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女性主义身体观的历史演变

　　摘要：女性主义身体观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身体始终成为女性主义研究的焦点问题。身体的含混性，构成了以身体为理论“根据地”的女性主义的巨大张力和推动力。

　　关键词：女性主义；身体；性别；男根－逻各斯中心主义 
　　
　　从广义上说，女性主义几乎可以视为身体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无论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还是在社会生产与日常生活中，女性是如此密切地与其身体联系在一起，而身体又是女性主义研究的核心对象。“女性主义者一直致力于思考发生在女性身体上的一切，以及女性身体以何种方式塑造与‘书写’自我。”以思考性别身体为主要内容的女性主义理论为冲破传统哲学中一成不变的、无性别或者说男性化的主体概念，还原身体的差异性及其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做出了瞩目的成绩。
　　
　　妇女运动与平等的公民
　　
　　传统逻各斯中心主义哲学及文化最受女性主义者诟病的是，它假设人(human)都是稳定的、无差异的、普遍性的主体，具体来说就是男性(man)的意识、心灵与精神。女性要么不在理论家们的视野之内，要么在精神悯体、男性／女性、理性／感性、政治社会／家庭的类比结构中与肉体等一道处于从属地位。“在道德理论、科学哲学、形而上学和认识论中，女性主义者反复地把源头追溯到理性概念，这一作为心灵的功能的概念既使人的活动与非人的活动区别开来，又想当然地认为男性要优越于女性。对于许多认识论来说，其结果就是，条理化的和理性的认知者都是男性，而女性被认为更多地是由感觉和情感所控制。在道德理论中，有责任心、冷静和正义的楷模都是男性，而女性的形象则是犹豫不决和温柔娴静。在政治学中，男性的世界是公共的和抽象的，是与‘心灵’联系在一起的；而女性的世界则主要在家庭内部，是与“肉体”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无差别化的主体哲学，认为理性的男人比感性的女人更为优越，其根源可追溯至以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论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在古希腊哲学中，物质内容需要被形式化才能成为可见的、有意义的，物质性的身体则须在灵魂的指导下才能成为有生命力的，而女人有如客体化的物质与身体，等待着支配性的男性赋予其形式与意义。就如同理性对感性、精神对肉体的宰制是古典时代以哲学与美学代表的人类思想文化的基本特征，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地位以及女性在文化生产中的集体缺席也是男性中心主义时代的共同点。故在女性主义者看来，逻各斯中心主义又与男性中心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男根－逻各斯中心主义(phallogocentrism)。可以说，精神与肉体、理性与感性的不平等关系是造成男性与女性主从关系的原因之一，而男性优于女性论也是提倡精神支配肉体的理性主体论的一大表征。
　　在这样的历史与社会语境中，女性主义者开始了批判父权性与主体意识哲学、解开女性身体生成之谜的漫长的革命。从女性主义运动及理论的发展史来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它们又对应着对女性身体的不同认识阶段。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阶段是以20世纪一二十年代为高潮的妇女运动时期，也就是女性主义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所说的“自由女性主义”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女性要求走出维多利亚时代为女性划分的活动领域——家庭，成为与男性平等的公民，享有平等的政治法律权利与自由。在这个阶段，女性主义者在对身体及自我的认识上，还没有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她们并没有充分意识到传统观念中女性与男性身体不同其实受到了文化的影响，也没有看到男性中心主义与逻各斯中心主义作为一枚硬币的两面，是导致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她们只是企图争取与男性一样的公民权利。在启蒙主义与人道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影响下，女性主义者强调女性是与男性一样的自由的主体，所以她们就应和男性一样作为社会活动参与者加入既定社会秩序，争取权利与自由的“普遍化”。有意思的是，妇女们在提出同工同酬以及享有选举权的同时，还提出了流产与避孕的权力。可见她们已经初步意识到男性化的政治、法律形态并不能跨越性别的不同而具有完全的普遍性，女性有着不同的身体、体验及需求。
　　
　　性别研究与平等的主体
　　
　　妇女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开始于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此前女性主义者开始关注女性身体的特点，区分了生理解剖学意义上的“性”(sex)与社会构成性的“性别”(gender)的不同，指出是男性统治秩序即父权制(patriarchy)造成了女性失去自我，失去话语权及家庭之外的广阔空间。1969年凯特·米丽特(Kate Millett)的《性政治》(Sexual Politics)是这一思潮的代表。在她看来，父权制的男女关系是一切权利关系的范式，也是女性受男性压迫的根源。这种父权制的观点认为，男女两性在生理上的差别使得女性更适合停留在家庭，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服从男性的支配。她针锋相对地指出，男性与女性在生理上并无太大差别，造成两者差异的真正原因其实是社会文化体系在观念上对男女两性的气质、行为、心理与地位进行暗示或宣传，潜移默化地区分并改造、固定人们的性别。易言之，男女两性的差异不是生理学上的，而是文化上的。米丽特以性别取代阶级分析社会权利对男性与女性身体的微观塑造，把传统无身体区别的主体构成论引渡到对身体性别形成的研究。她把身体置于两性关系与文化情境中，关注身体在社会关系与文化情境中的被动构成，这样的研究方法也启发了后来的女性主义研究者，直接引发了性别研究的女性主义流派的形成，并且情境式的研究方式也成为女性主义理论生产的方法特征。
　　如前所述，传统观念中女性一直被等同于自己的身体，而男性则是超越肉体束缚的精神主体，他在把外物客观化的同时，也把女人客体化、他者化了。女性主义者若要从根本上动摇父权制度，就必须首先指出传统观念的虚假与虚伪，把勒进女性身体的“绳索”清除出去，使女性成为与男性一样的自南主体。因此我们说，身体性别研究是女性主义理论发展的重要起点与推动力。上溯至1949年，西蒙·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第二性》就是性别研究的开山之作。波伏娃提出，“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决定这种介于男性与阉人之间的、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的，是整个文明。只有另一个人的干预，才能把一个人树为他者。”她认为，男权主宰的社会意识形态一直把女性当作男性的“他者”来建构，女性被降格为男性“主体”的被动的、机械的“客体”，女性并不是被自身生理条件所“生就”的。波伏娃明确了身体性别是被社会建构的这一事实，为传统生理意义上的身体概念增加了新的内涵。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Gilbert)和苏珊·格巴(Susan Guhar)合着的《阁楼上的疯女人》(1979)也充分展示了父权制对女性性别塑造甚至是扭曲，从而显示女性身体及性别的非自然性特点。她们从《简·爱》这部小说中原不为人所关注的小角色——男主人公的前妻博萨入手，指出父权制社会中理想的女性形象是甜蜜的、温顺的、服从的，而博萨代表的是另一类女性形象，她是冲动的、疯狂的，具有破坏一切的力量。男性对女性的两种类型的想象，披露了男性对女性性别的想象性建构以及对拒不接受统治秩序的女性的恐惧。这一阶段女性主义者集中探讨身体性别的被建构性，因此她们的性别论也称为性别建构论(constructivism)。
　　与前一阶段力图成为与男性平等的社会公民不同，这一阶段女性主义者讨论性别差异的成因，目的是抨击文化及意识形态对性别差异的人为性建构，使女人摆脱客体的角色，成为与男人一样的理性主体。一方面，以波伏娃为代表的性别建构论从女性性别差异的被建构性切入，揭示性别差异的虚幻性，期待女性成为与男性平等的主体。另一方面，由于男性中心主义的基本论调是男性身体在生理结构上优于女性，生理上的差异是男性优于女性的逻辑起点，这种生理决定性别的本质论(essentialism)受到了女性主义者的猛烈批判，她们否认女性生理上的劣势，希望从性别差异的基础即物质身体人手，指出女性是与男性平等主体。她们或者强调两性身体在生理结构上并无太大差异，造成两性巨大差异的原因实则是社会文化的塑造，或者认为男人与女人之间在行为和特质上的差异既有社会环境条件的原因，也有生理因素方面的原因，但女性在生理方面可能更优于男性，力图从根本上扭转女性受男性支配的不平等处境。这种激进的“女性优越论”在格里尔(Germaine Greer)1970年出版的《女太监》(The Female Eundch)中有所显现。这本书开篇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章即是女性“身体”，作者在澄清流行观念对女性身体的种种误解的同时，也暗示由于染色体的原因女性身体可能比男性身体更为优越。但须指出，格里尔对两性生理差异的批判仍然遵循男性中心主义设立的标准，内在的理由是认为优势生理结构是形成理性主体的基础，因此她的主体观其实是一种男性中心主义的理性主体观，对身体的认识也还是一种理性主义观照之下的静态物质身体论。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身体及性别的多元化共识
　　
　　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三阶段致力于颠覆男根－逻各斯中心主义所设定的主体及性别形成的标准，冲破菲勒斯中心主义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注重个体身份认同相对他者的独特性而非同一性。相比较前一阶段重视女性群体的性别构成以及女性的主体性，这一时期更突出女性个体或某一亚群体的身体体验、性别建构与身份认同。整一性的、二元对立式的主体概念受到人们的批判，而个体性、流动性的身体进入人们的视野。
　　这一阶段的女性主义从批判父权制压抑女性的主体性，转向到思考实现女性主体性如何可能的问题，从热衷于女性主体的自由选择问题转向身体的生成性和身份的多元化与流动性问题，此前对普遍性主体的追求以及主体性形成的标准都受到质疑。对于女性是否可能拥有自己的主体性，萧珊娜·费尔曼(Shoshana Felman)提出了疑问。她认为女性生活在男性主导的意识形态的包围和控制中，尤其表现在语言上。如果语言完全与男人的生存状态紧密结合在一起，那女人还能“作为女人那样地说话吗”(speaking as a woman)。她忧虑的问题也同样是其他女性主义者思考的问题。女性主义理论的终极目的是使全体女性甚至全人类从一切压抑和束缚中解放出来，但是从目前的情形来看，一切符号系统和文化体系都浸透了男权思想，甚至连“女性”这个符号的能指与所指都是男权制的衍生物，女性又如何才能从中突围?对此，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提出了“策略上的本质主义”(Strategic Essentialism)，避开对稳定的主体本质的设定：“对任何事物下严格的定义最终是不可能的。如果你愿意，你尽可以将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对立不断地解构下去，最后表明这个二项对立在移置自身……但同时我也感到，为了能使我们继续深入探讨下去，为了能使我们获得某种立脚点，定义仍然是必不可少的。我能够确立的只是下一个临时性的、出于争论需要的定义，我不是根据一个女人假定应有的本质，而是根据通常使用的词语来构筑我作为女人的定义的。”在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下，她认为既然每一个语词都是依赖与其他语词的差异性构建起来的，而“女人”与“男人”具有最直接的差异性，并形成了互相对立又互相依赖的系统，无论人们如何解构男人与女人的对立，这个二元对立始终存在，因而不如采取权宜之计，策略性地使用男人与女人这样本质主义的划分。但是“女人”这个概念意义的厘定不是根据传统观念所假定的女人本质，而是根据女性所处的变动不居的情境与关系以及文本的互文性空间。如此则使流动的性别身份在一系列复杂的差异中界定，并为进一步的阐发敞开空间。“策略上的本质主义”借鉴了德里达的延异(différance)思想，使身体性别的界定既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传统本质主义的生理解剖因素，又指向了未定的、不在场的某事物，因而这样的身体性别其实是不能下定义的，也是非主体性的、关系性的、情境中的。
　　女性主义者逐渐看到，把女性客体化、肉体化是男性中心主义与逻各斯中心主义合谋的结果，因而她们更倾向于超越男根－逻各斯中心主义设定的两性二元差异，把身体及性别问题置于动态关系中来加以考察，甚至尖锐地指出性及性别是男权文化建构的虚假幻象，藉此抵制男根－逻各斯中心主义建立在女性客体化基础上的主体论。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性别问题》(Gender Trouble：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中就认为，性别的产生不是性别建构论所认为的性别规则或习俗作用于身体的结果，而是依靠身体持久地重复表演(perform)某一性别角色的效果。性别表演论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指出了性别与主体都是由反复表演所呈现出来的一种假象。不仅如此，甚至通常人们认为是自然的生理的性，也是文化对身体进行建构的结果，而非男根－逻各斯中心主义及性别建构论所认为的性是身体受到建构的起因。在性别反复表演的间隙，身体有着冲破文化建构的可能性，而且性别的建构永远是处于动态的开放过程中，有改变的可能性，这就从根本上摧毁了男根－逻各斯中心主义对身体性别的一切设定，身体、身体体验及性别也随之成为不确定的、多义的。身体及性别的多元化是此时期女性主义者的共识。露丝·伊利格瑞也认为，“女人几乎随处都有性器官。她几乎随处都能发现快感。即使我们避免不去激发她整个身体陷入疯狂状态，她的快感的地形学比通常想象的远远地更多样化，在其差异性方面也更多元化，更复杂，更微妙，而通常的想象十分狭隘地只集中于同一性方面。”因此“女性不是一个(one)性。在无处不在的男性语言也就是男根中心主义的语言之内，女人构成了不可见的那一部分……在意义单一并明确的语言范围内，女性的性是不被约束及无法标识的。在这个意义上，女人的性不是单一(one)的，而是复数的。”此处的(one)，有完全、整一的意思，而伊利格瑞所说的“女性不是一个(one)性”，指女性身体的快感是漫散的、边界模糊的，也是非单一性的，而男性身体体验及其语言都具有明晰性、单一性，男根中心主义的语言符号无法标识女性的身体及其体验，因此对身体的认识应该从以往单数的性别规定性中摆脱出来，变成复数的、多样化的。
　　
　　身体：女性主义发展的“根据地”
　　
　　在女性主义发展过程中，身体逐渐成为女权主义者发展理论的“根据地”，身体同时也被视为艺术创作反抗男根－逻各斯中心主义最基本和最强大的媒介。露丝·伊利格瑞要求文学表现女性的身体，而埃莱娜·西苏(Hèléne Cixous)也提出了以身体为媒介的女性写作(écfiture féminine)：“妇女必须参加写作，必须写自己，必须写妇女。就如同被驱离她们自己的身体那样，妇女一直被暴虐地驱逐出写作领域，这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依据同样的法律，出于同样致命的目的。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本文——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女性写作必须关注女性的体验、情感、思想和欲求，挖掘过去社会文化充耳不闻的女性身体的隐秘体验。在此基础上，身体还应成为反对父权制、解构男女二元对立的“元语言”，因此女性写作不限于女性身体体验，还应挖掘身体中的“双性性欲”(bisexuahty)，进入写作这一雌雄同体的领域，超越男性与女性的二元对立。
　　为何身体会成为女性主义研究的焦点问题?从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其原因主要有三点。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正如艾米莉·马丁(Emily Matin)所说的那样，作为女人，我们居住在或者就是我们的身体，而身体又是我们女性性别的符号。在男性一逻各斯中心主义主导的世界中，女性与其身体具有天然的同盟性与同一性，致使对身体的研究成为女性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第二，女性主义把研究焦点集中于身体，是因为只有如此才能解决逻各斯中心主义所无法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贴近并解释个人性的生命状态。由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主要意图是从纷繁复杂、变化多端的世界中抽象出一个稳定的、不变的结构与秩序，构想出一个普遍性、整一性的主体，因此它忽视并贬低个体性的、变化的事物，而个人性的、变动的身体也在被贬低之列，如此一来逻各斯中心主义则无法解释动态的、时间性的个人存在状态。对女性主义者而言，逻各斯主体论的困境具体表现为它难以解释不同于男性主体的女性为何如此存在，因此女性主义者把研究视线投向身体，认为身体尤其是性别的身体是一种动态的文化建构，她们力图从动态身体的角度消解逻各斯主体观的霸权性地位，为各种女性亚群体甚至女性个体的身体性存在提供理论解释与说明。女性主义的身体观念越来越呈现出个人性的、动态的、不确定的倾向，其原因也在于此。第三，男根－逻各斯中心主义所潜藏的对女性身体的贬抑，极大地忽视甚至贬低了女性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女性主义者不得不把研究的焦点集中于身体之上，重新审视这种不平等性别身体观的表现及其根源。通常人们认为，身体是客观的物质性的，这种物质性构成了男性优越论不可辩驳的坚实基础。但前文所提及的当代著名女性主义者巴特勒指出，身体之性以及生物性的身体观都是一种男性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的体现，原先所谓客观的物质性的“性”其实也是男性中心主义意识形态建构出来的效果，这就从根本上解构了父权制社会中身体即命运的观念，颠覆了不平等性别观的基础。
　　从女性主义研究的发展脉络来看，从最初追求平等公民权利时期对身体缺乏认识，到性别建构论中对身体性别不合理建构的批判，直至当前女性主义者对建构身体的所有话语系统的彻底质疑，其理论的推进一直伴随着对身体越来越具体深入的研究。身体既是受动的、变化的文化建构物，但同时也是有限的、可见的物质实体，从有性(别)的身体角度来看，身体的文化建构性和物质实体性分别表现为性别与性。此处必须引起我们深思的是，女性主义者突出文化对身体的支配性作用，即差异性性别的人为建构性，认为两性实然的不平等是可改变的，强调两性应然的平等，但对于生理的性，她们或者如波伏娃悬置这一问题，或者如格里尔愤激地强调女性生理的优势，或者如巴特勒干脆彻底取消性的生理性质，认为它与性别一样是人为的建构，这种种观点实则显示出身体的难以把握性。身体是什么?我们究竟该如何认识身体?身体既是生理的、可见的、有限的、明确的，同时也联系着其他事物和不可见之物，是模糊的、暧昧的。或许正是身体的这种含混性，构成了以身体为理论“根据地”的女性主义的巨大张力和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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