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与“理”的叛逆

　　摘要：《西厢记》中的崔莺莺与《牡丹亭》中的杜丽娘都是冲破封建束缚，追求自由爱情的抗争形象。但二者的反抗对象有所不同：崔莺莺的反叛行为是对封建礼教的抗争，而杜丽娘更多的是对扭曲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之叛逆。这种差异昭显出杜丽娘形象所体现出的人性解放与觉醒之时代精神。

　　关键词：崔莺莺；杜丽娘；礼教；理学；叛逆
　　
　　作为爱情剧的典范，《西厢记》与《牡丹亭》历来备受推崇，而其中的崔莺莺与杜丽娘也屡是人们所瞩目之焦点。千载而下，学者从不同层面进行研究，阐述出诸多慧见；而这其中，崔、杜二人的“抗争”形象又是学界尤其关注的问题，有学者指出；“崔杜二人都以‘情’反‘理’，大胆冲破封建礼教，以‘至情’超逸传统意识”；亦有学人认为二人是“中国古代反封建礼教的光辉典范”，更有时贤对其冠以“女性意识的自觉觉醒者”之称谓。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显然，学界皆认为崔、杜二人是具有反抗性格之女性，其“抗争”意义更成为人们褒誉《西厢记》与《牡丹亭》的一个重要因素。然在论及二人所“抗争”的对象及蕴含时，学界却多以“反礼教”笼统言之。实际上，崔莺莺与杜丽娘反叛的对象是有差异的。
　　崔莺莺的反抗主要是对等级制度与门第观念等传统礼教纲常的挑战，而杜丽娘则更多的是对为当时统治阶层所改塑过的程朱理学的“灭人欲”观念之叛逆。显然，后者更多地体现出个性解放与人的觉醒的时代风貌，其反叛意义更为昭著。
　　在考察崔、杜“叛逆”形象的不同蕴涵时，从文本出发解析其形象是不可或缺的前奏。
　　
　　一、叛逆的崔莺莺与杜丽娘
　　
　　与同时代的其他女性相比，崔莺莺与杜丽娘是以反叛姿态出现的。
　　崔莺莺出生于礼教家庭，父亲为她定下姻亲，母亲处处用“女规”管束，可正值青春妙龄的她不满足于既定的生活道路，一度处于幽怨之中，“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佛殿上与张生的邂遁，点燃了爱情之火。此后，莺莺乘月色与张生联吟：“兰闺寂寞久，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在道场夸赞他：“外像儿风流，青春年少；内性儿聪明，冠世才学”，心中充满无限爱恋。然而，莺莺毕竟是在封建礼法调教下长大的，尽管她渴望爱情，但却不敢轻易流露，心中充满矛盾。在“闹简”中，莺莺看到张生信时“将简帖儿拈，把妆盒儿按，开拆封皮孜孜看，颠来倒去不害心烦”，但看着看着就对红娘发起脾气：“小贱人，这东西哪里将来的?我是相国的小姐，谁敢将这简帖儿来戏弄我?我几曾惯看这等东西?告过夫人，打下你个小贱人下截来”。可当红娘故意说要去告知老夫人时，她忙拉住红娘说情：“我逗你耍来”。而“赖简”更将莺莺的此种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她密约张生：“待月西厢下，迎风半户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可当张生依约而来时，她又翻了脸，“你是何等之人，我在这里烧香，你无故至此，若夫人闻知，有何理说?”“先生虽有活人之恩，恩则当报，既为兄妹，何生此心?万一夫人知之，先生何以自安?今后再勿如此，若更为之，与足下决不干休”。她既要打破礼教枷锁，追求自由爱情，又要遵从潜意识的礼法约定并维护贵族小姐的体面，处在两难境地里。但她最终战胜自我，反叛性格得到发展：她违背礼法约定，与张生无媒而合，对封建婚姻理念作了大胆的挑战；在老夫人逼令张生赶考时，莺莺更将个体幸福置于功名之上，要求张生：“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早便回来”，在叛逆的道路上迈出了更为坚定的步伐。
　　杜丽娘也生活在封建家庭中，她整日“长向花阴课女工”，接触不到陌生男性，而礼法、家规、女戒等像一重重枷锁紧套在身上。父亲请秀才教她读书，希望女儿能在“后妃之德”的经典学习中成为符合社会规范的淑女。可古老的恋歌却唤起了她那潜伏于心的爱情，“关了的雎鸠，尚然有洲之兴，何以人而不如鸟乎?”因此，她违背了“凡少年女子，最不宜艳妆戏游空冷无人之处”的家训，到花园中游玩。花园的美唤醒了杜丽娘青春意识，而春香的无心之语“是花都放了，那牡丹还早”更让她幽怨横生，“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她惋惜的不是残春，而是生存的荒芜和空虚，“吾生于宦族，长在名门，年已及笄，不得早成佳配，诚为虚度青春，光阴如过隙耳，可惜妾身颜色如花，岂料命如一叶乎?”自然的生机唤起了她的情爱，可觉醒的热情却无处宣泄，她只好在梦境中大胆接受“执柳书生”的爱情。最终，杜丽娘为追求这份无限向往但又无法得到的爱情抑郁而亡。可她的感情并未结束，死亡成为摆脱束缚追求爱情的开始。在一个没有封建束缚的世界里，她自媒自婚，实现了现实中无法完成的爱情理想。但杜丽娘并不满足于人鬼间虚幻的恋情，她要的是现实中的幸福生活，而她的“至情”最终争取到复活机会。复生后，她的性格又得到发展，面对皇帝“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则国人父母皆贱之”的责难时，她侃侃答道：“真乃无媒而嫁?保亲的是母丧门，送亲的是女夜叉!”当父亲拒不认她做女儿时，她断然回答：“叫俺回杜家，越了柳衙，便做了你杜鹃花，也叫不转子规红泪洒”，充分体露出个体决绝的抗争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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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礼”与“理”的叛逆
　　
　　崔莺莺与杜丽娘同是贵族千金，都冲破封建束缚而与意中人自由结合，但二人的反抗对象却又有所不同。
　　崔莺莺反抗的主要是以老夫人为代表的封建礼教。崔父生前为她定下婚约，在礼法上，莺莺已是有夫之妇。但与张生一见钟情后，青春的觉醒唤起了她郁积已久的热情，而她自主婚姻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她鼓起勇气接二连三地向封建礼教发起挑战：明知婚约在身却依然对张生暗生情愫隔墙联吟；丧期未满就与张生衍出风流韵事；于庄严清净的佛殿暗送秋波；在追荐先考的道场上和张生“好生顾盼”。在老夫人赖婚后，她更是“非礼而行”，在经过“闹简”、“赖简”、“酬简”这一系列夹杂着思想斗争的波折后，莺莺做出婚前以身相许的举动，向封建礼教发出了最猛烈的挑战。莺莺对“礼”的反叛还表现为以个人情感为婚姻基点，藐视家世利益与功名富贵，追求专一爱情。老夫人用礼教调教女儿的目的在于通过宗法制的“父母之命”联姻“门当户对”的名门望族，以维护封建家族利益。而莺莺对这种以利益为纽带的婚姻不屑一顾。相国千金和书剑飘零的书生相爱本身就是对以门第、财产和权势为条件的择婚标准的违忤。即便在母亲将张生考取状元作为迎娶条件时，她亦是甚为不满。她关心的不是张生能否金榜题名，而是“到京师服水土，趁程途节饮食，顺时自保揣身体，荒村雨露宜眠早，野店风霜要起迟，鞍马秋风里，最难调护，最要扶持”。莺莺深切的爱正是反封建礼教的最好证明。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杜丽娘生活在朱门深宅中，其父母作为封建社会常规道路上的成功者，以“爱”给予女儿最大的情感压迫，而老师陈最良除经书外，不知人生为何物，“靠天也六十来岁，从不晓得伤个春，从不曾游个花园”。“当他们面对杜丽娘，承担实施规范的任务时，人性当中那些最本真的善良与亲情就被掩藏起来，不约而同地用‘理’的规范去要求杜丽娘”。但丽娘却在扼杀感情的冷酷环境中以生命谱写了一曲以情胜理的凯歌。她从《关雎》中知晓古人吟唱的乃是“情”，扯下了封建卫道者蒙在诗书上的教化面具。父亲与老师原本让她做贤妻良母的道德教化反而引发其掩藏已久的天性。她喟叹道：“可知我一生儿爱好是天然，恰三春好处无人见”。如果说《诗经》惹动情肠是杜丽娘无意流露出来的话，那么她在行动上追求个体欲望的有意行为就是趁父亲下乡劝农之机，瞒着母亲到后花园游玩。姹紫嫣红的自然之景催发了青春之情，她迫切感到应珍惜年华享受青春。为此，她用青春涌动的本心推倒封建教义的束缚，“敢梦书生折柳，竟为情伤”。然而社会的重压使她在现实中无法得到理想伴侣，她走人虚幻，以鬼与柳梦梅相恋结合，完其前梦。死而复活后，她为“无媒自合”的婚姻奔走呼告，以“真情”、“至情”与被统治集团歪曲的程朱理学抗争。
　　《牡丹亭》与《西厢记》皆颂“情”，但其内涵不同。《西厢记》通过莺莺与张生的曲折爱情表现出对礼教的反抗和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控诉；而《牡丹亭》中的“情”除包括男女之情外，更多的是一种本能的情欲与原始的生命冲动。杜丽娘对抗的不是某个个体，而是整个正统意识和社会势力，即被统治集团歪曲了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而与“理”对抗的实质就是摆脱专制和束缚，要求自由和解放。所以，“崔莺莺是战胜封建礼教的多情人，杜丽娘是以情爱战胜‘天理’的再生人”。
　　
　　三、反叛差异的内在因素与蕴涵
　　
　　崔、杜二人的反抗对象之所以不同，与两剧产生的不同背景密切相关；而两者的差异，又体现了不同的时代意义。
　　从《莺莺传》的“始乱终弃”到《西厢记》的“有情人终成眷属”，王实甫笔下人物的反封建意识更加明显。而这其中，时代变迁当是重要因素。蒙古铁骑摧毁了由程朱理学所构建的社会体系，旧有的思想风习发生变化。传统的儒家道德观念虽为统治者接受，但已远不如前代那样受到尊崇。元朝统治者来自不同民族，他们在利用儒学巩固统治之时，也尊崇各民族固有的宗教信仰，这就削弱了儒家的主导地位，造成了思想界相对松动与活跃之局面。长期压在人们心头的礼教磐石随之动摇，下层人民和青年男女蔑视礼教，违反伦理的举动越来越多。而追求为情所主宰的人生，大胆与封建礼教抗争，勇于和传统决裂也成为元杂剧歌颂的主题之一。与之相应，《西厢记》的缠绵故事也就诞生了。而王实甫所疾呼的“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完聚，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无疑是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大胆反驳，其反封建思想因被注入了时代因素而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
　　《牡丹亭》产生的晚明，封建卫道者为挽救大厦将倾礼崩乐坏的局面，加强对人民思想之钳制。作为社会底层的女性，在精神和肉体层面都受到禁锢和迫害。然而，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思想文化界异常活跃。王阳明开创“心学”，提倡从“本心”出发，追求“自然自在”。王良承此说又有所推演，以为“百姓日用即道”，肯定人由于生活需要而提出的物质要求。其后，李贽更是明言：“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就是“道”。达观也指出：“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作为泰州学派后学的汤显祖，在继承李贽、达观诸人思想的基础上，主张以情抗理，崇尚真性情，“人生而有情”，“世总为情”。而且，《牡丹亭题词》更是鲜明昭示其情理抗争的哲学命题：“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复能溟莫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这里汤氏明确表述出他所表现的是一种可越生死，超形骸，脱时空，具有冲破“理”的一切束缚的威力的“至情”，作者在戏剧的理想世界将人的情感和自然欲望从“理”的禁锢中解放了出来。
　　从崔莺莺的反“礼”到杜丽娘的抗“理”，昭示出随着时打得发展人性的逐渐觉醒与人的本真情感逐步得到应有重视。而《牡丹亭》的思想主题则比《西厢记》更鲜明的体现出人性回归的色彩，杜丽娘的“爱情故事之所以成为当时浪漫思想的最强音，正在于它呼唤一个个性解放的近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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