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生态女性观

　　摘要：在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照下，近年来已有研究者对海明威其人其作进行了重新审视，并有了新的发现。他们认为，海明威是一个具有生态整体意识和生态女性主义意识的作家。纵观海明威所处的时代环境及一生经历，不难发现他对于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之间关系的思考与认识也是由来已久的。以下，本文将立足于社会、家庭、个人三大参照系数详尽分析海明威生态女性意识的形成及具体表现。

　　关键词：海明威；生态女性意识；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
　　
　　一、海明威生态意识的形成
　　
　　1、社会因素
　　美国的20世纪是一个尼采宣布“上帝死了”的时代，是一个达尔文进化论冲击《圣经》创世纪的年代，是一个新技术、城市化、工业化愈演愈烈的时代。理想与信仰的转变加速了科技的发展及工业革命的进程。但随之而来的还有对生态环境的肆意破坏。大量的汽车来到农村，山林、乡村和田野变成了公路网，树木遭到滥砍滥伐，河水被抽干，土壤流失，风沙肆虐，资源枯竭。人们在追求进步的同时也给自己的生活环境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海明威少年时居住的密执安州因其浓密富饶的森林资源、低洼起伏的地形、便利的水运条件也沦为疯狂开发的对象。对密执安逐渐丧失的自然生态，海明威曾痛惜不已，并详尽记录了密执安树林遭到的掠夺式开发和糟蹋的史实。
　　“我非常热爱密执安，无论我是居住在那还是离家在外，但是当我长大后，每次回密执安都发现它发生了改变。这里曾是一个美好的过渡，处处是森林、湖泊、溪流和小型农场。农场里有小山，有草地，密执安的背景也总是一大片郁郁葱葱的树林。在密执安，没有一处你看过去是一片空地，没有一处你看不到树木，也没有一处能远离水域，然而，他们砍掉了森林，抽干了溪流……。他们在这个国家及湖泊周围建起水泥摩托车道；摩托车手们将溪流里的鱼全部捕走，男孩们到佛林特和底特律去工作，但拿到的工资无法维持生计，他们抛弃了农场。”(Beegel，1988：52～53)
　　亲眼目睹了人们破坏自然生态的现象，海明威对遭到破坏的自然寄予了深切同情。1947年，海明威在写给福克纳的信中也表现了对遭到破坏的生态的忧患：“我自己的乡村消失了，树木被砍伐，剩下的只有加油站和我们曾经在草原上打鹳的住宅小区等。”(Baker，1981：624)1933年海明威去非洲狩猎，从土著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处中有所感悟。它谴责鞭挞了破坏自然的“我们”，反思并质疑着美国式工业文明的生态破坏性和文化扩张性。1935年在《非洲的青山》中他写道：
　　“我们一旦到达一片大陆，这大陆就迅速变老。土著人与之和谐地生活在一起，但是外国人大肆破坏，砍下树木。抽干河水，因此供水情况被改变，一旦表土被翻下去后。土壤变露出地面来，接着，开始被风刮走，……土地对开发感到厌倦。一个地区会迅速衰竭，……我们把它搞得一团糟了”。(海明威，1999：242)
　　工业文明的生态破坏性令生于斯长于斯的海明威开始关注自然的命运。人们对自然的熟视无睹和肆意破坏唤起他对自然的怜悯、同情、理解和尊重，激发了他的生态保护意识。
　　
　　2、家庭因素
　　身为克来伦斯·海明威家的次子，海明威生态意识的形成与其父亲的教导密不可分。酷爱户外运动的父亲在海明威三岁的时候便教他如何使用钓线钓鱼，用猎枪打猎。六岁的时候，父亲带着他去华隆湖畔的避暑茅舍度假，却将他的一个姐姐、三个妹妹、一个弟弟留在家中母亲身边。在华隆湖畔，海明威或是坐着橡皮艇去溪流钓鱼，或是在茅舍周边的树林里打猎松鼠，在与自然的亲近过程中，海明威静静地投入到内心的体验之中。成年后的海明威继承了父亲热爱自然的心性，打猎、钓鱼、游泳、滑雪等这些接近大自然的活动他也保持了一生。尽管他时常现身于芝加哥、多伦多、巴黎这些繁华都市，但每每获得成功或遭受失败时他却不忘折返到基维斯特、了望田庄、太阳谷、凯彻姆这些风景优美接近自然的环境中，调整自己，接受自然的慰藉。大自然中，莽莽苍苍的绿色森林、波涛汹涌的蓝色大海、树木葱郁的非洲青山是他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在他的笔下，大自然也是生命的源泉，“生命是山坡上微风吹拂中起伏的田野，生命是一只翱翔在空际的雄鹰……是山冈，是河谷，是岸边的树林，是远方的原野，是身后的山峦。”海明威作品中的人物也常常同他自己一样与大自然息息相关。《丧钟为谁而鸣》的乔丹，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感到自己的心贴着树林里铺满松针的地面正在怦怦直跳”(海明威，1995：469)。同样，《乞力马扎罗的雪》中的哈里，为摆脱空虚无聊的人生来到非洲狩猎，“为的是要从头开始，摒弃一切生活的享受……把心灵的脂肪去掉”(陈良廷，1995：73)。正是在狩猎的时候，生机勃勃的羚羊才使他感到生命在自己身上跳跃。
　　父亲除了培育了海明威热爱自然的情怀，更重要地，他教会了海明威敬畏生命的伦理道德责任。根据卡洛斯·贝克，年幼的海明威曾和朋友猎杀了一只与邻居小狗纠缠在一起的豪猪，“他们杀死它后……被责令煮食了”(Bak-er，1969：16)。从这一事件中，父亲令海明威明白了“不要无谓伤害对你毫无威胁的动物”，不要随意侵犯他者的生存权利，不仅仅热爱打猎，更要敬畏和尊重被猎杀的动物。父亲教导的平等对待他者，合理利用自然的道理深深印在海明威的脑中，直至多年以后他还如是教导自己的幼子杰克：“不要浪费鱼……杀害任何你不打算食用的东西是罪恶的。”(Hemingway，1986：18)在海明威的创作实践中，这一伦理道德责任也溶入到其作品中。在《丧钟为谁而鸣》中，海明威称熊是人类的兄弟。《最后一方清净地》中小妹为哥哥射杀的松鸡哀悼；因为“它们本来也跟我们一样，早上过得快快活活的。”(陈良廷，1995：283)《大二心河》中尼克为了避免破坏鱼身表面的保护膜，他弄湿双手后方才小心释放无意钓到的鳟鱼。更为典型地，在《老人与海》中，老人在与大海、与马林鱼、与鲨鱼的搏斗中展现了人与生物对立平等的关系。一方面，他称鱼是自己的兄弟和朋友，生命如此美丽的鱼谁都不配吃它；而另一方面，他意识到自己是个渔人，捕鱼是他的责任，他必须弄死它。老人在杀死大鱼之前，曾仰望苍天恳请“蒙恩的圣母”为鱼祈祷，这是对生命的虔诚，更是对大自然的膜拜。
　　
　　3、个人因素
　　海明威一生游历众多，始终与自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在自然中的所见、所闻及所感都融入到其文学创作中。1933年从非洲狩猎回来，他创作了脍炙人口的《乞力马扎罗的雪》、《弗朗西斯·麦康伯短暂的幸福生活》及长篇《非洲的青山》。他在大自然中的实践不仅增加了他的阅历，更为重要地，加深了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索。尽管有些批评家指出，热衷于体验射杀快乐的海明威其伦理态度与强调敬畏生命的生态伦理是相悖的。然而，根据环境伦理学的解释，猎人是一个道德代理者这一事实，并不能阻止他在生态系统的食物链中占有一席之地。“与动物权利伦理(它与大自然的运行法规格格不入，它反对杀害任何动物)相比，承认适当杀生的生态伦理是一种真正更为先进、与大自然更为协调的伦理。那些为了娱乐外出杀生的人，在道德上是不成熟的；而有时那些一概反对在大自然中所发生的或在人与自然接触时所发生的任何杀生的人，在生理上和道德上都是不成熟的。”(罗尔斯顿，2000：123)事实上，在基本的文化价值取向和时态伦理态度上，海明威超越了自身的主体欲望及人类中心主义的意义召唤，在致布鲁斯-布利文的信中海明威表达了他对合理利用自然的看法：“不关注渔猎的人们难以意识到渔人或猎人心中所感，我曾经非常诚实地面对这些感觉，并试图把它们记录下来，但人们并不对这些事实感兴趣。”(Murphy，1999：171)在对1936年一次打猎松鼠的经历的记录中，海明威再一次具体描述了“这些感觉”：“(我打中了两只松鼠)……他们在圆木上碰头，那是如此的漂亮……我本来可以打中第三只的，但是他们竟是这样可爱以至于我为自己多猎杀了一只而感到遗憾，因为那是没有太多时间决定。”(Baker，1969：454)海明威的第四任妻子玛丽·海明威在接受丹尼斯·布赖恩的采访时也证实了海明威在对待自然环境这件事上决不是个夸夸其谈者：“打猎中很多的乐趣来自于穿梭于非洲灌木丛林和爱荷达的山艾树林……决不是猎杀欲驱使着他(海明威)……(事实上)我们遇见了很多的动物，最终却因为它们太可爱了而不忍射杀。”(Brian，1988：291)
　　海明威的生态观与其参战经历也有着内在的联系。在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及西班牙内战的洗礼，遭遇灵魂脱离躯干的那一刻，海明威透过玫瑰色的帷幕看到了战争的本质。对战争的认识初期，海明威看到了被战火毁坏的家园以及人们的迷惘与失落。《大二心河》中被焚毁的地带，《某件事情的结局》中霍斯顿湾废弃的加工厂，《祖国对你说些什么》中法西斯统治下沦陷的意大利都是作者对战争生态破坏性的一例例控诉。海明威一边对在战争中遭到破坏的自然忧心匆匆，一边仍坚信着：“土地是不会被征服的。因为土地会永远忍耐，它会活的比一切暴政更为长久。”西班牙内战之后，海明威对战争的认识上升到了对人与人关系的思考。在《丧钟为谁而鸣》中，透过安塞尔莫之口，海明威表达了“敌人也是人”的思想：“我们之间只隔着一道命令。那些人不是法西斯分子，虽然我叫他们法西斯分子，其实不是。他们是穷光蛋，和我们一样……”。战火中的人们就好比篝火中木头上的蚂蚁，充当的只是炮灰的角色。大家都不愿打仗，战争破坏了人与人之间本该维系的和谐关系，“凡是杀人的人，迟早要变得毫无人性，……即使杀人是必要的，它仍然是桩大罪过……”。(海明威，1995：422)安塞尔莫杀人之后不禁哭泣，那眼泪是为违心杀人的罪过尔流，更是为了人与人之间被扭曲的关系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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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明威女性意识的形成
　　
　　1、社会因素
　　从西方社会性别文化发展的历史来看，海明威生活的时代处在女性意识已经觉醒，性别传统发生错位，社会性别角色重新建构的背景之上。20世纪初，尤其是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妇女围绕着社会地位、经济独立、政治权利等问题与男权社会展开了一场“性别之战”。20至30年代，西方出现了该世纪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次妇女解放运动高潮。经过漫长斗争之后，在政治上，英国议会于1918年，美国议会于1920年分别通过法案，使英美妇女终于赢得了选举权。在经济上，一战后美国的劳务市场开始向妇女开放，妇女有了各种各样的就业机会。据估计，到20年代末期。至少有一千万妇女获得就业机会。从道德观和价值观上，一些先锋女性对传统女性的道德价值规范采取了叛逆的姿态。她们穿短裙、留短发、打高尔夫、开汽车、吸烟、喝酒、跳舞，展示不同程度上的自由。虽然大多数女性不像这些先锋女性那样“放浪形骸”，但她们在体力和运动才能等方面远远超过了她们的母辈。她们兼有传统女性和现代女性的品格，无畏，聪明，坚忍，自信，渴望参与工作，渴望与男性享有同样的性爱权利。这些大胆无畏、聪慧自立的女性被称为现代“新女性”。哈珀杂志1927年刊登的文章“女权主义——新风格”宣称：“新近出现的现代女性是一种混合型的人物，一种男孩似的少女。她身上既具有蔑视传统、行为无拘无束的特点，又具有女权主义者独立自主和传统贤淑温柔的品质。她是一个能把娱乐、事业和婚姻有机地结合起来的女人。”(Sanderson，2000：173)
　　在西方女性意识高涨的环境中成长、生活和写作的海明威，在时代思潮的影响下无论他对女性采取了如何矛盾复杂的态度，其思想和创作在内容或内在精神上还是和新的文化氛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例如，海明威小说中的诸多城市少女便是现代“新女性”形象的化身。《太阳照样升起》中的布莱特具有一切新女性所具有的基本品质：思想独立，不受传统观念的约束，不愿受男人的支配，敢于标新立异，敢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大胆追求个人的自由与幸福。《伊甸园》中的凯瑟琳通过男女混装，在性生活中与丈夫颠倒性别角色试图摒弃传统社会性别界限，力求自我解放，实现自我价值。
　　
　　2、家庭因素
　　与同时代的其他人一样，海明威生长在一个社会性别界限区分不严格的环境中。海明威的父母按照平等伴侣的观念来区分各自的家庭角色。母亲热衷于女权主义，追求个人在音乐和绘画上的艺术抱负，父亲则分担着做饭之类的家务劳动。相对于父亲，母亲格雷丝在海明威性别意识的形成过程中起着更为复杂的作用。她刚强独立，生气勃勃，极力想将自己的意志和想象力倾注在海明威身上。在海明威幼年时期，她曾不遗余力地制造他与他姐姐马塞利娜为同姓双胞胎的假相。她让姐弟俩穿同样的衣服，留同样的发型，甚至让马塞利娜辍学一年以保持姐弟俩在学业上、行为上的一致。对于格雷丝这种古怪的做法，肯明思·林恩的解释是，格雷丝在一个鼓舞男性追求事业而督促女性做贤妻良母的文化中，将儿子和女儿装扮成双胞胎。可以让她找到一个渠道去释放她作为女人来感受男人的雄心和力量的欲望。格雷丝在释放自身欲望的同时也塑造了一个具有双性倾向的儿子。正如林恩在传记《海明威》中的阐述：正是由于这种外表像女孩，感觉却是男孩的经历促成了海明威双性视角的情感的形成，使他能超越自己的性别身份，从女性视角去观察事物，揭示她们的内在感受以及她们对事物的个人反应；使他能够洞察和同情女性的苦难，理解妇女怎样受到男性自我中心的排挤而遭受不公的境遇。例如在《雨中的猫》中，海明威出色表现了女性对生活的沮丧和感情受挫的敏感一面。故事中，丈夫沉浸于书中，对妻子的情绪不闻不问。受到忽视和挫伤的年轻妻子使性子，发牢骚，内心试图冲破禁闭她的处所，因而她幻想冲进雨中捉那只小猫。拯救小猫使她找到一个途径去打破性别角色的束缚，然而旅馆老板不可思议地主动把猫送给她，使她的欲望再次沦为泡影。与《雨中的猫》中的妻子一样，《白象似的群山》中的吉格在与冷漠、麻木和自私的男人交往中也遭受着感情的挫伤。面对一个设法迫使她去流产，而不顾她个人情感的男人，吉格内心的绝望一点一点地上升。她曾通过暗示、取悦、直述、反讽甚至委屈讨好企图改善与男子即将破裂的关系，然而无论她采取什么样的策略，那名麻木不仁的男子总是以“我认为你应该去做”，“我其实不想你做任何你不愿做的事”来回复她。男子的一步步相逼终于把吉格推上绝望的颠峰：“请请请请请请请你别说了行吗?”通过一连七个“请”字，海明威生动展示了妇女那种无助又无奈的内心状态。
　　
　　3、个人因素
　　在海明威女性意识的形成过程中，其个人社交和四次婚姻也起着或多或少的促进作用。青年海明威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巴黎开始创作的。当时的巴黎，战后女性主义盛行，80多个女性团体容纳了6万多个成员。而在巴黎海明威与之交往的女性也多能堪称“新女性”的代表。她们大多是先锋的女作家和女艺术家们，在巴黎的艺术界和出版界处于中心位置。海明威的文学导师格特鲁德·斯垣因就是其中一位，她与海明威的母亲格雷丝不仅在年龄外表上相似，而且在自信、艺术抱负等内在精神气质上也有着共通之处。对于一个羽翼未丰但观察细微的年轻作家，在于这些现代女文友的密切接触中，他的性别意识不可能不发生改变。
　　另外，海明威的四任妻子也都是具有独立品格的现代女性，在她们身上不同程度地表现出男性气概。哈德莉喜爱旅行、滑雪；波琳是法国《时尚》杂志编辑，追求新潮，热爱骑马、射击；玛莎是个新闻记者，个性独立，喜欢打猎；而玛丽则拥有深海钓鱼的专业技能。从海明威德婚姻和交往经历我们发现：海明威认同具有现代品格的女性，他要不断地在和解与冲突、冲突与和解中调整与女性的关系。
　　在海明威生态意识、女性意识的形成过程中，在他对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关系思考的同时，海明威也不断反思着西方现代文明背景下的父权文化，具体表现在他创作中的恒定主题：个体生命的孤独、失败和死亡。具体来说，海明威的男主人公们被野蛮、邪恶、混乱的现代文明抛进了一个令人尴尬的困境里，孤独、失败和死亡的压力吞噬着她们的勇气和信心，他们失去了昔日硬汉的壮志豪情，他们傲慢的主体性已被种种主体所不能、也无法支配控制的异己性力量悄然而又无情地消解了。海明威本人也自觉不自觉地反思着硬汉价值取向的现实性失败，重新思索着外在于硬汉的他者生命(包括自然、女人)的存在价值与硬汉的主体价值的关系等问题。而他本人对自然，对两性正确的伦理态度使他能够超越主体优先意识，参与到一个更为广博的生命伦理价值叩问进程中。在此意义上，海明威确实能称得上是一位具有生态女性意识的男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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