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郎才尽”新探

　　〔摘要〕江淹始终没有接受并融入永明时期新的文学风尚之中，这主要与三方面情况有关：1.永明时期文学活动群体性的特点；2.江淹在永明时期在身份地位上与新兴作家的差异；3.江淹的内向狷介性格。所谓“江郎才尽”是这三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江淹；江郎才尽；原因
　　
　　“江郎才尽”是南朝历史上重要的文学现象，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近年来，研究者多从文学风尚转变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这是很有道理的。一般认为江淹“才尽”发生在入齐以后，特别是永明年间，而这正是“永明体”诗兴起、南朝文学风尚发生重大转变的时候。不过对于这一看法，我认为还有必要做一些进一步的探讨。
　　据曹道衡、俞绍初等学者的研究，江淹现存的诗赋文大多作于宋末，能确定作于永明年间的只有《郊外望秋答殷博士》、《铜剑赞》、《自序传》等很少几篇。不能排除有作品散佚的原因，但我觉得更主要的原因还是江淹永明后确实很少创作。而且从各种情况看，我还认为，即使有少量作品，他的写作风格基本上也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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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当永明文学时代到来以后，江淹始终没有顺应接受新的文学风尚并改变自己原来的风格，是可以肯定的。所谓“江郎才尽”主要就应当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
　　在文学史上，一个作家一生中跨越几个文学时期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新的文学风尚兴起以后，在前一阶段已经成名的作家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类是积极主动地改变自己的原有风格，努力跟随时代潮流的变化；第二类是尽管不很情愿，但还是对自己原来的风格多少做一些改变，以适应新的文学风尚。当然他们在新时期的创作成就很可能比以前逊色，这也可以说是“才退”或“才尽”。也有部分作家则像江淹一样，与新文学风尚保持疏离拒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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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江淹的情况是可能有的，但并不是必然的。这就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江淹没有能像许多作家那样多少融入文学的新风尚中呢？
　　在现当代文学史上，类似江淹这种情况的作家不乏其人。由于年代近，保存的材料多，其中很多人“才尽”的原因是能够弄清楚的。以他们为参照来看江淹，可以得到一些启示。我认为探讨这个问题需要考虑三方面情况：永明时期文学活动的特点、江淹在永明时期的身份地位以及江淹的个性特征。前两者是客观方面，后者是主观方面。
　　永明年间是南朝历史上文学繁荣的时期，观察这一时期的文学形势，可以发现它与刘宋时期相比有一个显著特点，即文学集团现象。据学者的研究，在永明年间先后存在过王俭、文惠太子萧长懋、竟陵王子良、豫章王嶷、随王子隆、宜都王铿等组织的文学集团，其中特别以竟陵王子良的西邸集团规模最大、存在时间最长、文学成就最高。永明年间新的文学风气全都是依托于这些文学集团，并主要以集体活动的形式产生的。声律说的创立和永明体诗的产生离不开西邸文人集团的活动，这是人们熟知的。在王俭文人集团中首创了“隶事”这一对齐梁文学发生了重要影响的活动（《南史·王湛传》：“尚书令王俭尝集才学之士，总校虚实，类物隶之，谓之隶事，自此始也。”
　　〔1〕807）在文学集团中，集体创作成为一种十分重要的创作形式。萧子良经常亲自组织文人们一起创作，如同作《桐赋》（子良、王融、沈约）、《高松赋》（今存谢朓、王俭、沈约之作）、《拟风赋》（子良、谢朓、王融、沈约）、《永明乐》（《南齐书·乐志》：“永平（明）乐歌者，竟陵王子良与诸文士造奏之，人为十曲。”〔2〕196今存谢朓、王融、沈约之作）、《药名诗》（子良、王融、沈约）、《郡县名诗》（子良、沈约、王融、范云）、《抄书诗》（沈约、王融）、《游仙诗》（子良、沈约、王融、范云、萧衍、陆慧晓）等。此外还有一种情况，从诗题看，子良不在场，而沈约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心人物。例如沈约、谢朓、王融、刘绘、范云、萧衍同作鼓吹曲，沈约、谢朓、王融同咏乐器，谢朓、王融、柳恽、虞炎同咏座上一物等。据粗略统计，永明时期的文（除朝廷诏敕章表之外）和赋现存约167篇，其中产生于三人以上集体创作形式中的有9篇，产生于文人集团中的有74篇，共占49.7%，诗现存约284首，作于三人以上集体创作形式中的有65首，作于文人集团中的有103首，共占59.2%，可见这一创作形式在当时的重要性。
　　关于江淹在永明时期的身份地位，有三方面情况值得特别提出。首先，他永明五年（一般认为永明文学是从这一年开始走向兴盛）时44岁，永明时期活跃的作家中，除沈约是47岁、比他略大外，其余范云37岁，刘绘30岁，任昉28岁，萧衍24岁，谢朓24岁、王融21岁，都比他小得多。其次，他在刘宋时已取得很高的成就，获得了盛名，而别的作家基本上都是永明年间成名的，就是沈约在宋时也还没有十分出色的作品。最后，他在永明年间官骁骑将军，据《宋书·百官志》，这一官职是四品，《南齐书·何戢传》载武帝欲加何戢常侍，褚渊不同意，说：“若帖以骁、游亦为不少”〔2〕584，可见骁骑将军地位不低。而在永明五年至十一年期间，沈约先后任太子家令、中书郎、太子右卫率（七品）、尚书左丞（六品）、御史中丞（五品），谢朓先后任太子舍人（七品）、随王文学（六品），范云先后任尚书殿中郎（六品）、子良记室参军（七品），任昉先后任子良记室参军（七品），尚书殿中郎（六品），王融先后任丹阳丞（八品）、中书郎（六品）。总的说江淹和多数永明作家在官阶地位上也是有明显差异的。
　　在阅读江淹作品及有关他的史料的过程中，我渐渐形成一个印象：江淹是一个性格比较内向、孤僻、狷介的人；从现代心理学的观点看，他有近似自我封闭的心理倾向。下面我试图从几个方面对此加以证明。
　　江淹的这种性格心理特征在他的作品中有明显表现。他经常直接表达自己孤高自守、不愿随世俗俯仰浮沉的决心，例如“宁归骨于松柏，不买名于城市”（《去故乡赋》）、“请学碧灵草，终岁自芬芳”（《还故园》）、“方学松柏隐，羞逐市井名”（《从冠军建平王登庐山香炉峰》）、“暮心欲谁寄，江皋桂有丛”（《外兵舅夜集》）、“虽不敏而无操，愿从兰芬与玉坚”（《江上之山赋》）、“拾一代而笑浅，访古人而求深”（《伤友人赋》）、“信规行之未旷，知矩步之已难。虽河北之爽垲，犹橘柚之不迁。及年岁之未晏，愿匡坐于霸山”（《哀千里赋》）、“学不为人，交不苟合”（《自序传》）等等。还有很多时候是托物言志，如“杜衡念无沫，石兰终不暌”（《冬尽难离和丘长史》）、“乃御秋风之独秀，值日秋露之余芬。出万枝而更明，冠众蘤而不群”（《金灯草赋》）、“冠百草而绝群，出异类之众伙”（《莲花赋》）、“使杜衡可剪而弃，夫何贵于芬芳”（《应谢主簿骚体》）等。而在他的两篇书信《报袁叔明书》和《与交友论隐书》中，这种思想更是抒发得淋漓尽致。
　　江淹自称“仆本恨人”（《恨赋》）、“忧人”（《从建平王游纪南城》），他的作品中充满了愁怨嗟恨的内容。从这种情况反复出现来看，这不是为文造情，而是他的真实的思想性格的表现。这种特异的心理思维特征有利于他写出优秀的文学作品，抉发出人类情感的幽微世界，但是就一个生活于现实世界中的人来说，总是处于消极负面的情绪中，这样的心理素质是不健康的。从他的这种心理素质，也可以推出他性格上的另一种缺陷。像这样习惯于独自咀嚼自己的情感体验、经常沉浸在悲伤中的人，一般而言不大容易得到周围人的理解，他们与别人相处交流会比较困难。这自然会促使他形成孤僻固执的不良性格。另一方面，这种性格反过来又会使他更难以与别人接近，而且更增加了他精神痛苦的程度。他的诗文中有很多便抒发了他因孤独而产生的内心痛苦。
　　江淹的文学创作具有独特的风格，本文不打算对此作全面分析，只提出两点。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他善于营造幽峭、荒僻、寒苦的艺术境界。例如“蔓草萦骨，拱木敛魂”、“摇风忽起，百日西匿。陇雁少飞，岱云寡色”（《恨赋》）、“云清冷而多绪，风萧条而无端。猿之吟兮日光迥，狖之啼兮月色寒”（《去故乡赋》）、“惟江南兮丘墟，遥万里兮长芜。带封狐兮上景，连雄虺兮苍梧。……上皓皓以临月，下淫淫而愁雨。奔水潦于远谷，汨木石于深屿。鹰隼战而橹巢，鼋鼍怖而穴处”（《思北归赋》）、“崩隍千仞，毁冢万年”（《青苔赋》）、“日落长沙渚，曾阴万里生”（《从冠军建平王登庐山香炉峰》）、“寒郊无留影，秋日悬清光”（《望荆山》）、“万壑共驰骛，百谷争往来。鹰隼既厉翼，蛟鱼亦曝鳃。崩壁迭枕卧，崭石屡盘回”（《渡泉峤出诸山之顶》）。其次，他喜欢使用奇特的句法、生僻的字词，形成一种拙涩生新的风格。例如“意夺神骇，心折骨惊”、“孤臣危涕，孽子坠心”、“忧而填骨,思兮乱神”、“道尺折而寸断，魂十逝而九伤”等。他的作品中经常出现难字僻字，有时甚至是大量拼凑堆砌（如《学梁王兔园赋》等篇）。钱钟书《谈艺录》中论作家人格与作品风格的关系说：“所言之物，可以饰伪：……其言之格调，则往往流露本相：狷急人之作风，不能尽变为澄澹，豪迈人之笔性，不能尽变为谨严。”〔3〕根据这一观点，他的创作风格也可以作为论据证明本文上述论点。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江淹的作品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其中经常使用带有凝固、收缩、内敛意味的动词或形容词。据统计，在现存江淹的作品中，共出现“凝”33次，“隐”25次（不含《为建平王聘隐逸教》一次以及联绵词“隐辚”），“含”20次，“郁”20次（不含“酷郁”、“蓊郁”等联绵词），“敛”16次，“滞”15次，“晦”15次，“闭（閟）”11次。这类词用得如此频繁，似乎不是偶然现象，这种行文特点应该也是他的内向性格的不自觉的表现。
　　江淹在继承吸收文学传统的选择方面与宋齐时的多数作家很不相同。他的创作受屈原楚辞的影响很大。他有明显模拟楚辞的作品，如《遂古篇》、《杂词》、《应谢主簿骚体》、《刘仆射东山集学骚》、《山中楚辞五首》等；即使在其他诗文中，他也经常运用楚辞中的艺术手法，特别是以香草比人格的手法；他的《闽中草木颂十五首》序中说：“恭承嘉惠，守职闽中”，显然出自贾谊的《吊屈原赋》；在《灯赋》中，他直接赞美“屈原才华，宋玉英人”。他也很喜欢司马迁、嵇康等汉魏作家，他的《诣建平王上书》、《报袁淑明书》、《与交友论隐书》等有明显依傍《报任安书》、《狱中商梁王书》、《与山巨源绝交书》的痕迹。这种文学趣味与他的性格似乎也有关系。以上作家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与世俗社会相处大抵不甚融洽。屈原反复自叹“国无人莫我知”，司马迁自称“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嵇康更是多怪少可、牢骚满腹、一肚皮不合时宜。因为江淹性格上与他们有相似之处，自然容易与他们产生共鸣；而他看重这些作家，又会反过来强化他的性格中孤独不合群的因素。
　　关于江淹的事迹记载，有的也能反映出他的性格。他的《自序传》说：“（青少年时）所与神游者，唯陈留袁叔明而已”，又说“少年尝倜傥不俗，或为世士所嫉”，这些话出自本人笔下，应当是实情。《梁书》本传说：“会南东海太守陆澄丁艰，淹自谓郡丞应行郡事，景素用司马柳世隆。淹固求之，景素大怒，言于选部，黜为建安吴兴令。”〔4〕249南朝时府主僚属向府主求官的现象很普遍，但是像江淹这样认准目标便固求不已的情况则很少见。结果这一行为触怒了景素，江淹被贬到吴兴任县令达三年之久，在仕途上遭到了一次很大的挫折。
　　据《南齐书·良政传》，江淹与刘怀慰、袁彖友善；江淹的一些作品反映了与别人的交往情况，如集中为数不少的与文友的唱和之作；从他的《伤友人赋》、《知己赋》等看，他与袁炳、殷孚等结下了深厚友谊。这种情况与本文观点并不矛盾。性格孤僻的人不会全无人际往还，他们在与众人交往方面有困难，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可能有真正的知心朋友。
　　《梁书》本传说江淹“少孤贫好学，沉静少交游”〔4〕247，一个人成年后的性格往往受到童年生活很大的影响，很明显，江淹的性格与他小时候的经历是有关系的。又由于出身、经历等原因，江淹思想中常常表现出一种自卑与自尊混合的形态。例如他屡屡自称“孤贱”，“蓬户桑枢之民，布衣韦带之士”、“愚陋”、“贱士”，而现代心理学认为，自卑感正是造成自我封闭的心理缺陷的根源。
　　江淹的这种性格特点，前人已经有所认识了。隋王通《中说·事君篇》：“鲍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明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二：“江淹之鲠亮先几。”清王夫之《古诗评选》：“文通于时，……脉脉自持，一如处女。……故或谓之才尽，彼自不屑尽其才，才岂尽哉。”从不同角度提及了这个问题。
　　由是可知，永明时期文学活动的群体性特点、江淹在官位年龄上与新兴作家的差距以及他的孤僻狷介性格，这些决定了他不能进入到新的文学活动圈中去；在新的文学风尚已经兴起的情况下，江淹此前创作的巨大成就和盛名、他的固执性格又决定了他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创作风格，也决定了他对新的文学风尚和新的作家群体怀有不以为然的态度。此外，这样一种对他的创作生命不利的环境变化，也很容易引起他原有的自我封闭这种心理弱点更趋于严重。这样，要他改变原来的创作风格就显然是不大可能的了。从消极方面看，这是由于情势所迫；从积极方面看，这也未尝不是他与新的文学风尚抗衡较量的一种方式。当然，他不需要以文学创作作为谋生手段，也并未把它作为立志为之献身的事业，这两点对他作出这种选择应该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江淹集中有《感春冰遥和谢中书诗二首》，其一为：“江皋桐始华，敛衣望边亭。平原何寂寂，岛暮兰紫茎。芬披好草合，流烂新光生。冰雪徒皎洁，此焉空守贞。”其二为：“暮意歌上春，怅哉望佳人。揽洲之宿莽，命为瑶桂因。观书术不变，学古道恒真。若作商山客，寄谢丹水滨。”春冰形象显然是作者人格的写照，确信自身“皎洁”、又清醒认识到自身的不合时宜、但是决心“守贞”即不去迎合外界形势，这与上面分析的江淹的性格特征十分吻合。“观书术不变，学古道恒真”一句，清楚地表现了江淹固守原先行为信念的态度。这两首诗俞绍初年谱说“或作于”宋泰豫元年，但没有说出理由。我想，它们很可能就作于永明年间，诗中所表露的正是他面对文学形势的变化所怀有的想法。
　　永明时期作家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富有群体意识、好奖掖后进。沈约在这方面可算是一个典型，当时著名的文人大都经过他的揄扬吹嘘；任昉喜好交结朋友、提携后辈也是为人们熟知的；此外谢朓“好奖人才”〔1〕352，曾经赏识过江革、到洽、孔觊；王融也赏识过柳恽诗作，向萧子良推荐孔休源，并请胡谐之推荐江革，等等。这与江淹的情况恰好形成鲜明对比。在江淹那里这些事是从未有过的。这也可以从反面证明，江淹的性格确实是他无法适应新形势、从而“才尽”的一个原因。
　　江淹不能与永明文学相融合，应该与永明时期新兴的作家们也有关。由于文学观念趣味的不同，这些人本来对江淹就未必十分佩服，当江淹有了不合作的表示后，他们大概也对他采取了或隐或显的冷淡排斥的态度。这样双方自然难以发生接触。沈约当时以善于组织团结作家著称，又颇能赏异量之美；但是我觉得他那种逢人必赞的做法，很大程度上只是他为了保持“一代文宗”地位而实行的处世策略。既然江淹不能对他有什么妨碍，他也就不会主动与江淹联系了。（唐李冗《独异志》中说，沈约心僻恶，见人一善如万箭攒心。这与史书中的沈约形象判若两人。虽然是小说家言，但从两面性格的观点看，可能也有一定的真实性。）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从个人角度看，江淹“才尽”在当时情况下是必然要发生的；但是就文学风尚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而言，这又是一个特别的、带偶然性的现象，它不可能对南朝文学发展的总体趋势产生显著的影响。
　　最后说一点题外话。关于江淹的那个有名的“郭璞索笔”的故事，我想很可能是由永明时期新兴文学群体中人的杜撰发展而来。他们与江淹是同时代人，在文学趣味上与他对立，江淹的情况当时一定是一个为他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而他们中又不乏小说创作才能的人（如沈约作有《俗说》，任昉作有《述异记》），因此他们中有人编造这样一个故事，自是情理中的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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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3〕 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163.
　　〔4〕 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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