母语文学“现代性”工程无疑是在对汉语言母语的百年历程进行深入反思的基础上展开自己的语言实践。具体表现在意识的更新、观念的深化、思维的扩展与创造性资源的充沛。问题更在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相关的理论话语特别是结构主义和解构批评为代表的语言和文化批判理论，为汉语言母语的再造输入了必要而又丰富的建设性资源。因为前者启悟了汉语世界对自身语言观念的反省，即所谓的“语言意识的觉醒”或“语言的自觉”；其次是西方现代语言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一向被视为具有普适性价值的西方语言和文化的“现代性”危机。
　　文学的母语化首先以“理论”的身份出现于“第三世界文化理论”或“本土文化批评”(张颐武为代表)中。具体说，“第三世界文化理论”对母语的建构实际上完全是一种观念化的理论运作，并以对20世纪80年代文学实验运动的性质、成果的分析和判断人手，勾画了其母语构建的观念基础和现实背景。而“后白话”被当作母语文学未来建构和未来实践的一个明确而不可替代的方向。“但与其说它是着意于对具有独特的文化历史规定和内在的语言特点的汉语表义方式的探索，不如说它更热衷于一种策略的设计。”因为“第三世界在一个全球性的后现代主义状况中似乎已经一无所有，语言是它抗争的唯一有力的方式，是第三世界与自身文明传统相联系的中心纽带，是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在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世界文化权利／知识网络面前创造新的可能性的起点。”显然，当对“母语”复兴的期待被“后白话”话语替代转换并被策划为一场抗击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世界的文化压抑和话语入侵时，这种理论批评模式陷入了一种经典式的意识形态困境：它在根本意义上不是对汉语言母语的可能性的探索，而是对一种意识形态话语及其语言策略的构制。正是由于这一理论运作的“策略化”倾向，母语的“特性”在经由多重概念和理论转换之后并未得到充分的呈现。
　　而由郑敏在90年代初有关新诗与汉语言现代化的系列论文引致的论辩则是对文学母语化的“本体性”铸造。而且这是20世纪文学理论界对重构母语文学的最后一次充满对话性精神的切磋和探究。郑敏的理论话语大致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语言形态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性的反省；二是回归本土或母语的语言立场对汉语新诗和文化价值作出新的陈述。在这一阐述背景下它的理论支点是把文言文当作“民族母语”而与白话汉语相对，试图为新诗接续起“断裂”了的语言和文化之脉，并在这一逻辑前提下重新思考世纪初汉语言变革的理论设计、语言观念和价值立场。准确地说，郑敏诗学的理论向度和语言维度实际上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语言学界以申小龙为代表的语言学家强调“汉语的人文性”、“汉语言的诗性特质”为重心的“文化语言学”探索，与海外汉语言文学圈如叶维廉、陈耀南等人对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的思考汇合成一股声势浩大的反思性、批判性思潮。客观地说，在郑敏对母语文学的重铸努力中虽包容和翻新了有关“汉语言”文学的新知识，然而，由于重构母语知识谱系并不意味着设置一种有关中国当代汉语言文学的唯一性和绝对性的理论命题，所以不同知识范型的真正融合的时机显然还远没有到来；问题的实质还在于，郑敏式的努力却在学理逻辑上陷入某种悖谬：“生硬地将文言和白话、书面语和口语对立起来，坚持传统作为一起源性存在受到了遮蔽并等待恢复其原来的丰富。郑文的逻格斯中心倾向正在于它只是颠倒了胡、陈二氏文言／白话的价值对立，却没有改变逻格斯中心主义的内在结构。”
　　事实上，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对文学“母语化”的有关理论话语层面的探讨几乎未曾止息，其理论归纳与话语阐述必然导致创作实践中朦胧的母语意识成为清楚的理念，导致群体性的创作归化与审美追求。而作家们则在因此而深化的文学母语价值层面上孜孜不倦地进行语言的实践与创新，从而使文学创作不断感受到来自“语言艺术”的新气象和新气息，并为批评家们论述文学母语化趋势提供了随手可得的资料。这一事实似乎印证着一个更为阔大的话题：对母语文学的追求包含着对一个世纪以来整个文学“现代性”的追问和期望。
　　也许，在全球化的今天，汉语言母语文学特有的诗性特征能成为解放想象力、体验自由的重要方式。更重要的是它贡献了独特的感知、体验世界的方式，还原生活与存在的意义。人们需要返回被忘却的母语的世界，使语言再度成为人的存在的诗意栖居的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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