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本中十年研究综述

　　〔摘 要〕 吕本中，南北宋之交的著名诗人、诗论家、理学家、词人。十年来，学界对吕本中的研究主要围绕吕氏家族、江西诗派、诗词创作、《官箴》等而展开，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尚存一些问题和可拓展的空间。

　　〔关键词〕 吕本中；研究；综述 
　　
　　吕本中（1084-1145），字居仁，号紫微，“学者称为东莱先生。”〔1〕11637其郡望东莱（今山东掖县），自先祖吕龟祥在北宋初年知寿州（今安徽寿县），“子孙遂为寿州人。”〔1〕10206 作为南北宋之交的著名诗人、诗论家、理学家、词人，《全宋诗》收其诗二十四卷（第二十四卷来历不明，可能非吕氏之作），《全宋词》收其词二十七首。据不完全统计，近十年来有关吕本中的研究文章更是多达103篇，内容涉及其家族和诗词等，而他与江西诗派的渊源一直是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
　　
　　一、 吕氏家族研究
　　
　　吕本中出身于世代显宦之家,自先祖吕蒙正先后在太宗、真宗朝为宰相始，其家族便代有名臣：吕夷简、吕公着父子分别于仁宗、神宗、哲宗三朝相继为相；吕公绰为翰林侍读学士权知开封府，吕公弼在神宗朝为枢密使，吕公孺为哲宗时户部尚书；吕公着子吕希哲为神宗朝崇政殿说书、吕希纯为中书舍人；吕希哲子吕好问为尚书右丞；吕本中即为吕好问子，南渡后在高宗朝累迁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这是一个在宋代历史和文化诸多方面都留下广泛影响的家族。”〔2〕45
　　研究吕本中，绕不开吕氏家族，考其家族的学术主要特点，汪俊在《宋代吕氏家族学术特点述略》一文中认为有四点：
　　1.以儒为本，代有人才。其家族成员的姓名附见于其他学案的共达7世17人之多， “吕氏家族是有宋一代涌现出理学家最多的一个家族，为其他家族所不及。这可视作吕氏家族以儒为本家学传统的一个显著特征。”〔2〕462.不名一师。吕氏一门虽多属理学家流，但其学术风格却达到了惟善是从的境界；“不名一师，亦家风也”（《宋元学案•紫微学案序录》）的评价，相当准确地指出了吕氏家族的学术特点。3.浸染禅学。好佛喜禅是吕氏家学的一个重要特征，自吕夷简起，其家族成员好禅喜佛的记录便见于各种史料；而吕本中“悟入”、“活法”的诗论主张也显然受佛学影响。4.热心文事。吕蒙正、吕夷简、吕公着、吕希纯、吕希哲、吕好问、吕本中、吕祖谦等都颇有文名，受时人推重；而吕本中撰的《江西宗派图》和吕祖谦编的《古文关键》、《宋文鉴》则对宋代文化发展的贡献特大，意义深远。吴莺莺在《吕本中与江西诗派》一文中对其家学渊源亦给予很高评价，“一门之中有这么多人被选登学案，可见其家学渊源之深厚，学术地位之重要。”〔3〕26
　　有的学者从实证、心灵对话的角度考其家族的佛学渊源，如蒋义斌在《吕本中与佛教》一文中通过考察吕本中和真歇清了、大慧宗杲的交往情况，认为“吕本中和大慧的相契合，不止是感情的交融，亦说明儒、佛的确有可以互相借鉴之处，”〔4〕144甚至认为吕本中家学主张“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和大慧禅法颇有可以相沟通之处。此外，他还认为吕本中和伊洛学者关系密切，而伊洛之学原本就是和佛教对话的学术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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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吕本中与江西诗派研究
　　
　　吕本中作为南北宋之交的著名诗人，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由其所作的《江西宗派图》和所提出的“活法”、“悟入”的诗歌理论所奠定的。江西诗派其名最早出现在《江西宗派图》中。“吕本中对宋代诗坛贡献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是他的《江西宗派图》。”〔3〕27 《江西宗派图》，又有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姚大勇在《〈江西宗派图〉本名考》一文中根据其对南宋初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吕本中弟子曾季狸《艇斋诗话》等文献资料的考证认为，既然图中所列之人并未在一起共结诗社，“此图之名，实应以《江西宗派图》为是。”〔5〕关于此图的作年，今人多有争议，有人认为是其少时所作，有人认为是其南渡后所作，姚大勇在《〈江西宗派图〉作年考》一文中根据曾季狸《艇斋诗话》“予尝见东莱自言少时率意而作”、范季随（吕本中挚友韩驹的弟子）《陵阳先生室中语》“吕云：‘安得此书，切勿示人，乃少时戏作耳。’”以及张元干《苏养直诗帖跋尾六篇》等三篇资料认为，“《江西宗派图》似应作于此时。”〔6〕71“此时”即“大观庚寅辛卯岁”，也就是徽宗大观四年（1110）、政和元年（1111），吕本中“此时年未满三十，故仍可称少年。” 〔6〕71他认为，只是可能由于当时激烈的党派争斗，才使得北宋末作成后秘而不宣，至南渡后才流传于世。伍晓蔓的观点与之相同，“《江西诗社宗派图》的写作年代，应该是大观末、政和初的作品，是吕本中对当时一个有着文学流派性质（诗宗黄庭坚）的诗人群体的图录。”〔7〕135并认为“大观、政和年间说有助于解释对《宗派图》诗人著录情况的疑问。” 〔7〕135韦海英在《江西诗派诸家考论》附录一《关于〈江西诗社宗派图〉的写成时间及次第问题》中依据孙觌的两篇文章，即《鸿庆居士集》卷十二《与曾端伯书》和卷三十《西山老文集序绍兴戊申八月》，推理认为“《宗派图》当作于建炎元年至二年（夏倪卒前），《宗派图》流传出去，夏倪对其名次在后不满，韩驹也对自己入《宗派图》有所不满，绍兴三年吕本中与韩驹在临川见面时，谈及此事，吕本中自称是少时戏作。”〔8〕263关于《宗派图》所列诸家的排名有无高下之分，从它面世起就争论不断，韦海英结合曾慥在《百家诗选》之夏倪诗选的小序中“夏均父（即夏倪）自言，以在下列为耻。”和孙觌“既云‘宗派’，固有次第”（《与曾端伯书》）的观点，认为“《宗派图》的排列顺序是含有高下的区分的。” 〔8〕267关于作此图的原由，吴莺莺认为，一方面是“吕氏家族与江西士人关系密切”，但更重要的是“北宋后期的政坛、文坛形势与吕氏家族在党争中的遭遇，才是促使吕本中作宗派图的契机。” 〔3〕27韦海英引用日本学者合山究先生的观点亦认为，“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并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在他心目中很早就隐然有一个江西诗派的观念了”。〔8〕256伍晓蔓在《北宋末山谷后学的双重整合与〈江西宗派图〉》一文中，从历时的角度，纵向考察了《江西宗派图》的绘制过程：首先，出现了以徐俯、吕本中为首的两个山谷后学群体，即以地缘为基础的南昌—临川—建昌诗人群体，以徐俯为首,成员有洪朋、洪刍、洪炎、洪羽、潘淳、谢逸、谢薖、饶节、汪革、汪莘、吴贺、李彭、李彤等；和以诗学思想为基础的符离—临川诗人群体，以吕本中为首，成员有谢逸、谢薖 、饶节、汪革，此四人与南昌—临川—建昌诗人重合。其次，这些年青诗人通过“豫章诗社”和“东”字韵唱和诗的“同作并和”实现了诗人群体的初次整合。最后，吕本中根据“同作并和”的情况，将山谷后学进行再整合与扩充，绘制了《江西宗派图》〔9〕73-78。所以，伍晓蔓认为，“同气相求是其整合的动力，故江西宗派诗歌呈现出‘诗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系之者何？以味不以形也’（杨万里《江西宗派诗序》，《诚斋集》卷七十九，《四部丛刊初编》本）的整体特征，体现出从思想内蕴到诗学范式上的共同风貌。”〔9〕78
　　江西诗派统治诗坛数十年，在形成宋诗特色的同时，也留下了许多弊端。吕本中认为其弊端可以归结到对“规矩”的认识局限上，即对前人做寸步不失的模仿，因而难以形成自己的风格。为此，他提出“活法”、“悟入”欲救其弊。“活法”，是由佛教禅宗所谓的参“死句”、参“活句”的说法演化而来的，吕本中将其视为诗人创作是否成熟的标志。韩酉山在《谈吕本中的“活法”》一文中结合诗歌创作过程，阐释了吕本中“活法”所包含的基本内容：1.诗须有为而作，不能背弃兴、观、群、怨的基本要求。2.诗须“待境而生”，不能“凿空强作”。3.诗须“自立新意”，不能“只规模古人”。4.诗须就篇论句、论字，不能孤立地讨论“句法”。5.追求“流转圆美”的艺术效果，摆脱生硬枯涩的诗风〔10〕97-98。他还认为，吕本中所倡导的“悟入”接近于“渐悟”，是一个积累的过程、渐进的过程，是一个由量变上升到质变的过程，要实现之，须从三方面入手：1.悟入必自工夫中来。2.强调继承古代诗歌的优良传统，广泛吸取各个流派的创作经验。3.强调在长期、艰苦的创作实践中体悟〔10〕100-101。吴莺莺则从发展过程入手，描述了“活法说”的孕育及成熟轨迹：写于北宋末年的《紫微诗话》，强调“从山谷学诗，要字字有来处”；写于南宋绍兴初年的《与曾吉甫论诗第二帖》，则指出学黄庭坚要得其精神，不能亦步亦趋；绍兴三年为夏倪诗集所写的《夏均父集序》中，才提出了著名的“活法说”：“学诗当识活法”〔3〕27-28。对“活法”、“悟入”的评价，后世学者众口一词，评价甚高。“江西诗论滥觞于黄庭坚，但使江西诗论有所发展，以臻成熟的是吕本中。”〔3〕28 “总的说来，吕本中的‘活法’理论堪称宋调转型的标志。”〔11〕61 “是针对江西末流的诗弊而发，促进了江西诗派的发展，反映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苏、黄两派诗风融合的趋势。”〔12〕53
　　
　　三、 吕本中诗词创作研究
　　
　　吕本中的诗集现在流传下来的有多种版本，其中最有影响的，一是宋干道二年沈度刊本《东莱先生诗集》二十卷，一是宋庆元五年黄汝嘉刻江西诗派本《东莱先生诗集》，仅存六卷，即正集十八卷至二十卷，外集一卷至三卷。《全宋诗》“吕本中”部分主要以上述二本编就，黄山书社亦以此二本为底本出版了沈晖老师点校的单行本《东莱诗词集》，比较两书（只比较前23卷，沈晖点校本无第24卷）共有27首诗顺序不同，其中还有几首诗题目也不相同，这当中甚至有曾季狸《艇斋诗话》称之为“少年佳句”的《董村归路马上口占》。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吕本中诗初学江西诗派，专以黄庭坚为典范。姚大勇的《世业中微谁料理，却收才具入风骚——论吕本中诗歌创作》认为，吕本中“对江西诗派的流弊，觉察甚早，倡活法、悟入之说，弹丸之喻，有以矫之，力图以圆熟救老硬，以苏济黄……追求诗歌的流畅宛转。” 〔12〕53其存世的一千多首诗中，有学者认为“充分体现了他的诗歌理论主张，”〔3〕26也有学者认为他的“活法”理论并“没有完全贯彻到他的诗歌创作中，”〔11〕61但多数学者还是同意前者。姚大勇按时间发展的线索论述了吕本中诗歌的特色，指出北宋时，吕本中的诗歌主要记述日常生活感受和与人的交往，抒发个人的感愤；靖康之难使其诗更多地关注现实，抒发的情感也突破了个人的苑囿，所关注的，不再仅仅是一己之悲欢，而是整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待生活安定后，其次韵酬唱及记述日常生活感受的作品又多了起来，但此时感慨更深沉，由以前个人的悲欢移入家国兴衰的感忿。在此基础上，姚大勇指出，吕本中诗风在北宋末年就已显出“活”的特色，并以徽宗大观二年（1108）所作的《春日即事二首》之二和政和四年（1114）所作的《春晚郊居》为例说明，“吕本中作诗在北宋时就已摆脱江西诗派的生硬之病，南渡后诗是他前期诗风的自然延续，只是增加了悲慨苍凉之气”〔12〕54。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则持一种渐进的观点，认为“进入南宋以后，黄庭坚诗风的影响在吕诗中逐渐减弱，代之而成的是一种轻快圆美的新风格。”〔13〕关于吕本中诗的这种新风格，叶宽认为“赵齐平先生以‘流丽’二字评吕本中诗，确是独具慧眼……学李商隐得其韵味情调，较之江西诗风，则显得清新流丽。”〔11〕61白晓萍则认为，“吕氏流丽诗风更多体现在小巧明净的五七言短诗中。”〔14〕29关于吕本中诗歌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多数学者认为“是真切反映金人南侵给广大中原地区人民带来的灾难的作品。”〔3〕29白晓萍在《吕本中诗歌初探》一文中，一方面，利用文史结合、文史互证的方法，得出吕本中反映靖康之难的诗歌还具有“诗史”的性质；另一方面，将吕诗与杜甫诗比较，认为杜诗类于报告文学，吕诗则类于简讯〔14〕26。韩国学者朴永焕还认为吕本中的诗歌具有禅理禅趣,他在《黄庭坚及江西诗派之禅诗研究》一文中，认为吕本中的诗“自觉地借鉴禅宗精神的作诗态度，在作品中体现了禅学的影响，尤其是其诗歌中的生动活泼、谐趣横生、富有理趣、饶有趣味的特色，足以代表宋诗的特点。”〔15〕
　　吕本中留存下来的词不多，近人赵万里搜求辑录有《紫微词》一卷，唐圭璋先生在此基础上广采诗话、词话与笔记，共得27首，多为小令，编入《全宋词》，《东莱诗词集》词的部分亦与之相合。吕本中词作虽不够多，但题材多样，有闺怨词、咏物词、闲适词和羁旅词等，整体风格“清雅明丽，流动自然”〔3〕30，显示了与其诗相一致的风格，且有的词还表现了“中原归思”的爱国主义情愫，这与他诗的“爱国精神是一脉相承的，都渲染了时代氛围。”〔3〕30程磊在《清新婉丽中的缱绻情致——浅论吕本中词的特点》一文中以《采桑子》、《南歌子》、《减字木兰花》、《朝中措》、《蝶恋花•春词》和《长相思》为例专论吕本中词的基本特色和美学意义：1.善用方位词；2.词与诗意的重复；3.以诗为词；4.鲜明的民歌风味〔16〕54-55。许总的《论宋代理学家词学观及其创作特点》认为，吕本中词深受婉约词风的影响，但他毕竟又是理学家，故即使“抒写男女之情，也极力显得含蓄庄重，” 〔17〕显示了自身的独具特点和风貌。对于吕本中在词坛的地位，程磊认为“在两宋交际词坛兴盛的大环境下，吕作为词人确实算不上大家，而且光芒往往被其诗学成就所掩盖，但我们却不可否认其词的价值所在，并为宋词完成‘以诗为词’的转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6〕55
　　
　　四、《官箴》及佚文研究
　　
　　官箴，做官的箴言录，或者说怎样当官的道理。最早的箴文当是《左传•襄公四年》记载的《虞人之箴》，而西汉文学家扬雄的《十二箴》是现存最早的以各级官员为规诫对象的官箴。官箴，虽非经书，但在仕宦阶层中间一直颇受重视，甚至被有的官员奉为金科玉律，只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它被当作封建糟粕而予以封杀。进入新时期以来，它成了有关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而其中吕本中的《官箴》则是当中的焦点。《官箴》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则云：“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18〕。吕本中所强调的“清、慎、勤”三字，崔宪涛在《关于中国古代官箴书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认为这“实际上代表着三个方面的意思，是官箴的核心内容……梁启超《新民说•论公德》也说：‘近世《官箴》，最脍炙人口者三字，曰清、慎、勤’。清正、谨慎、勤勉，应当是中国古代官箴的主题。”〔19〕蒋义斌结合吕氏家族传统，探讨它的源流，“吕本中《官箴》中所说的‘清、慎、勤’，是他总结‘前言往行’的结论。”〔4〕134有的学者从理学思想入手，深入理学家内心，分析它的实践可能性，认为吕本中的《官箴》强调尽心职事，自保远祸，“深受理学思想影响，强调‘心’的作用”〔20〕，“与老子的避祸全生的态度有关，又显示理学家的一种态度，以‘理’来指导实际的行为，而这个‘理’能被实践，又要靠平日‘养’志的功夫。”〔21〕
　　吕本中的诗词文赋现散见于各种总集和他的别集中，白晓萍在《吕本中佚文小考》一文中，以傅璇琮先生所编《黄庭坚与江西诗派》“吕本中”卷和王兆鹏先生所著《吕本中年谱》二书为依据，参照地方志和宋代文集发现了上述二书未收的五篇吕本中作品。其中，《蜜蜂赋》、《六子哀词》是吕本中仅存的两篇赋作，从而使吕作达到众文体兼备的高度，有助于在诗词文之外去认识吕本中，也有助于考证吕本中与六子（汪革、谢逸、王直方、张绎、关沼、夏侯旌）的交往情况；而《宣州新学序》既可考证吕本中之行踪，又可了解当时宣州的人文情况；《杨文靖公行状》撰杨时的行状，《净梵院记》则是“居仁嗜佛的一个佐证”〔22〕。
　　综合以上四个方面的概述，近十年来吕本中的研究论文多，涉及面广，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在繁荣的背后亦有明显的不足：其一，选题过于集中，大多数论文围绕江西诗派，有冷饭热炒的迹象；其二，关注面窄，在吕本中存世的一千多首诗中，学者关注的不到百首；其三，研究视野较为封闭，大部分学者不去留心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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