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着的追求，心灵史的写照

　　摘　要：著名学者彭定安先生的长篇小说《离离原上草》，是表现知识分子命运和强韧生命力的史诗性巨著。小说描写知识分子个人及小群体的成长史，伴随着中国20世纪40至80年代近半个世纪的革命史，体现出作者正直品格、博爱精神与廓大胸怀。其“追忆”与“故地重游”两大母题显示了浓重的亲情，深沉的历史感，此外还有生态保护、人性的守护与思想的呼唤等。小说充满诗情画意，显示出学者小说的特点。

　　关键　词：当代小说；知识分子；命运母题；彭定安；文化反思
　　
　　彭定安先生的长篇小说《离离原上草》，是一部关注知识分子命运的小说，其体现出丰富的时代蕴涵和鲜明的创作特色。作为一位资深学者，一位长期工作于新闻战线上的理论家，还能够创作出这样具有史诗般波澜壮阔场面的、带有学者小说特色的文学巨著，值得称道。
　　
　　一、题目的多重象征性与丰富内涵
　　
　　自然界中草的生长，往往未必在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中；同样，一个优秀人才的成长也每多受到并非良好的人文环境磨炼。二者共同点在于，只有经历不利的外在条件，才能激发出内在的蓬勃强韧的生命力。于是，小说名曰《离离原上草》，遂具有多维多重的象征意义。
　　首先，草是小说中主人公所处社会位置及其角色的象征。他们是一群有思想、有理想、有抱负的知识分子，他们一直为献身祖国而时刻准备着。他们都是有志向上的知识青年，一直走在社会进步潮流的前列，得风气之先而尽个人之力。然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当运动来时，当“文革”到时，他们也往往是最先承受打击者。“风”一吹，“草”就最先动起来，易受打击摧残，是这些有志青年——小草们——命运遭逢的一大特点。
　　其次。草更是主人公忠贞君子人格的象征。中国传统文化中，从屈原开始，就有了“香草美人，以喻忠贞”的传统。屈原以香草比喻贤才君子，草，也正是欧阳独离一类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象征。在文革时期举世皆浊的社会条件下，不虚美，不慕贵，不违心，不屈恶，坚持自己的理想，守候自己的信念，像小草般被弃之荒野，仍保持人格上的独立和尊严。
　　再次，草也是该小说主人公内在恒久的、不屈不挠意志和生命力的象征。看到《离离原上草》，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政治风暴、时代风雨狂吹猛攻，这些“原上草”暂时枯黄，而春风又至之际，依然坚韧挺拔。小说以小见大，描写故事主人公欧阳独离等一代人，在坎坷磨难中成长，屡屡历劫而顽强生存，坚守着信念，既像这野草一样，也比野草强韧，在风刀霜剑中经历着一次次吹打磨折。他们的人生恰如约翰，克利斯朵夫所说：“我曾经奋斗，曾经痛苦，曾经流浪，曾经创造，……有一天，我将为了新的战斗而再生!”这正是野草生存的韧性，风急虽不能不摇，却不会被摧折，所谓“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这里的草意象母题，既泛指草，又往往集注于野草的一种——蒲公英上，全家下放时主人公就与妻子殷芳草以蒲公英自比自励，荒甸中的蒲公英，与拣粪干粗活的主人公相辉映，成为主体对象化解悟自身本质的难得参照。而朴质的农民、同志朋友式的谈话和单纯的生活，使主人公反倒感受了平等的愉悦，他就好像：“一棵蒲公英在荒原上生长，开黄色的小花，结微末的飘飞如伞、似尘芥的籽。尔后消逝、陨落、死灭。他坦然，欣然，超然”。人物的心态逐渐平和，趋向成熟。
　　当然，草，往往也是正直善良人们的理想和希望的象征。《楚辞，悲回风》咏叹：“悲回风之摇蕙兮，心冤结而内伤。物有微而陨性兮，声有隐而先倡。”东汉王逸解释说，陨，是凋落，说的是芳草这一物体，本性微眇，易于陨落，象征“贤者用志精微，亦易伤害也”。说明这一意象蕴涵，及其审美对象化解悟的民族风习，在传统文人人格的价值体系中由来已久。“蕙”这一草意象在此被用来提示、呈现主体理想不得实现的政治苦闷。而《离离原上草》则具有多重的象征蕴涵，因为作者是从草意象的整体审美系统来体认和发挥的，主人公的妻子殷芳草就寓含有“芳草天涯”的深情美质，她的“透着温存的内在力量”，使率真正直的主人公在世事纷纭、众生俗相中由冰冷而时时顿发“温热复苏之感”，她那“一对闪着灼人亮光的眸子，充满真诚、期待与柔情”，虽说彼此患难相帮，而“女性的细心、周到与柔情”，又体现了鲜明的性别特点，从而在那些沉重的日子里弥显珍贵：“每有深层的刺痛，唯一能够在理性上、并且在情感上给欧阳独离以抚慰的，只有她了”。小说结尾，主人公欧阳独离故地重游不禁对几位年青人痛发感慨：“我们的春风吹又生，不仅是我们自己的复苏，而且，更重要、更有意义，更深沉的是，春风吹，你们，第二代，‘又生’!而且，一代又一代，这样衍生发展下去”。前代车辙犹在，后一代踵迹前行，人生代代无穷已，也体现了作者对于年青一代的殷切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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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宏阔的史诗性与博爱的廓大心胸
　　
　　当代文学作品中不乏描写知识分子的“成长母题”，如欧阳山《三家巷》、《苦斗》，李六如《六十年变迁》，张贤亮《绿化树》，张承志《黑骏马》，玛拉沁夫《茫茫的草原》等，但很少有这样的史诗性作品如此细腻、大跨度刻画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小说以欧阳独离、上官元亨、谢竹韵、王月眉四个热血青年走出故乡、追求人生理想为主要线索，描写了他们各个时期的沉浮荣辱，展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还是在上中学时，欧阳独离、上官元亨就投身革命，或参加进步组织如谢竹韵，或在党外尽其所能如欧阳独离，都在为光明未来而奋斗。20世纪50年代又全身心地投入新中国建设。然而五六十年代，欧阳独离被打成“右派”，劳教；王月眉被逼得精神恍惚；谢竹韵被开除党籍下放。历尽劫波，80年代后他们才又投入改革开放的洪流，欧阳独离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另一正面人物上官元亨身居要职，谢竹韵和王月眉致力于学术研究。小说描写的知识分子个人与群体的成长史，伴随中国20世纪40至80年代近半个世纪的革命史。他们个人荣辱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无论在什么样的政治条件和社会环境中，他们都能独守其白，在浊污的尘世纷争中保持自己的气节和人格。作者往往细处着手，通过小人物的命运展现社会的历史变迁。
　　小说体现出作者博爱精神与廓大的胸怀。一者，是恪守传统道德伦理，对亲人故旧、桑梓乡邦的深挚热爱。“追忆”与“故地重游”是小说中非常活跃的两大母题。这里有对初恋情侣谢竹韵的思恋，有对纯情的水乡姑娘水仙的怀思，都是那么美丽而温馨。不仅主人公，小说许多正面人物都赋有恳挚重情的品格，如写谢竹韵与父亲分手的那一幕，就颇有朱自清《背影》神韵：“父亲倒退着走了几步，见女儿在向他挥手，他也不习惯地举起手来晃了一晃，然后转过身，慢慢地走去，又回头看看，真称得上‘一步一回头’。在公路的拐角处，他停住了，回过身来，又站立良久，看着远处的女儿。女儿向他挥挥手，示意让他走，他顺马路拐了过去，身影消失在一家商店的墙角处。谢竹韵看着人影早已消失的墙角发怔。良久，她想离去，而突然墙角处伸出了父亲的头，仍向这边望着。谢竹韵不觉泪水涟涟，人影模糊了。她怕父亲久久留连不去，误了船，又怕校工看见影响不好，便转身回校了。但她仍然禁不住不停地回头看顾”。岂不知此次生离，事实上就是死别，父女俩似乎都隐隐感觉到某种不祥在暗暗逼近，果然分别不久父亲就被错当成反革命镇压了。
　　二者，是对于道德败坏者的愤慨和谴责。不论学历高低、文化程度如何。而像造反派人物程长风，就连他那当医生的妻子都不理解、不赞成那整人的疯狂。作者这里要着力表现的，是在那个人性被扭曲的、不正常的年代，还是有许多普通人具有同情心的。
　　三者，是以切身体会恰当地表达出可贵的生态保护思想。作者曾在内蒙东部下放多年，对于北方草原也相当熟悉，他对于那“以粮为纲”时代之于土地资源的掠夺式开发，有着痛切的实际感受。在“五七”战士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小说就借肇大爷之口，说这金寨沟60年前山上草都没腰深，树木满山遍野，现在却是荒山秃岭，日子就越过越穷。尽管书中主人公对于贫下中农这番“再教育”不敢明确表态，倾向性却自然而然地深入到忧国忧民的情怀上。同时如基层干部掠夺资源多吃多占现象，自私而简单粗暴现象，愚昧而自以为是等形象化表现，也使小说带有一种文化批判的深刻意义。
　　四者，是结合生动事例体现对人性的守护与呼唤。当然，因为小说的特定时代背景，相关事件是含蕴在人性、人的尊严被践踏的描述中流露的。如组织包办或施压，以控制当事人的“个人问题”(婚姻)。小说中写的领导干部逼婚，是一个较少触及的现象，其实这在那“革命的时代”乃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地委部长郑殿全，就是一个倚仗权势把主人公未婚妻占为已有的坏蛋。在政治生活不正常的年代，人们的法治观念和社会法制建设的完善，本来就不能奢求，而所谓一切服从革命的导向，实际上往往是以扼杀人性、规范个体情感和生活道路为代价的。许多青年男女人生那无可挽回的悲剧，无疑就来自这种领导干部利用特权、打着革命旗号谋私利的行径。小说昭示这些，有着反思历史、警戒当今的重要意义，因为新形势下的党内腐败蠹虫的可耻行为，也有一部分就与如此强权掠美的表现形式不为无关，且更花样翻新。
　　
　　三、地域文化视角和空间场景中的回忆式表现
　　
　　成功的自传体小说创作，往往还离不开地域视角和回忆展现。彭先生是江西鄱阳人，早年投身革命，后到北方工作。杏花春雨与塞外寒冰，南方文化本有的细致缠绵与北地风物熏陶下的豪爽粗犷相融汇，赋予这位学者作家以独特的气质。这在语言特色上表现明显。作者是一个地道的南方人，能说一口地道的南方话，长期定居北方耳濡目染，也能熟练地驾驭东北方言。作者写作过程中，常把南方、东北的方言写进去，丰富了人物的地方特色及艺术真实。这些方言在小说中俯拾皆是。“姆妈”的称呼等是典型的江西一带方言。再如谢竹韵应和林莲馨：“我亲姨通的世事可多咯，比我伲年轻人晓得还多呢。”林莲馨说：“成天守着这古旧的觉园，还不就是雪绒花这细女子常来当‘耳报神’，叫我伲晓得一些外头的动静。”这些方言烘染了南方家乡情境。小说中也不乏东北方言，如“不大离”等。生产队长马川安慰欧阳独离说：“老欧，营子里有些不着调的人，……你大人不见小人气。”又如检查组的抱怨：“伙计!我怎么任嘛没看出来呀!归齐这‘精神污染’不是那么好抓的呀。”人物方言描写，不仅使那个时代人物风貌及生活场景得以生动再现，而且符合小说主人公南来北往的独特人生经历，与全书展示的廓大空间场景、漫长时间跨度和整体史诗结构合拍。
　　地域的空间视角，往往又同那特定时代政治风云流脉的视角联系起来。小说第二部第七章写欧阳独离劳教时，张察金买回苞米面做的炉果，他们吃得是如此香甜：“好像没有咀嚼就溜下了”。经历那一时代的如今中老年人都知道，这在当年可是难得的可口糕点(实际上是最低廉、简单的一种)，其带有那一时代的明显烙印，苦涩的感受和感怀，乃至成为一个浓缩时代艰辛的重要的文学意象，具有言约意丰的表现力和北方食品的地域文化风光。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小说突现了作者对祖国美好河山的热爱，自然山水描写虽多为点睛之笔，也每多与地域风光特色，深沉的历史感、历史时空的深情展望结合。如在庐山上的含鄱口，众友人遥望烟雨迷蒙中的鄱阳湖，主人公家乡的这一人所共知最有代表性的景物，烘衬几位老友40年后家乡相聚，就有着登临远眺、抚今追昔、情景交融的特殊意义。主人公的名字，来自《易经》卦辞，古雅而符合其书香门第特有的身份，暗示着《易经》所倡导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历史回首复加以人生感受，情景渲染之后归结于哲理，大有白居易提出的文章应“卒章显志”的意趣。
　　在小说中屡屡提到庐山植物园，这乃是闻名中外的一个幽僻胜景所在，事实上也非无意和偶然。20世纪我国最著名的学者之一陈寅恪先生墓就在这里。小说写王月眉来到谢竹韵所在的植物园，庐山上萦回的雾气白云，周遭郁郁葱葱的树木和繁茂的碧草，鸟雀啁啾，草虫唧唧，使她不知不觉“心中涌动着欢快、欣慰、幽静然而又有惆怅参杂其间的情愫，有一种微微酸楚而又沁甜的矛盾感应”，从而烘衬了人物此刻仿佛在仙境的感觉中飘忽，又不得不回到现实：“现实生活的种种，使人难人仙境，更成不了仙”。我们知道，庐山不仅是小说主人公及其作者的家乡之山，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政治争斗、中外文化碰撞交融之山，上有百十座欧洲建筑风格的别墅，许多旧址是20世纪30年代到五六十年代国共两党政治活动的重要场所，因而作者的描绘并非无心，而寓含有政治风云变幻之微妙复杂的象征意旨。这里江山草木虽被描写为如同世外桃源般的恬美幽静，实际上恰恰体现了阅尽世事沧桑的历史感，具有“以静写动”、“意在言外”的艺术辩证法，暗示了曾几何时，这里是现代政治史上诸多重大事件轰轰烈烈演出的大舞台。
　　
　　四、学者、报人的责任心及创作特色
　　
　　彭先生是一位学者，同时也是一位作家。要进行文学创作，必须完成从学者到作家的角色转换。从这一点来看，彭先生是成功的。
　　首先，从小说的叙述语言来看，字里行间无形中透露着学者的风格，充满了诗情画意，显示出学者小说的突出特点。尤其小说中的才子们，谈吐多有圣贤之辞章，符合各自身份特点。文人气质最为重要的一点是重视乡情旧谊，尤其是师友亲旧提携之恩，这在小说中有不少表现，如描写主人公回乡时，领妻女到坟前祭奠保姆寄娘。荒草杂树中：“欧阳独离心目中想起了鲁迅与长妈妈，艾青与大堰河，心中更有一种非凡的亲切和深沉的悲痛。”他与保姆儿子夫妇和自己的妻女来到当年村头旧地：“江水滔滔，竹林萧疏，岸柳飘拂，鸭寮已不复存在，……唯山坡犹伏江边，犹见绿草稀微，池塘里几枝残荷，在风中摇曳，似在诉说往昔人事。”这不就是许多古典诗词的旧景依稀犹在，而人事已换，令人深情惜恋的凄楚意境么?仿佛“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
　　学术探讨中，江西籍学者陈寅恪《元白诗笺征稿》有“以诗证史”方法，作为学者的彭先生，显然也在创作中追求一种文史互动相得益彰的写法。引述日记，突出重要历史时期和“人生关口”上切身体验和心路历程，亦是小说一大特色。如主人公来到北平，引述了建国前夕欧阳独离《纪事》中几个片段。这些《纪事》与书中情节描绘和形象塑造，构成一种巴赫金“复调”式叙事效果：一方面，是作者叙述的主人公欧阳独离所言所行；而另一方面，则是欧阳本人彼时彼地日记载录的真实心灵感受，两者交叉相生，有互补呼应和融合之妙。
　　作者熟谙西方心理分析理论，又撰写过创作心理学的专着，他把学术底蕴又转化到笔下人物那些心理流程的生动刻画上。与上面论述相呼应的，则是人物潜意识活动的着力发掘。主人公在受到无理的打击陷害时，也常常产生这样潜在的“意识流”。如描写梦境中楚天舒的“变脸”，狰狞而外白内黑，昔日文革“风派”人物程长风和劳教岁月中的葛洪、邹富贵也来了。这类宵小之徒的变脸是小说中不断出现的母题：在受到辛超人诬陷时，在受到工作组审查时，在正派的主要领导调离，主人公被安排“见习”主持社科院工作时，都一再出现过，仿佛是梦魇中的妖魔，这些现实中的丑类在主人公深层心理的投影，是那个时代缩影固化在作者心中抹不掉的情结，也是千百万经历过那扭曲时代的善良人们的切肤感受。似乎弗洛伊德说的“焦虑的梦”，在知识分子处于社会的“弱势群体”时，不免频频发生，不是一般的心理现象而带有隐微的控诉性。梦的预见、征兆和烘衬等审美表现功能被充分运用，从而使小说的“心灵史”、“精神史”意义为之突出。
　　其次，从表现的内容上看，作者长期工作于新闻战线，多年从事于党政工作，对社会政治气候比较敏感，小说中的人物也具有这些特点。如欧阳独离与彭先生都是新闻工作者兼学者，主人公的人生在某种程度上是作者本人的影子。而对于重大事件的捕捉、时间叙述和戏剧性场面乃至人物描绘，也颇带有新闻性和鼓动力。如对于风派人物即过去所说的“运动红”人物程长风的肖像描写。这种被时代扭曲的丑类不仅是个人的灵魂阴暗，也有赖于特定的恶劣人文环境，很自然地成为某一“小国之君”的打手，小说如是描写他们上下勾结、党同伐异来整人的一幕，颇带有影视场面、特写的表现力。小说是时间艺术，而如此声态并俱的描绘，产生了令人如在目前的视觉效应。
　　这部小说对于现实中忘恩负义者的揭露和批判，也在富有新闻色彩的写实描绘中，形象地揭露了世态与人性中丑恶的方面。不仅传统的伦理文化和江湖伦理谴责忘恩、恩将仇报者，即使外域传来的佛经中，也有不少“感恩的动物忘恩的人”故事。而在作者笔下，那个经主人公多次争取才从穷乡僻壤调进研究院的冼圣科即然。看他旧衣发白、皮鞋开裂地来毛遂自荐，何等谦恭；可依旧是这个人，后来一旦站稳脚跟，竟利欲熏心地歪曲事实，勾结小报记者捏造谣言，大力吹嘘自己，陷害主人公，以至受到刺激的主人公再次出现了幻觉，那弯腰鞠躬的形象在脑海中变形，显得恐怖。小说描写科研机关中的恩将仇报现象，不仅是不正常的某一具体单位人文环境、风气使然，且体现了体制制度、法规建设上种种不完善，个别党的干部又是如何丧失党性，纵容支持坏人，为争权夺利指鹿为马。同时，透过这类道德人伦失范现象，也使人对产生这类势利小人的根源——人治社会形态和党内腐败分子纵容，予以更多的警惕，从而催发出社会主义法制要健全、打击腐败要有力度的决心。
　　其三，从小说写作的创作心理视角上来看，彭先生是国内较早而自成一家的鲁迅研究专家，其人格气质和创作上难免不受研究对象的感染，正直、耿介而富有人格魅力。他的学术专着《鲁迅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是对鲁迅及其作品的综合性研究著作；《鲁迅：在中日文化交流的坐标上》(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用动态的眼光去把握鲁迅先生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鲁迅思想论稿》(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突破与超越》(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鲁迅杂文学概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走向鲁迅世界》等从不同的角度探寻鲁迅的文学世界。彭先生还率先提出建立“鲁迅学”并出版了《鲁迅学导论》。在《回顾与反思》中他曾指出：“我以为一个研究者描绘和论述的是他研究的对象，但是，同时又是在表现自己，‘表现他人时表现了自己’，‘自我’附丽于‘他者’之身出现了。”而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彭先生全面系统地研究鲁迅、研究创作心理，也在笔下人物身上对象化了自己的研究对象，使创作的倾向性、感情色彩及表现方式也深受其研究的影响。如鲁迅关心国运民生，关注落后农民的国民性和知识分子生存状态，即内化为彭先生自觉不自觉的追求，他的小说也同样关注现实民生，关注人民大众，关注知识分子的命运。爱我所爱又疾恶如仇，小说塑造的正是一代中国人的脊梁，正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纵使急风暴雨，仍直面人生，奋然前行：“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
　　其四，是作者的学术见解与反思，同小说中人物形象情节描写的完美结合。如主人公出国考察归来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特点的概括，他了解到国外同行很注重基础理论研究：“……我们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面，也不能急功近利。一方面，要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强调科研为实际服务，……但是，我们一定要认识到，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这种服务，不是狭隘的、时时处处都是切近的；第二，这种服务许多是间接的、潜在的、长久的、非立竿见影的，也难于计值的”。显然，这种见解带有前瞻性和普遍的意义，如今这一问题不仅还没有解决，许多人相关认识更加模糊。此外诸如评职过程中弄虚作假行为，至今依旧存在，且更加多样和严重，因而，主人公严格把关所显示的正直、独拔而不同流俗之气，耿介人格和责任心，跃然纸上；而小说所提出和反映的实际问题，就更带有针砭时弊、促人反思的重要价值。
　　最后，从创作的题材、主题和具体描写上看，小说还时时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深受俄苏文学影响的印记。由于生活年代、阅历尤其是学养的关系，作者对于俄罗斯文学的深湛修养，简直融盐入水般流注字里行间。俄罗斯文学尤其是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对于历史中个人的苦难、命运和生命价值有深刻的思考，而这与作者的知识分子气质、艰苦岁月中人格尊严的守护，亦有着深层的、多维多重的审美与文化对应关系。小说题材、主题，尤其令人想起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一个人的遭遇》等世界文学名著。主人公所经历的，正如阿，托尔斯泰所说的“在苦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浸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这种个体人生的磨难，如果置身在一个民族的命运、置身在一个社会大背景来看，似乎微不足道，但正是这种个体自强不息的精神，铸就了群体的力量，才构成推进社会发展的动力。如第二部第十二章写内蒙插队时在旷野中坐马车，情不自禁地想起美丽忧伤的俄罗斯民歌：“茫茫大草原，路途遥又远。有个马车夫，将死在草原……”。日暮荒原景象、有规律的马铃声与此刻主人公迷茫的心境相合拍。小说还写了列宁曾引用过的俄罗斯谚语“在狼群中就要学狼叫”。作者还借助书中人物这样评价主人公：“……你的率真，我喜欢。甚至有时候会想起《战争与和平》里的彼尔，别素豪夫伯爵。……你也类似他，你的率真，不适应你所处的环境。”第二部第九章写主人公欧阳在哥哥书房挑选准备带走的书中就有托尔斯泰作品。俄罗斯文化的旋律时时响起，与主人公在逆境中的镇定、坚强而强大的精神力量描写相合拍。
　　“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真正有所坚守的知识分子，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残酷的现实，敢于在惊涛骇浪中奋勇前行!冰霜雪压心犹壮，战胜寒冬骨更坚!文如其人。彭先生以学识为后盾，经历为铺垫，以个人与朋友的亲历和深切体验，为我们展现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小说中人物对理想的执着追求，作家对创作的执着追求，学者对学术研究的执着追求，共同融铸了这部小说丰富美妙的艺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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