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愁”

　　摘要　本人认为“呼愁”是理解帕穆克作品的一片钥匙，主要从三个方面对其进行了论证：冲突与现代的矛盾、东西方间的冲突以及自我与“他我”间的争斗，从而得出这样的结论：帕穆克的作品是一曲哀怨动人、发人深省的“呼愁”，是一曲帝国忧思的挽歌，而其作品之美就在弥漫其中的“呼愁”感。

　　关键词　帕穆克；呼愁；美学；意义
　　
　　迄今为止，评论界对帕慕克(Orhan Pamuk)其人其作进行了多方位、多层面的解读。其作品既被认为是谋杀推理故事、哲思小说或爱情诗篇，又被看作是一幅幅土耳其的细密画，是一部部手绘的土耳其史。这种种解读，都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其作品的内涵。本文认为，其作品也是一曲哀怨动人、发人深省的“呼愁”，是一曲帝国忧思的挽歌。帕慕克《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的卷首语就引用了阿麦特·拉西姆的话“美景之美，在其忧伤”。忧伤在土耳其语中就是“呼愁”，而帕氏在该小说中更是专门辟出两章来谈论“呼愁”，可见“呼愁”在其作品中的重要意义及其在其作品中的重要地位。可以说，帕慕克的作品之美，就在其“呼愁”。
　　纵观帕慕克的作品，从最初的《黑暗与光明》(后于1982年更名为《塞夫得特州长和他的儿子们》而正式出版)到最近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2003)，其中始终贯彻着的一个关键词就是“hiiziin(melancholy)”，土耳其语的“呼愁”。
　　“呼愁”的概念在《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中得到了充分的阐释和说明。通过比较蒙田、伯顿、列维一施特劳斯、陀思妥耶夫斯基、阿维森纳、波德莱尔、戈蒂耶、雅哈亚、坦皮纳、科丘以及福楼拜等作家对“忧伤”和“呼愁”的论述，帕慕克认为伊斯坦布尔承担的“呼愁”是其自愿承担的“呼愁”，它不是弥漫全城的绝症，不是像悲伤一样得去忍受的永恒贫穷，也不是黑白分明的失败难题，它是倍感荣幸地承担其“呼愁”。也就是说，帕慕克的“呼愁”对象就是土耳其，惋惜其过去，忧伤其现在，憧憬其未来。
　　他认为，四位本土作家戈蒂耶、雅哈亚、坦皮纳和科丘所“取得的力量来自过去与现在，或西方人称之为‘东方与西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他们教我如何将我对现代艺术与西方文学的爱和我所居住的城市的文化融合在一起”(《伊斯坦布尔》：105～106)。
　　而渗透于其作品中的三个对立：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东西方间的冲突和自我与他我的争斗集中体现了帕慕克的“呼愁”感，正是这种“呼愁”在其作品中的卓越运用使帕慕克获得了成功。他的诺贝尔奖获奖词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在寻找故乡的忧郁灵魂时，发现了文化冲突和融合中的新象征。本文尝试分析帕慕克作品中反复呈现的“呼愁”主题，考查帕慕克“呼愁”构成的三个主要要素：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东西方间的冲突和自我与“他我”的争斗，从而揭示“呼愁”对其人其作的意义。
　　
　　一　传统与现代的矛盾
　　
　　传统与现代的问题，也就是保守与西化的问题，贯穿于帕慕克的全部作品，是构成帕慕克“呼愁”的主要因素之一，在小说《雪》、《白色城堡》、《新人生》和《我的名字叫红》等中都有体现。特别具有现实意义的是，现在西方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冲突日益激烈，而帕慕克的作品就描述并试图解决这一冲突。
　　《雪》发表于2002年，是帕慕克的第七本小说，故事发生在。1992年的四天四夜中。主人公卡以记者的身份来到了土耳其的一个偏远小镇卡尔斯城。他是个多愁善感的诗人，本来是来此地寻找恋人伊佩珂的，却不意卷入了一场政治和宗教、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之中，这些冲突将小镇人们分成两极。其中，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带有帕慕克一贯的“呼愁”感，体现了帕慕克对这一对立的矛盾心理。其中最能体现传统与现代冲突的是关于妇女要不要戴头巾的问题，围绕这一争议形成了针锋相对、水火不相容的两派：传统派和现代派。这种派别斗争非常激烈，以至于差点酿成大规模的武装冲突。《雪》中关于土耳其的世俗化与宗教之争，让人们更深刻地理解到西化给东方世界带来的冲击，让人很自然地沉入对传统与现代、宗教信仰与思想自由的思考：人类的幸福和文明到底在何处?在《雪》中，女学生、头巾、雪、诗，这些美好要素并置在一起，将近现代土耳其社会世俗化倾向的矛盾浓缩于一个虚构的美丽世界，为生活于其中的局内局外人提供一层温情的面纱。帕慕克指出，库尔德人的被杀害，几百万亚美尼亚人的灭绝，还有这种宿命般的悲剧不断在土耳其历史中发生。这是每个土耳其人都必须面对、思考的事情。
　　《白色城堡》也同样涉及了这一宏大主题，帕慕克用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作为质问自我和社会的对象。他通过叙事结构的耦合，把发生在17世纪伊斯坦布尔的故事与20世纪80年代后期爆发的土耳其军事政变并置在同一个文本之下，从而形成一个不言而自明的论点——传统与现代的对立。
　　《新人生》也描述了类似的困境。该小说主要是讲述一位名叫奥斯曼的大学生从同学简娜那里发现了一本神奇的书《新人生》，此书向读者承诺谁读了它就会改变人生，获得新的生活。他跟简娜开始阅读这本书，而此书也确实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和世界。奥斯曼放弃了伊斯坦布尔的生活，与简娜一起换乘一辆又一辆汽车，穿越安纳托利亚乡村旅行。不过，一路上他们发现到处都是华而不实的现代性和失根的传统。这种华而不实的现代性和失根的传统就是帕慕克一直思考的问题之一，他从创作伊始就思考并着手解决这一冲突，至少希望在其作品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呈现，并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不过他一直都没有找到比较满意的途径，所以这一主题就在其作品中不断反复出现。可以预言的是，只要这一对立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帕慕克肯定会在其作品中不断地探索其途径和出路。
　　作为一部优美的有关神秘、爱情和侦探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讲述了一个1590年的九天时间里发生在伊斯坦布尔的故事，它既是视觉隐喻的杰作，也是一曲已失去的视觉叙述的挽歌(requiem)。该小说不仅关注细密画传统，尤其是奥斯曼帝国时期细密画传统，而且也关注西洋画传统，其中最独特的是西方绘画传统与伊斯兰绘画传统的对立。而西方的西化是以神话的方式建基于文艺复兴的观念上的，帕慕克深知这一点。帕慕克觉得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许多人对这种19世纪的文艺复兴神话信以为真，在非西方国家尤其如此，而西方本身却是通过将该神话去神秘化(demystifying)而始终处于一种去西化(de-Westernization)的过程中。帕慕克也知道，他所使用的小说这一形式本身却是现代化的产物，这明显是一种自相矛盾。
　　没有传统，哪来现代?李欧梵先生认为，帕慕克在《父亲的手提箱》中只谈父亲和小说艺术，而压根不提土耳其政府，说明了《父亲的手提箱》代表的就是现代土耳其现代文化的积累，也是一种文化遗产的象征。
　　
　　二　东西方间的冲突
　　
　　土耳其的历史是东西方文明的综合体，融合了前后13个不同文明的历史遗产。东西方文化、文明的冲突、纠缠与融合是帕慕克在其作品中想解决的第二大问题。从地理方位而言，土耳其地跨东西方，受东西方文化文明的双向影响，土耳其人民在生活中深切地体会着两种不同文化与文明的冲突与融合，因此东西方文化与文明的碰撞、冲突和融合也就几乎成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帕慕克的作品不但要反映这种生活方式，而且他还在其作品中探讨怎样解决这一冲突，希望对此冲突进行融合。
　　从创作伊始，帕慕克就关注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他自己曾说：“我所有的小说都是关于东西方之间隔阂与融通的作品。”1982年帕慕克出版的处女作《塞夫得特州长和他的儿子们》描述了一个家庭模仿西方资本主义家庭的故事，带有较浓厚的自传色彩，后来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是这种探索的继续和深入。帕慕克在作品中关注西方文化对土耳其的影响、伊斯兰文明同西方文明的关系，并运用东西方文学的多种艺术手法进行了一系列的艺术表现。较能体现这种探索的作品是《白色城堡》、《我的名字叫红》、《雪》、《新人生》和《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
　　《白色城堡》始于达尔温奥卢在“前言”中对故事由来的交代(这是传统小说惯用的手法，例如霍桑的《红字》就是如此开篇的)。然而，从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章开始，叙事视角就转为了叙事人“我”——一个被掳到土耳其的威尼斯学者，时间也就从1980年回溯到了17世纪，而作者帕慕克的关注中心也从传统与现代的对立转到东西方的对立、碰撞和冲突中。帕慕克在作品中，灵活而充分运用了象征手法，例如霍加和威尼斯学者就具有多重的象征意义。霍加和威尼斯学者迥异的身份，分别象征着东方和西方；两人的诸多相似，象征着东西方的同源性；他们彼此贬低，相互排斥，象征着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与冲突；他们惺惺相惜，相互合作，则象征着两种文化的调和与互补；最后两人身份的互换，则象征着不同文化的融合与共存。这种种象征一步深似一步，深刻揭示了文化的种种特征，从而批判了一种文化比另一种文化优越，先进文化吃掉、战胜落后文化等谬论，直接驳斥了亨廷顿(Huntingtun)散布的“文明冲突论”，间接说明了东西方的文化文明有可能相互借鉴融合，从而共存、共同得以发展。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我的名字是红》的主题也牵涉到了东西方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东方的伊斯兰绘画艺术(细密画传统)和西方的肖像绘画艺术(西洋画传统)之间的冲突，也体现了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该小说堪称书写东西方文化冲突的文本。帕慕克在该小说中不同程度地表达了对自己的祖国，特别是自己的故乡伊斯坦布尔的文化和文明的地位、属性与未来发展的思考。这是一个现实的、亟待解决却难以解决的问题。土耳其，一个跨越东西方文化与文明的国度，伊斯坦布尔，一座作为联结东西方的桥梁的城市，应该何去何从——是弃绝传统、靠向西方，还是立足传统、强调自身文化与文明的东方属性，与西方划清界限?如何协调传统与外来因素之间的对抗，如何看待过去与现在的冲突就成为一个异常重要的问题，这恰恰就是不同文化与文明碰撞、相遇、交流所要认真处理的问题。阅读《我的名字叫红》会让人感受到这样一种深沉的文化“呼愁”。
　　《雪》是一部关于土耳其东部城市雪城——卡尔斯市政治生活的小说，广泛展现了土耳其伊斯兰教众、军队、世俗政党之间的紧张关系，表现了库尔德民族主义者与土耳其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剧烈冲突。小说作者通过一位到访的带有西方背景的诗人的眼光，发现作为一个土耳其艺术家会觉得同东西方两种文明都有深刻的联系，对哪一边表示效忠都不可能。这同时也表明了作者自身的态度。《新人生》也是一部关于土耳其失落的民族文化和智慧的寓言，东方和西方文化融合、误解、紧张的精神漫游史。在《新人生》的中文版序言中，作家宣称“在我所有的小说中，都有一场东方与西方的交会”，他也提到：“东方与西方的交会，并非如人们以为的是透过战争，相反地，一直以来，它都是发生在日常生活的种种细节中，透过物品、故事、艺术、人的热情与梦想进行。我喜欢描述人们生活中此种互动的痕迹。在当中，我看见东方与西方寻求互相了解、互相争战，或是彼此融合妥协；我看见人们的灵魂在这两种传统的影响下受到撼动或改变。这让我深受感动，就如同沉醉于爱情的初始、凝望着自然美景，或是浸淫于历史的美好点滴。”《新人生》的主旨并不在于政治的是非，而是一部充满救赎味道之书，这不仅是奥斯曼的一次“新人生”旅程，也是帕慕克一次“新人生”旅程，更是整个土耳其人的一次“新人生”旅程。
　　东西方文化文明的冲突与交融始终是他创作的焦点。他认为，当前流行的关于文化冲突的思想并不是事实的全部，一切优秀的艺术品均来自不同文化的交汇与融合，跨欧亚大陆的土耳其本身就是东西方文化的组合体。从这个意义上，跨越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大桥，可以看作帕慕克本人的象征：不属于任何一边，但是却又横跨两个大陆；不属于任何一种文明，却又有领略两种文明的绝好契机。在《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中，帕慕克是这样评论他的四位先驱的：
　　事实上，他们的目的是同时从两种传统中获取灵感——被新闻工作者粗略地称作“东方与西方”的两种伟大文化。他们可以拥抱城市的忧伤以分享社群精神，同时透过西方人的眼光观看伊斯坦布尔，以求表达这种群体忧伤、这种“呼愁”，显出这座城市的诗情。违反社会和国家的旨意，当人们要求“西方”时他们“东方”，当人们期待“东方”时他们“西方”——这些举止或许出于本能，但他们打开了一个空间，给予他们梦寐以求的自我保护孤独。(《伊斯坦布尔》：109～110)
　　帕慕克以艺术家的直觉告诉我们：修建一座跨越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桥梁不是难事，难的是构筑一座沟通东西方文明与心灵的大桥。
　　
　　三　自我与“他我”的争斗
　　
　　自我与“他我”，或说身份认同问题也一直是困扰着帕慕克的一大主题。他的所有著作都无一例外地描述了这一主题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反应。
　　《白色城堡》的故事讲述的就是一个人(自我)和另一个自己(他我)在异域的遭遇。这种自我和他我的奇遇，一直以来都是中西方哲人和作家们思考并在其作品中极力想要表达的问题。该问题在弗洛伊德那里达到了顶峰，他对此给予了高度的理论概括。
　　“我是谁?”是个非常古老的难题。希腊古城特尔斐的阿波罗神殿上刻有七字名言，就是“人啊，认识你自己”。从古至今，各代作家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在其作品中提出并试图解答这一问题，例如荷马、莎士比亚、卡夫卡、博尔赫斯等都如此。一个人在历史和时间的迷雾中(这类似于普鲁斯特的“寻找失去的时间”)，如何遭遇自我和他我对话，又如何与自我分离，是这些哲人和作家均想探讨的问题，也是帕慕克在《白色城堡》中想要探讨并告诉读者的问题。
　　如果仅止于此的话，帕慕克也就没什么高明了。他不同于前辈作家们的是其独特的小说方式，他用两个酷似孪生兄弟的人，以“对镜”的方式，来相互探求和拷问。而且在小说中，他们两个人也确实一再地面对着一面镜子，不厌其烦地琢磨自我，进而努力地去发现自己的内心。小说主人公霍加和威尼斯学者从分离到结合，再回到分离状态的过程，引发读者不断地对诸如“对象”和“源头”、“自我”和“他者”，甚至“作者”和“译者”，尤其是对于“自我”和“他我”的概念展开追问。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他们本身是无法分割的整体。所以，究竟谁在主仆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相反就变得毫不重要了。“二人渐渐相互吸取了对方的偏见和性情，到最后身份互换。帕慕克似乎在说明自我是有弹性的，可顺应变化的，两种不同文化的混合是可能的，甚至是有必要的。”
　　其实，当帕慕克还是小孩时，他似乎就喜欢这种方式，《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的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章就是“奥尔罕的分身”。他说：“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便相信我的世界存在一些我看不见的东西：在伊斯坦布尔街头的某个地方，在一栋跟我们家相似的房子里，住着另一个奥尔罕，几乎是我的孪生兄弟，甚至我的分身。”(《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1)也就是说，探讨“自我”与“他我”之间的关系，自他小时候起就对此有模糊的认识了，也成了他认识并理解世界的主要内省方式。这一问题也就自然地成了他小说中主要探讨的问题之一。双重性身份这一主题同样出现在小说《黑书》(1995)中。主人公为他消失的妻子和同父异母(同母异父)的兄弟而探究伊斯坦布尔的叫嚷声，并与后者交换了身份。
　　这一主题毫不例外地也出现在《我的名字叫红》中。在该小说中，作者除了探讨诸如风格问题、意识形态的冲突、与审美传统的剥离、金钱与名誉、家庭与爱情、妒忌与愤怒之外，也同样在追问个人身份以及个人在历史中的位置问题，小说出现的所谓历史只不过是作者运用的一个媒介、一种手段而已。这个问题不仅困扰着古代的细密画家，同样也困扰着现代的土耳其人，尤其是像帕慕克这样的熟悉东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无法回避这个问题，这是导致其小说无时无刻都表现出一种摄人魂魄的“呼愁”感的原因之一。正如帕慕克所说：“我们了解自己吗?一个人必须非常清楚自己是谁”(《白色城堡》：156)，而且，“人只有自己才能探索自己是谁”(《白色城堡》：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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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对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东西方间的冲突以及自我与“他我”的争斗的思考正是帕慕克创作的主轴，也是他在作品中一直想探讨并希望得以解决的主要问题，而正是这些问题构成了其作品中的“呼愁”主题。帕慕克的“呼愁”不只是土耳其单独面临的问题，也是全球人的共同体验，厄普戴克(updike)早在2001年就在《纽约客》上撰文评论说帕慕克“探索了土耳其的灵魂”，这一评价是公允而恰当的，与诺贝尔授予其文学奖的获奖词一致。有论者认为，帕慕克是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个通过综合现代的和后现代的叙述手法，挑战教条化的世俗派宗教和正统派宗教间的对价值的精神分裂般的两极分化的土耳其作家。从“呼愁”这一角度，我们也许能对帕慕克有更深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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