狞厉之爱与怨悱之痛的悲幻扭结

　　[摘要]白朴的《梧桐雨》藉李、杨爱情悲剧的演绎，融入了家国沦亡的切肤之痛，揭示了人类的自然情欲与社会机制、道德规范之间尖锐的对峙。这种对峙对处于特殊位置的个体施加无形的压力，造成情爱与理智取舍上的脆弱和无奈，并最终导致人格的扭曲和个性的丧失，酿成盛衰无常、命运难料的失落感和幻灭感。

　　[关键词]白朴；《梧桐雨》；帝妃之恋；悲剧意蕴
　　
　　白朴是最早以文学世家的名士身份投入杂剧创作的元代前期重要作家，他一生共创作杂剧十六种，其中《绝缨会》、《赶江江》、《梁山伯》、《银筝怨》、《崔护谒浆》、《高祖归庄》、《赚兰亭》、《斩白蛇》、《游月宫》、《钱塘梦》、《凤凰船》等均已佚失，《流红叶》、《箭射双雕》仅存少量残曲。现存完整的剧作只有两种：《梧桐雨》和《墙头马上》。另有《东墙记》，可能经过明人增饰修改，已非其原貌。
　　受自身文化素质和时代艺术氛围影响，白朴杂剧的题材多取自历史和民间传说，内容则多涉男女情事。从《录鬼簿》著录的剧目看，除《绝缨会》、《高祖归庄》、《赚兰亭》、《斩白蛇》、《箭射双雕》等五种外，余者皆系以婚姻爱情为题材的剧作；民间广为流传的“梁祝”故事，就是由白朴率先编成《祝英台死嫁梁山伯》杂剧而搬上舞台的。分别被列为“元代四大悲剧”和“元代四大爱情戏”的《梧桐雨》和《墙头马上》，直接取材于白居易的著名叙事长诗《长恨歌》和《井底引银瓶》，从中可见白朴对白居易诗歌的爱赏和推崇。
　　《梧桐雨》所敷演的李隆基与杨玉环君妃之间缠绵悱恻的情爱故事，自白居易《长恨歌》和陈鸿《长恨歌传》问世以来，曾以多种形式在民间广泛传播，晚唐有郑处诲的《明皇杂录》、郭浞的《高力士外传》、曹邺的《梅妃记》，五代有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宋代有乐史的《杨太真外传》和石曼卿的《拂霓裳转踏》(已佚)，继之有金院本《击梧桐》和宋元南戏《马践杨妃》。逮至元代初叶，李、杨故事更成为戏剧和讲唱文学的热门题材，杂剧有关汉卿的《唐明皇哭香囊》、庾吉甫的《杨太真霓裳怨》和《杨太真浴罢华清官》、岳伯川的《罗光远梦断杨贵妃》，诸宫调有王伯成的《开元天宝遗事》等。此外，关汉卿、马致远等人均写过以李、杨故事为题材的散曲作品。白朴本人除《梧桐雨》外，还编撰过杂剧《唐明皇游月宫》。尽管该剧已无剧本流传，但从现存的《天宝遗事诸宫调》中，我们约略可知此剧也应是一本带有神话色彩和悲剧意蕴的爱情戏，甚至可认为是《梧桐雨》的姊妹篇。
　　唐明皇游月宫的传说，在唐宋人笔记、传奇如《明皇杂录》、《杨太真外传》、《碧鸡漫志》诸书中均有记载，情节大同小异，仅仅叙及明皇学得仙乐《霓裳羽衣曲》一事，并无些许爱情纠葛。但从散见于《雍熙乐府》等曲谱内的《天宝遗事诸官调》残曲来作推测，其中的游月宫套演唱的当是一则缠绵动人的爱情故事。其大致情节为：中秋之夜，法师叶法善引领明皇梦游月宫，聆听仙乐《霓裳羽衣曲》，并见到月中仙予嫦娥，两相爱悦，情意甚笃，但终因仙凡阻隔，无法缔结良缘，只得怅然分手，明皇不禁情怀悒怏：“且寄此宵情，只从明朝害，整整的相思一载。到来岁中秋显素色，休等闲教雾锁云埋。却早离了妆台，准备迎风户半开，则向那初更左侧，我试等待，看月明千里故人来。”据贾仲明为王伯成所补挽词“马致远忘年友”，则王为马的后辈，其年辈自然也更晚于金元之交的白朴，而其所叙唐明皇游月宫与嫦娥相恋故事，理应受到白朴杂剧《唐明皇游月宫》的直接影响。这就是说，白朴率先把明皇游月宫闻仙乐的传闻改造成一个人神相恋故事。依据《流红叶》、《银筝怨》、《钱塘梦》、《梁山伯》、《崔护谒浆》诸剧的素材原型，也足以证明白朴是擅长于编撰缠绵悱侧的爱情悲喜剧的，他极有可能把平淡无奇的明皇月宫闻仙乐传说演绎成一本四折、情节完整、风流骀荡的爱情佳作。我们不妨这样认为：《梧桐雨》楔子中明皇所述纳杨妃入宫的过程，是明皇于月宫与嫦娥相恋的顺向延续，是剧作家别出心裁地将一则虚无缥缈的人神爱恋故事成功地人间化了。且听明皇的自白：“去年八月中秋，梦游月宫，见嫦娥之貌，人间少有。昨寿邸杨妃，绝类嫦娥，已命为女道士；既而取入宫中，策为贵妃，居太真院。寡人自从太真人宫，朝歌暮宴，无有虚日。”
　　无论是从《梧桐雨》与《游月宫》的相互承接关系看，还是从《梧桐雨》的故事情节来审视，《梧桐雨》演绎的确实是李隆基与杨玉环之间绮艳悱侧的爱情故事。由于李、杨之间君妃爱恋的特殊性，后人在认定该剧主题时见仁见智，持论纷纭。我们无意于对各家之说较短量长，只是想从元人历史剧大多灵活地处理史料素材、“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亦即“借史写心”的创作动机出发，发掘和体认《梧桐雨》所宣泄的带有突出的时代印记和鲜明个性特征的情感意绪。尽管《梧》剧包裹着厚重的历史外壳，染上了由题材所决定的政治评判色彩，但作者实在的用意并不在评骘古人功过、总结兴亡教训，徒然地发泄一通虚无悲凉的沧桑之叹，而是凭借令人散欷叹惋的君妃爱恋悲剧，揭示了植根于人类心灵深处的性爱的普遍性——在带有草原游牧文化特质的市民意识的冲击之下伦理观念和价值体系发生断裂的金元时期，这种具有本能原欲意味的性爱更以恣肆放纵的形式膨胀释放——它不仅超越了帝、妃主从关系的局限，甚至也突破了以“三纲五常”为准则的传统道德的藩篱，表现出强烈的反异化倾向和潜在的破坏力量；然而，包括帝王在内的人类的自然情欲与社会机制、道德规范之间尖锐的对峙——这种对峙更对处在特殊角色位置上的个体人性施加无形的压力——必然造成情爱与理智取舍上的脆弱和无奈，并最终导致人格的扭曲和个性的丧失，酿成盛衰无常、命运难料的失落感和幻灭感。要而言之，白朴借助君妃之恋所表现的，既是爱情悲剧、社会悲剧，更是人性与人生的悲剧。
　　《梧桐雨》的主旨是言情的，且其“情”的内核带有野性的、非礼的成分，这也许就是古今论者不愿将其视为正宗爱情戏的缘由。由于李隆基的纳子妃为己有、杨玉环与叛臣安禄山的“情密”“私通”均为“秽事”，无论如何都不能挂靠到“纯洁真挚”的“爱情”——烙上了深深的伦理道德印记的两性爱恋——题旨上来，而毋宁判定其为指斥唐明皇“重色误国”的严肃的历史悲剧或政治悲剧，或界定为貌似周严实则模棱两可的“谴责与同情”俱在的“双重主题”，但作出这样纯然的道德与政治评判的结果，则又令人失望地与经过后人“润饰”改篡过的《长恨歌传》的创作宗旨——“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殊途同归了。对于爱情的本质，马克思讲过这样一句话：“爱情是一种情欲。”我们也不妨这样理解：爱情是排他性的个人情欲的升华。既如此，表现在白居易《长恨歌》中的“汉皇重色思倾国”的“风情”及由此酿成的“绵绵长恨”应理所当然地视为“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爱情，白朴以《长恨歌》及《长恨歌传》为蓝本并掺入了诸多民间传说内容的著名杂剧《梧桐雨》，当然也就是一部不无狞厉色彩和怨悱之气的爱情悲剧。
　　《梧桐雨》对《长恨歌》、《长恨歌传》等提供的历史素材所作的关键性的改造主要有两点：一是还原李隆基强纳子妃为己有的史实，二是将仅见于《资治通鉴》等正史的安、杨“秽乱”传闻作为情节线索编人剧中。关于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点，包括《长恨歌传》在内的史书、笔记、传奇均不避讳杨氏本为玄宗十八子寿王(瑁)妃的真相，只是陈鸿所记有意含混罢了：“诏高力士潜搜外宫，得弘农杨玄琰女于寿邸，既笄矣。”但白居易将这一事实真相改造成了“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应当说，白氏此举确有“为尊者讳”亦即从道德角度肯定李、杨爱情的良苦用心，这也从一个不容忽视的细节上印证了《长恨歌》并非旨在“讽谏”、“谴责”的创作动机。至于杨妃与安禄山的“私情”，《长恨歌》及《长恨歌传》未见只字，晚唐郑綮《开天传信记》始有“上幸爱禄山为子，尝与贵妃于便殿同乐。禄山每就座，不拜上而拜妃”的简略记载，亦不涉“秽事”。宋初乐史撰《杨太真外传》，收入上述一节文字，称安禄山“恩遇最深，上呼之为儿。”其卷下又有“初，禄山尝于上前应对，杂以谐谑。妃常在座，禄山心动”数语。《旧唐书·安禄山传》则云：“(禄山)后请为贵妃养儿，入对皆先拜太真。”《新唐书·后妃传》牵合以上诸说，简记作“初，安禄山有边功，帝宠之，诏与诸姊约为兄弟。而禄山母事妃，来朝，必宴饯结欢。”也许是史传作者有意回避，拟或民间传闻，不足为信，逮至北宋中叶，安、杨“秽乱”事尚未见诸载籍。司马光《资治通鉴》出，安、杨“私情”渐次“曝光”。先是在“天宝六年春正月”中点破“(上)命杨鲭、杨绮、贵妃三姊，皆与禄山叙兄弟。禄山得出人禁中，因请为贵妃儿。”继而在“天宝十载正月”条中详记贵妃为禄山办“洗儿”会事：“甲辰，禄山生日，上及贵妃赐衣服、宝器，酒馔甚厚。后三日，召禄山人禁中，贵妃以锦绣为大襁褓，裹禄山，使宫人以彩舆舁之。上闻后宫欢笑，问其故，左右以贵妃三日洗禄儿对。上自往观之，喜，赐贵妃洗儿金银钱，复厚赐禄山，尽欢而罢。自是禄山出入宫掖不禁，或与贵妃对食，或通宵不出，颇有丑声闻于外，上亦不疑也。”白朴正是在史传及稗官佚闻的基础上，将被礼教中人骂为不堪的安、杨“私情”写入剧本、搬上舞台、诉诸视听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出现于元代中后期的《天宝遗事诸宫调》，是将《梧桐雨》中有关安、杨“秽事”的描写踵事增华，演绎成“渔阳鼙鼓”整套曲文的。
　　《梧桐雨》正面揭示安、杨暧昧“私情”的细节有如下数端：
　　(正末云)不知后宫中为什么这般欢笑?左右，可去看来回话。(宫娥云)是贵妃娘娘与安禄山做洗儿会哩。(正末云)既做洗儿会，取金钱百文，赐他做贺礼。就与我宣禄山来，封他官职。(楔子)
　　(安禄山云)……叵耐杨国忠这厮，好生无礼，在圣人前奏准，着我做渔阳节度使，明升暗贬。别的都罢，只是我与贵妃有些私事，一旦远离，怎生放的下心。(楔子)
　　(旦扮贵妃引宫娥上，云)……近日，边庭送一蕃将来，名安禄山。此人猾黠，能奉承人意，又能胡旋舞。圣人赐与妾为义子，出入宫掖。不期此人乘我酒后私通，醒来不敢明言，日久情密。我哥哥杨国忠看出破绽来，奏准天子，封他为渔阳节度使，送上边庭，妾心中怀想，不能再见，好是烦恼人也!(《古名家杂剧》本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折)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安禄山引众将上，云)……我今只以讨贼为名，起兵到长安，抢了贵妃，夺了唐朝天下，才是我平生愿足。(诗云)统精兵直指潼关，料唐家无计遮拦；单要抢贵妃一个，非专为锦绣江山。(第二折)
　　白朴公然将杨妃“污乱事”堂而皇之地写进剧本，不免让那些“爱护”其“名节”的性理之士大为尴尬，认为白氏此举有亏于名教，玷污了杨氏的“清白”，也损害了作品的健康主题。当然，出现在《梧》剧中的杨妃“秽迹”，也给那些善于以冷峻的批判眼光审视古典文学作品的论者找到了口实，或以此为论据首肯《梧》剧“揭露统治阶级的荒淫腐朽、抨击唐明皇重色误国”的“批判性”主题，或指责白朴“兜售女人祸水的陈腐观念”、“损害了作品进步的思想性”。倘撇开已被用滥了的机械板滞的思维模式，从元代社会心理的实际出发，冷静客观地对待出现在《梧》剧中的种种“秽事”，我们就会发现，白朴及其他被战乱和强权推到市井青楼之间的通俗文艺家，常常表现出与纲常伦理观念公开对峙的思想行为方式，其审美情趣也与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观大相迥异。处身于传统文化解体、市民意识高涨的都市之中，作为整体上“垮掉的一代”的落魄文士既亲身感受到吏治毁败、权钱肆虐、道德沦丧所造成的信仰破灭、人格扭曲的忧伤，体验到科举废止、求进无门的失落和无奈，同时也在寄身其间的勾栏瓦舍之中领略到在粗犷朴野的蒙元文化濡染下骀荡无羁的享乐情趣，培植起与传统人格模式截然对立的贵己重身、佻达自适的生活态度。表现在行为方式上，元初市井文人大多蔑弃礼法，否定现存秩序、粪土富贵荣禄，追求感官刺激，不自检束而放浪纵恣。与关汉卿公开宣称“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不伏老])毫无二致，白朴也无所顾忌地向世人告白：“少年枕上欢，杯中酒好天良夜，休辜负了锦堂风月。”([双调·乔木查]《对景》)其套曲[中吕·阳春曲]《题情》所宣泄的男女爱欲更足以让冬烘先生们摇头咋舌：
　　从来好事天生俭，自古瓜儿苦后甜。弥娘催逼紧拘钳，越间阻越情恢。
　　笑将红袖遮红烛，不放才郎夜看书，相偎相抱取欢娱。止不过迭应举，及第待何如?
　　百忙里铰甚鞋儿样，寂寞罗帏冷串香，向前搂定可憎娘。止不过赶嫁妆，误了又何妨?这种看似玩世不恭、倜傥风流的行为方式，恰恰以超越伦常规范的极端方式，体现着不甘沉沦的一代文士对主体生命的珍视，对人生自由境界的执着追求。明乎此，就不难理解《梧桐雨》中何以将唐明皇的“乱伦”、杨贵妃的“私情”公之于世，且作者对此不惟毫无谴责之意，倒有几分赞赏之情。我们几乎可以这样认为：白朴的《梧桐雨》无意于把李、杨之间生生死死的爱恋提升到贞洁淳正、以礼节情、矢志不二的伦理高度，而是借助君妃之间不无畸形变态质素但却强烈持久的情爱追求，验证着男女性爱所具有的超越伦常道德准则的巨大内驱力；从两情缱绻的长生殿盟誓——愿“世世永为夫妇”——到杨妃香消玉殒，唐明皇空对着梧桐夜雨“泪染龙袍”，不仅以典型化的手法阐释了由人类本能性欲升华而来的爱情所蕴涵的超越生死轮回的永恒魅力，也令人感伤地解读了包括帝、妃在内的芸芸众生无法支配自身命运的人生悲剧旨归。
　　《梧桐雨》的悲剧意蕴是从社会、心理两个相互承接渗透的层面上逐次展开的。二者上下勾连的关捩点是第二折的沉香亭闻变。从戏剧冲突的角度审视，经由楔子到第二折，主要表现的是作为拥有无上权力的唐明皇个人的意愿与伦理现实之间的潜在冲突。安禄山失机当斩，惟因其“语言利便”，善于逢迎，明皇轻易地赦其无罪，转而又因其深得杨妃欢心、认作义子，轻率地加其为平章政事(后因杨国忠反对另授渔阳节度使)；杨氏本为亲子寿王妃，只因其“绝类嫦娥”，他可以不顾伦常，“取入宫中，策为贵妃”，又为投杨妃所好，加其族兄杨国忠为丞相，三姊妹皆封做国夫人。七夕乞巧之夜，明皇“朝纲倦整”、“滥醉华清”，“一心只想着贵妃”，贪恋着“太真妃倾国倾城”之貌，专注于美人“一个晕庞儿画不就”、“一声声似柳外莺”(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折[天下乐])的声容体态；月下殿前，一对儿恩爱缠绵的情侣以金钗、钿盒为凭证“悄声儿海誓山盟”：“愿世世姻缘注定：在天呵做鸳鸯常比并，在地呵做连理枝生。”(同上[赚煞尾])沉浸在由最高权力和膨胀的情欲交汇而成的爱河之中，唐明皇绝不会意识到他的“乱伦”纵欲、姑息养奸正在酿造一场陷社稷与情爱于绝境的巨大灾难。“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白居易《长恨歌》)正当他目乱神迷地欣赏杨妃醉舞霓裳之际，突然传来安禄山造反、攻破潼关、兵临长安的凶信，满朝文武顿时慌做一团。正所谓祸从天降，乐极悲生，风流天子将情爱凌驾于政治之上的荒唐之举所构成的本能情欲与角色责任之间的尖锐冲突终于全面激化了。本为纲常伦理最高体现者的唐明皇，倒受到权臣李林甫的恶意指责：“陛下，只因女宠盛，谗夫昌，惹起刀兵来了。”贼兵压境，国难当头，百官卿相闻风丧胆，居然无一人建策退敌，只知怂恿君王弃城避兵，真让玄宗莫可奈何：“你文武两班，空列些乌靴象简，金紫罗裥，内中没个英雄汉，扫荡尘寰!”(第二折[满庭芳])
　　如果说“闻变”之前的戏剧冲突主要表现在情感与现实两相对峙的社会层面上，那么，以马嵬逼驾为关榫，戏剧冲突则逐渐由社会层面引向了心理层面，表现为主人公践诺爱情誓言的主观愿望与权倾势落、无法主宰自身命运的情感意志冲突。俗语云：“哀莫大于心死”，但《梧桐雨》却以戏剧主人公“心死”而情不灭的生死苦恋，向世人昭示着爱情高于生命的永恒哲理。奔蜀道上，沿途百姓拦驾陈情，请求让太子留下统兵破贼，玄宗不假思索，便将传国玉玺交付皇儿，说是“剿除了贼徒，救了国家，更避甚称孤道寡。”(第三折(沉醉东风])不承想刚失“传国宝”，其君主的权威立刻发生动摇，御林军首领陈玄礼义清君侧为名，向明皇发难，请诛杨国忠“以谢天下”，他只好随其所欲。一波未平，狂澜又起。六军依然把明皇围个水泄不通，玄宗突然意识到“兵权在手，主弱臣强”，“吃紧的军随印转，将令威严”，不由得“战钦钦遍体寒毛乍”([拨不断])。他也许已预料到的更大灾难终于降临了：众军强逼交出杨妃，“割恩正法”。他虽然一再争辩贵妃“无罪过颇贤达”，恳求“看寡人也合饶过他”(同上[搅筝琶])，但高力士的一番话提醒了他：“将士安，则陛下安矣。”尽管杨妃苦苦求告，他已是无力回天：“妃子，不济事了!六军心变，寡人不能自保。”原本是可以随意支配他人生死荣辱的最高统治者，这会儿却成了仰人鼻息的可怜虫。匍匐埃尘的宠妃连声呼号：“陛下，怎生救妾一救!”他却爱莫能助，听任哗变的士兵把杨妃“横拖在马嵬坡下”，“碜磕磕马蹄儿脸上踏”。这是何等惨烈的爱的悲剧!这又是何等痛切的卑琐和无奈——“问咱，可怜见唐朝天下!”([太平令])
　　整个第四折，可说是“不得已的官家”痛失爱妃之后忧郁沉重的人生悲剧体验。全折二十三支曲子，几乎全是唐明皇愁苦郁结的心理感受的显性外化，从头到尾弥漫着感伤、失落、怅惘的悲剧气氛。白朴充分发挥其精于化用古典诗词营造悲剧氛围之特长，调动大量足以呈示主人公隐微心绪的意象，借用想象、联想、通感、移情等多种艺术手法，编织成一曲曲情景交融的剧曲，如泣如诉地宣泄主人公怀旧、伤逝、相思、愧悔、孤独、怨怅等等忧怨缠绵的情结。叛乱平息，明皇回京，让位于太子，退居西宫，整日面对杨妃“真容”，“把太真妃放声高叫，叫不应，雨泪嚎眺”：纵然是宫廷画师“快染能描”，却“画不出沉香亭畔回鸾舞，花萼楼前上马娇，一段妖娆”([滚绣球])；常记得“七夕会长生殿乞巧，誓愿学连理枝比翼鸟，谁想你乘彩凤返丹霄，命夭!，，([倘秀才])“寡人有心待盖一座杨妃庙，争奈无权柄谢位辞朝。”([呆骨朵])恍惚之间，贵妃娘娘飘然而至，邀明皇到长生殿赴宴，往日的繁华和浓情转瞬之间又重新回到了面前——不料窗外敲打梧桐败叶的潇潇夜雨惊散了一场迷梦，眼前只有高墙冷阶、孤灯残枕，耳边唯闻凄风酷雨、宫漏寒蛩。[滚绣球]一曲极尽其幽思、伤逝、追悔、怨怅的痛楚心境：“长生殿那一宵，转回廊，说誓约，不合对梧桐并肩斜靠，尽言词絮絮叨叨；沉香亭那一朝，按霓裳，舞六幺，红牙助击成腔调，乱宫商闹闹炒炒。是兀那欢会栽排下，今日凄凉厮辏着，暗地量度。”以下数支曲子，以情会景，铺陈渲染，淋漓尽致地宣泄了一代落难帝王(当然也包括生逢乱世的剧作家)无法排遣的繁华消歇、良辰难再、盛衰无常的哀伤怨怼，正所谓“斟量这一宵，雨和人紧厮熬，伴铜壶点点敲，雨更多泪不少。雨湿寒梢，泪染龙袍，不肯相饶，共隔着一树梧桐直滴到晓”([黄钟煞])。
　　联系作者的身世经历和弥漫在他词曲作品中的人世沧桑之叹，我们不能否认剧作家在编撰李、杨爱情悲剧的过程中，不着痕迹地融入了家国沦亡的切肤之痛，但更为显明的是借助这桩演说不尽的帝妃爱恋悲剧，倾诉了掩抑沉重的荣枯难料、人生命运难以自主的悲剧体验。这种由兴亡无定、盛世难逢的感伤情绪汇聚而成的人生失落感和幻灭感，在元代初期沉沦下僚的知识分子中间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因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逮至近代，有着与白朴相同体验的王国维读至此剧，亦别有深衷地赞誉“白仁甫《秋夜梧桐》剧，沉雄悲壮，为元曲冠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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