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的民族性及其认知阐释

　　摘要:隐喻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段，它还是一种认知思维方式。隐喻承载了大量的民族文化内涵，所以各民族的隐喻方式不同。我们对于世界的感知和解释影响了特定的隐喻模式，特定的隐喻又以特定的模式影响我们对于世界的感知和解释。理解隐喻性话语的关键就是在隐喻性话语与认知语境之间寻求最佳关联。隐喻的民族性折射出其认知性特点，因而可以运用认知语言学知识进行深入阐释。

　　关键词:隐喻;民族性;认知;关联理论 
　　
　　现在，人们不仅仅把隐喻看成一种修辞手段，还把它看做人类普遍的一种思维方式和一种认知手段。美国语言学家Lakoff和Johnson认为，隐喻的实质是用一种事物来理解、体验和表达另一种事物。我们对世界的经验方式，植根于语言的隐喻性质。他们认为隐喻建构的机制是:隐喻本质上就是将“始发域”(sourced domain)的结构映射到“目的域”(target domain)，用始发域的内在逻辑重新编排目的域的要素[1]。也就是说，一个范畴赖以得到解释的概念域是用另一个概念域来解释的。
　　束定芳指出，隐喻中的喻体对说话者或听话者来说要比本体更为熟悉。而在两者发生互动反应时，通常是更为熟悉的事物的特点和结构被映射到相对陌生的事物上。喻体可以帮助认识本体的特点和结构，因而具有了认知的功能[2]。由此可看出，隐喻中喻体与本体的相似性应该说是构成隐喻的基础。对于不便直接表达出的意义，运用隐喻就更容易被理解。
　　“平淡的言谈是不准确的，只有运用新颖的隐喻，才能使其精确。”[3]隐喻不仅能够传达表层信息，还能创造性地表达内在意蕴，酣畅淋漓地描述空灵的精神世界。
　　事实上，隐喻有着逻辑思维所不具备的优点和魅力:隐喻是直接认同，逻辑是深层次扩展;隐喻诉诸想象，逻辑诉诸规则;隐喻追求独特和生动，逻辑追求严谨和雄辩;隐喻重于创造，逻辑长于说明;隐喻阅读依赖文化背景和个体生活经验，逻辑掌握则依赖专业知识的学习和应用[4]。
　　
　　一、 隐喻的民族性
　　
　　G.Lakoff和M.Johnson从体验现实出发，认为隐喻性语言是隐喻性思维的反映，隐喻思维是首位的，隐喻性语言是次位的，是日常语言的一部分，隐喻思维是常规的(非变异的)，表达概念隐喻意义的某一个词可能失去隐喻意义，但其概念隐喻却可保持活力[5]。
　　尽管不同民族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文化背景存在差异，但人类生活在同一个物质世界，共同的生活经历和感受使人类对自身、对外界产生某种程度上的共识。由于不同隐喻包含着人类相似的认知基础，不同文化的隐喻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例如，在汉文化和英语文化中，“脸红”(turn red in the face)之中的红色(red)都可以用来表示“难为情”。英语中的“Strike while the iron is hot”与汉语中的“趁热打铁”更是惊人地一致——它们都选取了iron(铁)作为“始发域”。
　　但是，英国语言学家韩礼德说:“对于语言学家来说，语言之间的共性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应该是它们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所反映的文化差异”[6]。文化背景知识是创造隐喻思维活动丰富的源泉。在意象选取上，各民族有着不同的偏好，因而意象基本一致的情况并不是很多。如英语中as cool as a cucumber(像黄瓜一样镇静)，work like a horse(像老黄牛一样地干活)，Smoke was pouring out of his ears(他愤怒了)等等就使用了不同于汉语的意象。
　　又如，white elephant在英美文化中指“昂贵而无用、累赘的东西”，这是源自泰国的一个传统风俗。据说，几百年前，泰国只有为数不多的一些大象，而白象(white elephant)仅有几头，全部归国王所有。国王只用它们惩罚朝臣，制定了任何人不得让它们从事劳动的法律。如果某大臣冒犯了国王，他就会把一头白象作为礼品送给那个大臣。一头白象每天需要大量的食物，而大臣又不敢怠慢它，于是该大臣不久就会因此而倾家荡产。后来，人们就用white elephant来比喻“无用而累赘的东西”、“沉重的负担”。在这种情况下，英语所使用的意象elephant，显然是汉语所不用的，正如汉语 “吹牛”中的意象“牛”是英语talk horse中所不用的一样。
　　语言是思维最有效的工具，思维活动需要借助语言来进行，思维成果也要依赖语言来表达。由于不同民族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差异，各民族的思维方式会有各自不同的特点。而不同民族思维方式的差异使人们对外界事物的感知呈现出不同的倾向。表现在语言表达方式上，往往是不同民族用不同的意象来反映同一事物或思想内容。例如:
　　Fish begins to stink at the head(上梁不正下梁歪)。
　　What can you expect from a pig but a grunt(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There is a black sheep in every flock(害群之马处处有)。
　　He cries wine and sells vinegar(挂羊头，卖狗肉)。
　　Where there's smoke there's fire(无风不起浪)。
　　It is a poor mouse that had only one hole(狡兔三窟)。
　　事实上，这样的实例不胜枚举。一切物理世界都经过民族文化的过滤和加工。一个民族的隐喻是这个民族集体意识的产物，是民族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只能在自己的文化和心理允许的范围内对物理世界的相似点进行思考和利用。所以，人们对意象的选择植根于本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
　　萨丕尔认为，语言有一个底座，语言不脱离文化而存在，即不脱离社会流传下来的、决定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和信仰的总体[7]。意象的选取和引申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深层的文化心理因素。实际上，意象只有在它们起作用的文化情景中才是有意义的，因为文化心理决定了语符所反映的内容和方式。
　　另一方面，不同民族隐喻方式的差异，带来了各自的民族文化内涵和特有的忌讳。例如，汉人讨厌猫头鹰、数字4，不喜欢别人送钟表，不喜欢分梨等等。既然隐喻具有民族文化内涵，那么我们就要明白，只有入国问禁、入乡随俗，才会受到当地人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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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每个民族都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生存繁衍，各民族在其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形成了异彩纷呈的民族心理特征。而不同的意象蕴涵着不同的民族心理因素。因此不同民族的意象选取便和该民族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紧密相关。通过这些意象，我们会发现各民族独特的自然环境、文化传统和审美心理。我们只有把这些意象按照目的语的思维特点及相应的民族文化进行理解和运用，才能在跨文化交际中用好它们。毫无疑问，从民族性角度来研究隐喻，对我们进一步了解隐喻的特点——包括不同的民族文化对隐喻构成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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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隐喻的民族性的一般认知特征
　　
　　Ungerer和Schmid指出，隐喻是“我们对抽象范畴进行概念化的有力的认知工具”[8]。Mey 认为，隐喻“是理解人类认知能力的唯一方法，也是解决语言理解和语言习得问题的不可缺少的工具”[9]。
　　隐喻的认知基础是:在隐喻结构中，两种似无联系的事物之所以相提并论，是因为人类在认知领域对他们产生了相似联想，最终会利用这两种事物的交融来解释、评价、表达他们对客观现实的真实感受和情感。现实情景是通过隐喻的方式来描述的，这种描述把现实情景与固有的意象图式(image schemas)联系起来。Lakoff和Johnson认为，语言表达本身并不是隐喻，只有将概念结构从一种范畴作用于另一范畴，它才有资格被称为隐喻[1]。在他们看来，隐喻更多的是与思维而不是语言有关。
　　按照Langacker的看法，人的心智是体验的，心理过程让我们与周围的环境相互作用，而心理过程本身就是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形成的，因此，对语言意义的构成过程的研究和描写必须参照实际语言使用中人与社会和人与语境的相互作用[10]248。Langacker还指出，词语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们“激活”(evoke)了多种知识和经验领域[10]235。民族文化语境的任何方面都可能被激活，从而成为词语实际语义值的一部分。这些恰好可以用来解释文化背景和民族差异对隐喻的影响。
　　人们在受到外界刺激时，经常选择他们认为重要的那一部分作出反应，这种无意识的选择被称为“选择性注意”。语言是客观物理世界在人脑中的镜像，理解意义必须激发相关的认知结构。因此不同民族的人会激活和凸显不同的认知参照点，进而由已知信息和熟悉信息引出新信息和陌生信息。这就决定了不同民族有可能会运用完全不同的隐喻模式。可以说，我们对于世界的感知和解释影响了特定的隐喻模式。例如，只有中国人才会说把人捆得“像个粽子”。
　　隐喻承载了大量的文化信息，我们一见到它就会联想到相应的民族文化内涵，因而在交流过程中就不必重复其背后的内容了。它起到了以简驭繁的作用，完全像索引，能够帮助我们提取早已内化于我们血液的文化背景知识[11]。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一个隐喻模棱两可、模糊不清。这是因为用隐喻这种推理方法推断出的结论是或然性的，是否正确还有待实践证明。比如: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他的房间简直就是猪圈。
　　一般来说，猪圈是肮脏的。这里，显然是在用隐喻来描述这个房间的“脏、乱、差”。然而，不可否认，有些猪圈非常整洁。这里，我们只是取了其中最一般的含义，而忽略了其他情况。事实上，在别的语言中，“猪圈”可能并非脏、乱、差的代名词。
　　认知语言学认为，认知语境以“知识草案”和“心理图式”为操作单位。所谓“知识草案”是现实世界的状态、事件或行为的典型结构在认知心理中的概念化或经验化，它可由相关的话语命题激活，从而再现各种子成分及其相互关系。“知识草案”的集合可构成“心理图式”。虽然隐喻中的话语具有片段性质，即话语与话语之间存在含义衔接上的空缺，但这种空缺可以由听者被激活的认知语境加以填补和弥合。这当然会涉及文化背景和文化差异问题。
　　另一方面，特定的隐喻又以特定的模式影响我们对于世界的感知和解释，进而形成一定的观念。例如，通过比较文革时期“战斗”、“征程”等隐喻和现在的“工程”、“音乐”等隐喻，外国人就会对我国现阶段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有全新的认识。
　　
　　三、 关联理论框架下隐喻的民族性
　　
　　在用认知语言学理论阐释隐喻民族性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提到作为认知语用学基础的关联理论。
　　Sperber和Wilson于20世纪80年代创立的关联理论提出了明示—推理交际模式，修正了Grice的会话理论。他们认为，人们的交际无需遵守什么准则，也没有什么准则可言，其目的就是对话语过程的认知，即找到新信息和语境假设之间的最佳关联。这一理论以关联性的定义和两条笼统的原则作为基础:认知原则——人类的认知倾向于同最大程度的关联性相吻合;交际原则——话语会产生对关联的期待。他们主张“关联性”取决于语境效果和加工、处理话语时付出的努力。在同等条件下，语境认知效果越大，关联性就越强;为进行加工、处理话语而付出的努力越少，关联性就越强。成功的交际是通过扩大认知效果获得认知语境增殖实现的[12]。
　　在听到诸如“He is an angle”这样的句子时，我们不能把he和angle直接联系起来，于是，我们就会借助隐喻来理解。隐喻的类推原理是:根据两种事物在某些特征上的相似，推论出它们在其他特征上也有可能相似。这是借用一个事物的图式来观照另外一个事物。只有把目标域he投射到源域angle上，我们才会建立最佳关联，从而明白He is an angle的真实含意:他有雄心大志。
　　可见，读者或听者理解隐喻性话语的关键就是在隐喻性话语与自己的认知语境之间寻求最佳关联。Cacciari和Glucksberg指出，隐喻的使用和理解并不仅仅涉及语言或话语过程，也涉及到推理和概念过程[13]。具体地说，隐喻既与先前所获得的范畴和概念图式的使用有关，也与新的范畴和概念图式的产生有关。这当然也会涉及文化背景和文化差异问题。不同民族会有不同的范畴和概念图式，当然会有不同的隐喻模式和隐喻特点。
　　隐喻具有虚拟性，它用可感知的语言描述超出感知范围的个体形态，从而使主观体验客体化。所以Carroll指出，隐喻的理解首先要从“心理词汇”(lexicon)中提取信息，选择适当的那部分意义，最后识别本体与喻体之间的关系[14]。不同民族会有不同的心理词汇。这正体现了隐喻民族性的特点。
　　关联理论告诉我们，成功的交际是通过扩大认知效果、获得认知语境增殖实现的。而各个民族之所以能够成功运用隐喻进行交际，正是导源于交际者对自己民族认知特点的把握。他们结合自己民族的认知特点，扩大了隐喻的认知效果。
　　
　　四、 结语
　　
　　各个民族都运用隐喻，但是，不同民族的隐喻模式不同，——隐喻具有民族性。我们尝试着从认知语言学(包括认知语用学)角度对隐喻的民族性进行观照。
　　Langacker指出，认知语言学除关注心智外，还关注社会的、文化的、语境的相关因素;它把语言交际语境中的社会互动置于语法结构的中心地位[10]240。Violi认为，特定的语境激活词语的某些特定的语义特征，词语本身在使用中也可能激活自己的标准语境，而我们心智中的知识和经验就是构成标准语境的基本要素[15]。隐喻的民族性恰好折射出其认知性特点，因此，我们可以运用认知语言学知识进行深入阐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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