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时间境域与“土改”想象

  　〔摘 要〕 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土改”叙事中，农民的时间观念和意识的转变是丁玲重点关注和论述的部分。她将主体的时间观念建构在厚积着传统文化记忆和纠集着复杂人伦网络的乡土宗法空间上。在一系列思想性较强的“成长仪式”中，主体的成长与历史的成长同构，从而导致历史革命化了。这种土改的时间境域、成长仪式的展示与文本生产一道构成了对“合法性”话语的体认和确证。

　　〔关键词〕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间境域；土改想象

　　Abstract:In the narration of the agraian reform in〔WTBX]the Sun Shines over the Sanggan River[WTBZ], DING Ling focused on the changing of the farmers’ time consciousness. She took the farmers’ time consciousness on the thick plot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memory and mustering complex network of human relations in the local patriarchal space. In a series of ideological growth ceremony, people’s growth and the growth of the history are consistent, made the history revolutionalized, and this kind of agraian reform and time consciousness and production of a text constitute a legitimate recognition and confirmation.

　　Key words:〔WTBX]the Sun Shines over the Sanggan River;[WTBZ] time consciousness; agraian reform imagination 3
　　
　　美国学者弗•杰姆逊认为有两种在时间观念上完全不同的诗歌样式：一种是荷马诗歌式的叙事型，一种则是《圣经》式的启示录型。前者在不露声色的冗长历史叙述中，展现历史事件本身的方方面面，而后者在叙述过程或暗示或预示着某种历史的基本线索和走向。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属于后者，它史诗性地展现了农民在土地改革过程中时间观念和精神风貌的转变历程。农民的时间意识深受其所处的乡土宗法空间的影响，也是土改过程中不容忽视的一个思想前因，通过一系列思想性较强的“成长仪式”，激活了被历史尘封和遮蔽了的民族精神和活力。“历史”不仅仅是成为记忆的过去的事，它也能成为叙述的“主体”，被推到了前台，不单纯是“人在历史中成长”，同样也是“历史与人成长的同构”。这种“土改”想象是对“合法性”话语的体认和确证。
　　
　　一、建构在乡土宗法空间上的农民时间观念
　　
　　时间和空间是文本形象构成、显现与运动的基本阈限规定，是哲学中一对基本范畴，时间和空间交织成人的此在。卡西尔曾经说过:“空间和时间是一切实在与之相关联的构架。我们只有在空间和时间的条件下才能设想任何真实的事物。”〔1〕 主体时间的形成和发展与特定空间阈限的影响和作用不无关系，就《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而言，农民的时间观念与他们所处的乡土宗法空间的潜在作用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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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这个乡土宗法空间厚积着浓郁的传统文化记忆，是农民时间观念转变的隐在障碍。在《多义的记忆》中，德里达将个人的主体记忆看作“对现在之所谓先前在场的引证”〔2〕，这道出了记忆的核心意义，其中的“引”和“证”可视为对习得知识和经验的重复和沉潜。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暖水屯”作为一个独特的空间生态，有着自己的生活规律、风俗人情、思维习惯，这些都是当地人挥之不去的文化记忆。这种记忆具有社会性，是该社会群体的生活样式，并直接表现为社会心态；还具有继承性和朴素性：一方面蕴涵悠久的时间积淀，是当地人世代的生存方式的淤积，另一方面又是一种近乎日常的朴素社会意识，在当地人的饮食、起居、生老、病死中反映这种意识。
　　暖水屯的当地人根深蒂固地存在着一种历史循环和因果宿命的时间观念，即“变天”思想。丁玲在《生活，思想与人物》中说：“我在写作的时候，围绕着一个中心思想——那就是农民的变天思想。就是由这一个思想，才决定了材料，决定了人物的。”〔3〕160因此，当土地改革运动在暖水屯发动之初，农民无法割断对乡土空间的文化记忆，他们身上的“精神奴役创伤”就显露出来了。侯忠全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他读过两年书，通过一些民间戏曲、故事等“小传统”渠道得到了一些历史知识，有限的历史知识加上自己遭遇的天灾人祸使他完全消除了反抗心，“他从他读过的听过的所有的书本本上知道，没有穷人当家的。朱洪武是个穷人出身，还不是打的为穷人的旗子，可是他做了皇帝，头几年还好，后来也就变了，还不是为的他们自己一伙人，老百姓还是老百姓。”他与侯殿魁家本是有着血海深仇的，但在宗族的情面关系和对方虚假的仁慈面前，他“把一切的苛待都宽恕了，把一切苦难都归到自己的命上”，被称为“死也不肯翻身的人”在他身上几乎很难“找出一点仇恨，或者一点记忆”。同时，他还一直禁止儿子参加村子里的土改活动，儿子被他锁在屋里。村干部逼着他去找侯殿魁算账，他没办法只好进去了，当侯殿魁躺在炕上问话时，侯忠全说是来看看二叔的，“说完话他找了一把扫帚，在院子里扫了起来”。后来他把农会分给他的地悄悄退还了侯殿魁，并振振有词地说:“这房子也是侯殿魁叔爷的，几十年种着人家的地，又是一家子，如今人家也在走黑运，墙倒众人推，咱不来这样事。”
　　这种“变天”思想是暖水屯农民普遍的心理暗示和思维形态，也是历代农民在变化莫测的时势面前一种自我保护意识的反映。这种底层人的生存策略是很真实可信的，它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农民求稳与保守的文化心理特征。在这些人物身上，阶级意识不强，他们只有对社会不公的认同与对农民真正翻身的怀疑，历史的惯性思维就是这样蚕食着农民身上宝贵的主体意识。
　　第二，这个乡土宗法空间纠集着复杂的关系网络和参差的阶级身份，是主体时间观念转变的显在障碍。农村宗法关系与阶级关系的交织纠缠，是“土改”叙事中不可忽略的问题，万直纯曾非常深刻地论述了暖水屯宗法关系的网络图，“这种由血缘构成的家族及至宗族关系，由地缘构成的邻里关系，以及由血缘、地缘共同构成的宗族关系，形成暖水屯地方共同社会宗法关系网络。”他从文本中洞悉到了反宗法主题，以此发掘其更内在更深厚的历史底蕴〔4〕。这种探究是很有意义的，这种人际关系构成的宗法空间是主体时间观念转变的显在的桎梏。但除了这种宗法人伦关系网络以外，我们也不能忽视暖水屯参差的阶级身份，土地的肥瘠程度，个人的家庭收入，个人的品德以及人际关系等等，都会影响到成分的划分，因此，地主、富农、中农、贫农身份的在场对于“土改”都有不同的身份言说：
　　首先来看地主，他们认为继承来的土地是合法的，以此质疑土改的合法性。如李子俊为自己辩护道：“咱有几亩地么，又不是偷来的，又不是抢来的，还不是祖先留下的？”地主钱文贵也用过去一贯的历史眼光和观念来质疑土地改革的合法性，他曾尖刻地说：“‘耕者有其田’，很好，很好，这多好听，你叫那些穷骨头听了还有个不上套的！”他认为土地改革“要把全村都闹成穷人，谁要有点，谁就倒霉，如今这世道，做穷人的大三辈”。
　　其次来看富农，他们简单地把土改看成是分土地，对土改充满恐惧，“他们怕的是打倒了地主打富农，打倒了富农打中农。”在富农胡泰出场前，作者借他儿媳妇的嘴道出了他们的心思：“老叫穷人闹翻身，翻身总得靠自己受苦挣钱，共人家的产，就发得起财来吗？”险些被划为“金银地主”最后被错划为富农的顾涌，也能毫无遮拦地倾诉自己内心的委屈：“像我这样的人，受了一辈子苦，为什么也要和李子俊他们一样？我就凭地多算了地主，我的地，是凭我的血汗，凭我的命换来的呀！”
　　再次来看占多数的贫雇农，他们不反对私有，看不到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雇佣劳动背后的不公。一般来说，拥有自己的土地，过着自给自足、衣食无愁的日子是农民理想的生活模式。在他们的观念中，通过自己勤俭所得发财致富是一种光荣，这样的地主也无可厚非。农民对软弱的、有地无权，只靠收租过日子的地主李子俊也曾表现出一些同情，当佃户们在农会干部的“教育”下冲到李子俊家里要红契的时候，面对李子俊女人的哭诉，他们退却了，其中的郭柏仁还说什么“这都是农会叫咱们来的”。在他们内心深处，像李子俊这样的地主，靠收租子过活而又不作恶，正是他们理想的生活与做人法则。
　　“空间”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客观现实，它同时还意味着文化的建构；不仅是一种方位参照体系，还是一种价值反映体系；不仅是人物活动的场所，而且还作为一种文化情境参与了叙事与叙述自身。在暖水屯这个具体的空间里，厚积的传统文化记忆、纠集的复杂的宗法网络和参差的阶级身份，成为笼罩在主体心中的隐在暗示和现实感受，只有冲破这种“乡里共同体”空间的束缚和影响，主体的时间观念才能真正确立，土改才能真正拥有广泛而坚定的精神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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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改的“仪式”想象与主体的成长叙事
　　
　　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土改”叙事中，农民思想意识的转变（成长）是丁玲重点书写的，她在这部小说的俄文版前言《作者的话》中写道：“我描写了土地改革是如何在一个村子里进行的，这个村子是如何成功地斗倒地主，村里的人们又是如何成长起来的。”
　　〔3〕120从农民的思想观念的转变能窥见历史发展的一般状况，展现了历史、民族和人物“成长”的同构。丁玲将发生在暖水屯里的土地改革演绎成了一场农民的“成长仪式”，也是一场典型的“过渡仪式”。仪式（ritual），又译仪典和礼仪，一种较为简单而又普遍的定义是：“受规则支配的象征性活动，它使参加者注意他们认为有特殊意义的思想和感情对象。”〔5〕从这个定义中我们能看出仪式所包含的三方面内容：一、仪式由一定程序、规则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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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仪式是一种意义的展示，具有象征意味；三、仪式是以“特殊意义的思想和感情对象”为内容的传播行为。英国学者埃德蒙•利奇认为宗教的“过渡仪式”的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步是：“正经历着身份变化的新加入者首先必须与他（她）最初的角色分离”〔6〕，整个过程是由洗礼到升华的过程。农民的“成长仪式”中需要革命启蒙者和领路人，他们通过自己的言说魅力和实际行动打动和感染新加入者，使之到达“感染神圣”的接受阶段。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工作队在暖水屯的两次群众大会，是对农民精神和思想洗礼的重要安排。在革命以前的乡村社会中，仪式化的大型场合是非常少的，宗族会议可能是最重要的，此外就是求神拜佛、红白喜事。暖水屯的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次群众大会由年轻的农会主任程仁主持，工作队的文采同志做了长达六个钟头的报告，这次群众大会并没达到预期的效果，既说明宣讲革命道理要贴近群众语言，也表明群众思想转变需要一个长期的灌输、磨合和塑形。工作队的萧队长对这种困难认识也很清楚，他说：“群众并不是黄蒿，划一根洋火就能点起漫天的大火，没有这样容易的事，至少在现在。我们来了几天呢？通起来才四天四宿，而农民却被地主阶级剥削和压迫了好几千年，好几千年呀，同志！”正因为如此，在暖水屯，才需要程仁、张逸民等“积极分子”作为土改的翻译者和桥梁。农会、妇女联合会等革命骨干通过谈心、唠嗑、演说等方式做村民的思想工作，灌输土地政策和土改的好处等知识，抓好“翻心”工作，还是取得一些成效。在土改工作队、暖水屯村干部和积极分子的带动下，人们的思想观念正在发生着变化，这其中包括侯忠全的儿子和媳妇、顾顺、郭柏仁、黑妮等，他们逐渐看清了地主的真面目，嘴里有时也能随口出来几句土改口号。
　　同时，将情感因素很浓的“诉苦”、“清算”仪式也结合到了“成长工程”中，工作队通过一次次的“诉苦会”，激活深藏在人们心底的血的记忆和仇恨的意识，人们被聚集在一起，互相诉说着，彼此感动着，在那一次次痛苦不堪的回忆中，血淋淋的事实、死亡的阴影和痛苦的挣扎总是弥散四周，强化着集体的更广阔的血债记忆，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充斥革命话语的“广场”。马林诺夫斯基曾说过：“稠人广众中动人观听的礼，有影响处便对信仰有传染作用，共信共守的行为有庄严感人的作用，全体如一地举办真挚肃重的礼，足使没有关系的人大受感动，更不用说当事人在里面参加的了。”〔7〕 “传染作用”和“感动机制”说明了这种说教能让周围的听众感受到一种心灵的沐浴和洗礼。同时，《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斗争会也是颇具观赏性的戏剧场面，是全民集体的节日，“人们像潮水一样涌进了许有武院子，先进去的便拣了一个好地方蹲着，后来的人又把他推开了。”对地主的斗争和地主公开认罪的仪式成为热闹的“公共景观”和公开表演的“戏剧”〔8〕。这种郁积在内心几十年的不平终于有了可疏导的渠道，在这种仪式的表演中，唤起了农民的阶级意识，从而获得历史主体意识。
　　文本的结尾这样写道：“暖水屯已经不是昨天的暖水屯了，他们在闭会的时候欢呼。雷一样的声音充满了空间。这是一个结束，但也是开始。”我们欣喜地看到，这里的农民已不同于鲁迅所描写的那种活在“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9〕的轮回循环中的奴性农民；也不同于沈从文笔下的那种只能“感到四时交替的严肃”而“历史对于他们俨然毫无意义”〔10〕的依顺天命的蒙昧农民，他们已经成为一股推动历史前行、创造历史的重要力量。
　　
　　三、“历史革命化”的合法性确证
　　
　　海登•怀特将历史写作诠释为：“一种以叙事散文形式呈现的文字话语结构，意图为过去的种种事件及过程提供一个模式或意象，经由这些结构我们得以重现过往事物，以达成解释它们的意义之目的。”〔11〕他的意思是历史写作必须书写过去的事件和过程，同时通过历史模式和意象结构我们能正视和解释历史意义，这是用一种严肃的历史眼光和观念也透露了自觉的历史意识。从土改的时间谱系来看，《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记载是解放战争时间的“土改斗争”，具体来说，则是从1946年中共中央发表“五四指示”，到1947年9月全国土地会议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以前一个时期华北地区的土改斗争。这部长篇小说涵盖了丁玲的历史意识和观念，也展现了作为土改主体的农民的思想观念和精神风貌的转变。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土改叙事”相对过去的历史革命叙事有新的特点，有意识地对完整土改的历史过程进行讲述，小说以顾涌的胶皮大车带来外界土改的消息开始，以章品的出现作为转折，以分田地、庆翻身作为结束，以参军、出民夫作为延伸。最终呈示出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的某种同一性。正如孟悦所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为我们提供的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历史形象，或曰，一种社会革命的历史—叙事模式”，“在新文学呈现的数种历史图景中，唯有这一种提供了能够从过去现在走向未来的途径。”〔12〕且这些被讲述的革命历史无论在外在时间推衍和内在逻辑规律都基本一致，这种讲述的结果就意味着“历史革命化”了。“历史革命化”也就是在革命的意识形态的规限下，展现历史、民族和人物“成长”的同构，不等于将革命的历史进程按时间顺序的推衍来安排各个具体的革命历史细节片段，它不是某一场斗争或某一个人的革命行动的背景展示，而是历史直接从后台（背景）走向前台（主体），不是将土改放在历史的坐标系里加以认证和考察，而是历史被纳入“合法性”系统中予以论证和考察。
　　周扬曾经指出：“文艺与当前党的实际政策相结合，是‘文艺座谈会’后解放区文艺的一个显著特点。”〔13〕这个特点，表现在解放区文艺的“生产”(作家创作)和“消费”(读者接受)的全过程，其理论来源便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一话语方式演变为一种知识形态而获得普遍的接受和认可，并在“合法性”的框架中被书写，生产，传播和繁衍，伴随其经典化的过程，在作家的创作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也不例外。在文本的生产过程中，丁玲改变过去创作惯用的“五四”的话语系统，重新确立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指导的新的话语体系。她说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不过是我在毛主席的教导、在党和人民的指引下，在革命根据地生活的熏陶下，个人努力追求实践的一小点成果。”〔3〕1631945年，中共在解放区颁布实行土地改革的“五四指示”，丁玲立刻参加了土改工作队，到了河北怀来、涿鹿一带做了两个多月的工作。回来后，她又反复阅读了有关土改的文件和材料，然后才动笔写出这部长篇小说。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特意设置了“小册子”一节。所谓“小册子”，就是张裕民和程仁从区上拿回的一本石印的小书，县委宣传部印发的《土地改革问答》。她动情地写道：暖水屯的村干部们，“挤在一个麻油灯下逐行逐行的念”，“一道研究这本《土地改革问答》，却各有各的想法。总是容易接受新事物而又缺乏思考的李昌，他越念下去越觉得有兴趣。他常常联系村上的具体人物来说明谁是地主，谁是富农，谁是中农；应该打击谁，应该照顾谁，愉快的笑不离开他的脸。在他的心里不断的涌起对党、对毛主席的赞叹，他忍不住叫了起来：‘这个办法好呀，这样才把有钱的人给治下去了，穷人真真的翻了身嘛！’”……这些生动形象的描写，实在是对“小册子”这个“文件符码”的审美展示和“解密”，这些整体精神观念成了丁玲创作文本的潜在的思想定势。
　　同时，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创作过程中，曾经历两次重要的停顿、不断反复的修改、送交领导审阅把关、党内大知识分子看稿，几经曲折才终得出版。通过这种文本生产，集体的历史记忆在民众中得到合法性的“种植”。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主流话语在作家创作中的制约作用；同时也看到丁玲努力寻求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身份认同。她努力调适自己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通过不断修改消弭这些裂隙，这就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不断修改的目的所在：使文学文本与政治文本之间的关系朝着某种“合法性”话语的方向趋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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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德里达.多义的记忆〔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69.
　　〔3〕袁良骏.丁玲研究资料〔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4〕万直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农村宗法社会〔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3)：17.
　　〔5〕保 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49.
　　〔6〕埃德蒙•利奇.文化与交流〔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80.
　　〔7〕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33.
　　〔8〕福 柯.规训与惩罚〔M〕.北京:三联书店,1999.8-9.
　　〔9〕鲁 迅.灯下漫笔〔M〕//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12.
　　〔10〕 沈从文.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M〕//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9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254.
　　〔11〕 Hayden White.Metahistory〔M〕.Baltimore:The Johns University Press,1973：2.
　　〔12〕 孟 悦.历史与叙述〔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23.
　　〔13〕 周 扬.关于政策与艺术〔M〕//周扬.周扬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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