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仇者的焦虑

　　摘要：哈姆雷特与《沉沦》主人公“他”心理上都经历着焦虑的内在冲突；伴有忧郁的气质；都有着复仇的决心与行动，最终都走向了无可避免的悲剧。他们焦虑背后有着深刻的文化差异。

　　关键词：焦虑；内心冲突；复仇
　　
　　哈姆雷特与《沉沦》主人公“他”，一为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中的主人公，一为郁达夫小说《沉沦》中的主人公，乍看二者毫不相干，有霄壤之别。拿二者相比较，更似有牛头不对马嘴之嫌。但是，仔细研读便可发现二者存在诸多共通之处：心理上都经历着焦虑的内在冲突；伴有忧郁的气质；都有着复仇的决心与行动，最终都走向了无可避免的悲剧。本文拟从心理学的角度对哈姆雷特与“他”进行比较，分析二者悲剧的成因及异同。
　　
　　一
　　
　　焦虑，在心理学上指由某种内在冲突或外在因素所引起的焦躁不安的情绪状态或人格特质。哲学上用来表达个体对自身存在境况感到忧虑甚至恐惧的精神状态。在精神分析学说中，焦虑被视为’一种精神病理现象，它是由本我与超我的冲突引起的，或者说是由于作为生命能量的力比多受到压抑而产生的，它使患者感到不安，恐惧与痛苦。焦虑也被规定为一种文化——心理范畴，它是指“主体对现实情境所体验到的一种带有忧虑、不安、恐惧、紧张与苦恼的情绪状态，是一种不稳定的带有不愉快情绪色彩的心态”。由此可见，焦虑者一般表现出忧虑、恐惧、焦躁不安的外在情绪。忧郁犹如焦虑的孪生姐妹，焦虑者都伴有忧郁的外在情绪特征。
　　哈姆雷特与《沉沦》主人公“他”(以下简称“他”)都有着忧郁的气质。忧郁是他们最典型的外在化特征，也是最能打动人心的性格因素。哈姆雷特就有着“忧郁王子”之称。他整日被阴惨的愁云笼罩着，穿着墨黑的外套、丧服，脸上流露着无限悲苦与沮丧，叹气与眼泪成了他最亲密的“侍从”，无论到哪都是一副愁肠百结、强作欢颜的样子。“他”则十七岁便远赴日本留学，整天长吁短叹，忧郁、苦闷、软弱，又略带点神经质，迷恋秀丽山水，于大自然中寻找慰藉。哈姆雷特与“他”同处人生盛年，正值青春年少、意气风发之际，本该春风得意才对，而他们却是一副郁郁不得志的神情。哈姆雷特就说过，“我的郁结的心事却是无法表现出来的”。“他”是“近来孤冷得可怜”，“忧郁症愈闹愈甚了”。
　　哈姆雷特的忧郁是由父王暴死、叔父继位、母亲改嫁这一系列突发事件引起的。在父王未死之前，哈姆雷特还在大学快乐得度日，不知忧郁为何物，是个“快乐王子”。哈姆雷特有着“朝臣的眼睛，学者的辩舌，军人的利剑”，是“国家所瞩望的一朵娇花；时流的明镜，人伦的雅范，举世注目的中心”。父王老哈姆雷特的突然死去让哈姆雷特疑窦顿生，母亲的改嫁对哈姆雷特尤其是一个重大的打击。父王在哈姆雷特心中，是个典型的“人”的代表，父王与母亲相亲相爱，疼爱母亲胜过自己的生命。可父王死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母亲为父王送葬的鞋子还没穿旧就投进了叔父的怀抱，将婚礼与丧礼一起举行。哈姆雷特对此深感绝望，发出“人世间的一切在我看来是多么可厌、陈腐、乏味而无聊!那是一个荒芜不治的花园，长满了恶毒的莠草”，甚至动了自杀的念头——“但愿这一个坚实的肉体会融解、消散，化为一堆露水!或者那永生的真神未曾制定禁止自杀的律法”，想一死了之，逃避这个让他失望之极的社会现实。哈姆雷特怀疑父王的死因，面对母亲与叔父的乱伦更是忧愤交加。在老国王未死之前，哈姆雷特还在德国威登堡接受着人文主义教育。那个时候，整个世界都美好地展现于他的面前，“人”的代表的老哈姆雷特掌管着欣欣向荣的丹麦，哈姆雷特是理所当然的王位继承人。可是父王一死，大权旁落，哈姆雷特欲哭无泪，连父王的死因都未弄清。在这种情况下，哈姆雷特自然是焦虑万分。应该说哈姆雷特的焦虑是他忧郁的根源。焦虑的内心情绪外化为忧郁的气质。
　　《沉沦》中“他”的忧郁的种子则是“在很早以前就种下了”。也就是说，在没赴日本之前，“他”的忧郁性格已初见端倪了。“他”三岁丧父，家中困苦不堪，全靠兄长支撑门户。“他”上过学，转过许多学校，为反对专制的弊风打过架，闹过事，在学校呆不住了，索性回到自己家中的书斋，沉湎于藏书中。“他”开始写起小说来，并“把自己当作是多情的勇士，把他邻近的一家寡妇的两个女儿，当作了贵族的苗裔”，开始了对romantic的幻想，“他”的忧郁症的根苗，大概也就是在这时候培养成功的。应该说，“他”童年期的生活环境对“他”性格的形成起了很大的影响。霍妮认为“儿童寻求安全、解除焦虑主要是在家庭这一天地中进行的”，“假如儿童从家庭、父母中得不到温暖和情爱，就可能产生各种不现实的顾虑，这种顾虑得不到及时清除，就可能发展成为神经性焦虑”。
　　
　　二
　　
　　哈姆雷特的焦虑主要是由父亲暴毙、母亲改嫁、国家政权易手三个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在哈姆雷特的一生中，父亲就是他心目中崇拜的偶像。在他所尊敬崇拜的父王身上，他看到了人的仪表、品德的最高理想。
　　可是，英明有为的父王不幸去世，久受尊崇的母后匆匆改嫁，叔父篡夺了本应由哈姆雷特继承的王权，满朝文武狼狈为奸，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这一切变故让哈姆雷特疑窦丛生，忧愤交加。这所有的一切打破了哈姆雷特的平和心境，使他的理想幻灭，信念崩溃，染上了时代的忧郁症。整个世界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片失望：与俨然接近神，充满雄伟刚健的男性美、“人”的骄傲的父王相比，叔父则是一个人面兽身的怪物，是“人”的耻辱，虽然这两兄弟来自同一的生命源泉，可二者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了，叔父篡夺王权后，尽情纵情享乐，还对外征战，日夜赶制兵器，以致社会矛盾激化；母亲曾与父王相亲相爱，父王死后母亲的改嫁让哈姆雷特深恶痛绝，憎恨母亲的背叛行为，并发出“脆弱啊，你的名字是女人”的感慨；母亲对爱情的态度，让哈姆雷特对女性有所失望，加之奥菲莉亚自己对爱情缺乏主见，被其父利用来试探他是否真疯更是使他伤痛欲绝；好友罗森格兰兹、吉尔登斯吞为了求得皇上恩宠，甘愿背信弃义，充当走狗去试探哈姆雷特的内心秘密。亲情、爱情、友情、政治权力这一切都远离了哈姆雷特。作为一个深受人文主义精神熏陶的王子，哈姆雷特对人生、对社会、对友谊、对爱情都有一整套人文主义的观点。他痛恨神权垄断，倡导和肯定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和人的力量。而现实的一切都摧毁了他关于“人”的信念。对现实的失望，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巨大差距，使他内心失去了平衡，处于一种痛苦的煎熬中。对国家前途的担忧，对爱情、友情的失望，对“人”的失望，使他始终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焦虑状态。这种焦虑状态外化为忧郁的面容与迟疑的行动。
　　《沉沦》主人公“他”赴日本留学之后，在陌生的国土上，由于自己悒郁的性格，孤独得生活在焦虑之中。“他”的焦虑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人际关系的不和谐。“他”那颗过于敏感、脆弱的心，在异国环境里稍受一 点刺激就会发出“Sentimental，too sentimental”的感慨。“他”与日本同学同处一室上课时，总是臆想着同学们在背后暗暗讥笑“他”，排斥“他”，觉得自己虽处于同学的包围之中，却是孤独得很。偶尔有同学想同“他”聊一会儿，“他”也是“一个人锁了愁眉，舌根好像被千斤重的巨石锤住的样子，兀的不作一声”，以致同学都以为“他”爱好孤独。即使是在路上碰到日本女学生，“他”也好似无处逃遁一样。唯有对住宿的老板的女儿，“他”才有一丝温情的感觉。可自从偷窥了她沐浴后，“他”便逃也似的搬到山上去了。去烟花巷所寻欢作乐时，侍女问“府上在哪”时，“他”也会顿觉受侮辱一样。与中国同学的交往也一样，“他”总是疑心别人心里看不起“他”，与同学渐渐疏远，甚至形同陌路人。与兄长的关系也很恶劣，为了一点儿小事，“他”便与兄长绝交了。
　　另一个方面是青春欲求的不满。“他”所处的日本，正是性文化极为发达乃至泛滥，各种消极颓废的厌世情绪和非理性思潮特别流行的时期。“他”初到日本时才十七岁，正处于朦胧的青春期，对异性的爱有着强烈的渴望。17岁，按人的发展阶段来划分，应该属于“青春前期”或青春期。心理学家一致认为，这一时期是一个人成长历程中“大动荡”和“角色混乱”时期的特殊阶段。美国心理学家爱里克森指出：“青年期有一个暂时延缓的时期——一个‘不合拍’的时期。在一个社会所允许的从儿童到成人的中间阶段，他们自由地体验着各种角色。但到了青年末期还不能成功地确立同一性，就会陷入角色的混乱。”另一位心理学家谬斯则警告说：“如果青年不能成功地达到同一，他将会自我怀疑，会体验到角色的混乱，以及可能任其自我毁灭，或有某种偏见和偏差行为；会继续病态地认为别人对他有某种看法，甚至是认为他比较坏”，而“当他们长久地处于这种状态时，自我分散和个性的混乱可能会导致犯罪和精神症状或人格分裂”。处于心理和生理发育时期，“他”一方面急切地希望获得异性的爱，甚至不顾爱的对象的具体特点与自己的真情实感，只要有异性投来的一瞥。便足以慰藉寂寞的灵魂了；另一方面，“他”又离群索居，感到自己与别人没有共同之处，别人一点也不理解“他”，在自己周围筑起一道任何人也无法穿透的墙。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他”的这种心态给“他”带来了无尽的孤独与痛苦，以致“他”对整个世界充满了敌意，对同学、对兄长、对世人怀有极端憎恶和不满。一方面是对爱的极度渴求，另一方面是对世人的敌意，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焦虑——对爱的过分需求——由需求无法实现而产生的冷落感——由冷落感而导致的强烈敌意——由害怕失去爱而不得不压抑这种敌意——由压抑造成一种弥漫性的愤怒——焦虑的进一步增加。“这样，被用来对抗焦虑获得安全感的手段，反过来又产生出新的敌意和新的焦虑。”“他”就是在这种恶性循环中越陷越深，一步步走向毁灭的深渊。
　　
　　三
　　
　　哈姆雷特父王的鬼魂于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幕出场后，就催促哈姆雷特为其复仇。鉴于鬼魂的真假，哈姆雷特开始装疯，并设置了《捕鼠机》一戏，与霍拉旭暗中观察叔父的神情。叔父慌张失态的神情证实了鬼魂的话。哈姆雷特决意为父报仇。哈姆雷特身为丹麦王子，王权的法定继承人，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享有人民的普遍爱戴。叔父的篡权使他的国王梦破碎，对权力的追逐化为泡影。叔父为王后，见风使舵的大臣们沆瀣一气，阿谀奉承克劳狄斯。哈姆雷特的地位一落千丈，这种身份的巨大落差让他内心无法平静，愤怒万分。但迫于形势只能压抑住自己的愤怒，借疯言疯语来袒露内心的愤恨。狡猾的克劳狄斯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危险，千方百计想置哈姆雷特于死地，设下陷阱让哈姆雷特去英国。聪明的哈姆雷特使用掉包计逃过此劫，重回到丹麦国土。哈姆雷特完全明白“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的道理，却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给错过了，在克劳狄斯祷告时并未出手，以致自己在决斗时中了他的奸计，死于非命。
　　照《哈姆雷特》一剧的结局来看，哈姆雷特是有行动并且复了仇的，哈姆雷特亲手杀死了克劳狄斯。只是这复仇的代价太大，将自己年轻的生命也搭进去了。应该说，哈姆雷特的悲剧是他自己酿成的，如果他抓住了机会尽早行动也就用不着牺牲自己年轻的生命了。表面上看好似他的延宕拖住了他的行动，让他迟疑不决，实际上是他人文理想的丧失，使他对社会、对人生极度失望。哈姆雷特理想的失落让他意识到理想方面的混乱及不可行。由人生的一极走向另一极这中间的强烈反差，导致他对社会人生丧失了信念，理想失去了附丽，觉得活着没有意义。哈姆雷特有几次动了死的念头，那一段著名的独白“To be or not”就是他内心冲突的流露。疑虑重重和优柔寡断是冲突未能解决的伴随物，它们可达到的强度足以瓦解哈姆雷特的整个行动，优柔寡断不仅体现了一种行动过程，也包涵着对自身、对个人权利及价值的怀疑。一旦内心冲突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哈姆雷特的心弦便在这种冲突张力中崩断了。唯有死亡才是最好的摆脱了。
　　与哈姆雷特的复仇不同的是，《沉沦》中的“他”有复仇的决心，但未付诸于明显的行动。“他”的焦虑引发的敌意，使“他”要对中国同学复仇，不理睬他们；对兄长复仇，与兄长绝交，由医科改为文科，推迟一年卒业，多受一年罪，以自戕去折磨兄长；对日本同学、老板的女儿、侍女复仇，心里愤愤然的，“他们都是日本人，都是我的仇敌，我总有一天来复仇，我总要复他们的仇”，与世人隔绝，在大自然中寻找慰藉。如果硬要说有行动的话，也只能说“他”的跳海自杀是复仇的行动了。“他”的死是由于内心里两种文化的冲突引起的。“冲突的种类、范围、强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活的文化背景。”“他”在一向把性当作罪恶、忌讳的中国传统环境里生活了十七年，这十七年足以奠定一个人的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在中国，性一直是被视为洪水猛兽的。一旦“他”身处性开放风气的日本，内心会产生强烈的冲击。一方面，作为一个青春期的人，“他”有着正当的人生欲求，有对异性之爱的强烈渴求；另一方面，传统文化的束缚使“他”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使“他”怯于行动。事实上，“他”有两种选择的可能：一是完全遵照传统文化的要求，做一名目不斜视、坐怀不乱的正人君子；二是释放自己的青春欲求，沉湎于酒色，势必要做一个传统文化的叛逆者。“他”选择任何一种都不会有冲突，都会找到内心的平衡，问题是“他”是身子已挤进了欲望的世界，而头脑却留在了中国传统礼教的铁窗内。正是身体与大脑的分离，给“他”带来了无尽的苦痛、忧郁。“他”就是这样背负着礼教的十字架艰难地踯躅于充满欲望、诱惑的大街上。在东京，“他”处处感受到性的诱惑，在诱惑面前而又无能为力。而在中国从小接受的教育却又时刻跳出来告诫“他”，那是可耻的，不道德的，认为自己是在走向堕落。“他”堕落的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步就是手淫。性常识匮乏的“他”认定手淫就是犯罪：“他每次犯罪之后，每到图书馆里去翻出医书来看，医书上都千篇一律的说，于身体最有害的就是这一种犯罪。从此之后，他的恐惧心也一天天的增加起来。”“他”过于自责的后果便是“他的忧郁症愈闹愈甚了”，并且进一步发展到窥浴，听淫等变态行为，终致失身于妓女的怀抱。于是，道德焦虑攻破了“他”最后一道心理防线，当所有的自悔自责都压在“他”心头，使“他”再也无法面对和逃避时，摆在“他”面前的就只有自杀以求解脱这条路了：“我怎么会走上那样的地方去的，我已经变了一个最下等的人了。悔也无及，悔也无及。我就在这里死了吧。”可以看出，“他”处在传统的性丑恶观念和性罪恶感意识与社会的性开放的环境中备受煎熬，以致这种煎熬无法忍受，只有一死才能逃脱内心的责难。
　　
　　四
　　
　　事实上，在哈姆雷特与“他”的种种焦虑、内心冲突的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差异的。在西方文化里，关注较多的是作为个体的“我”，而在中国文化里关注的则是作为集体的“我们”。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以个人为本位，以自我为中心，注重人格的尊严。古希腊文化中对人类力量极为崇拜，形成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的思想特征。虽然在漫长的中世纪里，人本精神遭到封建教会与神学的控制，但文艺复兴运动重新举起“以人为中心”的大旗，倡导人权，反对神权，以人道反对神道，以人的现世利益为最后原则，呈现出科学、自由和个性解放的人本精神。哈姆雷特身处人文主义洪流中，接受了人文主义的思想，是一个坚定的人文主义者。自从哈姆雷特的父亲死后，他一直沉湎在肩负重整乾坤的重任与自我理想失落的苦痛之中无以自拔，以致坐失良机，中剑身亡。在《哈姆雷特》一剧中，哈姆雷特的焦虑、苦痛虽源于外界因素，但最终是直指个人内心的，叩问个人存在与灵魂皈依的。人文理想的失落掏空了支撑哈姆雷特内心世界的精神支柱，要重建另一种精神支柱在他而言亦是不可能的。对于经历了理想幻灭的哈姆雷特来说，对“是生存还是毁灭”这一根本性的存在命题的思考，是困扰他的主要原因。
　　中国文化以家族与伦理为本位，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处理人际关系上，提倡“贵和尚中”，重视和谐。同时发展了一套调解人际关系的礼仪制度，强调服从与秩序，提倡忠、孝、礼、义、仁等伦理说教，重视个人的修身养性，以此来求得整个社会的和谐与完善。但在重群体的同时，却忽视个人的权利，在弘扬道德理想主义的同时，又反过来在扼杀人性之真，扼杀个人的欲望与天性。《沉沦》中的“他”却主要是因为与他人关系的恶劣使“他”痛恨他人，仇视他人。“他”渴望融入社会群体生活之中，渴望成为“我们”中的一员，却又不愿敞开心扉接纳他人，只希望他人施予“他”无缘无故的、超乎逻辑的爱。一旦这种渴求不能实现，“他”便在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他”的苦难、焦虑、恐惧还只停留在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层面上，还远未指涉到叩问存在的精神向度上。与哈姆雷特相比，“他”的焦虑、“他”的内心冲突显然是不值一提的。
　　西方文化历来重理性，重哲思，从古希腊、古罗马直到近现代，西方人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哲学的追求，智慧、思辩之光永远释放着灼灼火焰。而中国这样一个有着上下五千年悠悠历史的大国，虽然在历史长河中也出现过不少哲学家和哲学智慧的闪光，但总的来说，还是趋于内敛、感性与实用。与西方相比，中国文化更多地关注个体在社会中与他人的关系是否和谐，而不是象西方文化一开始就关注个体的生存。同时，“西方文化在整体上是一种外向型文化，有很强的扩张性和渗透性”，赋予了个体一种大无畏的承担精神，一种勇往直前、直面人生的行动意志。中国文化恰恰相反，有着爱好和平，反对侵略的优良传统，缺乏向外扩张的意识。中国文化这种实用、内敛与宽容的特质极易消解沟通的行为能力，无形中置个体于无所依托中。因而，哈姆雷特可以在比剑中复仇，而“他”只能于大海中复仇了。所以，在中国的土地上，是养育不出哈姆雷特式的人物的，而只能孕育出悒郁、愤懑的“他”来。
　　应该说，他们之间的文化差异决定了他们的内心冲突的尖锐性及个体行动的差异性。哈姆雷特与“他”的悲剧是他们内心的焦虑引发的无法解决的冲突造成的。人文主义理想与理想的失落带来的幻灭感之间的冲突是导致哈姆雷特行动迟疑、延宕的根源，是酿成他死的根本原因。《沉沦》中的“他”是身处两种异质文化的激烈冲突之中，原始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本能要求与具有约束力的良心的对立是其内在冲突的根源。内心冲突的无法排解势必影响到他们人格的分裂。当这种分裂无法承受时，死便是他们最后的解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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