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侠女，两种救赎

  　〔摘 要〕 唐代豪侠传奇是唐人小说宝藏中的一颗明珠。其中以女性为主角的颇多。《虬髯客》、《昆仑奴》、《聂隐娘》以其成功的刻画了四位光彩照人的女子形象而被千古传唱。本文对这四位奇女子重新解读，发掘她们通过救赎行动来挽救女性自身价值与争取平等地位的深刻的人性意义。

　　〔关键词〕 唐传奇；侠女； 救赎 ；价值
　　
　　如果说唐传奇是祖国古代文学的一处丰富宝藏的话，那么其中表现豪侠主题〔1〕65的传奇就是这处宝藏中的一颗璀璨的夜明珠。白天，和其他珍宝放在一起或许并不起眼；但夜晚，它的光芒却是无与伦比的。 豪侠传奇同其他主题并行构成题材丰富的唐代小说，但其有着独特的魅力。所塑造得豪侠剑客形象深入人心，尤其是小说的女性主角，更是脍炙人口。本文将对红拂女、红绡女、红线女、聂隐娘这四位唐传奇中的女性进行对比分析，从女性角度重新审视着四位奇女子。
　　
　　一、救赎
　　
　　唐代是个较开放的朝代，女性地位比起其他封建朝代都要高些，妇女得到普遍的尊重。唐传奇中爱情主题多以女性为主角自不必说，在豪侠主题中，女性也是作家们热衷描写的对象。这些女侠具有相当大的文学价值和社会学价值，对后世小说、戏曲影响深远。从宋元戏曲到明清话本，从民末旧派武侠小说到现代新派武侠小说，处处闪现着奇女子的影子。明人邹之麟曾特意编写《女侠传》，将前代女侠传闻加以搜集整理并大致分为六类：豪侠、义侠、节侠、任侠、游侠、剑侠〔2〕。他把窃符救赵的如姬、聂政之姐聂荣归为义侠一类；把楚营自刎的虞姬，坠楼殉情的绿珠归为节侠一类；把出嫁匈奴的昭君，替父从军的木兰归为任侠一类……从上述举例可以看出，明人已注意到女侠的精神价值，将其外在武功绝技与内在侠义品格看做是有机的统一。
　　外在武艺与内在侠义作为侠客的精神是男女两性所共有的。作为女性，尤其是封建时代的女性，侠之本性则更加难能可贵。中国古代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地位可概括为四个字——没有地位。她们存在的最高价值仅仅在于“合二性之好，上以事祖宗，而下以继后世也。”〔3〕更何况还有些不堪的低级价值。这全是男性强加给她们的社会地位与价值。但从古至今，女性群体自身并没有完全屈从于男性的这种安排与统治。作为人类自身，渴望得到他人、社会的承认，渴望得到平等的对待是一种永恒不变的人之本性。人性具有普遍性，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女性在压抑的社会地位下更渴望与男人一样得到承认。这种或许是潜意识的渴望，有时就外化为一种追求比男性附庸更高的自身生命价值的一种行动。于是就涌现了大量的或真实或虚假的惊世骇俗的传奇女性。这种女性，我们称之为侠女；这种行为，我们称之为救赎。（这当然不是基督教义上人们为了原罪而进行的救赎，这是一种比喻，比喻女性对自己沉沦的人生价值以及社会地位的一种积极的挽救。）
　　邹之麟把红线、聂隐娘归于剑侠一类（这是理所当然的），他还把私奔司马相如的卓文君，识英雄于寒微的梁红玉归于豪侠一类。按此标准，风尘三侠中的红拂、《昆仑奴》中的红绡自然也堪称豪侠。
　　审读《虬髯客》、《昆仑奴》、《红线》、《聂隐娘》，对比四位侠女——作为剑侠的红线、聂隐娘和作为豪侠的红线、红绡——却有着两种不同的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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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红拂和红绡的自赎
　　
　　《虬髯客》最初载《太平广记》一九三卷，未注作者，后人或云杜光庭或云张说。《昆仑奴》，《广记》载出自裴铏《传奇》。今有人认为《虬髯客 》也出自裴铏之手〔1〕582，871〔4〕202。二篇虽以男性主角为题，但作者对红拂和红绡的人物构建表露出内心深处期待者一种补偿：对女性自主婚姻、自主择偶的理想化憧憬。二女都如卓文君一样有着追求爱情和理想配偶的自主意识，也有着侠义的勇气和决心。这种意识与勇气使得她们大胆主动追求自我理想的配偶，摆脱原有的男性强权强加于身上的卑贱地位与不幸的性关系。
　　红拂，“杨家之红拂妓也”。红绡，“主人拥旄，逼为姬仆”。二者身份都为权臣的姬妾。这权臣，一为隋炀帝时的司空杨素，一为唐大历中的一品勋臣。除皇帝外，他们已经是统治阶级的最上层，有着标志男性自身价值的极高的社会地位。对比之下，红拂和红绡连正妻都不是，奴仆之类的侍婢是没有丝毫的自由与地位。在这样的情况下，红拂和红绡的慧眼择偶便是一种追求自由，体现个人价值的自我救赎。同样是美丽多情的少女，同样是在席间侍宴时看上少年英俊的心上人。两人的慧眼却大不相同，颇有高下之分。
　　红拂，“阅天下之人多矣”，见布衣李靖上谒重臣却不卑不亢，献奇策，骋辩于庭，就认准他是一位胸怀大志的英雄人物。遂机智勇敢地乔装投奔，并一语道破杨素已“尸居余气，不足畏”，并“计之祥矣，幸无疑焉”。小说描写红拂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私奔才子的佳人，而是一位洞察事实，果断机智，办事周详，不让须眉的侠女了。
　　作者并不满足于红拂的夜奔，接下来的投宿灵石，巧遇虬髯，再写红拂慧眼识人。此次不是择偶，而是择友。用李靖的“怒甚，未决”来反衬红拂的镇定果敢，用虬髯客的豪迈慷慨来烘托红拂的胆识英姿。最后竟如男子一样与虬髯客结拜。红拂择偶、择友的超凡之举正是其追求自我价值，完成自我救赎的过程。首先，她的择偶是不甘于作为姬妾去侍奉一个虽然社会地位极高实际已没有多少社会价值的杨素，于是选择虽为布衣但有极大潜在价值的李靖。正如虬髯客所说：“一妹以天人之姿，蕴不世之艺，从夫之贵，以盛轩裳。非一妹不能识李郎，非李郎不能荣一妹。”从重臣与布衣的对比来看，红拂不仅仅只为了“从夫之贵”。她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个体价值，只有和与其相当的社会价值相配时才能更好地完全地体现出来。其次，如果说择偶是作为一个不自由女性追求自由的自赎之举，那么红拂的择友更多地体现一个处于男尊女卑社会的女性追求与男性一样平等权利的自赎。作为具有社会性的人，其社会关系既有不可选择的一类，如父母，亲戚；又有可选择的一类，如配偶，朋友。封建社会女性对于配偶的选择权基本被剥夺，对于朋友的选择权多是自觉放弃。回顾历史记载或文学描写发现，男性可以有肝胆相照、意气相投朋友，女性几乎没有知己，无论同性还是异性。她们的主要社会关系是父、夫、子。这不仅是两性生理或心理的天然差异，更多的是社会使然。但，作为平等的人的个体，应一样具有选择朋友的权利。故此，红拂与虬髯客的结拜，不单在于表现她的慧眼识人，更在于表现其主动争取这种权利，岂不也是一种人生价值的再发现么？
　　《昆仑奴》中红绡的自我拯救也别具特色。她的个体价值不仅作为女性的“艳绝代”，还在于她的聪慧与诗才。若只强调绝代，其价值就流于肤浅，也无法完成她的自赎。因为聪慧，她才能及时用隐语暗示崔生前来相会的时间地点，以为“郎君颖悟，必能默识”。可惜崔生“恍然凝思”竟未能识破。小说巧妙地用崔生的不悟来反衬红绡的聪慧，更用崔生吟诗对应红绡吟诗来体现红绡的诗才。这样一位美丽、聪慧、多才的女子被逼为姬仆，正是男性强权对女性人格的一种践踏。因此，她的自赎也具有深刻的意义。
　　对比红拂，红绡所选择的崔生，表面看似与李靖一样的青年才俊，本质却大不相同：李靖当时为布衣，“悬然如磐”。而崔生“是时为千牛”，“其父为显僚”。二人的家庭背景、社会地位不一样；李靖容貌如何，文中未详细描写，而注重用言行刻画其胸怀大志的不羁之才。
　　而崔生“容貌如玉，性禀孤介，举止安详，发言清雅”，一“赧”字再突出其内向性格。二人的气质性情不一样；最后，李靖携妓“排闼而去”，共赴明主，助文皇匡天下。而崔生事发被一品诘问，“事惧而不敢隐，遂细言端由”，竟出卖了昆仑奴。二人的道德品行不一样。从对比可看出红拂慧眼识的是才，而红绡识的是貌，比红拂似乎略逊一筹了。
　　
　　三、红线与隐娘的拯救
　　
　　《红线》和《聂隐娘》直接以女主角为题目。两篇题材内容相似，有人认为出自《传奇》的《聂隐娘》实应出自《甘泽谣》，即这两篇都应为袁郊所做〔4〕139，151。
　　前人对两篇的评述多囿于藩镇斗争的背景，着力评价小说的政治色彩，人物真实身份及作者的褒贬倾向。亦囿于武功技艺的细节而着力评价小说的神秘色彩，文化氛围及作者的宗教倾向……这些论述大多未能认真注意到文中女性主角其身怀绝技的特殊性的特殊意义所在。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女性向来被视为弱势群体，因生理劣势被男性从母系社会中至高无上的女神地位拉下来并无情地踩在脚下。《虬髯客》、《昆仑奴》的作者以平等的态度来描写卑贱女性的自赎已难能可贵。可其自赎手段是选择良夫，毕竟还是依靠了男性达到一种平等。而《红线》、《聂隐娘》作者赋予了女性惊人的武技，也就把她们从弱势群体中剥离出来，重新提高到女神样的地位。故此，红线、隐娘的救赎更加具有积极意义——她们是通过拯救他人而获得自我价值的完美发挥。
　　同样是技艺超人的剑侠，都是在藩镇斗争中为报主恩化解危机，但两人的拯救大不相同，亦有高下之分。
　　“红线，路州节度使薛嵩青衣。善弹阮，又通经史，嵩遣掌笺表，号曰内记室。”这是作者对红线的初步描写，也是红线的初步救赎：作为妓类的青衣，善弹阮咸是必要的。如果只是乐器弹的好，即使地位有所改变，也永远是玩赏的对象而已。通经史，也就有了和男子一样的才能，其地位从青衣而为内记室，初步体现其个体价值。红线的第二步救赎：通过羯鼓悲音发现击者内心之悲，使薛嵩得知是因击鼓人之妻亡，并让其归家。再次使薛注意到红线的才能。在帮助了他人的同时，进一步强化了自己的价值。小说的高潮在盗盒，红线的最后救赎也完成于盗盒。
　　整个盗盒故事中，“日夜忧闷，咄咄自语，计无所出”的薛嵩已不再处于强者的地位。而红线从弱到强的地位却经历了四次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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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红线猜中主人心事，一语道破。向来居高临下的薛嵩一句“事系安危，非汝能料”变轻易地否定了她。第二次：红线为自己申辩“某虽品贱，亦有解主忧者。”所谓人的才能不在于地位是否下贱。其义正词严使得居高临下的薛嵩终于用平等的视角来看待自己并以实相告。第三次：红线主动请缨，让薛大惊“不知汝是异人，我之暗也。”终于低下了他高昂的头。但仍心怀疑虑。红线却充满自信——“某之行，无不济者。”至此，双方的地位态势从心理上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第四次：赴魏盗盒，化两地干戈，真正完成了救赎过程。此时的薛嵩不再是主人身份。红线辞行他极力挽留，一句“汝生我家”已是强弩之末，“又方赖汝”才是真正原因。一个“赖”字正表现出红线已从依赖别人到被别人依赖，最后功成身退，亡其所在，获得了真正的自由。
　　较之前三位以“红”为名的女子，聂隐娘的身份确是不同——魏博大将聂峰之女。于是乎有人认为她以封建统治身份，却自愿嫁与劳动人民，反映了当时门阀制度的思想〔5〕。作者是否有此种思想，笔者不敢轻易判定。但说聂隐娘是统治阶级，则有商榷余地。作为女子，出身统治阶级内部，即便高贵如皇后，其命运也多为统治阶层的附庸（武则天式的女子毕竟是少数）。若聂隐娘不是被神尼偷去学艺，她的未来可能只是做个统治阶层的夫人。正因为有此奇遇，如此奇技，她才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隐娘不是奴婢，她所逐一摆脱的束缚有二：父权和夫权。其父，魏博大将。学艺已成的隐娘使得父亲竟不敢约束女儿的行动。她“遇夜即失踪，及明而返”，自是严厉管教下，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大家闺秀所不及。隐娘自己选择要嫁之人，父亲竟“不敢不从”，还“给衣食甚丰”。其夫，淬镜少年。武功高强的隐娘显得他“余无他能”，连门前噪鹊都射不中。最后竟是隐娘向刘昌裔“乞一虚给与其夫”，才得以生活。严酷的封建夫权父权对妇女的压迫在其面前荡然无存。非但如此，隐娘的择主救难进一步完善了她与男性平等的人的独立价值与地位。
　　历来有人非议隐娘的择主，甚至认为她只是“一个善于倒戈避害的军阀爪牙”〔6〕。这就有些偏激了。小说作者虽没有在文中明显地指出魏帅与刘昌裔的善恶优劣，但据卞孝萱在《〈红线〉〈聂隐娘〉新探》一文中考证，魏帅应指田季安。并举出《旧唐书·田承嗣传》和刘禹锡诗《遥伤丘中丞》中记载田季安坑杀才子丘降一事，又对比韩愈文《唐故检校尚书左仆射右龙武军刘公墓志铭》中赞刘昌裔“于诸帅中独然”“天子以为恭”，得出田恶刘善，聂隐娘的“倒戈”其实是弃暗投明的结论〔7〕。小说亦描写刘的神算，点明他的知人；刘的“豁达大度，亦无畏色”，点明他的气量。所以，隐娘的择主就同择偶、择友一样是人应有的自由权利，隐娘的救难乃是酬知己之恩〔8〕。自古聂政，荆轲莫不如此，何独非难隐娘呢？何况，在完成对他人的拯救后，她也“不知所之”，这岂不是功成不受赏的侠义的最高境界么？
　　红线、聂隐娘都不是被雇佣收买的职业杀手，支配她们行动的固然有报答养育之恩、知遇之恩的心理，但更多的是正义感。红线憎恶田承嗣的“背违天理”，她为“解主忧”，但更为“使乱臣知惧，烈士安谋”。在无杀伤的情况下运用自己的武艺使“两地保其城池，万人全其性命”。她的行为不单拯救了主人一人，更是拯救了两地百姓。她的这种拯救实际上已上升到理性的人道主义的高度。拿红线自己的话说：“某一妇人，功亦不小”——作为女性，其对社会的贡献是不小的。相对而言，聂隐娘也是出于正义的趋同感，经过对道德是非的判断拯救了刘昌裔。一人相比万人，这种拯救的内涵就相对显得有些单薄了。
　　需要说明的是《红线》中杂有因果轮回报应的思想，《聂隐娘》中杂有神仙怪异的情节，将如何看待呢？
　　唐人小说观已经从功利为核心逐渐变为以审美为核心。这四篇传奇的作者通过造型性的语言对包含着审美判断的价值生活进行表现，从而对人性美的描写来阐述自己对善的理解。作为男性，他们是肯定和欣赏女性个体价值的，他们对人物的艺术塑造是源于真实现实的。因此在豪侠主题这种超现实的外在形式下表现着深层的现实内容。四位女性虽然都是虚构的理想化女性，故事情节虽然颇有些荒诞离奇的成分，但她们争取平等的积极救赎却是封建社会女性的真实渴望，她们变屈从的被动人格为进取的主动人格的精神却是具有正面的、积极的意义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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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卞孝萱.《红线》《聂隐娘》新探〔J〕.扬州大学学报，1997,(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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