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躁动：路翎四十年代小说的外在审美特征

　　〔摘 要〕 路翎四十年代创作的小说代表了他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在人物、环境和叙述上都鲜明地呈现出疯狂躁动的特征，形成了一种个性化的审美风貌，伴随著作者的创作激情深深地内化在文本的有机整体中，和谐地应和着文本的情感节奏和情感基调，形成了中国新文学发展中一种标新立异的审美风格，揭示了富有时代深度的理性主题。
　　
　　〔关键词〕 路翎；四十年代小说；审美特征；疯狂躁动

　　 Abstract:LU Ling’s novels written in 1940s represent his greatest achievement in novel creation, presented manic characteristics in dramatis personae, environment and narration, formed an individual aesthetic style, with his inciting furor interwoven with his wording, which corresponded to emotional rhythm and keynote of text, shaped an original aesthetic style in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rofoundly disclosed rational motif of this age.
　　 Key words: LU Ling; novels written in 1940s; aesthetic style; mania 
　　
　　作为七月派的一员主将，路翎是一位不容被忽视的著名作家。他四十年代创作的小说，代表了他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在研究和阅读过程中，笔者注意到这些小说文本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充斥着疯狂躁动的生命律动。人物表现出下意识的自虐、极端的狂妄自大、虚妄的幻觉体验、道德上的自我惩罚、情欲绝望的兽性突围等疯狂诸相。小说中的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也呼应着人物的主观情绪，或怒吼、或咆哮、或呜咽、或悲吟，发出了悲狂交织的拟人化的声音。另外，小说情绪性强烈、对比性鲜明的修辞，心理容量巨大、推进速度急剧、变化节奏突兀的叙事方式，以及混乱芜杂、泥沙俱下甚至失控失语的个性化语言，都鲜明地展现了路翎个人化的审美表达方式。可以说，路翎凭借他四十年代的小说创作为中国新文学提供了一种极具个性化的审美范式，这也是路翎小说在今天仍然吸引着诸多研究者的原因之一。
　　
　　一、疯狂变形的人物
　　
　　路翎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贡献了一群疯狂变形的人物，他们不管是从肖像、衣着、动作、语言等外在特征上，还是从波涛汹涌般的潜在心理上，都显示出非常态的疯狂痉挛特征。
　　在人物的外在表现方面，路翎没有对人物相貌、衣着等外部特征做静态的描绘，而是表现在人物疯狂的表情、疯狂的行为、疯狂的语言等诸方面。路翎笔下的人物时时带着异于常态的疯狂表情。《饥饿的郭素娥》中的女主人公郭素娥就是带着这样的一副表情出现的：“在香烟摊子后面坐着的时候，她的脸焦灼地烧红，修长的青色的眼睛带着一种赤裸裸的欲望与期许，是淫荡的。”〔1〕276这就活现出一个粗蛮勃郁、疯狂十足的女性形象。在《谷》中，林伟奇和左莎这对恋人被迫分手，林伟奇就以疯狂的行动来发泄满腔的郁闷：“他在烈日底下癫狂地企图杀死自己似的到处乱跑。他踩着草丛，践踏着干枯的高粱杆，他把白菜逐棵的踢倒，又在绿色的湖沿一般的山芋田里跃走。”〔2〕53小说的人物语言同样是疯狂的。《财主底儿女们》中的蒋蔚祖，时时用疯狂的语言来评判众人：“‘你们这些猪狗！你们是禽兽！’忽然他用憎恶的细声发表思想，轮流地看着大家，使酒席顿然沉寂；‘你们应该羞死，你们敛钱，偷窃！赌博又杀人！你们简直吃人，你们吃的是人肉！’。”〔3〕192像这些人物的扭曲的表情、夸张僵硬的动作和歇斯底里的语言在路翎四十年代小说中比比皆是，几乎成为人物生成的表现模式，它把人物个性化的外在表现像楔子一样夯入读者的头脑，形象地表现着“拉奥孔”式的痛苦、绝望和疯狂。
　　尼采曾用古希腊神话中兼司艺术的日神阿波罗和酒神狄奥尼索斯来指代两种二元共生的艺术冲动，即日神冲动与酒神冲动。日神冲动是制造幻觉的非理性强迫性冲动，梦是日常生活中的日神状态；酒神冲动是为了追求一种解除个体化束缚、复归原始自然的体验，是一种情绪放纵的癫狂状态，醉是日常生活中的酒神状态〔4〕1-108，319-335。由于日神冲动多与人的梦境、幻觉等内在意识相连，本文将要把它放到路翎四十年代小说人物心理中去分析。在这里，先分析酒神冲动与路翎人物外部表现的关系。“酒神状态是一种痛苦与狂喜交织的癫狂状态。”〔4〕4它伴随着激情而苏醒，并伴随着激情的高涨，主观逐渐化入浑然忘我之境。这种痛极乐生，乐极而惶恐惊呼的突兀转换，对人生日常界限和规则产生了极大的破坏。个体要么在这种扭曲变形的表现之后脱胎换骨，走出困境；要么陷入深深地不能自拔的泥淖，导致精神乃至肉体的委顿消亡。路翎小说的人物鲜明地显示了在与社会、他人碰撞之后形成的情感压抑或淤积的埋伏过程，一旦到了一个极点，便变形扭曲而爆发出来，要么在自我反思后获得新生（如陈福安、赵青云等），要么在精神炼狱中走向毁灭（如许小东，罗大斗等）。在此过程中，他们一度陷入非理性的情感释放，理性的现实的自我已被稀释，人物在向一个高峰体验靠拢，情感得到了充分放纵。不过，与尼采伴随着痛苦与狂喜交织的癫狂状态的酒神冲动相比，路翎小说中的疯狂虽然也不同程度地伴随着情感爆发的酣畅淋漓与人物蜕变后的喜悦，但更多地杂以苦与悲的成分，例如：
　　[HK22]在短暂的寂静之后，“带我去吧！带我去吧！”的惨厉的叫声又在木棚里飞扑了起来，像一个孩子呼喊着失去的母亲，也像一匹被击中的大熊哀号它的无望创伤〔5〕90。（《卸煤台下》）[HK]
　　人物在如无边无际的大幕一样遮天蔽日的痛苦悲伤中左冲右突，发出扭曲疯狂的困兽般的嚎叫，这种苦多于乐，悲大于喜的癫狂现象是路翎小说的一个特点。
　　伴随并对应着人物变形扭曲的外在表现的是其疯狂的内在心理，心理描写是路翎小说的主要特色显现，不管称他的作品是内倾型现实主义还是心理现实主义，都是对其作品主观性强烈，敢于并善于向人的内心潜意识开掘的肯定。路翎善于把人物置于与社会、他人对立的困境中，让人物在物质或精神的困境中饱受生命的煎熬，个人在做困兽般的突围时随着焦虑感与孤独感的重重淤积，心理发生了异化，主要表现为两种状态：一是伴随着暴力手段的受虐与施虐心理；二是伴随着疯狂喜悦的幻觉心理。
　　在《平原》中，胡顺昌因四斗米的被夺走和妻子回娘家而痛苦绝望，产生了乖戾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他竭力抓住她，打她，伤害她，“觉得非常快意”〔5〕194；另一方面，他又疯狂地自责，“用力捶打着自己底胸膛”〔5〕195，“猛力捶打着自己底脸” 〔5〕199。一会儿，他“憎恶地看着她，他嗅到了她衣服上的汗酸气。觉得她是肮脏、愚蠢、讨厌的，觉得她要是真走开了，他一定会生活得舒适而自在”〔5〕196；一会儿，他觉得“她身上的汗酸气，以及她的怨恨，凌乱和肮脏，现在对于他都是非常的甜蜜了”〔5〕197。弗罗姆指出，常人及精神病患者身上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受虐—施虐冲动。一方面，人感到自我的无能为力，微不足道，渴望臣服于外在力量并伤害自己使自己受苦；另一方面又产生强大的独立欲望渴望别人的臣服，通过剥削、利用、偷窃、蚕食等手段来吸净别人并看着他们受磨难，对之进行精神或肉体的折磨〔6〕101-102。受虐和施虐都源于摆脱无法忍受的孤立与自我的软弱之需要，二者相互依靠，纠缠在一起，共生于一个身体上。人并非都是受虐狂或施虐狂，但却常摇摆于这共生情结的积极面与消极面之间，所以很难确定是哪一方面在起决定作用〔6〕112-113。除上面所谈到的胡顺昌外，路翎小说的许多人物身上都表现出与弗氏论述相似的倾向，比如《两个流浪汉》中的陈福安、《嘉陵江畔的传奇》中的黄云汉、《可怜的父亲》中的王吉弟、《在铁链中》的何德祥、《卸煤台下》的许小东等都表现了相似的心理倾向，这种向内开掘的写作向度以其鲜明的独异性和深刻性丰富了新文学的人物画廊。
　　幻觉是个体生命的合理性要求不能实现时产生的一种虚假的感觉，它往往以一种精神胜利的形式显示一种无可奈何的控诉，进行一种无可奈何的报复。如《饥渴的兵士》中的沈德根于无望的激动大哭疯狂求助之后，在临死前的幻觉中渴望美味的饺子，渴望一个朋友的呼声，渴望乡亲们亲切的乡土感情，渴望奔驰的车，渴望妹妹的呼叫。在尼采的日神冲动中，梦是日常生活的日神状态，它具有与难以把握的日常现实相对立的完美性，有一种深沉的内在的快乐。个体的人借助梦的幻觉进行自我肯定，从而对苦难世界“产生有解脱作用的幻觉，并潜心静观这幻觉，以便安坐于颠簸小舟，渡过苦海”〔2〕15。如此看来，日神冲动以其幻觉的经验性体验并带着深刻的喜悦和愉快帮助苦海中的人们缓解了精神苦难，达到了暂时的精神胜利。这种幻觉中的狂喜心理把人物从绝望的苦痛之巅拉进虚幻的甜蜜彼岸，呈现出内心狂喜而表情平静的生命形式。在路翎小说中，有时候幻觉是人物的最后一根虚幻的救命稻草，如《燃烧的荒地》中的郭子龙，费尽心机弄回来的家产被查封，只能像乞丐一样啜泣，最终在酒后“革命”的臆想中死去；有时候幻觉代表人的一种向美向善的追求。所以幻觉成为路翎表达疯狂人物、疯狂世界的一个重要手段。
　　胡绳曾评价说：“路翎惯爱写神经质的人物以至疯狂心理。”〔7〕114他概括出了路翎小说人物的重要特征。路翎笔下人物的疯狂外表配合着变异的心理，变异的心理支配着人物疯狂的行为、扭曲的表情、歇斯底里的语言，形成一个个复杂的油画式的立体化的人物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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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狂乱变形的环境
　　
　　与路翎小说狂躁不安的人物相对应的是疯狂变形的环境。小说人物身边的自然环境和其他事物身上都深深印上了人化的痕迹，成为富有激情的亮丽的人文景观，与躁动、狂乱的社会环境一道驱动着人物永不停息地做着冲撞与突围的生命演出。
　　路翎笔下的大自然缺乏静穆安然，总是狂躁不宁的。他喜欢狂暴的自然力，如狂风、暴雨、闪电、迅雷、急流、险滩等等，它们带着雄壮的原始力量，从作者的笔端浩浩荡荡倾泻出来，意象裹挟着情绪，饱满到了“随时随地都要向外伸展、向外突破” 〔8〕158-159。如“大风唿哨着从远处过来，突然强大的力量扑在房顶上，泥灰和草秸纷纷落下来了”〔9〕（《破灭》），“风一降到谷底就变得更加猖獗了，它怒号而沸腾，使山谷摇撼。桃树向一个方向弯着头，松涛悲厉地响着”〔2〕13（《谷》），“狂风在天空里响，然后带着强韧的呼啸降到地上来”〔2〕68（《棺材》），“这狂风仿佛一张有着钢牙的大嘴，在咬嚼屋顶”〔2〕65（《棺材》），“风带着桑树底咒骂掊击到厂房底高墙壁上；在高高的烟囱上，它扰乱着烟，仿佛一个暴徒揪着女人底黑发”〔5〕21（《家》），“风暴在激怒的水波上呼着。灯火辉煌的江轮泊在江心里；灯火照亮激怒的水波”〔3〕206（《财主底儿女们》），“从黑暗的天际，风暴无阻拦地刮过平原，在江上扑击，掀动江浪。风暴膨胀，潮湿，充满精力；在黑暗中它自由无限。天际有深沉而强劲的声音；近处有波涛底沉重而粗野的声音”〔10〕17（《财主底儿女们》），“闪电照见树木、棚屋、池塘、从坡上流泻下来的水，和紧密的、疯狂的雨”〔10〕378（《财主底儿女们》），“强力的雨点，开始急迫地击响丛林。在这种急迫的声音后面，跟随着深沉的吼声。巨雷在峡谷上空爆炸”〔10〕248（《财主底儿女们》），“雷雨在山谷边沿上欢呼地咆哮起来……雷声远去，暴雨在山谷里欢快地冲激着”〔2〕16（《谷》），“闪电刺破黑暗，把豪放的洪流映成沉重的青色。雷响，山谷震撼”〔5〕44（《卸煤台下》），“黑暗的旷野暴乱了，它从温柔的梦里猝醒过来，幻想着，在风里哀号”〔5〕21（《家》）……这种自然所代表的力量与气概，与创作主体内在的狂躁情感相遇合，与作品人物的躁动特征相迎合，成为表现创作主体情感和渲染人物生存环境的重要手段和重要内容。在《王兴发夫妇》中，雷鸣、闪电、暴风、骤雨恰似王兴发愤怒反抗的前奏与伴唱，让它重新焕发了青春的激情，全力浸透了一种神圣的感觉，最终进行决死的反抗，展示了顽强的生命强力。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不仅自然物，其他事物也露出拟人的狂乱表情，发出人化的疯狂呼叫，成为人化环境的重要部分。如枯树桩“像一个怪物的头，在下台阶的时候粗暴地跳着，碰出难堪的大声，不肯前进”〔2〕57（《棺材》），棺材“翘着狰狞的额，张开厚耳朵，向天空迈出地面上最善于残杀的人的那种尖下巴，用一种疲倦的猛兽打呵欠的姿势，守卫着这出色的家庭院落”〔2〕73（《棺材》），火焰“向夜空里伸出了舌头，新鲜的空气使它巨大地站起来，它舐着屋脊，然后咬碎木头，爆炸开的瓦片飞入空际”〔5〕19（《家》），“他看见了南京天空上的暗红的，阴惨的火光；他并且看见，在地平线后面，有两股细瘦的火焰笔直的竖立着”〔10〕9（《财主底儿女们》），“大雾在黑暗中笼罩了村镇。雾中有狗们底狂奋的，怀疑的，呈雄的吠声和雄鸡悠长的啼鸣”〔10〕49（《财主底儿女们》），就连小猪也发出“尖锐而粗野的呼叫”〔5〕284（《王家老太婆和她底小猪》）……路翎小说中这些物的集合体也充分表现了鲜明的主观化特征，它们自身的变形也同时折射著作者和作品人物的心灵闪光，成为作者审美习好和作品审美风格的重要显现。
　　生活于动乱年代、冲突时代的青年路翎同样喜欢展示动乱、冲突的社会环境，他喜欢把各种各样的人物放置到充满压迫、斗争和冲突的环境中进行心灵炼狱和精神突围，在动乱狂躁的时代氛围中表现其疯狂扭曲的性格，社会环境成为展示人物行为与心灵的绝妙舞台。《谷》中校长徐克明之流的落井下石和打击异端的行为导致了林伟奇和左莎的生存困境；《两个流浪汉》中贫困多灾的现实环境导致了陈福安和陈之光颠沛流离的流浪生活和严刑拷打下的精神反省；《人权》中鞭挞、哮喘、呻吟、咒骂、吼叫的血淋淋的场景逼迫明和华去思考人权的问题；《卸煤台下》由于家境的贫困和包工的逼迫才有了许小东偷锅的行为和忏悔之心；《平原》中由于四斗米的被夺导致了夫妻间的分分合合、哭哭啼啼；《饥渴的兵士》中饥寒交迫的作战生涯、背井离乡的长途跋涉和来自班排长的鞭挞辱骂导致了兵士沈德根的饥渴与疯狂……在《财主底儿女们》中，路翎更是全景式地展现了那个炮火连天如火如荼的动乱岁月。从1932年的“一•二八”上海抗战到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满洲国”成立、华北危机、北平学生运动、“七•七事变”、汪精卫投敌、迁都重庆等重大事件都如走马灯似的显现在小说的时刻表上，古老的中国大地在一次次的战火、事变中抽搐、痉挛。“在这片秀美的、富饶的土地上，有无数的那种叫做人家的阴湿的地窖和穴洞，经常地发生着殴斗、奸淫、赌博、壮丁买卖、凶杀、逃亡”〔10〕340。“那些疯狂的兵，是用他们底武器攻击人群，在血底河流尸体上咆哮，那些辆剩余的战车，是从人们底身体上颠簸着驰了过去”〔10〕21。狂热的民族战争导致了国土的沦陷、家园的残破、人流地践踏和都市的恐慌，伴随着这狂热的战争氛围的是颠簸、困顿、饥饿、疾病、恐怖、挫折、压迫如瘟疫般地疯狂蔓延，时常将人们逼向死亡的边缘，无怪乎蒋纯祖们在其中疯狂地进行着生存与心灵的双向搏杀与突围。因此，在路翎四十年代小说中，动乱、多灾、狂躁的时代背景也成为人物疯狂的重要源头，它同人物疯狂的性格纽结在一起，共同映衬着小说疯狂的个性特色。
　　
　　三、狂躁的叙述方式
　　
　　由于时代现实精神的感染和路翎主观激情的喷涌，与其小说中狂乱的环境和疯狂的人物相联系的还有狂躁的叙述方式。正如赵园所说：“生活像是在他的叙述中一块块碎裂了，风化了，变成一个个局部、片断、瞬间。‘动作’总是突发的，不连贯的。镜头迫不及待地在不同的形、色、人物上跳过，焦距迅速变换。这里也有细节，甚至过分精美，显示出贵族式的豪华，每一笔都带着一种情调、氛围，把人物裹在里面。但在缺乏‘整体感’的叙述中，它们像是阳光下的一堆闪亮亮的玻璃碎片。”〔11〕324这种特殊的叙述方式主要表现在叙述节奏、叙述人称、叙述语言等诸方面。
　　由于路翎善于刻画人物的心理变化，描摹强烈的心理冲突，展示锐角式的情绪波折，因此他的小说情节的戏剧性往往让位于情绪的戏剧性，小说的故事也许概括在三言两语中，情绪变化却极尽曲折，如狂涛大浪，骤起骤落，无穷转换，连续爆发。这种异常迅速的心理节奏总是对应着异常动荡的社会生活，二者组合在一起，表现出一种狂躁的叙述节奏，使得作品常常像开春时节的黄河，上游的冰凌争抢着、冲撞着、挤压着、轰鸣着、咆哮着，汹涌地奔向下游，场面壮观，气势磅礴，然而有时也会形成冰坝，堵塞河床。路翎小说使人感到一种时塞时畅的感觉，这种叙述的不均衡引起的狂躁感在《财主底儿女们》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小说上部写的是风雨飘摇中蒋氏大家族的分崩离析，没有中心线索和中心人物，蒋捷三和他的儿子们、儿媳们、女儿们、女婿们以及周围的其他人物风车似的转来转去，同时故事情节也排浪似的起起伏伏，地点场景走马灯似的不停转换，致使乱世感像浮雕一样凸现，几条线索由于相互的交织而时断时续。路翎仿佛不断急切地写着，又常常粗暴地终止，这种不间断的切换好像奔涌呼啸的大潮，一浪接着一浪，迎面扑来，席卷而去；到了下部，路翎好像找到了最匹配的心理能量宣泄口——蒋纯祖，但作为中心人物的蒋纯祖由于他狂躁不安的心理和不懈追求的个性又使他不断地辗转于战火中的家庭、旷野、城镇和乡场，在美好、丑恶、觉醒、麻木的心灵世界里求索，他的这种“虽九死而犹未悔”的马不停蹄似的探索同时也表现了叙述节奏的突进狂躁。其他小说，无论是《英雄与美人》中邓平的恋爱，还是《棋逢敌手》中的吵架，一切都来得那么突然，表现得那么激烈，平息得那么迅速，作者根本来不及介绍事件的来龙去脉，叙述节奏就急转而下，狂奔而去。
　　路翎四十年代的绝大部分小说采用第三人称旁白叙事，这种叙事方式本应要求作家保持冷静客观的态度，可路翎总是以突进的方式深入人的灵魂世界，用第三人称视角描绘人物的疯狂心理，他“借别人以叙自己，或以自己推测别人的东西”，“即使有时不合事实，然而还是真实”〔12〕23，由于他对叙述客体进行主体性的能动介入，“复调”式叙述在其小说中经常出现。许多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伴随着价值的多元性、双重性和相对主义的社会文化心理各自产生充分的价值，而在主人公与主人公、主人公与作者之间形成平等的对话关系。“复调”式叙述的众声喧哗使其呈现为一种“疯狂的叙述”，各种声音间的热烈对话和相互搏杀再加上路翎突进式的情感抒发和哲理议论使其小说产生一种狂欢化的语境。不难看出，在路翎小说大体存在着三个层面的对话声音：一是主人公的意识中包含的不同意识之间对话的声音，以及主人公和这些意识之间对话的声音；二是主人公和自我意识对话的声音；三是作者和主人公对话的声音。在经常的情况下，这三个层面的对话是混在一起的，它们之间互相争辩，互相渗透，互相交织，成为复杂的整体。在《罗大斗底一生》中，路翎采用第三人称旁白叙事的形式使主人公罗大斗的地位与作者一样高，“狂热的、混乱非常的罗大斗，却有着一种清醒的能力，能够观察他周围的一切在它们各自底位置上。这是因为，他底软弱底心是容易感动，非常的敏锐”〔2〕91。在小说中，罗大斗具有和作者一样的感受力和思考力，具有独立的自我意识，作者已无力控制他，只能把他放入一个众多意识参与的客观世界中，并与其他意识平等对话。于是，罗大斗不仅和作者进行对话，以病态的激情和狂乱对作者的评价作出反抗，而且要和母亲的声音、周家大妹的声音等其他叙述客体进行批判论争，同时在他的内心深处，两种甚至两种以上相互矛盾的声音也在激烈的交锋，各种声音之间的扭结进一步把人物逼向疯狂的自毁，把情节推向疯狂的高潮。这种类似的现象，在《财主底儿女们》、《两个流浪汉》、《卸煤台下》、《嘉陵江畔的传奇》等小说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体现了第三人称旁白叙事和“复调”式叙述相结合的疯狂式叙述的特征。
　　由于激情的冲刷，路翎的叙述语言也呈现出“失语”的疯狂状态，主要呈现为语言的失控带来的语言混乱芜杂的特征。这种迷狂状态中汩汩滔滔，泥沙俱下的语言之流以不可阻遏之势在路翎小说中倾泻而出，肆意泛滥。如《财主底儿女们》写蒋纯祖的一段：
　　[HK22]他是燃烧着，在失眠中，在昏迷、焦灼、和奇异的清醒中，他向自己用声音、色彩、言语描写这个壮大而庞杂的时代，他在旷野里奔走，他在江流上飞腾，他在寺院里向和尚们冷笑，他在山岭上看见那些蛮荒的人民。在他底周围幽密而昏热地响着奇异的音乐，他心里充满了混乱的激情。在黑暗中，他在床上翻滚，觉得自己是漂浮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他心里忽而甜蜜，忽而痛苦，他忽然充满了力量，体会到地面上的一切青春、诗歌、欢乐，觉得可以完成一切，忽而又堕进深刻的颓唐，经历到失堕和沉没——他迅速地沉没，在他底身上，一切都迸裂、溃散；他底手折断了，他底胸膛破裂。在深渊他沉沉地下坠，他所失去的肢体和血肉变成了飞舞的火花；他下坠好像行将熄灭的火把〔10〕517。[HK]
　　这些没有精心筛选的词和句子伴随着扑朔迷离的情绪碎片几乎以意识流的形式排列起来，让我们既感到路翎叙述语言的博大精深，气势磅礴，又感到他的语言的混乱和芜杂。另外，路翎喜欢把色彩、意义相反的词语并用，如“这个早晨是如此的痛苦和美丽”，“甜蜜而痛苦”，“甜蜜的、哀怜的心”，“强烈的快乐混合着恐怖”，“恐怖而幸福的感觉”，“惊慌、发颤、悲伤而幸福”等；即使小说中一些高频率出现的词，如“英雄”、“狂热”、“旷野”、“忧愁”、“嘲弄”、“光荣”、“命运”、“复仇”、“漂泊”、“爱情”、“孤独”、“美丽”、“柔软”、“女性”等词，有可能前后意思迥然相反。如“英雄”一词，有时候表达一种热烈的向往，有时候则表示一种退回内心的忍从，有时候作恶也被称为“英雄行为”（如罗大斗偷刘长寿的剪刀）；再如“爱情”一词，有时候表达真正的男女爱情，有时候则为一种基督式的仁慈，有时候更成为“憎恶”的代名词，即使被打后，也会对殴打自己的人产生一种甜蜜的“爱情”，甚至感动得流泪（如《破灭》中的夏颖开）。这些因语言的失控而造成的混乱芜杂的失语现象成为路翎四十年代小说疯狂特征的重要显现。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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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路翎四十年代小说在其人物、环境和叙述上都鲜明地呈现出疯狂躁动的特征，形成一种个性化的审美风貌，伴随著作者的创作激情深深地内化在文本的有机整体中，和谐地应和着文本的情感节奏和情感基调，形成了中国新文学发展中一种标新立异的审美风格，揭示了富有时代深度的理性主题。
　　
　　〔参考文献〕
　　
　  　〔1〕 现代中短篇小说选：第3辑〔M〕.北京:宝文堂书店,1984.
　　〔2〕 路 翎.路翎代表作〔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3〕 路 翎.财主底儿女们：第1部〔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
　　〔4〕 尼 采.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M〕.北京:三联书店,1986.
　　〔5〕 路 翎.路翎小说选〔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
　　〔6〕 埃里希•弗洛姆.逃避自由〔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
　　〔7〕 杨 义，等.路翎研究资料〔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1.
　　〔8〕 胡 风.冬夜短想〔M〕.北京:新世纪出版社,1998.
　　〔9〕 路 翎.破灭〔J〕.文艺杂志,1945,（3）:37.
　　〔10〕 路 翎.财主底儿女们：第2部〔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
　　〔11〕 赵 园.艰难的选择〔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12〕 鲁 迅.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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