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天之美好

　　摘要：民间文学给了我们作家文学很多思考和经验，也给了今天的学者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我们把视角从传统的男权社会转向了一直被忽视的女权社会，感受到了在严酷紧致的封建社会下的一股隐秘的力量——女性意识的崛起。之所以在民间文学这个领域研究，正是因为它没有一般作家文学的束缚和禁忌，它更能反映在众生百态下的一个真实的女性魅力，对于我们的研究更有意义。

　　关键词：女权；独立；觉醒；反抗
　　
　　《牛郎织女》、《孟姜女》、《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作为最能够代表中国民间传说的四个文本，我们不难发现，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主角，即聪颖善良的女性，甚至比男主角更加光辉四射，流光溢彩。这在男尊女卑的中国封建社会不能不说是件很具有代表性的地方。而在这四大民间传说之中，一种对抗文人传统、作家故事模式的民间文化精神就凸现出来，完成了一次民间文学战胜作家文学的尝试和有力证明。以下我将通过对这四大民间传说的剖析来挖掘它们当中孕育的老百姓的民间智慧和母性信仰。
　　
　　一、女性的觉醒——《牛郎织女》
　　
　　儿童们在夏夜举家纳凉时总是会从其他长辈口中听到这个美丽的故事。牛郎耕田，织女织布，正符合了“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的要求。他们生活富足和睦，正是典型的中国封建传统家庭模式。织女的贤惠和能干，正是古代封建社会对贤妇的摹画，一方面满足了广大男性的审美要求，另一方面也展示出了女性在小农家庭中的重要地位和对封建意识形态下的男尊女卑意识的挑战。织女显而易见要比牛郎高贵。牛郎仅仅是凡间一个普通的农民（放牛郎），而织女却是天庭的仙女，一说是天帝的第七个孙女，一说是王母娘娘的外孙女，不管采用哪个版本，织女都是出身门第、是个“大家闺秀”。她与牛郎的结合，显然是违反了门当户对、媒妁之言的传统婚姻模式。牛郎织女的自由恋爱，正是女性在抛弃了一切外在压力束缚，解放自己的情感，并付诸行动的一次伟大尝试。“古人在情感世界中对此‘阻隔机制’之于相思效应的价值发现”，“这些作品写出了阻隔相思的真情实感，阅读接受的‘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深会我心地得到感动与共鸣[1]。”民间文学家在创作了织女的艺术形象时，定是让这样一个近乎完美的女子打破了封建礼数。
　　织女的形象意义在于她把男权置在与自己平等的地位，女权的扩张正是体现在她对于牛郎的大胆追求和对天庭伦理道德的蔑视。她的独立性还体现在她灵巧的双手和精湛的技艺上。她与牛郎隔河相望其实是在男权社会的强大压制下的结果，但其七夕鹊桥相会又不得不说是一次小小胜利。不管怎样，织女还是成功了，这样成功虽有缺憾，却也是美好而伟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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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女权对男权的一次尝试性进攻——《梁山伯与祝英台》
　　
　　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中国版的莎士比亚笔下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梁祝的爱情千百年以至广为流传和推崇，这期间寄予了广大民众对纯洁爱情的歌颂，对至死不渝的忠贞的向往和敬仰之情。
　　封建社会中男性拥有诸多特权，在读书进士中更是权力独享。祝英台女扮男装混进书院，正是在男权主导下的女权一次有意识进攻。祝家是封建家长制的象征。它一方面保护女权，另一方面以保护为借口实际上在镇压女权。
　　书院作为登科中举的必经之地，因其圣贤而具有了强烈的书香气息。书院作为绝对男权化的产物，是带有男性主宰标志的地界。古代女子只被允许在家中读书，而且男女所读之书并不相同。女子多读的是男权设定给女性的诸如贞节烈女的说教书，女子读书也成为男子控制操纵女子的一种手段。而祝英台抛弃了这一种被男权操控灌输的女性教育方式，转而乔装打扮后潜入男权社会中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究和无意识架构。她把男权社会中的意识形态进行了重新架构，而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女性意识。她将这种新型的、有力抵抗着男权社会的新式思想成功转型为一种潜意识的反叛和对抗。梁山伯作为了她反叛的武器。在反叛和有预谋的女性意识觉醒下，祝英台又成功地运用了梁山伯这枚棋子达到了反抗以祝家为象征的封建婚姻制和男权统治。
　　如果到此为止故事就结束了，那么就不无遗憾。但是女性的崛起采用了一种更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荒诞的方式——化蝶。与梁山伯在现实生活中结合不成而化蝶，是对现实社会进行的抵抗，正是借鉴了男权社会中“归隐”式的不从。“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让一种“采菊东南下，悠然见南山”的“归隐式”不配合政策取得了胜利。
　　
　　三、女权的大爆炸——《孟姜女》
　　
　　孟姜女故事有很多的发展演变，她的身世、婚姻、万里送寒衣、哭长城、与秦始皇之间的故事情节也因故事发展不尽相同。但她的执着、忠贞却是一致的。
　　传说中的孟姜女身世奇特，也可能是后人传承中为增加传奇性后加上去的。孟姜女的婚姻是在她自己选择的基础上通过父母之命结合的。一方面有自己择夫的进步意义，另一方面又有着婚姻不能自主的落后性。这个传说之所以成为四大传说，具有很强烈的批判精神，是对封建统治阶级压迫下层劳动人民的血泪控诉。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牺牲群众、压榨人民的苦力。把现实素材——修长城融入到传说故事中，为故事增添了现实主义的批判性。
　　孟姜女的人物形象，由一开始传统意义上的良家妇女、贤妻良母形象，转变成了具有反抗性的极具有象征意义的革命者形象。万里送寒衣的情节设计，正是凸现出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的自我觉醒和启蒙。在男权较软弱时女性不得不担负起男权式的责任，走出房屋，走进了现实社会中。秦始皇代表男权的终极权威，他在绝对优势下先企图扼杀女权，后又改头换面试图合并女权，其本质都是一样，即在男权社会中，女性要绝对服从男性。男权与女权的对抗由来已久，这种暴力和高压体现在绝对的封建伦理道德和婚姻制度。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内在压迫束缚着女权，并且通过挑起内部矛盾已达到绝对的男权控制。如“婆媳问题”正是通过强有力的女权抑制其他女权的发展，并将这种抑制女权无限期延续下去。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长城在故事中是封建统治者暴政的象征，但从男女对抗问题上来看也是男权统治地位的象征。哭倒长城这一颇有戏剧性的情节将孟姜女触犯男权生动、形象地刻画出来，朝廷和帝王的震惊正是对女性的蔑视和恐惧。秦始皇在绝对镇压女权后还妄图能够进一步玩弄女性，在女性面前卖弄他的权势和欺侮嘲弄女性，可恨可怖！而孟姜女誓死不从，通过自我毁灭给了男权以有力一击和讽刺。
　　
　　四、女性意识的大胜利——《白蛇传》
　　
　　《白蛇传》代表了民间对鬼妻（妖妻/仙妻）型故事的热衷，里面的知恩图报、善恶因果循坏的佛家思想也一直为人称颂。
　　这个故事无疑是有许多趣味性的。首先交代了雷峰塔的由来，又交代了螃蟹横走的原因，并有其肚内的“和尚”为证，这显然是江浙一带民众所创造出的戏谑意味的传说结局。在前三个传说中，女性主体意识经历了觉醒、尝试和爆炸，在这一个传说中则是处在于绝对胜利的权威位置。白蛇精以妖法和乐善好施的菩萨心肠稳稳地抓住了整体民众的心。她作为一个妻子形象，是完美的，她给许仙名誉、财富，并给许仙以幸福美满的家庭。她摒弃了妖性中的邪恶和肮脏，而补充了人性中的美好和善良。她作为女权意识的最高代表，将许仙压制到最小。而许仙在他的被压迫中仍能感到顺畅和愉悦，在许仙男权沦陷后，法海代表的暴力男权登场了。
　　说到法海，从古至今一直不受人待见。他代表男权的权威，对白娘子的无情镇压，是作为男权最高统治者对强大女权的一次剿灭。法海消灭了统治性的女权，解放了一直被压制的男权，本该受到男权的热烈拥护才是，可是在消灭了统治许仙的女权后，许仙对男权的“叛变”让整个男权社会的尊严瞬间分崩离析。法海将白蛇镇于塔下，自以为功德圆满、安枕无忧了，而小青却在失去了强大的白娘子的压制下迅猛发展，名曰报仇，实则是在向女权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人发出的武力挑衅。昔日的白蛇领导青蛇因为白蛇的被救而有了戏剧性的转变，可惜没有其后的故事，否则可能会见到两个同样强大的女权在共同消除掉男权后的权力之争。而许仙及他的儿子，也注定会在威力强大的女权下面丧失到男权的最后一丝气力。
　　《白蛇传》是女性主体意识的一次伟大胜利。在流传了千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仍可以感受到民众对白娘子的喜爱，对这样在女权怀抱下的安乐的憧憬。
　　在民间文学中，各地随处可听到的民间故事中还存在着许多类似“四大民间传说故事”中的情节，这类以妇女为故事主角并起着主导作用的可以称作“妇女故事”。这种故事都表现了在男权社会中女性主体意识的独立。女性意识以不易觉察的隐秘性和潜在威胁性在男权社会的夹缝里蓬勃发展。之所以在民间文学范畴内探讨这个问题，正是因为民间文学区别于作家文学而具有的民众性和写实性。少了作家文学的诸多束缚和统治阶级的精神控制，民间文学才更加大众化、平民化、真实化，反映了民众内心的呼声。民间文学将文学领域中的诗歌、民谣、故事等一系列文学形式通通都运用到表达最真实淳朴、未经雕饰包装的文学内容上，将一个清清白白、坦率真诚的民间思想艺术展现在世人面前。
　　从四大民间传说中，我们感受到了民众对妇女的智慧和技艺的高度赞扬，感受到了人民对女性这一隐藏于男权背后的一个群体的关注。女性这一古代的弱势群体，也正以其不可忽视的力量崛起在封建社会的角落。正如织女的聪颖、祝英台的果决、孟姜女的忠贞、白素贞的善良，女性以其特有的魅力和风采伫立于历史之巅。其真善美都是先辈们对伟大圣洁的母体的顶礼膜拜。与男权相对峙的女权正来势汹汹地席卷江河，在文学史上树立了别样的巾帼旗帜！
　　
　　参考文献：
　　[1] 王立,刘卫英.红豆——女性情爱文学的文化心理透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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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李蒙.中国妇女传说故事[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
　　[4] 贾芝,孙剑冰.中国民间故事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5] 吴同瑞,王文宝,段宝林.中国俗文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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