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农村小说中的“情感”问题研究

　　〔摘 要〕 从“十七年”农村小说中亲情、友情、爱情等人与人之间情感关系的描写来透析人们之间关系的亲疏变化。一方面，情感的侧重点集中在了“同志”式的友情上，在公共事业中萌发的友情成为超越亲情和爱情之上唯一可以信赖的情感关系；另一方面，由于公私斗争的严峻现实，这一切情感关系都开始以“阶级”为建立基础。

　　〔关键词〕 十七年；农村小说；情感

　　Abstract: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emotion connections among countrymen in the novels about Chinese country world from 1949 to 1966. On one hand, the countrymen began to express their feelings in the process of working and treated it as a kind of comrade-oriented friendship; on the other hand, their emotion is based on a fixed mode given by the government because of the flinty duel between different social classes.

　　Key words: the years from 1949 to 1966; novels about Chinese country world; emotion of the countrymen 
　　
　　引言
　　
　　农业合作化运动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有着一定程度上的意义指向。内部的集体是为了更好地生存，尤其是在面对集体之外的威胁或孤立情况下。相较于自由主义和极端的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拥有着相对的单纯性：个体身处其中只需要以相似性质的行动来促进同一目标的达成。这通常会以生产活动为开端，继而扩大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当我们把论述的切入点放在“人类情感表现形态”这一维度上，便会发现：传统农村以家庭为单位的点状结构在农业集体化时代的来临面前被整合入了社员/公社这一大的框架之内，于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简单起来——在以阶级为判断标准的基础上，他们之间那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亲情、友情、爱情等情感连接关系被“公社”这一总的包裹物所笼罩，变得模糊不清了。
　　
　　一、 公共事业中爱情、亲情、友情之间界线的消失
　　
　　传统乡村有着自己独立的社会体系。尽管农民的个体经营构成了乡村内部主要的经济模式，但由于空间地域的天然联系和生存方式的相似性，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建构方式却在一种“近邻”式的关系中显得极为紧密，正如马克•布洛赫在《法国农村史》中所说：“许多个人，或者许多在同一块土地上耕作、在同一个村庄里建造房屋的家庭，在一起生活。通过[ZZ（]经济的、感情[ZZ）]的联系而形成的这些‘邻居’，组成了一个小社会：‘乡村共同体’。”〔1〕189-190然而，农业合作化运动所意图建立的“公社”却志在打破这一传统社会体系，以一种新型的“友谊”来作为人与人之间建立情感联系的基础。同时，由于“公社”建构过程中所蕴涵的理想主义特征——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这种情感关系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就不能不脱离现实层面的物质、血缘等因素，并转而去依靠一种较虚幻的话语条件——同志式的诺言。“因为，这种新的诺言并未模仿古代忠诚和尊敬的誓言。所以，他们之间不是依附的关系，而仅仅是[ZZ（]平等[ZZ）]的联系。宣誓组成的协会，以及由此结成[ZZ（]‘友谊’，[ZZ）]成为[ZZ（]‘公社’[ZZ）]。”〔1〕194我们可以发现，传统的乡村共同体与后来的公社之间存在的主要差别在于以人伦纽带为本，以乡村邻里的信任为精神内核的自觉联合体转向一种平等关系的确立。而支撑这一平等关系的恰恰是一种有别于血缘联盟的新型友谊。它在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主要表现为阶级感情所代表的同志情谊。尽管仍旧以夫妻、兄弟、姐妹、母子等面目出现，但由于拥有了一致的生活目标，同志之间的友谊反而显得更加真诚和纯粹。
　　人类的情感世界一向是文学作品所不遗余力表现的对象之一，这既可以作为普遍人性的折射来构成文学的超时空性，也可以作为对时代和创作个体的间接反映而形成一种独特性。在“十七年”农村小说作家的笔下，爱情、亲情的独有呈现方式开始逐步向友情靠拢：一方面，爱情中所包含的两性因素被遮蔽，并被一种事业上或劳动中的伙伴关系所取代；另一方面，亲情成为了被改造的对象，它的私人化表现方式在公共的社会主义事业中显得越来越不合理，而当它趋向于一种生产中的合作关系时，反倒会被首肯。
　　首先从爱情的角度来看。在“十七年”农村小说中，没有事业基础的恋爱关系往往是不能持久的。刘绍棠的《村歌》中高谷地与严凤子的爱情诞生在劳动过程中。马烽的《结婚》中田春生和杨小青的恋爱经过反映了乡村社会中新型的不重感情的男女关系发展脉络——“春生和小青以往谁也没见过谁，去年春节，全区村剧团在一起会演的时候才认识，一认识就恋爱上了，两个人经常书来信往，很快就成功了。”〔2〕在这里，“速度”依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指标，因为结果的意义远远大于过程——恋爱的主要目的在于结婚，结婚是为了更好地进行生产。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集体组织生产的条件下，结婚的需要变得不再迫切了。另一方面，先公后私的精神成为了褒奖的对象，它既是结婚的阻碍物，又成了婚姻的催化剂。在康濯的《春种秋收》中，周昌林和刘玉翠的恋爱过程与农作物的种植和收割过程恰好一致，后者不仅是对前者的比喻，更是前者酝酿的契机。爱情的真谛缘于一种共同劳动经历中的惺惺相惜——这正是作者所要揭示的。只有如此，婚姻才能成为生产单位的生力军。通过劳动观念的贯穿，爱情、婚姻这两种私人生活的代表事件逐渐被纳入到了集体生存层面当中，并被罩上了一层神圣的光亮——这既便于家庭对于集体的敞开，也便于集体通过生产安排的方式对家庭进行管理。
　　浩然《花朵集》中的短篇小说既是农民爱情生活的写照，也是他们劳动生活的写照。确切地说，二者是合而为一的。《傍晚》中陈玉琴之所以会爱上高秀山原因有二：一是他的集体主义精神；二是他的劳动能力。《蜜月》则向读者透露，在幼松对于自己恋爱过程的口述中，“我”作为听众发现：“让他单独地说一套恋爱史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的爱情和他们的共同事业融化为一体了。”〔3〕45《金海接媳妇》中金海和桂芝尽管最终选择了城市与农村两地的分居生活，但“他们的爱情，又升上了一层，更高了一层”。〔3〕226因为他们都明白，自己不仅仅只属于对方，更属于自己事业所服务的集体。他在“十七年”时期的唯一一部长篇《艳阳天》中所设计的萧长春和焦淑红之间的爱情故事无疑是上述这些爱情范式的翻版和提升。在小说中，萧、焦二人的爱情关系一直处于引而不发、若隐若现的状态中，精神上的沟通代替了肉体的接触。由于作者始终无法从人物自身的角度明确爱情的产生，所以他只能借用第三人称叙述的口吻来向读者透露这一点：“他们开始恋爱了，他们的恋爱是不谈恋爱的恋爱，是最崇高的恋爱。她不是以一个美貌的姑娘身份跟萧长春谈恋爱，也不是用自己的娇柔微笑来得到萧长春的爱情；而是以一个同志，一个革命事业的助手，在跟萧长春共同为东山坞的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同时，让爱情的果实自然而然地生长和成熟……”〔4〕471在这里，女性用以获得男性爱慕的“美貌”、“娇柔”等极具性别美的特征因素被“同志”、“革命事业助手”等无性别差距的公共关系身份替换了。同时，由于爱情的结果与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结果是一致的，于是在后者尚未成功之前，前者的发展不能显得操之过急，而是要以一种长远的眼光去看待，正如焦淑红在思考她与萧长春的关系时所想的：“……一个搞革命的人，不论遇到大事儿、小事儿，都得先想到集体，都得用阶级斗争的眼光来看……以后，两个人也许能成为夫妻，也许不能成为夫妻；成了，是革命同志，成不了，也是革命同志，只有革命同志才是最宝贵的关系……”〔4〕865
　　在刘澍德的《归家》中，朱彦与菊英之间若隐若现的爱情关系构成了故事发展的一条线索。在朱彦对这一私人情感思考的过程中，他意识到：“天地间很少赤裸裸的不和集体发生关系的事。就是私人情感和关系，都跟社会生活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5〕从集体的角度去看待个人的问题，一切似乎都变得清晰可辨了。个人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的，它既受集体的影响，又影响着个人对集体的态度。但归根结底，它并不具备独立的意义和价值。菊英返乡既有着解决个人恩怨的目的，又不仅仅停留于此，因为个人之间的任何交往都被纳入了集体的范畴之内，在一种阶级之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当中，个人之间的矛盾是微不足道的。同志间的关系是一切关系的根本，也是一种和谐状态的保证。但这种和谐有着彼此无秘密的相互许诺，所以仍是自上而下的。
　　谢璞在他的《织蓑女》中也阐释了同样的爱情观。赛妹和苦生爱情的基础在于“他俩有了一样的生活目的，有了共同的爱好”〔6〕——社会主义。爱情的私人性经过转化与集体主义有了某种联系，一方面，双方是共赢的，如果爱情的性质是集体主义范畴内的，那么它既能够赢得一种广泛的见证也能够接受集体目光的监督。另一方面，劳动与爱情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前者几乎成为了后者存在的基础。因为劳动所具有的集体主义空间特征和交流特征（评工记分几乎就是一种形式的群众集会），在劳动中孕育的爱情也就拥有了本源意义上的集体主义性质。在男、女双方生活目标同一化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发现，由于爱情→婚姻→家庭的过程被纳入到了集体化的事业中去，而家庭又以一种生产单位的形象出现，所以婚姻组成人员劳动者身份的凸显必然会导致爱情中无性别景观的出现。
　　陈残云的《假日》中莫荣仔与有蝉的分合状态完全是基于生产层面的考虑，而非私人情感方面的要求：“……荣仔恳切地说：‘把她调动一下，让她的户口迁到我家来。……这不是闹个人主义，而是……我们大队需要她……’”〔7〕有蝉也是因为充分考虑了南平大队的实际困难，才愿意去提供帮助的。私人情感让位于生产和工作需要的主题被作者套以了家庭的框架，在这里，它们恰好是契合的。其中隐含的矛盾被夫妻团聚的表象掩盖起来了。
　　《山乡巨变》中的邓秀梅对爱情有过这样的描述：“这是一种特别厉害的感情，你要不控制，它会淹没你，跟你的一切，你的志向，事业，精力，甚至于生命。不过，要是你控制得宜，把它放在一定的恰当的地方……就会从它的身上，得到灌溉的好处，得到天长地远的，年年岁岁的丰收。”〔8〕44这实际上可以被我们看成是“十七年”农村小说中爱情呈现方式的一套总结性话语。在这里，作者将爱情放置在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范畴之内，这实际上否定了爱情的私人性。它的精神性被集体以“劳动”的名义偷换，后者更进一步成为了医治前者危险因素的良方，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被一种光明正大的、健康的集体主义思想检验过，爱情的合法性就颇值得怀疑了。它是狂暴的、无方向感的、不易把捉的，它对于集体的危险性恰恰在于它无法遵照一种纪律的、样板式的规则来进行。实际上，“十七年”农村小说中基本上不存在真正的爱情描写，至多只能说是一种“前婚姻”的相处状态，它有着自己必然的前进方式和方向。
　　其次从亲情方面来说。由于亲属之间的关系被阶级话语重组从而置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之中，所以亲情显得并不可靠。刘绍棠的《山楂村的歌声》中富贵一家的亲情在农业合作化面前显得四分五裂，与之相对的却是合作社社员之间感情的融洽。《不疲倦的斗争》中虎山的家庭是压迫他的对象，父亲、哥哥与他只存在纯粹的金钱关系，没有半点亲情。只有在分家之后，他才开始了新的生活，作者隐约向我们展示了亲情阴暗的一面。吉学沛在《这事发生在陈家庄》中以阶级身份来建构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家”与“地主”的结合只不过使前者更加屈从于后者，曾金良的阶级属性使他与曾广山之间的亲属关系显得残忍而又虚假，而陈春林最终却获得了曾广山的一声“兄弟”呼唤。“陈家庄”之“陈”的含义在这里也发生了转换：它现在代表的是一种政治力量，而非家族力量。《孤儿》中的云儿无父无母，李中柱、菱花和李麦贵、罗腊女对他的争夺实际上就是集体和家族对他的争夺。亲情成为了不可信赖和伪善的代名词，它充满了不可告人的秘密，因为它是家庭内部的，无法被集体之目光穿透：“李麦贵凶狠地盯着老婆。他那双已经打皱了的单眼皮里面，包藏着多少不满、愤怒和不可告人的秘密呵！”〔9〕相比之下，集体就显得高尚和透明多了，这预示着毫无血缘关系的组合式家庭反而会更和睦。《母与子》中母、子之间的亲情被一种冷酷的利益心态所取代，集体成为了伸张正义的力量——当众多目光越过肖成贵和吴玉的家门，窥破家庭之内秘密的时候，这种力量是无比强大的。破坏个体隐秘之上的遮掩物，集体才能确立自己的存在，由此看来肖大娘的失明与集体的炯炯目光有着更深的寓意。《寻牛记》中邹老道为了扩大自留地而对儿子的病情漠不关心，他的自私心理导致了他亲情的丧失。在《绿竹村风云》中，王杏元借人物之口明确地将亲情纳入到了阶级的范畴之内，由于阶级地位的不同，亲属之间的关系显得不再平等，而是充满了压榨和剥削的意味：“（天来说）：‘他是叔，我是侄，照他说，是同个龛门的，亲吗？……我办互助组，他没给我打气，反而来挖苦我，反对我……是什么人才算亲呢？离开阶级路线说话，那就是糊涂虫。’”〔10〕
　　柳青的《创业史》（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部）中贯穿着一种对于传统家庭亲情的否定口吻。高增荣与高增福的兄弟情分并不可靠。在这里，没有妻子、家庭不完整的弟弟与结发妻子死后续娶的哥哥之间的对比是非常明显的——家庭成为了一种危险的符号。郭振山也这样评估了他与梁生宝之间的距离：“我郭某人要是和你一样，婆娘没婆娘，娃子没娃子，我的互助组，比你生宝同志的能强十倍……”〔11〕205但这显然是身处优越家庭条件中的他所无法克服的痼疾——家庭与个体自身的发展开始在作者笔下产生了龃龉。另外，家庭中弥漫着的温情因素更是他头脑中社会主义理想的现实障碍：“他和下堡乡的其他共产党员，一块走出下堡村乡政府的大门洞，脑子里充满了崇高的社会主义理想。……但是当他睡在炕上婆娘娃子们中间的时候，西厢屋郭振海强壮的鼾声，东厢屋牛棚里牛啃铡碎的玉米秆的声音，棚上头保卫粮食的猫咬住老鼠的声音，一下子就把他拉回现实世界了。”〔11〕207在这里，现实与理想表现得格格不入并无法统一，革命先前所允诺过的稳定变成了一种个体当下精神状态的退步。事实上，执着于家庭的建设意味着革命的停滞，当个体与现实妥协时，就很容易投入到家庭所代表的私人生活中去。家庭成为了埋没个体才能的封闭物，并作为旧时代的象征而出现，而与之相对的正面人物梁生宝，对待家庭中其他成员的态度就显得冷漠多了。当一群贫农要求加入梁生宝领导的互助组时，作者这样描写了梁生宝的情感动态：“生宝心里多么难受啊。他看见这伙人，比看见他家里的人亲！”〔11〕168
　　西戎的《女婿》将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当作了集体主义精神的对立物。锁柱忧虑的是：“团里号召要打破常规大跃进，难道自己连个家庭的圈子都跳不出来，这还能够跃进吗？”〔12〕故事的发展进程也就是家庭解体的过程，最终在一个预示着阖家团圆的日子——春节里，人们抛弃了自己的家庭身份，选择了社员这一集体主义身份。青枝妈被无情地孤立了。《麦收》中孙老汉自留地里的麦子最终还是没有割成。父亲在集体的面前完全丧失了话语权。孙谦的《拾谷穗的女人》表面上赞美了王三女爱护集体财产的集体主义思想，实质上“勤”和“俭”仍属于传统农民的发家致富手段。但马二娃与王三女之间的夫妻关系已经逐渐被一种公社体制内的等级关系所取代，在这里，家庭内部的瓦解从最基础的夫妻关系开始了。
　　在亲情遭到全面解构的态势下，新的人际关系在特殊的时代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组成——“住在素不相识的人的家里，大家却像老邻居老朋友似的亲热。”〔13〕大多数的“十七年”农村小说作家都开始不遗余力地塑造另一种形态的“亲情”。这种新式的“亲情”尽管也拥有着一定程度上的血缘连接，但却只是把它作为一种背景出现，更重要的是其中所蕴涵的集体主义理想和精神。李准的《信》中，故事的叙述发生了断裂：残缺的家庭中显现出来的人伦情感被作者生硬地提升到“最坚强的意志和最高尚的勇敢和爱国主义精神的结晶”
　　〔14〕，志兰为婆婆编写的信件也发生了转义——由情感的传达物到一种集体主义精神的象征物。在陈残云的《异地同心》中，旺娣与群娣之间的姐妹情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发生了变异。集体严格的经济界线标准使群娣无法原谅姐姐的由穷地逃往富地的行为（出嫁），“她直觉到有这样的姐姐是自己的羞耻，她把她看成‘逃亡’”〔15〕364。在这里，她的爱人亚深劝服了她，但群娣对亚深的信服，“不仅由于他的语重心长的道理，不仅他是社的领导者，不仅他是她所爱慕的未来的丈夫，而特别重要的是，他是政治身份还没有公开的党员……”〔15〕365但事实证明，亚深只是把旺娣作为了一种传递集体思想的工具，这也解释了集体貌似矛盾、实则相通的行为——他对群娣的劝服是因为后者的片面和保守。严格规定集体的界线是为了更好地进攻，而非防御和固步不前。王汶石的《大木匠》中大木匠的身份发生了分裂，丈夫、父亲的身份与社员、职业身份之间存在着一种矛盾，而且这种矛盾几乎是必然的，不可能被消除。解决它的办法只能是前者主动让位于后者——这是一种皆大欢喜的调和方式，有着理想主义的一面。
　　在吉学沛的《高秀山回家》中，久别重逢的夫妻对话却被完全抽离了私人情感：“夜里，小林他妈一进屋门头一句就问我：‘同志，你入党啦没？’我故意逗她：‘还没哩。’……她不高兴啦，眼看着地下，……看样子怪难受的。……我掏出了党费证，一晃：‘喂，看这！’她把我的党费证拿了过去，端详了一会，然后笑开了。”〔16〕在这里，黑夜、卧室所蕴涵的夫妻交流的私密时空特征被公开化的同志式话语和相处方式所瓦解，夫妻关系与同志关系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不清。妻子对丈夫的爱不再以个体之于个体的方式呈现，而是以个体之于对方政治身份所代表的更大集体的方式呈现。另外，陈登科在他的《风雷》中也向我们展示了这种奇异的夫妻情感。任为群评价妻子的标准开始偏离传统，向集体主义时代所要求的层面转化。妻子的好处不再建立于她坚贞、温顺、顾家的特征之上，而是在于她是否要“革命”。尽管作者指出了任为群思想的片面性，但仍是持一种褒扬口吻的，简而言之，这只是程度的问题，而不是方向的问题。他的错误是在于没有耐心地教育妻子，积极地改造自己的家庭，而不是其他。
　　在王汶石的《黑凤》中，一方面，亲情成为了黑凤急欲摆脱的对象，她的这种态度在作者所赋予的“娇惯”名义下得到了支持：“近来，黑凤最讨厌人们对她说什么娇惯。虽然，父亲仍在想方设法地娇惯她，她仍生活在娇惯之中，可是她对这一点是多么反感，多么憎恨啊！她觉得，对她这样一个有志革命的女青年，这是一种沉重不堪的负担，无形的枷锁。”〔17〕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上，黑凤父、母的地位无形中被她的二舅和一名不知名的革命女战士偷换了，妈妈反而成为了她用大字报批评的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人。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本来意指血缘联系的“父母”称谓开始变为一种精神导师的代名词，于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就不再是一一对应的了，前者作为后者汲取精神力量的唯一来源是模式化的，而后者尽管代表着众多的个体，但由于来自同一的本源，所以在精神气质上仍是相同的。在段荃法的《后代》中，小童不仅是寡妇顺嫂子的孩子，他属于一个更大的家庭。父亲的位置被子茂老头代替，使“父亲”这一私人的身份拥有了集体的意义。在骆宾基的《王妈妈》中，女儿桂姐儿在母亲集体主义精神的感召下，开始将后者置于一种非私人的情感氛围中去看待。她感到：“……在这世界上有这样一个母亲，是很可自豪的！另外又觉得：仿佛在大石湾，她的母亲还有一个子孙满堂的大家庭，她的母亲是许多人的母亲，许多孩子的姥娘……”〔18〕一方面，王妈妈不仅仅是桂姐儿的母亲，而是成为了“许多人的母亲”；另一方面，作者暗指，桂姐儿也不仅仅是王妈妈一个人的女儿，而是后者所代表的集体主义精神的女儿。
　　值得注意的是，在亲情被普遍转义的情形下，谢璞成为了此时一个独特的“反面”例子。他很注重对于亲情的书写，他大多数的作品在表现家庭内部成员的关系方面，强调了一种自然的、原始的和谐状态。人性“善”的设定使斗争成为了可有可无的东西。家庭在这里还原了它温情的一面，使一种对于人的理性认识被感性化的氛围所取代。如《老同志》中的父女情，《姊妹情》中的手足关爱，《喜乐的山窝》中长辈对后辈的关怀，《葵帐》中的夫妻情深，虽然基调仍是集体主义范畴内的，但因为将表现的重点放在新人物的身上，所以其中并不存在一种由分裂而引发的紧张局面。即使是中间人物的刻画，如《野外鹊声》中的“马天师”马天时，他的吹牛只作为性格上的缺陷而存在，作者并没有在一种改造的预设目的中描写人物。这是很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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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阶级”概念内包裹的爱与恨
　　
　　“十七年”文学作品将人物的爱、恨情感置于阶级范畴内来加以表现是一个较普遍的现象，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实际上是革命历史小说。革命历史小说的发展轨迹不可避免地与政治挂钩，这是它的窠臼与宿命。人物的阶级属性决定了他的立场和命运，这是一个时代的写作习惯，成为了一种历史现象。从这个角度来看，它们的意义不容抹杀。在促进个体力量的发展中，仇恨的意义无疑大于爱。以欧阳山的《三家巷》、《苦斗》等作品为例，周炳是作品中的主人公，与坚定的仇恨心态相比，对于他“爱”的情感表现我们始终感到暧昧不清。事实上，后者只是一种背景，前者才决定着个体发展的最终走向。作者为他设置的几次爱情只是为了让他能够借此成长：区桃的死使他明白帝国主义的凶残并坚定他斗争的决心；陈文婷的背叛使他懂得不同阶级之间结合的不可能；胡柳的死使他知晓阶级敌人的无比凶恶和阶级之间斗争的你死我活。然而遗憾的是，周炳并不懂爱。爱人的消逝并不能令他痛苦，他沉溺于个人的情绪世界中无法自拔，因此才格外需要仇恨的支撑——他将得到治疗。治疗的结果可以预知，但他会从“恨”的角度来审视之前的爱人——她们的死是光荣的，不仅不需要为之悲伤，反而应为之欣喜。
　　从人物情感的表现方式和手段来看，农村小说并不似革命历史小说那般极端，但其中的内核是一致的，那就是以阶级爱、恨来规划个体的私人性情感体验，把个体放置到集体中去看待。这同时也是集体构成的一种方法：“‘阶级’其实是一种特殊的集体身份。这种集体身份正如‘族群’、‘种族’、‘社会集团’一样，要有集合性的符号和合法性来源，即什么因素可以有效地代表这种集体身份，什么因素可以使一定社会范围的社会成员认同这种集体身份。也就是说，‘阶级’的存在是由于阶级成员的认同和某种共同的感情，无论这种认同是如何产生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对‘阶级’的认同同样需要想象甚至幻象，需要寻找和‘创造’共同的历史。”〔19〕于是，在“十七年”农村小说中我们可以发现，人物的阶级和集体情感有着两个层面的表现方法。首先是概念化的表达方式，即阶级情感与个体基于生活经验所产生的情感完全脱节。其次是一种私人化的表现方式：一方面，他们对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热情被解释为一种农民的天性，这与他们渴望美好生活的心情是一致的；另一方面，他们对剥削阶层的仇恨与自身生存的被破坏状态挂钩，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只不过是前者一定程度的延伸。
　　在李满天的《水向东流》中，宋连山对土地的感情和对农业合作社的感情是一致的：“他……熟悉土性，像熟悉老婆的脾性；爱土地，像爱自己的儿女。……如今这一展无边的平原，互助合作像美丽的花儿一样，……开放了，……”〔20〕作者赋予了互助合作一种与土地同质的本源意义。这使得互助合作有了与农民情感契合的合理性，从而避免了单调的政治说教。谢璞的《深沉的爱》中老爹爹的集体主义思想与他的封建残余思想并置，但后者并不是遭受批判的对象。在这里，集体主义思想因为拥有了一些封建的形式而获得了一种原生性，它并没有任何外来的突兀感。这反映了作者一种人性乌托邦的观念。另外，书信体的讲述形式也是增加真实感的一种手段。
　　卢晖临在他的《革命前后中国乡村社会分化模式及其变迁：社区研究的发现》一文中指出：“革命前村庄内部的社会分化不是发生在地主和佃农之间，村庄内完全依靠地租生活的出租地主非常少见，这提醒我们，盛行于各种学术分析中的‘地主－农民’之间的对立，至少在村庄内部是一个错觉。”〔21〕既然阶级划分只是建立在一种笼统地忽略差别的基础上，那么以此来作为情感产生的渊源就不能说是合理的。用阶级名称来划分个体归属有利于集体的形成，这也说明了集体仇恨对象的虚幻性——“地主”不是作为一个个个体来被仇恨的，而是作为一个群体的象征来被仇恨的。这进一步表明：仇恨情感态度的出现源自一种集体给予的理念。如果说在针对有着被剥削历史的老一辈农民的描写中，作家容易将这一理念融入到个体的体验中，那么在针对诞生于新社会年龄较小的新农民的描写中，作家就不得不采取一种将阶级情感绝对化、本源化的写作手法了。
　　浩然在《石柱子》中刻画了“石柱子”这一新时代的革命儿童形象。作者为他安排了接受阶级情感熏陶的便利环境条件，并赋予了这一情感传递过程一种不可移易的遗传学意义：“我们的国家是个真正革命的国家，我们的后代都是真正革命的后代；这个贫农儿子的骨肉，是伴随着革命斗争诞生的，是在阶级爱憎的灌溉下成长起来的，他正在继续壮大，永不变色。”〔22〕57他对于石柱子的评价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也可以被延伸至《丁香集》这整部文集对农村青少年所作的基本界定和道德希冀。他们既作为新的一代而承载着新的时代要求，又被赋予了一定的阶级历史性。这也就是说，他们的成长被限定在一个固定的模式中，无法摆脱“根正苗红”的先天优越感。他们的仇恨感几乎是与生俱来的，这反映了一种阶级教育下过早的成熟。以《静悄悄的夏天》中的小莲莲为例：“村里的人口一千还挂零……让小莲莲恨的人很少。杜全才就是让她最恼恨的一个。杜全才总干危害集体的事儿……对这种人，一定得警惕点儿！”〔22〕76尽管作者试图从儿童的视角出发去阐释小莲莲的心理活动，但其中的突兀之处却是显而易见的。
　　在刘绍棠的《运河的桨声》中，我们能够发现将人性简化的人物描写方法。反面人物被兽性化：“田财老婆……像一只狸猫似的，眼睛闪着磷光，隐藏着敌意，溜来溜去。”〔23〕24“王六老板……像一只饥饿的狼似的扑了过去……”〔23〕25这说明了他们并没有与其他人物处在同一生命水平线上，仇恨对象的非人化描写导致了仇恨情感的机械感和不真实感（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写作者当时的客观情况：刘绍棠创作这部作品时只有十八岁，他还不太可能用自己的生活阅历去很好地融合一种政治理念）。在一种黑暗的、凶狠的特征笼罩之中，他们的白天与夜晚被截然分割了。反面人物在暗夜中蠢蠢欲动，通过生存环境的区分，他们被丢弃在黑暗中，被人们用猎奇的、藐视的目光观察。如同笼中的野兽拼命挣扎却又无能为力。他们的仇恨亦被笼统化了，顽固地仇视人民、党和新政权反映了集体机械地制造双方之间斗争关系的企图，这与集体在其内部营造的对外仇视态度是对应的。
　　在这里，私人化的阶级情感表现方式更能体现一个作家的生活感悟能力和写作功力。活跃于中国现代文坛以讽刺小说创作见长的沙汀尽管在“十七年”时期的小说写作状况不是很尽如人意，但仍是不可忽视的，他能够将对阶级情感的描画纳入到日常生活的范围中去。在《归来》中，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使母亲与儿子化解矛盾，取得了一致的立场。《控诉》中仇恨的对象并不是特定的，它没有固定的形象性，而是一种外界灌注和集体想象的产物。张二的母亲把“美帝国主义侵略强盗”幻想成了“一个头戴瓜皮，手抱烟袋，可恨又可鄙”〔24〕的具体形象，反映了一种个体情感与集体无意识的奇异结合。
　　在仇恨这一维度上，以阶级仇恨来替代私人仇恨，有利于集体的形成。因为阶级仇恨的对象既可以针对某人，也可以扩大到某类人。当它幻化为一种身份标识，可以用阶级来确定时，仇恨就由一种私人性的情感转化为了公共场合的宣泄，情感指向与宣泄手段可以一致，也可以不一致。在共同的仇恨驱使下，集体的形成会更加迅速，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集体以斗争为己任的特征。个体能够在斗争中明确自己的存在，并为自己设定一个清晰的范围。正如秦兆阳在《东西李庄的故事》中所言：“……财主们是一方面为了自己争权夺利，把农民当枪使；一方面为了叫农民们忘了阶级仇恨，才故意让互相结仇。人们这才看清了真正的仇人……”〔25〕由于诉苦这一展览仇恨方式的开辟，私人性的某些情感自行退避了，或者以一种更堂而皇之的话语讲述形式出现。在集体为自己的形成寻找某种一致性的目标时，它只能忽视大量的差别，这使个体有可能在这种忽视中保有秘密。实质上，在集体利用个体的同时，个体也在利用着集体，这为后来的一系列事件埋下了隐患。私人恩怨与阶级情仇混淆在一起，前者借用后者的形式，后者沿袭着前者的内容。马烽的《村仇》同秦兆阳的《东西李庄的故事》表现了一样的主题：主人公田铁柱和赵拴拴既是好朋友，又是连襟。后一种关系的建立是非常必要的，有助于引入“家庭”的概念。家庭内部的和解行为最终宣告无效——书中他们的丈人刘和和说：“我过去为你们花了多少心血，想让你们和好，把我的腿也跑断了，也没顶事，怎一下又好了？”答曰：“你只是让两家忍让，没找到结仇记冤的根儿。”〔26〕在政治策略的指引下，“家庭”才得以真正完善。在这里，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关系也初露端倪：个体的命运被牢牢地控制在集体之中——村与村之间的争端也将导致两村之间个体的争端，而只有从集体的大的方面着眼，问题才有可能解决。同时，集体的权威又在家庭之上——后者必须倚仗前者的力量才能和谐。
　　在“十七年”农村小说中，大多数的正面人物都是有着两面的：爱的一面和恨的一面。他们的自我呈示无疑是这两方面结合的结果，即在集体生活中占据主导的爱与在面对集体外部的阶级敌人时占据主导的恨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独立人格本体。当置身于与同志的关系中时，爱的层面将获取到显露的契机；而斗争的普遍存在又会使痛苦的充满仇恨的记忆浮出水面，正如周立波在《山乡巨变》中所描写的：“陈大春……愿意人家说他老驾的好话，因为他爱他，不过这种爱，有时候是从恨的形式表现的，这是‘恨铁不成钢’的恨，不是仇恨。但在大春的心里，仇恨是有的。他恨地主，恨国民党匪帮，恨一切人压迫人的事情。”〔8〕211作者巧妙地解释了他对父亲粗暴的态度，并从进化论的角度规划了一种近乎完美的人际关系，然而这其中充斥着理想主义的色彩。尽管各代人都有自身存在的“历史合理性”，也有其“历史局限性”。而且一种很容易出现的倾向就是，他们都习惯于用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去要求别人的历史合理性。历史与现实的和解永远只能在观念层面发生，因为自我局限性的承认很容易被夸张化，一方的退步并不一定能换来另一方的理解。如果说应该灭亡者会心甘情愿自我结果，那历史就不会以循环的状态多次呈现了。历史的惰性将带领我们一次次在现实中把它的画面倒带重温，而同时，现实与生俱来的变革性也将竭尽全力清洗历史留下的一切痕迹。斗争之余，双方都企图将未来拉入自己的阵营之中，因为承诺是必须做出的。与“爱”相比，“恨”的产生往往更受到现实因素——外部环境和自我经验——的影响，也更容易获得现实的拥抱。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作品中的农民们会如此轻易地被一种仇恨的情绪所包围。正如《艳阳天》中的萧长春之所以没有经过太多的心灵挣扎就能够从儿子小石头之死中抽身出来，就是缘于仇恨对于心绪的飞速占领将失去爱的痛楚冲淡的结果。
　　在阶级概念无所不在的乡村中，“仇恨”的针对范围也可能会波及到人之外的生物身上。在周立波的《腊妹子》中，“除四害”运动的展开揭示出了一种更加恐怖无情的心理逻辑：“……王腊梅小组召开了一个紧急的会议，……他们打算把这四样对人无益的生物，全部地消灭干净。他们的口号是：叫麻雀有翅难飞，叫老鼠有洞难逃，叫蚊、蝇有缝难钻。”〔27〕613完全将人类以外的生物视为客体，简单的归类，实质上是集体所制造的幻象所体现出的对自身的不正确的认知态度。从实用理性的角度去判断周围的事物，用有用、无用的划分方式处理评价的标准，使情过多地向理转变，这将是一个人性的误区：本能的怜悯在冷漠的目光中开始消解，这种弥足珍贵的人类情感被理解成了软弱。腊妹子在刚开始打麻雀时显露出了一种复杂的心情：“她闭了眼睛……又怕打不着，又怕打着了，眼前现出麻雀的痛楚的，动弹的，濒死的躯体。”但后来，这种复杂的心情迅速变得简单了：“睁开眼睛……她没有打中，丧气极了……心里不再可怜麻雀了，只恨自己没有瞄得准，打得中……想着想着，她愤怒了。”〔27〕603她的转变几乎是刹那间的，眼睛的开合之际，她仿佛变了个人似的，我们可以从中体味出“仇恨”的异化力量。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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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十七年”农村小说中所表现出的情感变奏反映了乡村社会对于“人”的传统认知方式的改变。一方面，爱情、亲情向友情的转化说明了个体私人性的情感表达方式是不被公众认同的，它只有被放置在公共性质的劳动场所、工作工程中才具备意义。劳动伙伴、工作伙伴关系对夫妻、亲属关系的掩盖表明：性、血缘等人与人之间建立联系的原始因素逐渐被一些由集体安排的无差别因素所取代，个体之间关系的组合需要获得集体的首肯。另一方面，阶级情感主导了私人情感，这一情感模式的建构仍取决于对个体既定身份的依赖，阶级身份这一集体的给予物成为了自我被界定的根源。这也同时说明了个体认知的出发点仍旧是集体制造物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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