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论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研究

　　〔摘 要〕 以《中国现代小说史》为中心，辅以《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与文化》、《中国新文学图志》以及《京派与海派比较研究》等著作，杨义建立了一套自己的研究中国现代小说的范式和系统。从整体上把握这一系统和范式，将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视角来切入整个中国现代小说史的。
 
　　〔关键词〕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新文学图志
　　
　　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一本由大洋彼岸流传而来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夏志清着），让国内学界一片哗然和震惊，杨义便是其一。夏着的独辟蹊径让杨义颇为动容，但一股感愤也油然而生，他深感夏着只是“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崩毁10余年之后，一个外籍华裔学者充满失落感的历史反思”而已，这样的小说史无疑是对真实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歪曲，是对读者的误导。感乎此，杨义抱着要“把新小说发展的真实的全貌告诉我们的青年，告诉海外的学者”的“时代责任感”，立下“十年治史”的宏愿，决心写出一部崭新的小说史，“以结束夏着在海外风行20年，近日又冲击国内学术界的这段历史”〔1〕57。便是这番宏愿，成就了后来堪称中国新文学研究领域一座丰碑的三卷本《中国现代小说史》（以下简称《小说史》）。《小说史》成就斐然，但它并非杨义研究中国现代小说的全部，在《小说史》写作期间、前后，他相继完成了《鲁迅小说综论》、《京派与海派比较研究》、《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与文化》（以下简称《小说与文化》）以及《中国新文学图志》（以下简称《图志》）等著作，外加各类专论文章。这些论着和专论的陆续完成，让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研究得以不断完善和充实，研究层次也随之不断攀升。于是我们发现，以《小说史》为中心，辅以前述等论着专论，杨义方真正形成了一个对于整体的中国现代小说具有个人风格特色的研究范式和体系。从总体上把握和梳理这一范式和体系，是可能形成一个比较完备的视角来切入中国现代小说史甚至中国新文学史的。
　　
　　一、 治史的魄力：在宏阔的视野下
　　
　　与以往的中国新文学研究极度忽视与排拒晚清之际的文学大异其趣的是，杨义的《小说史》中选择从清末民初写起，并且篇幅可观用力颇多。他敏锐地抓住了文学本身发展的规律，在对清末民初文坛状况和小说创作的细致分析的基础上，寻觅到其与五四新文学小说创作之间的源流与承继关系，得出“现代小说史以清末民初的近代文学、尤其是以戊戌政变以后的近代小说为其先导的”〔2〕1的论断，并认为现代小说乃是清末民初小说的发展的必然与必要。“只有把晚清至民初的小说观念、小说思潮、小说形式和作家作品的发展线索弄清楚，才能更清楚地看到中国现代小说和整个现代文学在传统文化的母体中萌生的艰难性和困苦性。”〔3〕27而王德威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面世则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弄清楚了晚清小说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接下来杨义视野大开。以五四文学革命的兴起带来了“新民主主义时代小说的伟大开端”为始，他以十年为一个阶段，用三个阶段（每卷一个十年）写尽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发生、发展史。每一个阶段的开首都以总论为统括，研判十年小说的大势和风貌，接着写流派的总体风格特色和基调，再在流派的旗帜下分节论述代表作家的个人创作，而对于当时影响力巨大的作家，则辟专章详论。比如作者认为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个十年是现代小说的开端期，是“现代小说意识的觉醒”的十年。作者肯定了十年中现代小说家们锐意开拓进取的热情和气魄，但也不回避新文学初期无可避免的幼稚病。他指出“在中长篇小说领域，探索多于成功。”也为“短篇小说的创新、成熟与繁荣”击节叫好〔2〕140。接下来作者开始逐章探悉人生派、乡土写实派和浪漫抒情派小说的群雄并起，每章首节是对流派所做的总括。而流派旗下的重点作家论，便最能体现作者敏锐而富真知灼见的评析风格了。
　　具体到一个流派的发生、发展以至消散的进程中，杨义著作同样有着出色的史的演绎，比如其专着《京派与海派比较研究》。为了弄清这两个小说流派的渊源，作者甚至将笔触深入京剧的发展史，他指出“京剧中的京派与海派，和新文学中的京派与海派，具有相同的‘籍贯’，而且后者的称谓是从前者借用和沿用下来的。”〔3〕301并进而指出京沪两地迥异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环境，造成了两派小说风格之别。接著作者分别探讨了以沈从文、废名、萧干等京派作家的创作特色，以朱光潜为代表的京派理论家的理论主张，以及以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为代表的海派作家的创作特色和理论来源。最后作者落笔于两个流派的分解和重组，将其演变史完整地呈现于读者之前。
　　杨义并未将眼光局限于内地，在《小说史》中他将视野扩及香港、台湾文坛以及东南亚华语文学，将其包容进中国现代小说的研究范畴。如作者专章论述了台湾乡土小说的源流与演变，指出“台湾新文学是整个中国新文学一股不可分割、又具有独特风貌的支流”。还在“华南作家群”的总题下，将香港文学自20年代中叶以来的演变和发展纳入研究范围，并且论证了其与内地文学之间的交融互动关系。
　　可见为了“扭转夏志清著作的一个根本弱点，就是缺乏对思潮、流派的宏观（更不用说公正了）的把握”，杨义实践了自己“我主张把点、线、面、体交融起来，对现代小说发展的全部进程作历史的立体的把握和透视”〔1〕59的主张，开创了一种新的书写小说史的体例，这便是有的学者所持见的“树状体例”，即“以每卷的总论作为主干，流派作家群论作为繁枝，作家论作为密叶，形成一个多层次互补的生命整体，像一株繁茂的大树，把中国现代小说发展的历史脉络，包括思潮、流派和文体的来龙去脉清晰地梳理出来，突破了以往中国文学史著述中某些单调、平板、封闭的思维定势。”〔4〕这样的体例既是对夏志清《小说史》仅以作家论来敷衍小说史体例的极大突破，也是对严家炎先生所著《中国现代小说史》体例的拓展，大大地丰富了小说史的内容含量。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相似性查重http://www.jiancetianshi.com
二、 文化视角的广泛运用：深层次的思考
　　
　　文化视角的广泛运用，对于转变以往单一的僵硬的政治意识形态视角，更好地挖掘深藏于小说潮流、派别以及作家作品背后的深层次因素，具有去伪存真的功效。《小说史》已被公认为运用文化视角的典范，此处不再赘述。本节主要谈谈文化视角在《小说与文化》一书中的运用。书中，杨义既从宏观方面高屋建瓴地说明时代主潮、小说流派背后的文化动因，也从微观方面论述了作家作品中所体现的文化情致与差异，可谓是将中国现代小说与文化融于一炉，以一个别致的视角来审视与评点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脉络。如书中杨义将笔触直指晚清小说在文化上的选择和迷失，这些选择的得与失，共同构成中国现代小说发生的前因。然后他顺水推舟写到中国现代小说观念变革的文化原因和文化深度。在后面的章节中，作者从文化视角分别探讨了五四小说流派、女性小说、左翼小说、三十年代现代派以及光复前台湾小说等具有整体意义的群落，专章论述了鲁迅、郁达夫，又比较了经典作家之间的文化类型与情致方面的差异，如茅盾、巴金和老舍，萧军与萧红，废名与沈从文等。从而以文化的视角观照了整个中国现代小说的脉络，某种程度上同样具备一种史的品格和魄力。
　　如对于鸳鸯蝴蝶派的评价，作者认为科举废除之后，本可走科举之路的作家们成了落魄文人，卖文为生，“他们是封建文化教育出来的，又被封建的轨道抛到荒地上去，简直成了被抛到十里洋场的孔乙己、陈士诚、旧我失去了，新我没有找到，自我尊严迷失了。自我尊严的迷失必然带来了文化尊严的迷失。他们只好玩弄自己的感情，以写男女两性之情作为自己苦闷的排泄口。”〔3〕35女性文学的崛起“就是现代文化思潮冲击封建女性伦理定型的结果。”〔3〕9840年代解放区文学的文化选择，“在横向的对西方文学采取某种封闭性的原则的同时，在纵向上对中国的传统文学采取宽容的借鉴的态度。”〔3〕248这无疑是“现代中国文学在文化选择上的重大转折。”〔3〕248在对于具体作家作品的评论中，杨义的文化视角运用得更加出神入化。如探讨郁达夫小说的文化心理素质一章中，作者写道因为“人的意识”的觉醒，使得郁达夫充满对抗传统伦常文化与诗教的力量和冲动，而这种异端性与恶魔性又是符合当时的青年思潮的。郁达夫小说的自叙传体式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一大反叛。“中国古代传统的自叙传文化，被封建文化传统压抑和扭曲了。”因为礼教的制约，往往只能旁敲侧击托名言志，写意多于写实，“牺牲了自叙传文学很重要的因素：真诚。”〔3〕117所以当郁达夫的《沉沦》无所顾忌地袒露心胸，以“一种追求个性解放的感情的热流来冲击封建礼教的巴士底狱的”〔3〕114姿态进入文坛之后,便具有了石破天惊振聋发聩之功效。
　　杨义还以文化为视点，将一些风格颇似的作家放在一起讨论，并且往往能以简练精妙的论断廓清其间的差异所在。如，作者高屋建瓴指出：“从文化类型着眼，茅盾是个政治、经济型的作家；巴金是个思潮、情感型的作家；老舍是个风俗、文化型的作家。”〔3〕153又如，作者看到“沈从文对宗法制农村文化的取向与废名是采取一致的方向的，而他比废名更舒展的地方，是将乡村文化和异化了的城市文化作对立物加以描写，也就是说他的文化参照系比废名更开阔一些。”〔3〕195对于“二萧”的从文化视角的考察，作者也有精辟的论断：“萧军像从山里来的人，强悍威猛；萧红是从呼兰河畔来的，似乎感受了水的轻妙灵秀。”〔3〕180这种文化视角与文化气质的差异，致使二人创作风格的迥异，“萧红是言志派，萧军是载道派。”〔3〕181诚然在这些论断看似轻便而随意，并且有时显得危险而有失公允，但不可否认的是作者极强的悟性和概括力，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作者丰厚的文化涵养和底蕴之上的。
　　
　　三、 重感悟、重拾审美的标准：睿智而华丽的评述
　　
　　“杨义并不是一个随声附和的人，他能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独立思考，客观地作出判断”并得出“创造性的真知灼见”〔5〕。正是本着拒绝“平庸的或教条式的解释”、锐意进取的原则，杨义在自己的现代小说研究中，拒绝人云亦云，坚持审美的评判标准。杨义是从王国维那里继承了衣钵的。王国维讲究“意境”和“境界”说，杨义将其延伸成了“感悟”。他指出：“感悟是中国文化中最有特色的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创作、批评和研究的方法。深入地研究感悟的本质、功能、特征等方面的问题，自会成为一个能够激活中国智慧和研究方法的关键点。”〔6〕由感悟而至审美，使得杨义得以抛开蔓延已久的习见和桎梏，崛起那些外在的因素，返回文学本身，通过审美的评判，去伪存真，不虚美不隐恶，还现代小说以其真实本原之面貌。诚如评论家所言：“《小说史》的重要特色，是它对审美价值的重视，审美评价贯穿始终。”〔7〕160
　　于是阅读《小说史》给人最鲜明的感觉是杨义真正进入了文本，他能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作家创作历程，来深入细致地评点甄别。即使是已被确立为经典作家作品的，他也能从中道出不凡的新解。如张天翼一向被认为仅仅是一个文风幽默滑稽的左翼小说家，而杨义则通过分析得出结论，指出张天翼的作品“写到平凡得人生，丰富的社会层次，给左翼文学增加了许多介于红色与黑色之间的中间色彩，从而使左翼文学成为更高一级的整体组合系统。”〔2〕358因为审美评价的运用，使得作者能够准确地判别出一个小说流派或是一位作家创作的演变，如作者指出随着五四运动高潮的退去，“问题小说由热情地提出社会问题，变为忧虑地探讨人生究究竟的问题，由着重地思考社会的弊端，变为着重地慰藉青年知识分子的苦闷心灵。”〔2〕235在评述许地山的一节，作者指出许地山先是写传奇的能手，然后逐渐靠近人生派，最后成为现实主义的信徒。也正是审美价值的重拾，使得杨义具有了能够从被埋没于历史的故纸堆里重新发掘出精品的胆识和能力。如前文提到的对于晚清时期小说的重视和分析；另如对上海现代派的重新发掘，指出这一流派对于现代小说技法的革新与创造的积极意义；再如作者大力评价通俗作家张恨水，不但在小说史中给以足够的篇幅，并写有专题论文，冠以“热闹中的寂寞”〔3〕585之誉，指出其在两条线索上对传统章回小说形式进行了改造，“在内线上，他兼容多元，把单一的言情、武侠小说，改良成符合的社会言情小说、社会家庭言情小说、或社会武侠言情小说，从复合中扩展了章回小说表现社会人生的深广度。在外线上，他吸收了新文学（包括外来文学）的表现形式，点化传统文学的某些叙事智慧，使他的一些作品在俗的衣装下不失雅的神韵，在旧的外壳里露出新的萌芽。”〔3〕585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同时，小说史“对成就低一两档的作家也写得眉目清晰、模样完整。”〔7〕155这在小说史中更是比比皆是，如第三卷写到“京派的流亡”作家田涛，七月派作家里写到彭柏山，华南作家群中的马宁、司马文森等人，以及东北文选丛派和艺文志派作家等。这些显得颇为陌生的流派与左家，经过杨义的认真发掘与评析，可说是为构建更完善而完整的现代小说史做了极其必要而有价值的工作。
　　杨义著作还有另一个突出的特点，那便是与审美标准所对应的作者的妙笔生花。“一般说来，学术著作的文字当应先求逻辑论证的清除、严密。做到这一点已是不易，如能再进而讲究文字的艺术性，表现出作者写作时的从容优裕，亦可视为功力的一种标志。”〔7〕165
　　
　　四、 在比较中绽放：融会中外古今的雄心
　　
　　与散文颇多继承文学传统不同的是，中国现代小说从《狂人日记》开始便决然借鉴西方现代小说创作手法，作为对僵化的传统章回小说的反叛。其后陆续出现的人生写实派、浪漫抒情派以及乡土派等流派，以及茅盾、老舍、巴金等经典作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过国外小说的影响和熏陶。因而中国现代小说研究，不可避免地要形成一种开放的眼界。杨义的《小说史》便是“始终以一种与世界对话的意识，把中国现代小说置于世界文学的大语境中加以考察，对中国现代作家作品与西欧、东欧、日本、俄罗斯的作家作品作了大量精彩的比较研究。”〔8〕这样的例子在三卷本中可谓比比皆是，精彩纷呈。在《小说与文化》一书中，这种中西贯通类比的情形也屡见不鲜。如作者指出“人生派对外国文学的借鉴时多方位的，主要是俄罗斯和弱小民族文学”〔3〕91。叶圣陶早年喜欢华盛顿欧文的作品，后来转向安徒生、契诃夫、托尔斯泰。许地山较多借鉴印度文学和佛教文学，使他的作品有轻妙、空灵、端丽的特点。冰心受泰戈尔影响，使她的作品饱含爱和微忧的情调，重哲理，文风温柔宁静。而“浪漫抒情派比较多地借鉴于西欧，受英、法、德、美诸国的文学影响，因为这些地方是新的浪漫主义的发源地。”〔3〕91郁达夫受过英国“黄面志”派以及卢梭、屠格涅夫、佐藤春夫和日本私小说的影响。
　　中国现代小说的发生发展，带有许多西方舶来的印记，这是事实，然绝非全部。任何一国的文学都有自己的传统，随着时代的发展，其中陈旧腐化的那部分会被逐渐抛弃和淘汰，而其中优秀的精华的那部分不会轻易失去，它将伴随着文学内部演变的规律与进程，内在地融会到现代文学的血脉之中，成为现代文学的脊梁。如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节所谈，杨义的《小说史》将晚清小说的流变作为现代小说发生的源头来探讨，突出两者之间的继承与突破。再如《小说史》等著作都提到废名其“写景艺术在精神气质上受陶渊明田园诗的熏染，在具体笔法又得古代山水散文，尤其是晚明小品之长。他笔下的风景画面往往蕴蓄诗情，追求意境，反映了他对中国古典诗词的良好修养。”〔2〕464对于孙犁的分析，作者指出，“作家尊柳欧而抑韩苏，轻《三国》而重《红楼》，同时也重唐传奇和《聊斋》，表现他的才性不是接近笔力雄恣、才气纵横的东西，而是追求精神婉妙、情韵真醇的东西。在艺术情调的刚与柔、肆与醇之间，他选择的是轻柔之美、真醇之美。”〔9〕
　　很多时候一个文学潮流的形成，或是一位作家作品风格的确立，其中既有外国因素的影响，亦不乏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熏陶，设若仅仅简单地作中西横向比较，或是古今纵向比较，无疑都犯了片面之病。此时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探悉，方能作出客观而全面的评价。如在《小说史》中，作者指出，因为喜爱宋词，使得庐隐的小说“较易感染宋词中那种风流才子的伤感情绪”，艺术格调上“在一定程度上有与宋词中婉约风格相同的地方。”〔2〕271而在小说的组织形式上，则“是着意地择取外国近代小说的结构艺术的。”施蛰存早期经过古典诗词的研习、苏俄文学的模仿，欧美现代派作家的体会以及对于日本自然派作品的品尝，但是他只有到了把东方温柔敦厚的诗教和西方的人性探索的旨趣融合起来之时，才真正找到了自己的文学路径。而在《京派与海派比较研究》一书中，杨义则将30年代纵横中国现代文坛的两大派别集中起来，对了一个宽幅的横向比较，从两者各自的源头说起，然后顺延到各自的理论主张、代表作家所受外国文学或古典文学的熏陶与影响以及大异旨趣的文体风貌等等，笔触雄劲，分析细致。
　　
　　五、 妙用图志的形式：新的尝试带来新的洞见
　　
　　“富有创造性和开拓性，是杨义治学的又一个特点”〔10〕。《中国新文学图志》的出版，便是杨义的又一大创举。全书上下册分四卷，依次按新文学史的进程布局为晚清、五四、30年代以及40年代，精选各个时期盛行的报刊为核心、辅以社团以及代表人物和作品，以图文并茂的形式，逐个介绍评说，期望达到“以图出史，以史统图”〔11〕2之目的。本文想截取书中论说中国现代小说的部分来加以考察，以从另一个侧面揭开杨义对于中国现代小说的研究与探索。
　　晚清一卷，作者主要评述了晚清四大小说杂志、礼拜六派以及鲁氏兄弟所编之《域外小说集》等。如作者评晚清四大小说杂志对于之一的《新小说》的封面图道：“不要为《新小说》封面上那束幽雅秀气 的以深蓝和浅蓝两色套印的紫藤花所迷惑，左侧‘新小说’三字贯注着的魏碑体的力度，说明它崇尚的不是阴柔之美，而是阳刚之美。它的不少小说、论文，甚至一些戏曲、歌谣，字里行间都荡漾着政治文学的英雄主义气息。”〔11〕12这样的妙解，让人读起来觉得有趣味不生硬。五四卷中作者评述了新青年、阿Q正传、小说月报、创造社以及鲁迅、叶圣陶等重要作家。比如，《呐喊》、《彷徨》虽然为人所共知，然而杨义透过对其封面画的解读，给人以焕然一新之感。又如，阿Q的肖像画为数不少，但杨义指出丰子恺所绘《阿Q遗像》最为贴切：“阿Q的厚嘴唇、侧视眼睛，以及不规整的稀疏的头发，似乎显示他忌讳讨论头上的癞疮疤，推而广之，连‘光’、‘亮’、‘灯’、‘烛’之类都讳了，并对以犯讳取乐的人采用怒目主义了。”〔11〕132此类对于经典作品的图解，显得新鲜而智慧。
　　第三卷，作者评述了矛盾、巴金、老舍、张天翼等重要作家。老舍《四世同堂》1983年版的封面画是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门楼，作者评到“我们仿佛看见老舍融合着救亡和启蒙的双重心态，推开这扇沉重的大门……是到了大开门户，迎接外来文化的长处，使本土文化转型，而促进民族的生机的时候了。可以说，《四世同堂》是民族危难关头对北平四合院文化的一次痛切的反省。”〔11〕374可见从封面画中，依然可以联系到老舍小说创作中所体现着的文化韵味。第四卷，作者评述了路翎、张爱玲、赵树理以及张恨水等作家。如，《饥饿的郭素娥》封面画是女主人公，“她以原始的欲望和期待，面对矿区，那幅黑色的侧面似乎在与黑色的天空抗衡。浓黑的头发随风拂起，粗犷的衣褶线条显示了肌肉和精力的饱满，处处散发着不驯的野性……额前一道空白，突出了她的眼光的狂野和焦灼，无所顾忌地以希望去反抗绝望。”〔11〕562这种主观色彩强烈，充满原始生命力的文风不但是路翎个人的特色，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七月派”小说创作的整体特色。
　　诚如杨义所言，图志的运用是“可以从一个特殊的视角，透过装帧插图，看取作家或隐或显的心灵世界，看取他们个人的修养和趣味，看取民族命运和中西文化冲突在他们心灵中的投射和引起的骚动。”〔11〕3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图志》所暴露出的缺憾也是明显的。比如此书依然是以文字评述为主体，图片多数时候只起到的只是辅助或是摆设的作用。甚至有时文字与图片出现结合得不紧密，两者各自为政的状况。譬如《小说月报》的一节，虽然附录了多幅封面画与插图，但文字评述部分几乎只字不提图片，图文截然分离。而在介绍巴金、钱钟书以及张恨水等作家作品时，也出现了图文基本没有配合的情形。于是给人的感觉只是一本插图本的新文学报刊介绍与研究史，文的部分不失精当，而图的部分则显得脆弱，于是作者所强调的“以图出史，以史统图”的目的并没有很好地达到。
　　
　　六、 结语
　　
　　以上，笔者结合杨义先生的《小说史》、《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与文化》、《中国新文学图志》等著作，从五个方面探讨了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研究。毋庸置疑，杨义先生勤勉而睿智的治学作风换来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其中精妙前文已多有赘述。这里笔者想谈一点杨义先生治学中可能存在的缺陷，其目的不在否定成绩，而是指向充实和提高。对于《小说史》，黄修己先生在其著作中将绝大多数篇幅给予了褒扬和肯定，只有一小段委婉的批评，他认为杨义评价态度过于宽容，以致“读《小说史》会感到只要入了史的，都是好的，好像大多数作品都处于相近的水平线上……满天都是星星，远远望去，差不多一般光亮。”〔7〕157文字虽短，却很有分量。宽容，某种程度上便是应和了“中庸”之道，所谓与人为善和气生财是也。或许作者为了证实入选作家作品确实是被埋没的真金，于是要在书中极力发掘出他们的好来，以达到为其正名翻案之目的。诚如杨义自己所言，“小说史是现代人和前人的心灵对话，我们自可在这种对话中获得自己的科学智慧和学术个性的满足，但是这种满足因该毫不勉强地、浑然天成地消融在宏观的和深层次的历史发现之中。”〔1〕58可见，他是把史的价值置于学术个性之上的，在浩瀚雄伟的小说史料面前，他隐藏起自己个人的学术见地，而情愿为史作嫁衣。这样做的好处在于能尽可能地还原《小说史》的本来面貌，缺憾在于少了论者自己的学术个性和敢于表达自己见解的气魄。相比之下，夏志清小说史虽然看似史料单薄，且有时失之过于主观偏见，但却时时闪耀出作者果敢坚决的个性光辉，而这对于国内学界无关痛痒的评述屡见不鲜的状况而言，实乃值得借鉴的榜样。而就《图志》而言，作者锐意创新的精神值得钦佩，但若实事求是来说，此书很大程度上并未达到作者立下的宏愿，书中时时出现的图文各自为政的状况说明了这一点。诚如杨义的老师唐弢先生在一篇论文中所言，他满意杨义在“学”方面下了苦功，但不满其在“思”方面的不够。《图志》既体现了作者的勤勉治学，也体现了作者一定程度上思考的不足，给人以急功近利之感。当然，小瑕不掩大瑜，杨义先生在中国现代小说研究领域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不可磨灭。
　　
　　〔参考文献〕
　　
　　〔1〕 杨 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絮语〔J〕.中国出版，1987，（7）.
　　〔2〕 杨 义.中国现代小说史:卷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3〕 杨 义.杨义文存: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4〕 孙立峰.评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J〕.文学评论,1991,(6):143.
　　〔5〕 唐 弢.读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J〕.了望,1988,(36):34.
　　〔6〕 杨 义,袁盛勇.重构现代中国学术方法杨义访谈〔J〕.学术月刊，2005,(11):123.
　　〔7〕 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撰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8〕 季 进.还原与贯通：杨义的学术创造与文化姿态〔J〕.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1）:80.
　　〔9〕 杨 义.中国现代小说史:卷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271.
　　〔10〕 樊 骏.杨义治学的特点与经验〔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3）:289.
　　〔11〕 杨 义.中国新文学图志:上下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