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解冻”(上)

　　摘 要：文学有自己的发展逻辑和规律。在19-20世纪之交，俄罗斯文学出现了再辉煌的“白银时代”。十月革命后，在“白银时代”多元美学思想的推动下，出现了20年代的文学复兴。斯大林体制占统治地位后，苏联文学经历了曲折发展的道路，波澜壮阔的文学大潮被分裂为三个支流。斯大林去世后，文学家掀起“解冻”运动，三流汇合，俄罗斯文学又登上世界高峰。俄罗斯文学的高度发展是国家存在的历史条件同独立的文学家队伍相结合的结果。

　　关键词：20世纪俄罗斯文学；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解冻”

　　Abstract：Literature follows the logic and law of its own.At the turn between the 19th and the 20th century，“the Silver Age”，another flourishing period in Russian literature，came.With the advancement of pluralistic aesthetics in “the Silver Age” after the October Revolution，a literary Renaissance occurred in the 1920's.When Stalin's system became dominant，Russian literature went through a zigzag road of development，as a result of which the rolling stream of literature divided into three tributaries.After Stalin's death，the literati launched a “Unfreezing Movement”.The three tributaries merged again，which sent Russian literature again to the summit of global literature.

　　Key Words：the aoth-century Russian literature；socialist realism；unfreezing of literature

　　1954年5月，苏联著名犹太人文学家、新闻记者伊利亚·爱伦堡在《旗》杂志发表了题名《解冻》的中篇小说，作家试图通过自己的小说揭示斯大林去世后一段时间苏联社会发生的变化。后来，人们不仅把斯大林之后到60年代这一时间段苏联文学的复苏和变化称为文学的“解冻”，而且 “解冻”一词也被用来作为一个历史时代的标识。近年，俄国不少历史学家已把这一名称纳入自己的学术著作，甚至作为著作的名称。
　　既然“解冻”已经成为时代的代名词，就应该对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考察“解冻”的时代背景、原因、发展过程及其在苏联历史和整个俄国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决不能曲解甚至篡改这段历史，或者对它进行随心所欲的解释。笔者正在研究和写作《“解冻”和开始改革的时代》，为了深入理解这一问题，这里先就“解冻”的源头——文学的“解冻”做一些论述，以就教各位专家和同行。
　　
　　一、19-20世纪之交俄罗斯
　　
　　文学的再辉煌文学艺术虽然同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它和整个意识形态、文化一样也有自己本身的发展逻辑和规律。18-19世纪，德国的经济、政治在欧洲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但德国的哲学却十分发达，“演奏着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把小提琴”[1]。同样，19世纪上半叶，俄国尚处于落后的农奴制度和沙皇专制制度的统治下，而文学艺术却得到高度发展，以普希金为代表，开创了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后来伟大的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等的小说和戏剧，对全世界产生了惊人的影响，他们的作品成为世界经典名著。我国的新文学运动曾深受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影响。
　　从19世纪90年代到1917年10月，俄国文学艺术再次出现了辉煌发展的时期，人们称这是俄罗斯文学发展的“白银时代”。 “白银时代”仍然是诗歌打头阵，出现了亚·勃洛克、A·别雷、И·安宁斯基、安·阿赫玛托娃、奥·曼德尔斯塔姆等著名的大诗人。而革命文学的领军人物马·高尔基也是这个时期登上舞台的。在他主持的“星期三”文学组及《知识》出版社内团结和培养了一大批文学家。“白银时代”的俄罗斯文学群星荟萃，个性鲜明，不仅作家数量和作品数量明显增多，而且在审美立场和创作技巧上有了质的变化。如果说，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主要是在批判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发展，那么，到世纪之交，审美观念则多元化，艺术流派与思潮发生了大的改变，出现了多层面的文学现实。
　　这时候，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两股最大的文学思潮平行发展，互相竞争和斗争，又互相影响与吸收。两种思潮的审美分野，最重要的前提在于对人在世界中的作用和地位的不同理解，以及由此引出的对艺术本质与任务的不同评价。以高尔基为代表的一批作家继承了19世纪俄罗斯文学传统，在契诃夫开创的容纳各式各样人物、注重人的个性、发觉人与人之间互不理解原因的新审美视觉的基础上，把现实主义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新现实主义。高尔基及其继承者把大写的人、大地的主人、革命者推到首位。在他们的作品中，人是世界的主人，人是胜利者，是自由的斗士。他们否定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列夫·托尔斯泰关于痛苦与道德净化的基督教思想。高尔基认为，改造世界的革命会改变和丰富人的精神世界。
　　除了我们所熟悉的高尔基之外，新现实主义还有许多才华出众的著名作家，如列·安德烈耶夫、伊·蒲宁、B·韦列萨耶夫、Н·加林-米哈伊洛夫斯基、A·库普林、И·什梅廖夫等。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被高尔基称为“具有罕见的特殊性、罕见的才能”的艺术家，他在“白银时代”的文学史上写下了最光辉、最奇妙、最独特的一页。他的个性鲜明，作品富于哲理，具有深厚的人道主义根基，充满反抗精神和对人的命运的深刻思考。从1898年开始，他发表了大量短篇小说和戏剧，《大满贯》和《人的一生》可以说是他的代表作。高尔基读了《大满贯》以后说：“一个天才诞生了”，“小说写得非常好”。(注：符·阿格诺索夫主编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是近年俄罗斯出版的比较好的文学史，其中评介了从白银时代到苏联时代的主要作家及其主要作品。中译本由凌建侯等翻译，白春仁教授校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此处高尔基等的话引自这本书。本文对一些作家及作品的评论参考了此书。)《人的一生》是一部哲理话剧。全剧的艺术特点就在人和命运的关系中揭示整个人类的悲剧。可以看出，安德烈耶夫并不局限于现实主义，而进入了更深的思考，在艺术上已经率先显露出表现主义戏剧的典型特征。由于他在文学的党性问题上的不同看法，苏维埃时代便不大宣传他的作品。伊万·蒲宁既是现实主义的大诗人，又是才华横溢的散文作家和翻译家。高尔基认为，他是同时代作家中最杰出的天才。在20世纪的最初10年，他发表了大量作品，1920年告别祖国侨居国外，继续创作。在国内，他往往写国外的题材，而在国外全写俄罗斯的题材。杰作《旧金山来的先生》被俄罗斯文学史家誉为“缎子般”的作品。1933年，蒲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俄罗斯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个获此荣誉的作家。
　　现代主义是与现实主义相对立的一种文学运动，19世纪末、20世纪初起源于西班牙和墨西哥等国家，而这一新的文学运动几乎同时在俄国很快发展起来。现代主义文学否定现实主义美学中严格的因果决定论，否定现实主义认定的社会或历史环境对人的必然决定论。现代主义维护人的个性，维护人不受历史时间因素束缚的权利。俄国的现代主义包括了许多不同的流派：象征主义、阿克梅派、“新农民”文学及部分未来主义者。象征主义在诸流派中居于首位，它兴起于法国，但在俄国很快得到强劲的发展。它不认为艺术是对世界的认知，而要在创作的过程中建构世界；它不接受艺术的功利主义，认为一切价值都是相对的。象征主义运用暗示、隐喻、联想和烘托增强表现力，追求言外之意，象征是多义的，不要求有惟一的共同理解，如果有两种或更多的理解，或者不能完全理解而只是感受，而后自己在脑海里补足，这才是它的迷人之处。这个流派的辉煌主要表现在诗人辈出，除了勃洛克、别雷、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斯塔姆外，还有К·巴尔蒙特、В·布留索夫、М·库兹明、Д·梅列日科夫斯基、З·吉皮乌斯、Ф·索洛古勃和维·伊万诺夫等。亚历山大·勃洛克是世纪之交最负盛名的大诗人，可以列入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一类俄罗斯伟大诗人的行列。在高尔基的记忆里，“勃洛克不论是作为一个诗人，还是作为一种个性，都是美丽得惊人”[2]。勃洛克早期是象征派，1905到1907年革命以后，他越来越关注周围的日常生活、“被侮辱者和被欺凌者”的生活，确信革命可以净化一切。他曾出版了自己的三卷诗选，被俄罗斯的研究者称为“人化三部曲”。在任何一个文学创作的领域，象征主义者们都有创新的贡献，大大促进了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它丰富了俄罗斯的诗歌文化，赋予诗歌语言以前所未有的灵活性、多义性，在诗歌的音韵方面的探索也成就卓著。象征主义也使小说焕然一新。最主要的是“艺术变成个性的艺术”[3]25。象征主义的遗产是俄罗斯文化一座真正的艺术宝库。
　　阿克梅派是20世纪头10年从象征主义中产生的一个新流派，古米廖夫是领导人。这一派希望克服象征主义的抽象性与空想主义，主张“优美的明晰性”，要求严格的创作规范。不过，阿克梅派来自象征主义，古米廖夫称象征派为“当之无愧的父亲”，所以他们还是继承了象征派的成果，却消解了后者的极端性。按照古米廖夫的观点，阿克梅派就是尝试重新揭示人生价值，放弃了象征派企图认识无法认识之物的追求目标。阿克梅派曾联合了不少诗人，但后来这些人都有了个人的创作追求。阿克梅派最大的三位诗人是：Н·古米廖夫颇具浪漫主义，有时追求诗歌的精雕细琢，有时向玄想方面发展；安·阿赫玛托娃初期与俄罗斯古典传统有密切的联系，后来追求心理主义和道德求索；奥·曼德尔施塔姆则充满了“对世界文化的眷念”，着重于历史哲学的思考。
　　未来主义几乎与阿克梅派同时存在，一般认为它产生于1910年，其主要成员有：Д·布尔留克、В·赫列勃尼科夫和В·卡缅斯基。很快，这几位同弗·马雅可夫斯基和А·克鲁乔内赫一起组成了新流派中影响最大的立体未来主义小组，称“吉列亚”。未来主义还有另外三个团体：自我未来主义派(И·谢韦里亚宁、И·伊格纳季耶夫等)；“诗歌顶楼”(В·舍尔舍涅维奇、赫里桑夫等)；“离心机”(鲍·帕斯捷尔纳克、Н·阿谢耶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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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世纪之交俄罗斯文学不仅继承和发展了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优良传统，而且几乎同世界的最新美学思潮同步，把俄罗斯文学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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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月革命后苏联文学发展的曲折道路
　　
　　1917年苏维埃政权建立。连续不断的革命风暴在荡涤旧制度“污泥浊水”的同时，也打断了在多种审美思想基础上蓬勃发展的文学大潮。托洛茨基在他的《文学与革命》一书中说：“十月革命似乎以自己的直接行动扼杀了文学。诗人和艺术家沉默了。”[4]554革命与文学发生了冲突。一方面，坚持单一意识形态和一党专政的布尔什维克，把信仰其他世界观的知识分子看作潜在的敌人，将世纪之交的多数文学家归诸地主、资产阶级的营垒；另一方面，大部分知识分子被革命暴力和革命后国家的残破、社会的分裂、文化的凋零和生活的艰难等现象所震撼。文学家的队伍发生了分裂：一部分人为了生存消失在民间，后来从事了各种具体事务；相当一批作家对革命和新政权抱怀疑和批判态度，内战中倒向白军，后来移居国外。到1922年，逃到欧洲国家的作家有蒲宁、吉皮乌斯、巴尔蒙特、雷米佐夫、梅列日科夫斯基、库普林、安德烈耶夫、什梅廖夫、阿·托尔斯泰、胡达塞维奇、茨维塔耶娃、维·伊万诺夫、维谢里亚宁以及其他数百名诗人、小说家、散文家和记者。俄罗斯的文学中心几乎转移到国外，只有一部分文学家留在国内。
　　国内的文学活动是逐渐恢复的，而且一开始就面临着抉择：是重新创立无产阶级的新文学，还是让文学在已有的基础上发展?当时有三种主要力量影响着文学恢复的取向。首先是执政党的立场和主张：为了巩固新政权，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一方面希望能表达革命意识并描绘新社会秩序的文学作品尽快出台，以教育群众；另一方面，列宁在1905年就提出，文学是“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是一部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注：参见列宁《党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页。虽然这一版把原来的“党的文学”改成现在的译法更精确了，但是，列宁所说的“党的出版物”显然也包括党的文学著作。在斯大林时代一直把文中所引的话作为党对文学进行政治监控的依据。)的重要论断。革命后，党的领导继续坚持这一观点，决定把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工作交由教育人民委员会领导。
　　在国内的白银时代的文学家是文学恢复和发展的现实存在。他们当中最早投向革命、为革命歌唱的是少数倾向左派社会革命党、代表农民意向的作家和以马雅可夫斯基为代表的部分未来主义者。他们用自己的意识诠释这场革命。象征派大诗人勃洛克1918年写了长诗《十二个》，是革命后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部重要作品、“个人艺术的天鹅之歌”[4]104。谢尔盖·叶赛宁是20世纪头10年显露头角的农民诗人。他从农民的立场欢迎革命、歌颂革命，向往革命能够导致一个平等和谐的社会，回到原始民主的农民村社生活中去。弗·马雅可夫斯基把自己的未来主义看成共产主义的先锋，组成“左派文化阵线(列夫)”，以高昂的热情为革命写诗、写戏，放声歌唱。这些作家受到革命政府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本人也是文学评论家和诗人)的热情支持，而列宁并不认为他们是共产主义者。其他许多作家是在克服了革命初期的震惊和疑虑以后，在20年代初相继开始了文学活动。
　　在国内存在的另一种力量是：十月革命前夕在彼得格勒成立的群众性文化组织——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这个由亚·波格丹诺夫领导的组织主张建立“纯粹无产阶级的文化”，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派”。革命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继续活动，大力组建和争取中央和地方的各种文化组织，力争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权。布尔什维克的不少领导人也倾向无产阶级文化派的主张。1920年10月初，列宁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5]229接着在给全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决议草案》中写道：“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一切组织必须无条件地把自己完全看作教育人民委员部机关系统中的辅助机构，并且在苏维埃政权(特别是教育人民委员部)和俄国共产党的总的领导下，把自己的任务当作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一部分来完成。”[5]330无产阶级文化派在1920年10月成立了全俄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简称“拉普”)，1923年成立了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简称“伐普”)，并出版《在岗位上》杂志，形成一个文学批评流派。他们坚持：任何艺术反映的仅仅是阶级的经验和世界观。要严格按照阶级界限划分文学，划分整个艺术，对包括19世纪俄罗斯文学在内的一切过去的文学和马雅可夫斯基的未来派都抱否定态度，要建立一种“崭新的”无产阶级文学。“拉普”是20年代初最大的文学团体。1921年2月，在高尔基的支持下，在彼得格勒成立了“谢拉皮翁兄弟”文学小组，“谢拉皮翁兄弟”欢迎革命、描写革命，但要求捍卫传统的艺术观和文学创作的自我价值、文学对于人类的普遍意义，而不是狭隘的阶级意义。在国内活动的相当部分的作家当时都与“谢拉皮翁兄弟”小组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在20年代与“拉普”针锋相对的是围绕在《红色处女地》杂志周围的文学团体“山隘”，1924年这个团体定名为全苏工农作家联合会。《红色处女地》是文学评论家A·沃龙斯基创办一份大型杂志。沃龙斯基针对“列夫”、“拉普”的一系列文学主张，进行文化问题的讨论和批评。沃龙斯基承认艺术的认知功能，坚持艺术具有人道主义的传统观点。在沃龙斯基及其追随者看来，古典遗产、过去的一切真正的文化不能不成为现代文化的基础。
　　在列宁生病及其逝世以后，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层围绕怎样看待跨入新时代的“旧文学家”发生了争论。相当一批领导人仍然歧视和反对白银时代的作家，热衷于支持和赞扬杰米扬·别德内依、利别金斯基、别济缅斯基等几个被称为无产阶级的作家。托洛茨基借用了一个“同路人”的概念，称呼那些不反对新政权而又对“共产主义目标陌生”的文学家，其中包括“谢拉皮翁兄弟”小组及受其影响的作家，也包括勃洛克、克留耶夫、叶赛宁、皮利亚尼克等。他说：“如果我们抛弃皮利亚尼克……谢拉皮翁兄弟、马雅可夫斯基和叶赛宁，除了一些得不到兑现的空头支票外，未来的无产阶级文学还能剩下什么呢?”[4]203托洛茨基并未放弃建立无产阶级文学的理想，只是认为，无产阶级文学队伍要在“同路人”的帮助、影响下成长。布哈林也发表了应当慎重对待农民作家和“同路人”、不应该干预文化和文学领域的专门性问题[6]等方面的意见。1925年6月，布尔什维克党通过了放宽对文学家政策的决议，决议特别指出要正确对待“同路人”、“应当鼓励各个团体或文学组织和思潮之间的自由竞争”[7]49。
　　从1921年到1928年，苏联文学由恢复而达到一定的复兴。托洛茨基对20年代文学运动的恢复做了一个著名的概括：“在我们这儿，文学是与新经济政策一同开始复活的。复活后，它立即被涂上了同路人的色彩。”(注：十月革命以后，托洛茨基曾是党内仅次于列宁的领导人。在1922—1923年，他写了一系列探讨党的文艺政策的文章，提出了“同路人”的概念。1924年，他把这些论文以《文学与革命》为书名出版，书中还收了1924年他在党的领导层讨论文艺政策时的讲话，上面的引语就出自那篇讲话稿。托洛茨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跨入革命时代的旧作家对恢复文学培养新作家的作用，但他只是把他们看作“同路人”，并非发展苏维埃文学的主体，而且还明确地说，以后还会在两大派文学家中发生一次内战，那时才会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文学。托洛茨基的观点说明“同路人”的提法是某种策略。)我们先撇开对托洛茨基的评价，仅就他对20年代苏联文学复活的看法来说，不能不承认是比较符合事实的。应该说，这个时期是整个苏维埃时代文学最为兴旺繁荣的时期。白银时代的老作家跨进新时代，不同的美学思想和流派继续存在，出现了许多文学团体和小组，一批数量可观的新作家成长起来，创办了一些新的杂志和文学期刊。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文学成果：在诗歌方面，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都有脍炙人口而且流传至今的作品，特别是马雅可夫斯基在20年代中期的两部长诗《列宁》、《好》，一直被作为苏维埃诗歌的经典。另外，像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也都有新的作品问世。应该指出的是，20年代文学复兴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由诗歌转向散文，散文作家和作品的数量大大超过了诗歌。作为苏联时期散文的代表作大都产生于这个时期，其中包括我国读者所熟悉的高尔基的《我的大学》和《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富尔曼诺夫的《恰巴耶夫》、费定的《城与年》、革拉特科夫的《水泥》、法捷耶夫的《毁灭》、列昂诺夫的《獾》、利别金斯基的《一周》等。苏联文学史上几部光辉的长篇史诗如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和高尔基的《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基本上或大部分都是这个时期写成的。还有一大批曾遭受压制或镇压的作家的作品，我国读者过去不大熟悉。如：犹太人作家伊萨克·巴别尔是20年代著名的浪漫主义小说家。他的代表作《红色骑兵旅》描写内战时期布琼尼哥萨克骑兵进攻波兰的故事，是一部刻画骑兵军内在形象的作品，深刻地揭示了人与环境的冲突。他的自传体回忆录《敖德萨故事》严谨精炼，常常使人想起莫泊桑和契诃夫。叶甫盖尼·扎米亚京是一位追求表现主义的作家，是内战和新经济政策时期最有独创精神的作家之一。1917年写的《岛民》引起很大争论，在1922-1928年之间写的《北方》、《马麦》和《最重要的故事》，其严谨和完美的结构，意味深长的细节，曾是新文学写作的典范。他的长篇小说《我们》是20世纪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部反乌托邦的小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对20年代文学有贡献的还有长于歌颂自然的米·普里什文和下面将要提到的普拉东诺夫。
　　20年代，苏联文学之所以能够比较快地复兴主要是文学还没有达到强制化的思想一律，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还在起作用。当时存在着不同的流派，进行着有关文学发展的激烈争论，这对文学的恢复与发展起着促进作用。因为，关于世界和关于人的艺术见解越多姿多彩，文学就越丰富，展现在它面前的前景也越广阔。文学获得发展的自然源泉，就在于文学的多声。而且，20年代文学的复兴是在白银时代开辟的道路上的继续发展，或者说是在白银时代的文学传统影响下的复兴。白银时代的美学思想和流派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像A·绥拉菲莫维奇那样的老作家以及整个高尔基一派继续坚持新现实主义，一度被视为主流，对一大批新作家的成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另一些作家继续坚持现代主义，老作家布留索夫和索洛古勃继续忠实于象征主义，曼德尔施塔姆和库兹明在诗歌中仍然坚持尽善尽美或“清澈的美”的原则。尤其要提到象征主义大师A·别雷，他的长篇小说《彼得格勒》是象征主义散文所取得的最高成就。在20年代许多作家的作品中，“在皮利亚尼克形象复杂、具有韵律风格的不连贯和充满激情的作品中，在亚·马雷什金的《攻克达伊尔》对克里米亚内战中的描述中，在尤里·利别金斯基的《一周》革命斗争的场面里，以及后来在阿·维谢奥利《我的祖国》和《血洗的俄国》的松散的场景中，都能看出别雷对这些作家的影响。”(注：美国学者马可·斯洛宁是一位长期从事苏联文学研究的专家。他的《苏维埃俄罗斯文学》1980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这位作者坚持20年代文学复兴的观点，对苏联各个时期的文学家及其作品都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和独到的评论。以上引语出自该书第52页。)即使比较次要的作品也带有别雷的特征。象征主义的散文这个时期曾红极一时。叶·扎米亚金也对20年代的文学发生了比较大的影响。许多“谢拉皮翁兄弟”文学组的成员都以他为师。至于未来主义的马雅可夫斯基、象征主义的勃洛克以及受其影响的叶赛宁，对20年代诗作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还有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虽然在发表诗作方面受到一定限制，他们仍然影响了许多新作家。
　　因此，在20年代，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文学运动都得到了发展。高尔基的4卷本《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体现了对现实主义的革新，承认个性具有改造世界的权利，也承认个性拥有对这个世界实行强制的权利，即使以暴力的手段实施也是出于良好的目的。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以及列昂诺夫、费定等的一些长篇小说也属于这种新现实主义作品。当然，在这里应当提到，这种新现实主义为后来的范式主义提供了基础。法捷耶夫的《毁灭》把现实主义同范式主义统一起来。利别金斯基的《一周》绝对属于范式主义与乌托邦主义的传统。
　　现代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家是扎米亚京和皮利亚尼克。扎米亚京真是一位天才的作家，他把大一统国度内人们划一的生活想象、描绘得淋漓尽致，不仅人人平等，而且按号码分配对象。皮利尼亚克是一个象征主义者，拒绝现实主义的典型化原则和决定论。他的长篇小说《荒年》用丰富多样的视觉强调它所呈现的世界总图景的破碎性，不仅情节失去了现实主义传统中的组织作用，而且叙述的片断也是万花筒式的，更替似乎毫无逻辑。20年代的文艺界还形成一种潮流或者说暗流，是继承果戈理的传统，不正面表达自己的文学思想，而用荒诞、夸张、幻想的手法写作，表示对现实的一种批判。像高尔基的《英雄的故事》、《卡拉莫拉》，卡维林《爱惹事的人》、《瓦西里岛上的夜晚》，布尔加科夫的《魔障》、《狗心》、《不祥的蛋》，特尼亚诺夫的《腊人》、《基热少尉》，格林的《绳索》、《克雷索洛夫》、《灰汽车》等都属于这类作品。奥廖莎的长篇小说《羡慕》揭示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在塑造人物上的原则性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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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20年代苏联的文学曾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繁荣局面。
　　遗憾的是，20年代文学恢复和复兴的势头没有能维持下去。到了20年代的后期，随着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布哈林等不同派别斗争的胜利，文学发展的机遇也被逐步打断。1926年，《新世界》杂志刊登了皮利亚尼克的小说《不灭的月亮的故事》。小说以国内战争中的英雄、国防人民委员伏龙芝死在手术台上为背景，作家通过自己的小说揭示个人的强权政治会破坏包括人的生命在内的自然规律。当局却认为小说影射斯大林，刊登小说的《新世界》杂志被迫停止发行，皮利亚尼克被迫多次检讨和认罪，仍未得到宽恕，30年代终于被镇压。对20年代文学恢复有很大贡献的扎米亚京也遭到悲惨的待遇。他在20年代初就因对文学和知识分子的处境忧心忡忡，1922年被彼得格勒的契卡人员逮捕，一度投入牢房。他的长篇小说《我们》不能在国内发表，1929年在布拉格出版后，他又一次遭到迫害，1937年只得出国。安娜·阿赫玛托娃不仅是诗歌方面，而且也是伦理道德方面的一面旗帜。她的作品展现了女性多方面的抒情性格。她的《黄昏》诗集面世以后就被归入俄罗斯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流诗人之列。但在20年代中期以后，她的新诗就被停止出版，以前的诗也不再重印。另一位著名诗人奥·曼德尔施塔姆革命后未参加任何政治派别和集团，开始还在各种刊物上发表诗作，后来逐渐不为新政权所欢迎，结果流离失所，30年代遭镇压。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是革命后由一名军医成长为果戈理式的讽刺文学家，长篇小说《白卫军》被莫斯科艺术剧院改编为话剧《土尔宾一家的日子》，为布尔加科夫和剧院带来荣誉，也使他们遭受灾难，时而被禁演，时而又开禁。布尔加科夫被扣上一顶十恶不赦的帽子，他所写的大量戏剧都未得到上演的机会。绝望中的布尔加科夫1930年给斯大林写信，诉说批评他的文章达到298篇之多。后来，布尔加科夫在艺术剧院觅得一份工作，就埋头写他的《大师与玛格丽特》。安·普拉东诺夫是革命后从事文学创作的，在20年代中期成为著名作家。法捷耶夫主编的《文学报》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起疑心的马卡尔》，受到当局的指责，从此就遭厄运。后来他的很有价值的作品《地槽》、《切文古尔镇》，都没有得到出版的机会。
　　不只是这些审美观点不同的作家和作品不被当局接受的作家受到了压制与打击，像马雅可夫斯基这样一直对革命饱含热情，不仅为革命写诗、歌唱，而且到通讯社和宣传部门工作，甚至为宣传画作题词、为商业做广告的人，也遭到了极不公平的待遇。由于对国家社会生活中一些腐败现象的担忧，在1928、1929年他写了讽刺剧《臭虫》和《澡堂》，便得罪了当局。“列夫”被解散，杂志被停刊，已准备好在报刊上刊登的肖像也被扯下来，正在上演的《澡堂》一剧也被停演。作家遭到一系列打击，加上本人在爱情上遇到挫折，于1930年4月14日拔枪自尽。
　　20年代初出现的文学团体和小组逐渐遭到打击，文学自由讨论的风气被扼杀。1926年“拉普”发生分裂。1927年，沃龙斯基被逐出文学战场。1930年4月，在共产主义学院举行了一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讨论会，“山隘”小组被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化身遭到毁灭性的批判，在文学批评战线上坚持文学的人道主义和正确对待传统的“山隘”受到致命的打击。1932年4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改组文学与艺术团体》的决议。决议声明：“当新经济政策初期特别活跃的异己分子在文学界具有很大影响、而无产阶级文学干部队伍还很薄弱的时候，党曾经在文学和艺术领域用一切办法帮助成立和巩固单独的无产阶级组织。”这段话表明，党又回到革命初期的立场上，重新把大批新经济政策时期“特别活跃”而“具有很大影响”的作家作为“异己分子”，而且强调领导一直“帮助成立和巩固单独的无产阶级组织”。[8]2-3根据这项决议：“拉普”、“伐普”之类无产阶级作家团体被取消，“把一切拥护苏维埃政权纲领和努力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家团结起来，组成其中有共产党党团的统一的苏联作家协会。”[8]2-3决定之所以没有宣布取消其他作家团体和组织，是因为这些组织实际上已经消失或名存实亡了。从此，苏联作家被统一在共产党专门组织的管理下，各个文学团体和组织并存的时代结束了。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斯大林不仅要作家在组织上统一，而且还要在思想上统一，在审美思想和写作方法上统一。经过反复的思考与研究，提出一个叫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或者说理论。1934年8月21—31日，在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领导下举行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作家协会章程对这一理论作了这样的表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苏联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根本方法，它要求艺术家们要从革命发展中真实的、历史的具体描写现实。并且，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的具体性必须和那种以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9]21从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尊为苏联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根本理论和方法，此前所存在的其他所有审美思想和方法都被罢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仅要作为一种审美观来理解，而更重要的是一种政治要求。艺术变成创造艺术神话的工具。人被放到历史的进程中，要被改造、教育、塑造成适合社会主义的“新人”，即标准环境中具有标准个性的人。结果人失去了自我价值，文学的研究和认知功能退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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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三位，主要功能便成了一种宣传功能。现在，俄罗斯的学者用“норматизм”来表达这种“美学思想”，我国学者有的译为“范式主义”，也有译为“规范主义”。这种“范式主义”在实践中曾严重地影响了俄罗斯文学在国内的健康发展。
　　作家协会一开始就成为限制作家自由、打击迫害作家的工具。1936年2月，女作家玛·沙吉尼扬写信给联共中央书记谢尔巴科夫，要求退出“无益”的作协。谢尔巴科夫给高尔基写信，要作协“狠狠地打击她，好让别人不敢再这么做。”[8]121936年8月25、26日，作协党组召开讨论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分子的判决。这是一次经过精心策划的会议。由于托洛茨基在20年代初曾发表过有关文学问题的意见，在作家中有一定影响。这次会议借清除托洛茨基分子的名义打击了许多所谓的“异己”作家。文学和戏剧评论家皮凯利被定为“匪徒”，把谢列布里亚科娃、谢利万诺夫斯基、格鲁茨卡娅、特罗钦科、塔拉索夫-罗季昂诺夫等作家打成“两面派”和“叛徒”。“山隘”是打击的重点，《红色处女地》杂志的主编、“山隘”的实际领导人沃龙斯基被作为托洛茨基分子，和他有联系的伊万·卡达耶夫就成为这次揭露的重点，还牵涉到他和皮利尼亚克的关系。伊万·卡达耶夫被开除党籍，《红色处女地》杂志的新主编叶尔米洛夫也被点名，说他“维护与卡达雷诺夫有联系的已被逮捕的马兹尼”[10]18。其他几种文学杂志也没有逃脱指责。《新世界》被指责刊登皮凯利的作品，《十月》被指责刊登谢列布里亚科娃的作品，《文学报》被指责不揭露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分子，还吹捧被捕的托洛茨基分子阿戈尔。会上还指责了拉普的领导人阿韦尔巴赫、马卡里耶夫等。会议还揭露作协党委书记马尔钦科同谢列布里亚科娃有联系，变成她的文学走狗。接着，召开了作协主席团会议。安加罗夫在会后的报告中，竟诬指奥廖沙等一批作家被托洛茨基恐怖分子施密特灌醉，准备暗杀伏罗希洛夫，还涉及巴别尔、马雷什金等。[8]17-23后来，又发动揭发与布哈林有联系的作家。整个30年代被枪杀或死在集中营中的作家有诗人H·克留耶夫、奥·曼德尔施塔德、Б·科尔尼洛夫；小说家伊万·卡达耶夫、Б·皮利亚尼克、马雷什金；政论讽刺作家M·克利佐夫、；批评家A·沃龙斯基和其他许多文学家。被捕入狱服刑的有H·扎博洛茨基、Л·马尔登诺夫、Я·斯梅里亚科夫、Б·鲁契约夫和其他数十名作家。(注：这里的数字是根据《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估计，据索尔仁尼琴在1967年的一封信里说，在苏联时期共有600多名作家被镇压。)对作家的镇压造成文学队伍中的告密风，有些人不断向中央机关写告密信、在报刊上发表斥责文章，严重地影响了作家的创作活动，有些作家虽然没有被抓走，但也只能沉默；坚持写作的作家，像布尔加科夫、普拉东诺夫还有战前回国的茨维塔耶娃、克鲁乔内赫等只能把作品藏进抽斗。
　　30年代后期，党的领导对文学的控制更加严厉，政治干涉越来越具体。肖洛霍夫在写作《静静的顿河》的同时还创作了《被开垦的处女地》。后来写信给斯大林，反映干部在粮食收购中对集体农庄庄员进行折磨与凌辱，斯大林指责他“庇护怠工分子”。《被开垦的处女地》在出版时被删去了反映集体化存在问题的几章。1937年竟有人污蔑他要在顿河流域搞反革命叛乱，经他亲自去莫斯科进行辩明才得解脱。老作家玛·沙吉尼扬的长篇小说《历史的入场券》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部《乌里扬诺夫一家》是写乌里扬诺夫一家生活及列宁童年和少年生活的纪实性传记。小说得到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的首肯，但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却做出专门决定，指责它“是一部政治上有害的、思想上敌对的作品”[8]43。在全国大镇压已经过去以后，1939年5月，巴别尔却在自己的别墅被捕，被诬“进行恐怖活动”，1940年1月被枪决。这年8月，艺术事务委员会主席赫拉普钦科批准上演列昂诺夫的剧本《暴风雪》。中央宣传部的负责人却向日丹诺夫报告，该剧“意识形态上有害”。中央政治局做出决定：“剧本在意识形态上是敌对的，是对苏联现实的恶毒诽谤，禁止在剧院演出。”[8]60-661940年苏联作家出版社出版了阿赫玛托娃一本作品选，联共(布)中央书记处作了专门决定，不仅查封了出版物，而且还处分了出版者和审查者。
　　在1941-1945年的苏德战争时期，1 000名作家参军上前线担任随军记者、战士报编辑等职务，其余2/?3没有上前线的作家，相当一部分人被疏散到边远地区。不论在前线还是后方，绝大部分作家都为战争胜利做出了贡献。就在这个时期，政权对作家的监督与控制并未减弱，甚至还进一步强化了。由于作家协会在作家中的威信降低，便由党中央宣传部直接管理文学的创作与出版事宜。中央宣传部部长亚历山德罗夫和两名副部长负责向中央书记报告文学战线的情况。1941年12月中，中央书记谢尔巴科夫指示法捷耶夫创办《文学和艺术报》，宣传部规定，报纸的大样应该在出版的前一天印出来送宣传部审查。在1942年6月，亚历山德罗夫就给谢尔巴科夫报告了因该报21期的错误而采取的各种措施：召开编委会分析错误，撤销皮斯马尼克的主编职务，召开中央一级报纸责任主编会议，还给宣传部工作人员别列杰夫、叶戈林、奥尔洛夫警告处分。[8]103-104乌克兰著名作家、电影导演亚·多夫仁科写了两部反映乌克兰人民反抗法西斯斗争的作品：中篇小说《胜利》和电影脚本《战火中的乌克兰》。亚历山德罗夫在1943年7月和11月两次给谢尔巴科夫打报告，严厉地指责作家犯了“民族主义”和“攻击党的各项政策”的错误。党的领导下令，非经宣传部的批准不得刊登多夫仁科的作品。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做出关于撤销多夫仁科斯拉夫委员会委员、斯大林奖金委员会委员、《乌克兰》杂志编辑和基辅电影制片厂艺术指导等多项职务的决定。在战争期间，联共(布)对许多作家进行了谴责与批判。比如，中央书记处做出的《关于谢尔文斯基创作中错误的决定》说：“联共(布)中央注意到，谢尔文斯基的诗《献给俄罗斯》、《俄罗斯给谁唱催眠曲》和《插曲》包含着严重的政治错误。”联共(布)中央警告谢尔文斯基，“他如重复类似的错误，必将被清除出苏联文学界”[8]116。尼·阿谢耶夫是一名老作家，他写的关于马雅可夫斯基的故事曾获得斯大林文学一等奖。作者把自己一部分写战争年代生活的诗编成一本《雷鸣年代》，交由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亚历山德罗夫收到出版社签署付印的书稿后，1943年11月26日向谢尔巴科夫报告，指责作者把苏联后方生活写成“庸俗的生活”，“是亚洲式的野蛮愚昧”，[8]120要求必须禁止这本书的出版。
　　1943年12月2日，亚历山德罗夫及其两位副部长普京、叶戈林给中央书记马林科夫一份很长的报告，说：“最近一个时期，文学杂志《十月》、《旗》等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发表了一些反艺术的和政治上有害的作品。”其中举了谢尔文斯基的诗和普拉东诺夫等10名作家的小说和特写，重点指责左琴科的哲理小说《日出之前》，是“卑鄙下流的反艺术和政治上有害的。”[8]128，131在他们的建议下，这一天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做出《关于对文学杂志进行监督的决定》，责成亚历山德罗夫和普京组织对杂志内容进行监督，杜绝可疑和反艺术的作品在杂志上出现。同时指令宣传部对杂志实行分工负责监督：亚历山德罗夫负责《新世界》，普京负责《旗》，费多谢耶夫负责《十月》。第二天，中央书记处还做出《关于提高文学杂志责任书记责任感的决定》，责成各文学杂志责任书记提高作品质量，杜绝杂志上出现反艺术和政治上有害的作品，警告他们在领导杂志以及杂志的政治思想方向和内容上要对中央承担个人责任。在这样严厉的监督之下，杂志编辑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据《旗》副主编说，有无数的主管部门负责对杂志进行监督。清样要寄给书刊总局4份，由他们的全权代表和高级首长审阅，但他们无权批准付印，要等宣传部叶戈林、奥尔洛夫提出意见，苏联作家协会责任书记也要审阅。除此之外，涉及军事问题的要送军事书刊审查机关签署意见；与国外题材有关，要送外交人民委员部书刊处签署意见。一部作品经军事机关通过了，却被书刊总局给撤下来；得到外交人民委员部肯定了，却引起宣传鼓动部门的反对，往往期刊已经印出，却被责令撤掉一些作品。对于出版事务也进行了严厉监督，1943年就撤销了432种书籍和小册子出版。许多书稿被查禁。 　　战后，从文学界开始整肃知识分子的“日丹诺夫运动”，表面上是因为列宁格勒的两份杂志刊登了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几首诗和左琴科童话小说《猴子奇遇记》引起的，而实际背景是，在苏、美开始冷战的大环境下，斯大林要在国内进一步加强意识形态统治，敏感而活跃的文学界首当其冲。尽管已经对作家从组织上、政治上以及创作思想和方法上进行了严格控制，但是，战争激发了作家的民族自信心和创作自由的诉求，一些作家和评论家公开批评党的文艺方针。Ю·尤佐夫斯基在他的《批评日记》一文中提出：“是应该思考一下的时候了，战争实际上带来什么，在哪些方面使我们比战前更聪明和更精明了，以便从这个角度审视我们的观点和某些经验”。他还说，战前占统治地位的“描述和反映标准”，在文学中“产生了粉饰现实和盲目乐观的现象”。[8]180谢尔文斯基在一次会议上提出：“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目前艺术面临的任务之间存在着矛盾，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框框束缚着当代艺术，因此应当用社会主义象征主义取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限制了作家的创作能力。”[8]238连《旗》的主编维什涅夫斯基在作协会议上也发言说：“我在这个冬季和春季在莫斯科各种会议上作了数次发言，发言中涉及到对我们大家来说很现实的言论自由。”他甚至说：“我们战斗过，我们斗争过，给我们言论自由吧。”[12]252-253在战争时期因《日出之前》受到严厉批判的左琴科在同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的谈话中仍然毫不隐讳地说：“我认为目前苏联文学情况很可怜。文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公式化，大家都按照一定的公式写作。因此，甚至一些有才华的作家都写得很不好，枯燥乏味。”当安全工作人员问他今后的态度时，他说：“我需要等待。很快，战争结束以后，文学环境就会改变，为我设置的一切障碍都将消除。到那时我又能出版作品了。目前我在那方面都没有变化，我将保持自己的立场。尤其是因为读者了解我喜欢我。”[8]201
　　针对作家队伍存在的情况，联共(布)选择列宁格勒两份杂志《星》和《列宁格勒》、两位有代表性的作家作为突破口。左琴科是一位幽默和讽刺作家，他又是20年代“谢拉皮翁兄弟”成员；阿赫玛托娃是一位抒情诗人、白银时代象征主义的代表，在列宁格勒青年中有很大影响。对这场运动，主管思想工作的宣传部和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全力以赴，中央书记马林科夫也插手其间。1946年8月9日，中央组织局会议召开，出席会议的不只是组织局的成员，还包括部分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央检查委员会的领导、中央机关的负责人和部分著名作家。斯大林亲自参加。尽管《旗》和《列宁格勒》杂志的主编和列宁格勒作协负责人、列宁格勒党的领导人都从自己职责上做了检讨，进行了自我批评，但仍受到严厉的谴责。斯大林不断插话，驳斥对被批评者的任何说明与辩解。就在这次会议上他指责说：“对外国作家阿谀奉承”，“卑躬屈膝”，“是个大罪过。”马林科夫追问列宁格勒党的领导人，为什么批准左琴科为杂志的编委?日丹诺夫则表示：“到时候列宁格勒人会让左琴科彻底完蛋。”(注：关于这次会议的速记记录载《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291-313页。)8月14日，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做出《关于<星>和<列宁格勒>杂志的决议》，指责“阿赫玛托娃是那种与我们人民格格不入、空虚无聊而又缺乏思想的诗歌的典型代表”，“审美情趣停留在资产阶级—贵族阶级唯美主义和颓废派‘为艺术而艺术’的立场。”左琴科的《猴子奇遇记》“是对苏联生活的下流诋毁”[8]322-323。决定：禁止左琴科、阿赫玛托娃之流的作品进入杂志；停止《列宁格勒》，给杂志主编利哈廖夫警告处分；任命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叶戈林为《星》的新主编，解除列宁格勒党委管理宣传工作的副书记希罗科夫的职务；给市委第二书记卡普斯京警告处分。(注：《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收集了有关 “日丹诺夫运动”的主要文件，这项决议也在其中。)
　　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批判与镇压的序幕。会后，日丹诺夫在列宁格勒的讲话中一再强调左琴科曾是“谢拉皮翁兄弟”的成员，并把这个团体定性为“有害集团”；不只强调阿赫玛托娃是“资产阶级-贵族阶级诗歌的代表”，还批判了白银时代的“高峰派”(即阿克梅派)，并表示“绝不允许推广阿赫玛托娃”“毒化意识”，甚至还指责“1907—1917年俄国知识分子历史上最卑鄙可耻的十年”[8]329-331。随后广泛地开展了对“现代主义”、“颓废主义”、“形式主文”特别是“无根基、无国家的世界主义”的批判。这充分表示要彻底否定白银时代的现代主义和20年代文学复兴时期的各文学流派和小组，要坚持同西方的思想意识和美学思潮进行坚决的斗争。不久，中央又做出一系列决议，批判了爱森斯坦的电影《伊凡雷帝》和作曲家穆拉杰利的歌剧《伟大的友谊》，还批判了肖斯塔科维奇的交响乐。同时，还在生物学、社会学、语言学、经济学等一系列学科中开展了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随着思想批判的开展又逮捕了一些知识分子及作家，不少人被投入监狱和集中营，出现了文学家第三次流亡国外的情况。30年代到50年代联共(布)对文学采取的这一系列严厉监控和政治高压政策，除了牺牲了一批著名作家，所导致的另一个后果就是使波浪汹涌的文学大潮分成几条支流：侨民文学队伍、国内的“潜流文学队伍”和公开活动的文学队伍。
　　20年代初迁居国外的侨民文学家，后来有人回国，有人死亡，人数在减少，而在30年代和50年代的镇压中又有新成员补充了他们的队伍。这些人远离祖国，处于特殊环境下，保持着独立的创作态度，他们结合国家和社会的变迁继续思考俄罗斯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国内的“潜流文学队伍”包含两种情况：一些人完全失去发表作品的权利，只能在隐蔽状态下埋头创作；另外一些人部分作品被剥夺了发表的机会。这两部分作家忍受着生活上和心理上的巨大压力，却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美学信念，以极大的勇气继续创作。侨民文学家和国内的潜流作家两支队伍实际上属于体制外的文学力量，但其中却集中了比较多的文学精华，他们也更多地继承和发扬了俄罗斯的文学传统，留下不少不朽之作。在侨民文学家队伍中，除了已经提到的蒲宁外，还有被誉为“引导人从黑暗历经苦难和不幸走向光明”的伊万·什梅廖夫，代表作有《死人的太阳》、《一个老妇人的故事》和《禧年》，都是影响很大的名作。弗·纳博科夫曾侨居德国，后来居住美国，被誉为“20世纪世界文学中最杰出的艺术大师之一”。他是诗人，又是小说家，还是研究文学史的权威。最著名的作品有《玛什卡》、《死刑邀请》、《洛丽塔》。他虽然也用英、法等文字发表作品，被列入美国文学史，但“纳博科夫的创作保证了俄罗斯当代文学与20世纪初文学的连续性”[3]320。伊万·叶拉金，二战期间德国占领基辅后被赶到德国，1950年迁居美国，是第二批侨民中的头号诗人。他的不少诗作被传抄到国内流传。在国内进行隐蔽创作的文学作品，像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写了12年、阿赫玛托娃的《没有主人公的长诗》写了22年、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从1947年写到1955年。在国内未得到发表和出版机会的，像扎米亚金的《我们》，普拉东诺夫的《地糟》、《切文古尔镇》，还有皮利亚尼克的《红木》等。这些作品后来都成为俄国和世界的文学名著。
　　在国内公开活动的文学家队伍人数相对多，也有相当多的名作家发表和出版了不少作品，其中不乏名著。但是，文学活动的环境不正常、不健康，作家经常被置于尴尬和难堪的境地。首先，一些作家只能采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态度来摆脱加在他们头上的政治束缚。肖洛霍夫1940年完成了《静静的顿河》的最后一卷。这部长篇史诗是苏维埃时代引以为骄傲的文学成就之一。但是，它并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产物。特瓦尔多夫斯基是20世纪中期苏联杰出的诗人。他的《瓦西里·焦尔金》是战争诗歌的代表。从主题的选择与发挥、感情的抒发、语言的通俗流畅，都表现了作家追求自由、摆脱庸俗政治化窠臼的强烈愿望。列昂诺夫是一位富有创新精神的心理、哲理小说家。这位被称为陀思妥耶夫斯基门徒的作家，在人物和结构上狠下功夫，常常用高度浪漫的、华丽和象征主义塑造悲剧式的人物。在复杂的故事情节里隐藏着哲学意义——俄国的本质和命运、传统和希望。其实，像肖洛霍夫的《他们为祖国而战》、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B·涅克拉索夫的《在斯大林格勒的战壕里》、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等战争小说的成功都在于作者恢复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写作手法。

　　第二，作家随时都有受到指责和批判的可能性，即使是一再受到表彰和紧跟政治路线的作家也不能幸免。法捷耶夫一直紧跟斯大林，长期担任作家协会的领导职务。1947年发表了反映敌占区克拉斯诺顿青年同法西斯占领者进行斗争的长篇小说《青年近卫军》，受到读者和评论界的普遍赞扬，但领导当局却批评作家没有反映地下党的领导。法捷耶夫花了4年时间进行了修改。修改本党的领导有了，而文学的价值则大大降低了。(注：西蒙诺夫1956年在《新世界》第12期发表了《谈谈文学》一文，其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被批判的过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关于“解冻”及其思潮》编入文章的主要部分。)《新世界》杂志刊载了瓦·格罗斯曼用批判现实主义风格描绘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卷，立即遭到指责，作者被指责“过多地描写心理活动，渗透着敌对思想和唯心主义哲学”。杂志被迫检查，第2卷一写出，即被没收。(注：《为了正义的事业》幸存下来的章节和后来作者揭露乌克兰大饥荒和大恐怖情况的《万事如意》在国外出版。)
　　第三，1946-1948年党中央的一系列决议以及因此而开展的一系列批判，把相当一部分作家推上了“无冲突论”和“粉饰现实”的道路。这些作家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要求进行写作，结果出现两类作品，一类是极力宣扬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另一类不顾事实地歌颂升平，虚构高大完美的“英雄人物”形象。这些作品只考虑意识形态，根本不顾及美学要求，往往千篇一律，脱离现实。凡是写了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写了各种利益之间、抱负之间的各种矛盾或感情之间的冲突，就被指责为“诽谤者”或“潜在的敌人”。戏剧遭到的打击尤为沉重，纳扎洛夫、格里德涅娃在1956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1936年，全部艺术领导工作集中在全苏艺术工作委员会。该委员会相继停演了肖斯塔科维奇等的一系列戏剧，关闭与合并了许多剧院，在两三年内就使戏剧艺术的状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灰色的、千篇一律的“陈规旧套和刻板公式”以及“矫揉造作”占了统治地位。在领导方法上，谢尔巴科夫“对艺术工作委员会的要求：如果有人要写一个苏维埃新歌剧，那么请费心对这一工作进行帮助和监督，并要经常了解工作的进程。”[10]61在实际工作中，竟然到了这样的地步：从剧本的写作到允许排练、导演选择、演员挑选、舞台设计都要经过剧目委员会的审批。艺术创作的自由完全被取消。个别领导个人的审美好恶变为领导思想。“领导”的概念越来越相等于“命令”的概念。于是行政命令和广泛运用各种各样的压制办法就成为影响艺术的主要方法。
　　因此，到斯大林去世前，苏联的文学处于危机和畸形发展之中，形象地说就是“结冻”状态。对于国内文学艺术方面存在的这种情况，甚至马林科夫在党的19大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有许多平庸乏味的灰色作品，有时简直是歪曲苏联现实的粗制滥造的作品。”[11]
　　
　　三、文学的“解冻”及其在俄罗斯文学发展中的地位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的去世开始了苏联历史的新时期。文学家首先感受到社会气候的变化。这年4月，列宁格勒女诗人О·别尔戈丽茨在《文学报》发表的《谈谈抒情诗》一文中就说：作家“不可能没有个人表现”，呼吁诗歌中“多一些真诚和解放”。她批评：在“很多抒情作品中缺乏主要的东西：没有人情味，没有人。”一些诗人“一听到个性这个词”竟“不寒而栗”。这是文学界发出的最早的呼声，要求文学回到它的主题，即人和人的感情上来。5月1日，《文学报》打破了多年来官方庆典的传统，在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版刊登了整整一栏爱情诗。爱伦堡在《人、岁月、生活》一书中回忆，他决定写一本中篇小说并立即写下书名《解冻》的时候，曾想到1953年的4月。这年4月，对俄罗斯来说不只意味着春天的即将来临，而且还是一个难忘的特殊时期。斯大林去世才一个月，国内的政治生活已经发生变化：“医生案件”平反、公布了苏联人民演员米霍埃尔斯被谋杀的消息。[12]6月23日，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团决定重新恢复1946年被开除的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为作协成员资格。作家兼评论家К·丘科夫斯基得知这一消息以及《鳄鱼》杂志有可能发表左琴科沉默时写的短篇小说后，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包括绝大多数文学家和艺术家将获得新的生命!”[13]7月25日，作家谢尔文斯基因非党诗人谢赫捷尔的诗集被出版社拒绝而给马林科夫写信。信中说：作为作协会员的专业作家不去找作协，而找自己的文友，说明“他对作协已不寄希望”。接着批评，笼罩在作协内部的“恶劣气氛”，“距社会主义艺术家自由创造、自由争鸣的纯洁气氛太远了”[14]91。写信人还批评党中央宣传鼓动部，早在战争时期，为了把作家协会控制在自己的视野中，在作家中选拔了几十名“有关系”的文学工作者，把他们安插到文学界各个部门，正是这些人占据了领导岗位，进而成为全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和各杂志、丛刊、出版社编委会，甚至斯大林文学奖金评选委员会的头目。他们拥有无限权力，官官相护，相互纵容，充分肯定自己，清除竞争对手，最终脱离作家，成了广大作家所深恶痛绝的帮派。8月22日《文学报》以И·沙米亚金《幸福时刻》小说的命运为例，批评“一些编辑和评论家不正确地帮助作家，促使他们伪造和通过不妥当的方法粉饰现实”，号召作家在那种情况下应勇敢的对抗批评者的非难。[13]81
　　诗人瓦·特瓦尔多夫斯基主编的《新世界》，在文学的“解冻”时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杂志的8、9月号上连载了费·潘菲洛夫的《伏尔加河——母亲》。小说主人公大声疾呼：“忘掉规划，想想人民的需要吧!”[7]338潘洛娃的《一年四季》揭露了一个利己主义者和投机家的上层人物。作曲家阿·哈哈图良说：“创作问题不能用官僚主义方法来解决。”[7]337爱伦堡在《旗》杂志10月号上也提醒读者：艺术上的统计和工业上的统计完全是两码事，契诃夫和高尔基，他们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喜欢什么时候写就什么时候写，而不受行政官员和作家协会的监督。
　　《新世界》杂志12月号发表了弗·波梅兰采夫《论文学的真诚》一文，作者大胆而激烈地批评了苏联文学的现状。他认为，创作需要才华，首先要有真诚。有些作品之所以 “装腔作势”、“矫揉造作”，“人物和环境全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就是因为作者缺乏“真诚”。他指出：“一切公式化，一切非出自作者本意的，都是不真诚的。”而最坏的乃是“粉饰现实”。“粉饰现实”源远流长，表现手法形形色色，五花八门：“凭空杜撰永庆升平的景象”；掩盖生活中实际存在的“丑事和坏事”；回避矛盾和斗争。他告诫作家：“你如果总是要看某人脸色行事，你就是个坏作家。”千万不要干“估价行情”的蠢事。 他还批评一些评论家“发出的不是声音，而是回声，没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而只是四处散播别人授予他的东西”。他甚至说：“那些追随斯大林奖金的颁发而写的文章，一般说来只是点胡椒面，而不是文学的概述。”[10]254-270波梅兰采夫的这些言论，立即引起了共鸣。古比雪夫的一位读者在信中写道：“普通的诚实人”早就发现这种丑恶的现象，并且愤恨至极，作家替老百姓说出了“大胆、实在、而又公正的话”。这位读者还表示：“所有有头脑、热爱真理的人们，都会理解您。”[10]254-270作家B·杜金采夫在一次读者座谈会上也说：“我认为，波梅兰采夫的巨大功劳在于，他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次大声喊出了诚实的必要性，他是在向我们的良知呼吁。”“因循成习的不诚实，不只是一个文学问题，而是全社会的通病。”[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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